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评弹“书码头”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评弹论文,探析论文,苏州论文,码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6396/j.cnki.sxgxskxb.2016.08.023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6)08-0095-05 苏州评弹又称“说书”,评弹艺人因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被尊称为“说书先生”。传统社会人口流动量小,加上说书常常是说一部长篇,所以“内行中人称说书的为‘吃开口饭’,注定走江湖的命运,不能常住一处,一俟说毕,即需另开码头”[1]。江南水乡,交通工具一度以船为主,停靠的地方就是码头,其中有些码头因听客众多,说书先生常来常往,被称之为“书码头”。“书码头”是苏州评弹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苏州评弹演出的主要场所,也是培养艺人、培育听众的主要基地。只有充分了解“书码头”的情况,才能更客观、全面地认识苏州评弹在兴盛时期传播状况,开阔苏州评弹研究的视野,在苏州评弹式微的今天,具有深远意义。 一、江南的书码头 说书作为一种在书场演出的商业行为,起于何时,目前还缺乏确切的文字记载。乾隆《吴县志》记载:“吴为东南一大都会,当四达之冲,闽商洋贾,燕齐楚晋百货之所聚”,正是在当时江南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吴县(今苏州)最早有了专业的书场。“说书一业,发祥于吴县。吴县芒市乡,各处有二、三书场,迨后逐渐推广,南至浙省吴兴、长兴,硖石、长安,东至崇明、吴淞,北至浒浦、福山,西至常州、宜兴等埠”[2]。由于方言的关系,苏州评弹流行的区域仅限历史上所称的狭义的江南地区,苏、松、常、太、杭、嘉、湖六府一州,即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吴语区,其中最核心的是苏松常嘉湖五府,即如今苏州、上海、常州、无锡、嘉兴和湖州地区。 这个地方区域地貌特征是以太湖为中心的盆地,由北向南,自西而东倾斜。紧邻太湖东南岸的苏州、嘉兴及湖州三府地势最低,水网系统亦最为发达。元和塘沟通苏州、常熟,盐铁塘纵贯常熟、太仓和嘉定,白峁塘横穿常熟,海盐塘在嘉兴、桐乡、海宁、海盐境内,再加上无数小型横塘纵浦,形成一张纵横交错的江南水网。从明清两代的地方志史料看,这一带经济繁华,市镇众多,市镇有自数百家到数千家以致万家以上者。千家以上较著名的:常熟的支塘市、沙头市、福山镇、梅李镇;吴江的黎里镇、平望镇、同里镇、震泽镇、江南市、新杭市、黄溪市,盛泽镇规模尤大,达万余家。嘉兴府的濮院镇、新城镇,“亦居者可万余家”;王江泾镇,“居者可七千余家”[3]。湖州归安的双林、菱湖、琏市,乌程的乌镇、南浔亦系如此,“所环人家,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这些市镇成为苏州评弹历史上有名的“书码头”,是评弹艺人很出“生意”的地方,听众多,评弹艺人的收入高。 交通发达,经济繁荣,使苏州评弹得以在江南地区迅速成长。例如:“盛泽是著名的丝绸之都,又是名闻遐迩的‘书码头’,成群的商贾在经商的闲暇,最喜欢的便是泡茶馆听书”[4];浙江吴兴县双林镇也是有名的“书码头”,镇上没有其他的娱乐方式,只有几处书场,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唯一去处[5]。苏州的唯亭镇,新中国成立前有龙园、同春园等多家书场,是有名的江南水乡“书码头”,许多评弹名家到那里演出,拥有很多听客;而常熟地处富饶的长江三角洲中心地带,东依上海、南接苏州、西邻无锡,交通便利,境内乡镇众多,最多时有82个乡镇,而书场却有一百多家,平均每个乡镇都有一、两家书场,一度被称为“江南第一书码头”。无锡在民国时经济繁盛一时,有“小上海”之称,书场在江南一带也很有名。昆山是昆曲发源地,这些地方听众听书多,俗称“老耳朵”,对评弹艺人的技艺有较高要求,由此形成“说书人有三山难说之戒,虞山(即常熟,因有虞山闻名)即其一也(余系锡山、昆山两处),所以平常说书人宜视为畏途”[6]。到这些有名的码头去演出,非评弹响档、名家不可。 苏州评弹响档、名家一般到大、中等码头演出,而刚出道的或不出名的评弹艺人行装简单,背起简单的包裹就可成行,“背包裹,走官塘”,到江南中、小型码头,甚或“桥庙村浜”演出,这样使苏州评弹得以浸润到江南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江南水乡到处都有评弹艺人的说唱,“问有一村一町一区一集而无说书乎,曰无有”[7]。在评弹兴旺的年代,大、中、小码头成点状不均匀地分布在整个江南水乡。苏州作为苏州评弹的发源地,每年的年底,一般大小码头的评弹艺人都要赶到苏州,参加一年一度的会书,说书先生说自己最拿手的一段,有不少艺人在会书中出名,如夏荷生、范玉山等。所以说新中国成立以前评弹艺人,以码头生意做底子,如果在苏州会书出了名,方可成为苏州评弹响档、名家。 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经济发展,书场开设的多,还有“空中书场”,吸引大批评弹艺人进军上海。评弹响档、名家在上海一天说几家书场,几家电台,收入高,一时间出现了评弹名家不肯出码头、“孵上海”的现象。但这些评弹名家在上海待得时间久了,也要“出码头”,原因之一是传统的一部书满足不了听客的需要,所以要借出码头机会练习生书。“弹词家应聘外埠,谓之出码头,出码头时所开书,多择生涩脚本。名家之所以说部多而且熟者,练习之功候深也。”[8]4945比如评弹艺人姚荫梅本来说《描金凤》,那时说《描金凤》响档很多,有夏荷生,还有张步云、钱幼卿、赵筱卿三派,因此出去做,生意不好。“一次在码头上,上档刚刚唱过《描金凤》,老板知道他是朱耀祥的学生,让他唱《啼笑因缘》,他就根据报纸上登的弹词,编唱起《啼笑因缘》来。”[9]后来竟成说《啼笑因缘》的一代名家。另外一个原因是,评弹艺人在上海待得久了,“上海各书场,在各响档包办般制度的状态下,东也有他份儿,西也挂他大名,几张熟面孔,看得简直可以描摹出来了”[10],所以也要出出码头,调剂说书的阵容,以给听客新鲜感。 二、评弹艺人的“码头”生活 评弹艺人根据名气的大小、收入的高低,可以分为上海响档、苏州响档、码头响档或码头老虎,还有一些没有名气或刚出道的评弹艺人。评弹响档跑码头,气派很大。说《绿牡丹》《金枪》出名的上海响档石秀峰出码头,到湖州说书,“夫妻二人带皮箱五六只,全是翻领时兴大衣,不像说书的,倒像湖州知县上任”[11];说《杨乃武》的名家严雪亭出码头绅士派头十足,“身穿派力司长衫,白色皮鞋,头戴巴拿马草帽,身边还带一个一起从上海下来的包车夫”[12]。与响档不同的是,刚出道的评弹艺人往往随身所带之物简单,评话艺人带一方醒木、一把折扇,弹词艺人背上三弦、琵琶。评话艺人张翼良刚出道时,场方邀请他去常熟古里添智堂做年档。大年夜下午,张翼良乘木炭车来到常熟,常熟接待的人见到张翼良后看他连一只箱子也没有,就对他说:“小先生,没有箱子,人家看不起的”,就借一只空箱子给他装样子。 评弹艺人跑码头,在码头上说书,一个书场一般只有他一档书,每天下午和晚上两回书,一回书须说足一个半钟头,中间来一次“小落回”,休息一下。开设上海的书场,出现了连续的两档或三档的,后来,各书场互相竞争,加到四五档书,甚而多至六档者,每个日夜像说会书一般。所以,评弹艺人在码头能专事说书,改进说书的技艺,不像在苏州、上海做好多家书场、电台、堂会,疲于奔命,也不像在苏州、上海应酬多。再说,“书码头”的听客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在乡镇书场还有不少是农民,但他们多是老听客,几十年的听书经验使他们对苏州评弹具有较高的鉴赏能力。例如:常熟吴墅镇有雅园书场和蜗庐书场,雅园书场“居停乃一徐娘,办事颇干练”,常去苏州、上海邀请评弹名家来书场演出,对评弹演员能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女主人热于此道,历述社员之彼也优,彼也劣,言来不爽毫末”,而书场中的老听客,“经验綦丰,……为予纵谈书坛掌故,或名家书艺,如数家珍”[13]。 苏州评弹史上光前裕后的人物马如飞,在江南城乡弹唱《珍珠塔》,多向听客和文人请教,在演出实践中逐步得到发展,唱篇越改越好,越唱越有味道,他说唱的《珍珠塔》被称为状元书。说短打书《金台传》的评弹艺人叶声翔,到码头上说书,爱交朋友,文的请教过去的秀才,有时候把得到的拳谱,托他们进一步修饰句子,所以他的拳赋念出来有气魄,很动听。武的他喜交伤科医生,因为以前做伤科医生的都会些拳脚,或者看到有打拳头跑江湖的,向人讨教,自己勤修苦练,经常在外码头一早练说练拳练腿功。他说的《金台传》,胜过同门师弟兄王海庠、金筱棣,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老师金耀祥[14]。 评弹艺人书说得好,听客多,口碑好,则到处受欢迎。评弹艺人马晋裴在苏州静园书场说《精忠传》,“说来头头是道,引经据典,好学不倦而起角毕肖,尤为听客赞许”。立刻受到了距离苏州不远有名的“书码头”常熟龙园书场的邀请,他在常熟归庄龙园书场登台,“论今道古,现身说法,生涯茂美,卖座打破该处记录”[15],造成轰动效应,接连受到附近横泾、王家桥、支塘、何家市等多家书场的邀请。说《济公传》的女评话家贾彩云在常熟花园书场演出,“锋头甚健”,离常熟不远的东乡名镇顾山、华墅、支塘、双凤、直塘、渚镇书场都派人去邀请其来说书,贾彩云决定先去浒浦,浒浦说完,再往常熟仪凤书场说书,因为和仪凤书场有约在先[16]。 评弹艺人响档先生忙煞,一些不出名的、书艺不佳的评弹艺人则少有人问津因而“闲煞”。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各地由于习俗、经济发展方式、文化水平不同,听众的要求也不同。例如无锡和常熟:“从前无锡与常熟的听众要求就不同,常熟因有田地的人家多,读书相公多,他们来听书,书价不论,只要你说得对他的胃口,但说书的时间不宜过长”;“无锡呢,听众以工商家居多,讲究实惠,书价要卖得低,而书要说得长,噱头要少放为妙”[17]。所以评弹艺人要根据演出地点和人群特点,调整自己的说法,否则,听客便不买账。 说书业在苏州,早在清嘉庆年间就有了说书团体“光裕社”,光裕社称同业的苏州人为“苏道”,余者称之为“外道”。在码头上,“苏道”互相拜访成一习俗,“苏道来访,理宜答拜。勿得藐视。勿领外道来会。违者议罚”[18]。光裕社员排斥“外道”,即使在同一个码头上,也不去拜访。光裕社一度都是男成员,对女说书艺人是歧视的,“在昔小码头书场,若先有女说书说过,男说书即裹足不前,否则亦须停场三日,大加扫除,名谓净场”[19]。到了1935年,女说书艺人成立“普余社”,取得和男说书艺人同等的地位。抗战以后,女弹词繁荣一时,她们跑码头,身边有父母、姑嫂做码头“监护人”,免受“魇客”骚扰。女弹词汪竹韵、汪兰韵,在浙江硖石开书闹出了一场风波,“因为汪家姊妹的后台监察汪老太太,到上海大女儿那边去看看外甥,所以造成浮头浪子的机会”[20]。在码头上,有时男评弹艺人也会遇到流氓、地痞敲诈、勒索等事,这也说明评弹艺人跑码头生活的不易和艰辛。 新中国成立前,在评弹界徒弟拜师学艺,是求得生存的一种手段,但师父也是靠说书收入养家糊口,旧社会有“教会徒弟,饿死师父”一说。光裕社规定“师先在,徒须远避”[19],即使不远避,亦须易以他书,否则即为大不敬。在码头上,还有一种人,为“借码头为试验及殖财地,回苏始拜师者”[8]4946,在码头上练习说书,看自己是不是吃这碗饭的料子,同时还可获得收入,作拜师金,因为“每拜一师,非六七十金不办”,这对出不起拜师金的贫穷人家想拜师学艺是个很不错的权宜之计。 三、评弹艺人“跑码头”的社会文化意义 苏州评弹在过去一段时期内被称为“高台教化”,它以大众喜爱的传奇、小说为题材,宣扬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礼义廉耻,所谓“寓教于乐”。到了民国后,苏州评弹被称为社教的一种,有利于地方自治,这点获得许多有识之士的认可。“设有问地方自治于余者。余必曰,在戏剧,余必曰,在弹词,余必曰,在书场,在茶园,而不在于国会议院;余必曰,在说书、在唱戏,而不在于学士大夫。”[21]评弹艺人自觉在“书中每加劝乡民识字读书,戒烟赌嗜好、急纳税还租,尽力引导,闻者咸生乐趣,易于感化”[22]。所以在过去江南地区,评弹艺人的三弦和惊堂木教给人们更多的社会伦理、人情世故,效果也好。比如教导孝道,走在江南的大街小巷,冷不防就会听到一句“世上哪个没娘亲,可怜我却是个孤苦伶仃人……”,此外关公的义、岳飞的忠、张飞的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江南人。有人说,说书先生的说教比教书先生的鞭子和公衙老爷的案木有效得多。 江南为人文渊薮之地,士人阶层庞大。“弹词名家多与文士游,非丐其揄扬也,以操是业者多失学,略沾溉文学绪论,则吐属稍雅驯”[8]4946。近代以来,由于评弹艺人的努力,获得了“说书先生”的称号,说书先生穿长袍说书,而穿长袍在过去是知识分子的象征。比如常熟人朱寄庵先生,第一个编写《西厢记》弹词,说、噱、弹、唱别出心裁,名声响遍江南。当年在玉壶春(常熟湖园原址)弹唱时,“常熟的士绅向不听书者,因慕先生才名,相率乘轿至书场听书,门前停留轿子有十三乘之多”[23]。一部分文人还参与了评弹的加工,如“《双珠凤》一书,本属名人弹词,久已脍炙人口,近又得名家鉴定,立意余新,措辞优雅”[24]。从而使苏州评弹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 评弹艺人跑码头,接触的是社会中下层民众,他们一般识字不多,但喜欢听书,他们许多知识是通过听书得来的。更为重要的是,苏州评弹艺人在书场说书,和听客面对面,互动性很强。在传统社会,有很大一部分是听书积有多年经验的老听客,他们听书多,能够对评弹艺人作出比较和评价,也能够多提意见。评弹演员陆耀良先生回忆说:“常熟的时候,乡下那种小码头上的茶馆书场,你去一做,第二天早上来吃茶的那些听客,对你的书,那是评得勒……评得勒”,他们不但评陆耀良一个人的书,还评以前来的评弹艺人的书,并进行比较。陆耀良认为评弹艺人跑码头有好处,听众能多提意见。而在上海,书场散了,人也走光了。正是这些热心的老听客,他们和评弹艺人一道,丰富了评弹的内容。 苏州评弹在环太湖沿岸的江南地区一度十分风靡,小有名气的评弹演员收入就很可观,而且在码头上吃住有书场老板承担,招待大多很热情。这样吸引一批人从事评弹事业。比如盛泽毛家弄口,非常繁华,酒肆茶楼,鳞次栉比。畅乐园书场坐落在弄口西首,江南评弹名家,多来此地演出。日后成为评弹名家的刘天韵从小喜听书。一次,响档夏莲生至畅乐园书场弹唱《三笑》。见台下10岁的小天韵伶俐可爱,有意收他为徒,刘天韵即辍学从艺[25]。著名评弹演员陈希安,家住常熟城内寺后街吉翠园。常熟盛行听书,仅在吉翠园周围就有五家书场,其中以仪凤和湖园两家最为著名。陈希安的妈妈秦惠珍是个书迷,只要有空就带着陈希安去听书。名家沈俭安到湖园弹唱时,陈希安拜其为师[26]。评弹艺人通过跑码头的方式,解决了自身的生计问题,同时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使苏州评弹后继有人,代有名家响档出,“书码头”成为培养青年评弹演员的基地。 综上所述,在苏州评弹兴盛的年代,大大小小的“书码头”遍布苏州评弹流行的区域。评弹艺人在其中穿梭,把江南链接成一个整体。评弹艺人经过码头书场的历练,和老听客们的交流沟通以及对各种生活况味的感知与体验,说书技艺日臻完善,最终能走红苏州、上海,成为评弹响档、名家。江南人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生活状况、世故人情在评弹艺人的书中都有所反映。与其说评弹艺人说的是书,不如说评弹艺人说的是生活。原本为广大江南民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苏州评弹,2006年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昔日“书码头”胜景已成明日黄花,主要表现在苏州评弹演出场所大大减少,相关统计中显示,20世界80年代初期,江浙沪两省一市共有书场553家,到2008年仅剩下172家[27],目前更是凋零不堪,乡镇书场几近绝迹。对苏州评估炸弹“书码头”的探讨_常熟论文
对苏州评估炸弹“书码头”的探讨_常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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