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传统文化论文,消极论文,过程中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4)02-0025-04
在国内外，有极少数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诬蔑为“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化”、“儒家化”。也有人把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农民马克思主义”，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笔者反对上述说法，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体系，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但笔者认为，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是否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封建主义和小生产者习惯势力的渗入，则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全面审视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确有对毛泽东发生过负面的影响。这里仅举三点。
首先，个人专断、家长制的作风。从理论上讲，毛泽东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民主主义；反对“三纲”、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强调民主集中制，提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讲党史时还批评陈独秀等搞家长制、一言堂。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困难的条件下，毛泽东民主作风比较好，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包括反对的意见，能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包括反对自己并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1956年，他正确批评斯大林个人专断、严重破坏民主集中制、破坏民主、破坏法制的错误。可是，他很快就重犯斯大林的错误，把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党之上，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十分严重。他与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已不是以往平等的同志关系，而是类似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他沿用了封建主义的做法，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他主张人治，不主张法治。他对民主集中等的理解和实践也渗进了某些专制主义的成份。
再如，个人崇拜。毛泽东在很长时期里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在延安时期，五十岁祝寿是一件平常事，不少同志搞过，但他不赞成对他祝寿，也不赞成大搞鼓吹他的思想。在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的现象。”[1](P1443)建国之初，他不赞成人民币上印他的头像，不赞成在天安门广场铸他的铜像，不赞成他主持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称“毛泽东宪法”(苏联的第一部宪法称“斯大林宪法”)，并删去了宪法中颂扬他的文字。他肯定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但随着对国际国内形势判断的失误，他的看法有所改变，由反对个人崇拜到逐渐接受、欣赏对他的个人崇拜。他甚至在理论上提出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两种，把“个人权威”混同于“个人崇拜”。
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一伙利用了毛泽东的弱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搞起了造神运动。他们公开鼓吹学董仲舒，搞文化专制主义。1966年8月8日，林彪在一次讲话中说：“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陈伯达则进一步发挥说：“林副主席号召我们做个革命的董仲舒，他是西汉人。秦始皇当皇帝后，主张愚昧政策，大搞焚书坑儒，使孔孟的学说吃不开了。这时董仲舒给皇帝讲道理，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由于他高举孔孟之道，所以很快被人民接受了，一直传了几千年。”(注：陈伯达1964年4月13日的讲话。引自《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对造神运动，毛泽东开始是赞赏的，是为了打鬼、批判修正主义。当造神运动太过分时，他则表示讨嫌。但是，他认为，“要人们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事”。他本人也并没有想从根本上纠正对他的个人崇拜。因此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继续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晚年的失误。至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才逐渐消失了。对毛泽东不再崇拜，并不等于中国社会已不存在个人崇拜的社会条件，更不等于个人崇拜已退出政治生活。
如何认识个人崇拜?1956年，毛泽东主持撰写和审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曾有精辟的论述。文章指出：“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个人崇拜不只在剥削阶级中间有它的基础，也在小生产者中间有它的基础。大家知道，家长制就是小生产经济的产物。在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即使剥削阶级消灭了，小生产经济已经由集体经济所代替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了，但是旧社会的腐朽的、带有毒素的某些思想残余，还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保存下来，‘千百万人的习惯是最可怕的势力’(列宁)。个人崇拜也就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这种习惯势力既然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也就有可能给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以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领导人物也受了这种影响。”毛泽东在审改时还加写了这样的话：“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现象还是会长期存在的。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再出现。有时由这一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因此，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对个人崇拜，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遗憾的是，毛泽东本人重犯了斯大林欣赏个人崇拜的错误。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个人崇拜这类现象，也还有制度上的原因。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容易滋长个人崇拜。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以为对他的个人崇拜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是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统一、稳定和不变颜色。
再又如，平均主义。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无贫”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均无贫”的思想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平等要求，成为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均无贫”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平等观念有类似之处。因此，有人把它视为社会主义。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说：“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社会主义的精神，“不是外来的，原是我所固有。孔子讲的‘均无贫，和无寡’
，孟子讲的‘恒产恒心’，就是这主义精神的论据，我并没有丝毫附会”[2]。梁启超最
后一句表白是无用的。他把现代的社会主义与孔子的“均无贫”混为一谈是典型的“附
会”。在很长时期里，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与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的界限是比较清楚
的。他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反对农业社会主义。1948年4月，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 话
中，他尖锐地批评土地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绝对平均主义。他指出：农村中流行的绝对 平
均主义，“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 须
批判这种思想”(注：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4月1日)，《毛 泽
东选集》解放社1949年版，第138页。又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版
，第1314页。“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句话在1960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 卷
时删去。)。同月29日，他在批转薄一波关于工商业问题的报告中又指出：农业社会 主
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对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3](P305)但在社 会
主义时期，尤其是在1958年，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也反映到他的头脑中，并且与历史 上
的农民平均主义联系起来。1958年他发动搞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他对张鲁的原始社 会
主义运动发生兴趣。东汉末年，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其孙张鲁在汉中建立地方政权 近
30年，实行政教合一，设立“义舍、义米、义肉”，路人量腹取食。陈寿的《三国志 ·
张鲁传》有记载。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到张道陵的五斗 米
道。同年11月，他在郑州会议上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杀了。他也 搞
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 不
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30年，人们都很高兴 那
个制度，那是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随后，在12月召开的武 昌
会议期间，他对《三国志·张鲁传》写了两个很长批语。12月7日的批语写道：“这 里
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 ，
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 的
先河。”“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12月10日，大概他感到 这
一批语有些不妥，就把它删了，重新写了一个，但基本精神与第一个相同。在中共八 届
六中全会上，他把第二个批语同张鲁传一起印发给会者。这些都表明，现实的和历史 的
农民平均主义渗入到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平均主义、共产风，导致对农民的 剥
夺，造成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毛泽东发现“左”倾冒险主义危害严重，大力纠正 共
产风和平均主义，使生产关系有所调整，但从“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批判资产阶级法 权
看，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中依然杂有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
总之，毛泽东的晚年的思想中渗进了某些封建主义的和小生产者的消极思想，影响了他的社会主义的理解。这是他晚年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何认识毛泽东身上发生的这一现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笔者以为，这种情形的发生一点也不奇怪。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和他思想中渗有某些封建主义、小生产者习惯的势力杂质带有中华民族的特征和时代的特征，从中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民族存在的某些积弊与弱点。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这种情形的发生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基础。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我国虽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根深蒂固，旧中国留下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生产力不发达，落后的小生产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来自于农村。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特点，使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人物很容易受到封建主义的和小生产者的思想的渗透和侵蚀。
其次，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必然带有旧社会痕迹。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遇到现成的生产力，现成的社会经济制度，现成的文化，现成的社会心理和习惯势力。即使是一个不识字的文盲，他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也必然具有传统的思想、心理、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人当然也是可以改造的，在改造环境中改造自己。但他与传统不可能一刀两断，彻底决裂。这种情形，不仅在毛泽东身上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也发生过。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往美国式的民主，反对专制、独裁。但他本人领导作风也是不民主的。凡是参加国民党的人都要宣誓效忠他个人，无条件地服从他个人。在国民党内是不能批评孙中山的。陈独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提倡民主和科学，向往的是法国式的民主。之后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但他的领导方式是家长制、一言堂，当时就遭到很多人批评。这说明，旧的传统不是你想摆脱就能摆脱了的，即使主观上想彻底决裂，客观上仍不能不受传统所制约。许广平在致鲁迅的信中说过：“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4](P220)鲁迅对许广平的信没有提出异议。许广平的话对我们理解毛泽东是否有某种启发呢?
笔者曾多次说过，“如果说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的渊博知识和精湛造诣曾是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条件的话，那么到了晚年，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哲学、文学的酷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视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成了他身上的一个负担。”[5](P11)
再次，毛泽东失去了对封建主义的警惕。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是注重对封建主义批判的。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注重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而对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封建主义很少提及。他看到了中国“穷”与“白”，即生产力的不发达和科学教育文化的落后，但没有看到旧社会遗留下的传统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列宁曾说过：“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6](P436)毛泽东不赞成列宁的落后国家革命开始容易而完成则要比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难的观点。1959年12月，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又说：“在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水平的条件下，经济愈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愈容易，而不易愈困难。人愈穷，才愈要革命。”这里，毛泽东只看到中国资产阶级影响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小，要浅，但他忽视了中国的几千年的封建主义遗毒要比资产阶级的影响厉害多。放松了对封建主义遗毒的警惕，忽视了对封建主义遗毒的批判，势必容易受到它们的侵染。这是个人主观上的原因。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吃了封建主义遗毒的苦。惨痛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有一个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任务。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要十分警惕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渗入。有了这种警惕，头脑会清醒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可以得到健康的发展。
收稿日期：200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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