麦克弗森与民主理论_自由主义论文

麦克弗森与民主理论_自由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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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克弗森对当代资本主义竞争式市场社会和自由主义民主世界进行了重读和批判,表达了一种弥补自由主义民主制下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之间裂隙的努力,构设了一种“更美好社会”——参与式民主社会,表达了他对实现公民平等参与和自我发展价值的理想诉求。麦克弗森在一定程度上秉承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分析的解释性架构,思想的激进性使西方许多学者认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思想也典型呈现出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张力。

       一、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

       自17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民主逐步占据了西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但20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频发和加剧,经济合理性逻辑支配下的民主政治合理性的困境凸显,麦克弗森对此进行了回应,揭示了自由主义民主危机的内在根源。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一书中,麦克弗森回顾和探讨了以霍布斯、平等派、哈林顿及洛克为代表的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提出了占有性个人主义理论。“占有性个人主义”是麦克弗森思想中“统领全局的”标志式概念。基于占有性个人主义的理论预设,麦克弗森洞悉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

       从人的本性层面来讲,占有性个人主义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身身体和禀赋的所有者,这种所有权具有明显的占有性、排他性,依据自利的原则,人的本性为功利消费型,无限地积累、追求财富,满足欲望成为最有价值、最为合理的个人能力运用和实现的方式,“个人被视为既不是一个道德整体,也不是一个更大的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而是他本人的所有者。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讲,所有权的关系变成了十分重要的关系,它决定了他们实际自由和实现他们完全的潜能的实际前景,这种所有权关系被装进人的本质中”①。麦克弗森指出,自由主义民主是被自由主义“驯化”了的民主,自由主义民主较之自由主义更胜一筹之处就在于它在提高人的能力方面应该做得更好,但事实并非如此,“当自由国家被民主化的同时,民主也被自由化”②,自由主义民主包括自由和民主两个方面,自由是前提,优先于民主,占有性个人主义优先于(并形成了)自由主义,因此当民主进入自由主义语境时,自由主义理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占有性个人主义已经根植于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性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基石。在麦克弗森看来,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本性驱动着自由主义民主下“经济人”效用消费以及利益追求欲望的无限度膨胀。

       从现实层面来讲,麦克弗森检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构成状况,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由占有性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组成的市场社会结合体,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占有性市场社会。在这种占有性市场社会模型中,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阶级区分,拥有大量土地、财产,拥有优越于其他人能力和技术的人有机会积累更多的资本,使他们扩大自身财富或权力的欲望成为可能。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阶级分化。而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由其本质决定的,强迫一些人不断地把自己的一部分能力转让给另一些人,结果是减少而不是使自由主义民主所宣称的个人享有平等地使用和发展自己天然禀赋的自由最大化”③。麦克弗森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关系的分析汲取和延续了马克思基于社会生产方式维度的资本主义阶级批判,是对资本主义“人的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结构的深思,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满着经济上人与人之间实际不平等的权力转让关系,这种价值逻辑已经延伸和渗透到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巩固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根基,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榨取能力”。在麦克弗森的视阈下,平等而自由地实现自我完善是每个人的权利,即每个人平等拥有充分依据其意愿生活的有效权利,这是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民主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每个人的能力尤其是发展能力的最大化。而现代自由主义民主的麻烦在于,它要依靠一个占有性市场社会,服务于占有性市场社会的“选择政治”和“权力体系”。这种适者生存的支配法则,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级分化,强化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依附关系,逐步淹没了公民应有的平等和民主权利。在麦克弗森看来,资本主义市场社会危机的制度根源,就在于占有性市场社会的不平等性与自由主义民主实现个人能力最大化发展间的背离和不相容。

       从民主发展层面来讲,麦克弗森审视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类型,指认19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类型,而是由不同发展模式衍生而成的混合体。从早期边沁、詹姆斯·密尔的保障式民主,到中期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霍布豪斯、杜威的发展式民主,再到现代熊彼特、达尔等为代表的平衡式民主,麦克弗森以历史的维度梳理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脉络,揭示了占有性个人主义在自由主义民主兴起到成熟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剖析了其内在的逻辑关联。保护式民主是早期的自由主义民主,它以功利主义为理论基础,强调在程序上保护个人对物质财富和功利最大化的无限制追求。在麦克弗森看来,保障式民主“并没有对民主的热忱,也没有成为一种道德的转化力量的理念”④,它对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占有权的维护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现实的无视,只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占有性个人和更好地适应占有性市场社会。到19世纪中期,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和政治参与要求逐步增强,促生了发展式民主。发展式民主强调民主对于个人能力及个人发展的价值,麦克弗森认为,这种“民主模式是一种道德的模式,它与保障式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它具有一种人类可能改良以及社会能够实现自由和平等的道德视野”⑤。但发展式民主主张通过渐进的、非暴力的工人合作社来取代资本主义企业,结束社会中两个阶级的对立关系,并建议保留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以及提供渐进激励的市场调节制度。发展式民主一方面错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落实平等自我发展方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未能认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能巩固人作为占有者、消费者的社会形式。⑥平衡式民主自20世纪中期开始盛行于西方,主张民主是精英之间通过竞争而达到平衡。熊彼特批评并嘲笑把民主看成是“共同的善”、“共同幸福”的虚构目标,他认为民主就是政治精英竞取权力和人民选择政治领袖的过程。对达尔而言,民主就是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组织通过讨价还价而做出决策的稳步的妥协过程。在麦克弗森看来,平衡式民主祛除了发展式民主的道德要素,降低了民主的道德高度,事实上是对保护式民主的一种技术上的改进和完善,平衡式民主的“目的只在于按人的意图进行选择,而非试图去促使人们成为他们可能成为的人或他们可能希望成为的人;民主仅仅只是一种市场机制:选民是消费者,而从政人物则是企业家”⑦。显然政治模式被视为与经济模式相通,选民和政治家都被视为是追求理性、满足欲望最大化的个人,所有的经历和资源都被带入政治市场而参加自由竞争,从而试图保持价值中立,产生理想状态下政治物品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但这种中立是虚假的,平衡的实质是一种不平衡。因此必须抛弃虚假的、价值中立的、均衡的、多元主义的民主观,代之以所有人平等参与政治的民主观。

       二、参与式民主的制度建构

       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在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过程中丢失了古典民主的个人完善与美德,麦克弗森在透析自由主义民主本质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参与式民主,作为对于自由主义民主困境的一种跨越与救赎,试图在改造现实的渴求和构建美好社会的愿望之间找到一种制度设计上的契合点。

       麦克弗森认为民主必须抛弃占有性个人主义的伦理原则,代之以发展性个人原则,提出了“民主的最大化”概念。在他看来,民主的本质在于对个人能力的促进和发展,他要建构理想民主理论模式的核心价值必须要与民主的本质要求相契合,民主的权利观在道德上必须是一种可取的权利观——发展性权利观,即“个体运用与发展自身潜能的能力”⑧。这种权利观是对密尔发展性权力概念的延伸。麦克弗森认为,发展式民主模式的失败,“并不在于这个概念本身的不足,而在于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中的困境”⑨。麦克弗森认同这个概念的有效性,推崇概念本身对于个人能力发展的价值性,并且指出,任何一种理论如果要为我们时代辩护、解释或描述,都必须采纳这样一条标准:“即每个人平等拥有充分依据其意愿生活的有效权利”,而不是“一个人,一张选票”。⑩麦克弗森的民主权利观饱含了浓厚的人文主义伦理关注,并已触及了自由主义民主的要害,斯瓦切克认为在这一点上,麦克弗森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致的:“最能体现平等假定的莫过于《共产党宣言》中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平等观并不要求,也不允许个体的完全一样。它要求个体的自由发展。”(11)民主社会必须是公民平等地自我完善与自我实现的社会,更为注重民主的实质正义而非程序,主张让所有人拥有政治参与的权利,作为民主政治首要条件的不是选票的数量,而是参与政治的质量,但“这并不是说一个更强调参与的体制本身就能够祛除我们社会里所有的不公平,而是说低度参与和社会不公平是如此地相互蕴涵,因此,一个更公平的、更人道的社会需要一种更强调参与的政治体制”(12),其终极目的是“为社会全体成员之根本人类能力的充分与自由发展创造条件”(13)。这种以扩大和实现公民参与权利为价值取向的民主模式就是参与式民主,参与式民主倡导一种积极的、自主的、平等的、发展型的公民参与,这也是参与式民主与其他民主范式的本质区别。参与式民主强调个人在普遍平等的氛围中参与决策过程或选举代表,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前景以及周围环境的发展,才有可能实践民主所欲实现的基本价值,如负责、妥协、个体能力的提高、人类的自由发展等等。在麦克弗森看来,参与式民主更有利于促进民主的最大化、促进个人能力的发展,以发展权力的最大化取代物质效益的最大化,进而消解和改变占有性市场体系中严重权力不平等造成的公民实际平等的不足和缺失。

       发展性权利观奠定了参与式民主的理论基石与核心,于是麦克弗森着力构设了参与式民主的制度模式。麦克弗森建构的参与式民主并不是国家整体上的直接民主,他指出,尽管直接民主在古代城邦民主、新英格兰乡镇议会民主等面对面的社会民主体系中存在过,但“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层次上,我们必须实行代议制民主,而不是纯粹的彻底的直接民主”(14)。在他看来,尽管现代高度发达的电子技术可以解决直接民主在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技术问题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实现直接民主,政治问题必须由某些人提出来,而这是技术所无法解决的,特别是现代社会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极为专业化的,普通民众根本无从通晓所有问题,因此“不可避免的是,必须由某些政府机构来决定什么问题可以由公民来参与决策”(15)。在麦克弗森看来,民主参与过程中,公民参与是底层的、具体事务的广泛参与,而对一些重大问题和专业性较强的问题还必须由相应的机构部门承担,且“在任何政治社会中都必须有一个机构,其职责是调和相互冲突的要求,否则整个体系就会崩溃”(16)。此外,在全民公决这种直接民主中,“如果缺乏一个对某个选民机构负责的机关,如果处理上述问题的机构没有相应的对公众负责的义务,那么,持续性全民公决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它显得更坏一些,因为它看似民主,但其实是在民主外表下掩盖了权力真正位于何处,这将使这种民主政府更加独裁”(17)。因此麦克弗森认为,不能没有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关键是如何让这些人更好地行使权利、具有责任感和相应的政治能力。于是麦克弗森提出了参与式民主最简单的模式构设——金字塔体制。在底层实行直接民主,直接民主在最底层的街区和工厂里进行,实行面对面的对话、讨论,并通过全体一致或多数人一致的方式对问题做出决定。任何一个层级上的政策或议案都有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提出来,但专门委员会成员、决策者与议案的形成和提出者都是由下一层级的选民选举产生,委员代表必须遵照民意,对下一层级次的选民负责,选民对代表采用选举或召回的方式保证委员会决定是民主的,这种形式逐级推进直至顶层。麦克弗森的这种参与式民主模式就是底层大众直接参与与代议制相结合的民主体系,通过这样一种直接选举、层层负责以及召回控制的“金字塔式的委员会”制度模式,既能通过底层大众的直接参与保证民意的表达,又能通过专门委员会负责保证决策的有效实现。

       在麦克弗森看来,这种参与式民主模式只是一种完美的理想设计,它祛除了很多客观存在因素和传统力量的影响,对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而言不具有现实性,因为,在西方有一个传统因素被忽略了,即竞争性的多个政党的存在。于是,麦克弗森创造性地将参与式民主与政党体制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将金字塔式直接间接民主机制与政党体制相结合是极其根本性的”(18),才更符合西方多党竞争的现实。这种模式是在保留西方现有的议会制或总统制的政府运作框架下,依赖政党本身内部金字塔式参与的运作,把具有真正参与性的政党融入到议会和国会的制度体系中。尽管米歇尔斯告诉我们,任何政党都在本性上必然倾向于形成一种反民主的寡头统治,但麦克弗森认为这种现象是可以避免的,并设定了代议制、竞争式政党体制和党内金字塔模式结合体的参与式民主模型,以消解西方社会中存在的寡头政党问题,“一个实质的参与型政党是可能的,他们能够通过议会或参与共享的结构来支撑实质的参与式民主”(19)。这也是麦克弗森理念中对参与式民主完美的、现实可行的制度建构。

       三、参与性社会的现实设计

       麦克弗森对参与式民主制度的建构,深化和丰富了民主理论的探索和研究,为当代民主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性的知识架构,但麦克弗森认为,他所主张的民主绝对不仅仅是一种政府体系,而是一种社会类型,是有明确价值取向的民主社会,“民主现在已经被那些希望得到它的人与已经得到了它(或据说得到它)而希望更多地得到它的人,看作是一种社会类型——一种个体之间整个的复杂的关系体系”(20),因为“对自由的平等权利和自我发展只有在参与性社会中才能实现,这个社会培植政治效率感,增加对集体问题的关心,有助于形成一种有足够知识能力的公民,他们能对统治过程保持持久的兴趣”(21)。那么,如何迈向参与性社会呢?麦克弗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设计,作为对参与性社会的现实支撑。(22)

       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麦克弗森透视到了资本主义占有性市场社会中存在大量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发现民主的“平等”与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间存在极大的张力,认为民主的平等和资本主义的不平等无法并存,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是无节制欲求者和占有者的这种形象始终居支配地位,而造成这种社会关系不平等的根源就在于经济上的不平等,使政治民主受到经济不民主的严重掣肘,这一切使得社会变得支离破碎、危机潜伏。(23)罗尔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主要源于分配领域,提出了正义分配原则,但麦克弗森认为罗尔斯的分配理论仍没有以正义为最高准则,即把所有人平等地实现人的潜能作为分配的最高原则,他仍服务于市场运行的理性原则,社会中的矛盾问题仍没有解决。因此,为了防止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崩溃,就必须对社会所需要的资本、自然资源等“实行民主的、政治的控制,采取所有资本的社会所有形式或社会彻底的控制形式”(24),必须抛弃作为排他性的、服务于资本增殖的财产权,代之以促进、服务人性发展与完善的财产权。在这里麦克弗森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工具,主张用一种财产的共有制度来代替财产的私有制,在他看来,财产的私有权不仅是所有者对于财产的占有权和支配权,更主要的是这种权利具有排他性,是一种排斥他人接近这种用途和利益的权利,特别是当占有性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这种财产的私有就会因为社会中一部分人不再拥有财产而引发社会矛盾和危机,不利于个人能力的发展;财产共有和财产私有一样,是一种个人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权利,尽管国家创造和实施这些权利,但“国家规定这些权利是可以共同使用的,不排斥他人使用和收益”(25),如共有的土地、公园、城市的街道、公路等等。麦克弗森认为,对私有财产的神化完全来自于占有性个人主义,来自于把人视为消费者、占有者的观点,私有财产的神化必然会剥夺社会大量成员接近劳动工具的权利,从而使他们被迫把自己的能力转让给他人。而通过财产共有可以使个人平等地获得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克服占有性个人主义和占有性市场关系下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财产转让和权利转让,进而为个人实现权利的平等和自我发展提供前提。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人们的政治冷漠,才能实现更多人的更大的社会参与,才能有利于个人能力的自我发展,才能将社会力量凝聚在一起。在这一点上麦克弗森与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从政治学分析的角度把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植入到他的民主模式之中,成为其参与式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础,但遗憾的是麦克弗森始终未为我们提供实行这种社会经济模式可操作的途径。

       从社会层面来讲,麦克弗森认为,真正的民主必须是所有人平等参与公共事务,强调培育公民积极的参与理念和价值认同,他认为,参与式民主必须在特定的社会中才能实现,之所以称为“特定的”,就在于这种社会必须形成一种共同体意识,即社会中的个体成员对于价值的追求有着共同的认可和取向。在麦克弗森看来,“成为某个民族或文化共同体的成员……是人之为人的一个组成部分,有时还是最重要的一部分”(26),“我们需要一个更为现实的人之为人的概念。我们需要认识到个体只有成为共同体的一名成员,才能成为一个充分的人”(27)。在这一点上,麦克弗森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观点相一致,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8)。麦克弗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巨大进步在于它最终克服了社会的物质匮乏,即人的生存所必需的物质产品,但与此同时却制造了社会观念上的匮乏,即主张人类永远不可能消除物质上的匮乏。因为在现行的占有性市场社会中,人的本性是永无休止地追求欲望的满足,个体已经形成了消费者、占有者的意识,这必然导致人类社会永远处于意识形态或形象层面的匮乏状态,这种意识使得成员自私自利、彼此孤立,这和参与式民主的精神是相悖的。与此同时,麦克弗森注重公民主动积极的政治参与,他认为,个体潜能的运用必须是在自身意识控制之下,而非服从于他人的意志,“人的活动只有在受到他自己支配时才能被认为是人的活动”(29)。民主政治是一种积极的公民权而不是消极的公民权,尤其是在公共事务中,公民参与愈是深入,公民参与能力愈能得到提升,民主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促进每个人能力尤其是发展能力的最大化。正如巴伯指出,要想使那些冷漠的人对民主参与感兴趣,只能通过民主参与产生的自我教育,通过政治的优先逻辑证明即使在经济利益主宰的私利政治中,政治自主和公民权利也赋予了现代人真正的权力去塑造他们的共同生活,对参与的体验被参与所激励着:民主孕育着民主。(30)因此,必须通过广泛、直接和主动的公民参与,从工厂、社区的底层做起,让公民在底层的参与决策中获得经验、锻炼能力、产生兴趣、提升参与素质,从而克服对于政治的冷漠和疏离,形成共同的责任感,公民参与意识的转变与参与行动互为条件共同指向参与式民主的未来。麦克弗森认为:“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前景并不是完全惨淡的。”(31)显然,麦克弗森已经意识到了公民参与对于公民能力发展、公民共同意识培养的价值所在。

       作为一名政治学家和民主理论家,麦克弗森基于西方民主社会发展的现实境况,审视和洞察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内在问题和困境,尽管他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揭露并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更不是与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彻底决裂,而是试图挽救出自由主义传统中有价值的部分,建立一种修正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以使自由主义民主能够一直维持机体的“健康”,正如安德鲁·列文(Andrew Levine)指出的,麦克弗森大致仍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他不赞成暴力革命理念,没有勇气与资本主义彻底割裂;伍德也认为,麦克弗森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并不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分析,而是建立在其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评价体制基础之上。但麦克弗森对资本主义社会犀利透彻的揭露和剖析,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非常相似的,因此,莱斯诺夫认为麦克弗森“用来分析西方历史的解释性架构,以及形成这一架构的伦理学观点,基本上来自马克思,他是本世纪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少数思想家之一”(32)。邓恩也认为,他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思考资本主义,这充分体现了麦克弗森理论对现实的批驳性和积极思考。特别是,麦克弗森对自由主义民主反思另辟蹊径,提出了参与式民主理论,正如林赛所言:“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屈从于市场体系时,反省其他选择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麦克弗森的理论在这种意义上是我们民主的良心。”(33)他对参与式民主的制度建构以及参与性社会现实条件等问题的阐释和挖掘,对蔚然兴起的参与式民主思潮起到了重要影响,推动了参与式民主理论在当代的新发展。

       注释:

       ①C.B.Macpher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Hobbes to Lock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3.

       ②C.B.Macpherson,The Real World of Democracy,House of Anansi Press Limited,1992,p.11.

       ③C.B.Macpherson,Democratic Theory:Essays in Retrieval,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42.

       ④C.B.Macpherson,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43.

       ⑤Ibid.,p.47

       ⑥C.B.Macpherson,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pp.174-175.

       ⑦Ibid.,pp.78-79.

       ⑧C.B.Macpherson,Democratic Theory:Essays in Retrieval,p.42.

       ⑨Ibid.,p.50.

       ⑩Ibid.,p.51.

       (11)Victor Svacek,"the Elusive Marxism of C.B.Macpherson",CJPs,IX,3,1976.

       (12)C.B.Macpherson,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p.94.

       (13)Ibid.,pp.36-37.

       (14)C.B.Macpherson,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p.95.

       (15)Ibid.

       (16)Ibid.,p.96.

       (17)Ibid.,p.97.

       (18)Ibid.,p.112.

       (19)Ibid.,p.114.

       (20)C.B.Macpherson,Democratic Theory:Essays in Retrieval,p.51.

       (21)[英]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页。

       (22)参与性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建构在现有的代议制民主制度下,以扩大和拓展公民直接参与为根本特征,以公民社会形式而存在的社会公共领域。

       (23)[英]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9页。

       (24)C.B.Macpherson,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p.111.

       (25)C.B.Macpherson,Democratic Theory:Essays in Retrieval,p.65.

       (26)C.B.Macpherson,The Rise and Fall of Economic Jus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3.

       (27)C.B.Macpherson,The Rise and Fall of Economic Jus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33.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0页。

       (29)C.B.Macpherson,Democratic Theory:Essays in Retrieval,p.56.

       (30)[美]巴伯:《强势民主》,彭斌、吴润洲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

       (31)C.B.Macpherson,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p.106.

       (32)[英]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第121页。

       (33)Peter Lindsay,Creative Individualis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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