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货币实践研究
●魏 俊
摘 要： 上世纪20年代，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方志敏等人克服困难、创造条件，建造印刷厂和印钞厂，精工细造生产纸币，设立特区贫民银行，发行和管理纸币，扶助根据地的生产，加之有效的贸易活动，使得老百姓的经济生活得到了可观的改善。
关键词： 赣东北 根据地货币 商业信用 红色金融
1928年1月,以方志敏为书记的中代弋、横工委领导以了江西弋阳、横峰为中心的信江地区农民起义,开辟赣东北根据地,后成立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选举方志敏为主席，通过施政纲领，踏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1929年10月,闽北崇安党组织领导崇安农民起义,开辟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根据地。1930年7月,闽北地区划归信江特区,后改组为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11月赣东北特区改建为赣东北省,12月成立省苏维埃政府。主要领导人有方志敏和邵式平。1931年7月，赣东北特委改组为赣东北省委，成立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①
③应急泄流是冰碛湖最可行的排险方法，开渠形成冲切泄流应结合冰碛湖的特征处理好一些关键问题，包括过流标准、过流流速的确定和泄流渠的布置以及施工方法的选取。
一、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建立前的社会经济概况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处于闽、浙、赣、皖四省的交界之处，主要是山地，耕地面积较少，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里，自然而然经济水平是一种落后的状况。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的社会情况是凄惨至极。有限的土地，却高度地集中，被少数的地主和富农占有。来自弋阳、上饶、铅山、横峰、贵溪等五个县的相关资料，在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占该地区人口总数的9.5%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的土地面积竞达80%以上；公田和柴禾田即公田的比例是5%～10%。农民，虽然人数上达到总数的90.5%，但是却只拥有10%左右的土地。在弋阳县，虽然地主和富农的人数在总人口数中占到比例只有6%，但是，75%的土地被他们占有，而且，80%以上的山林也被他们占有。可以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地租能够充分反映出地主对农民的压榨盘剥。对半开收租已经是对农民相当有利，有的地方的地租已经达到了三七开，即农民无论怎样辛勤工作，也只能得到收成的30%，而收成的大部分即70%被强令交了地租。更有甚者，地租之外的名目繁多的盘剥，将老百姓30%的收成也拿走了。如“背租”（一担租加一斗豆或一捆稻草）、“杂租”（交租时额外加要鸡或菜等），“加一租斗”、“清租饭”以及订租约先交“押金”等。这种额外的压榨，使得农民们在耕种一季之后，所得无几，终至生活上衣不裹体、食不饱腹，穷困不堪。最后压垮农民的是各种杂税杂捐，人丁税、门牌税、屠宰税、烟酒税、三月费，军队过境招待费、夫子捐……等等，多达70多种。如此绝境的农民，活着而不能生，只有反抗。在中国共产人的领导之下，弋横发生革命暴动，进行抗租抗税的积极斗争。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机关党的建设 为全面深化水利改革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访水利部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学钊 ……… （24.49）
工人们的境况同样糟糕。在当时的弋阳、横峰和闽北的崇安县城里，没有什么工业，仅有一些个体手工业作坊，如，几家铁器、竹器、木制品、染坊、漕坊，刨烟、酱坊、粮油加工等。这些手工作坊，生产设备简陋，农民需求薄弱，市场萧条无力，收益甚少。在这种情况下，业主和工头、以及师傅们扩大自己的利润分成，就去尽其所能地去盘剥位于最基层的工人和学徒。这些工人和学徒，每日的工作时间达到十个小时以上，和农民一样起早摸黑地苦苦工作，但是，所得到的酬劳仅仅是一角到一角二分。他们所创造的利润，都被业主、工头和师傅们占有。
城镇里的商贾和乡绅把欺诈之手还伸到农民那里，将农副土特产品用极低的价格收购，农民卖的农产品和特产收入甚微。同时，把生活中需要的洋火、洋油、洋肥皂等高价出售，赚取更多的利润。据弋阳县史料记载，一斤洋油和两块肥皂，需要卖掉四升大米才能买到。工人和农民们劳苦终日，连基本的生活资料都得不到，困苦不堪。②
注释：
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成立之前的货币环境
①江西苏区纪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163
三、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印钞厂
制钞过程，尽显革命者的自力更生和自强不息精神。同时，印钞，有着严格的手续和程序。（1）用于印钞的白棉纸，银行对此有着严格的制度来进行管理，印票子任务由银行决定，给多少纸，印多少票子。点数之后交送给工厂，工厂印好之后立即交付银行进行验收。如若发生失误，出现印坏的了的钞票，也要如数交上，这样可以保证收付数字相符。（2）银行验收后将印好的票子派专人盖三道章：骑缝章、椭圆形行章和编号章，完成后交会计抄列票面起讫号码、张数、总金额，再捆扎好交出纳正式验收，收入发行部科目，以月为单位，向财政部报告。（3）规定了纸张规格。每张纸上，可以排15小张壹元券，32小张壹角券。（4）为了谨慎起见，在石印之前，设计好木刻板。在木刻板上刻好批准之后，复印到石印版上。在用石印印刷时，套印复杂，每印一道需要耐心晾干之后方可再次套印，这样套印准确不糊。石印版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在印制一定数量后，要进行磨平。对于无法继续使用的石版，将其花纹磨掉后，深埋于地下。石印机分四块印版，每块版配备三个工人。根据地的两台石印机，印制壹元纸钞一天可以达到4000张左右。若遇紧急情况，可以加班多印两千张左右。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在方志敏的领导下，采用科学的货币制度，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一般情况下，一年之中有一次这样的印钞任务。工人们不是每天都在印制纸钞。其他的时间印制书报、标语、股票、公债券等等。在1934年10月，印钞厂随着革命形势的严峻，不得已而从葛源转移到德兴重溪后不再印钞，所有的印刷器具被封存和掩埋与地下。解放后，浇二公社重溪乡徐家坊农民砌房子时曾发现过一块石印版。
在1930年7月，我党领导革命群众攻打景德镇后获得了大量的物资。在这些物资当中，有一台圆盘机和一台石印机。最初，在弋阳窖头设立地点，使用它们印制文件和革命布告之类。之后迁到葛源。在1931年春，财政部副部长谢文清将他在当学徒之时发现的河口商业会长集资开银行时用石印印钞票一事汇报给方志敏，并提出建议可以在河口找到设备和技术。具有高度敏感性的方志敏立即行动，写了亲笔信并派刘长根去河口寻找朱克明。当朱克明亲见方志敏的信后，积极回应，努力寻找石印设备。在春节时候将找到的石印机运到了葛源。印刷厂设立在葛源背后山区的山茅塔，后又搬到山后黄栗坑。一直存在到1934年敌人打进葛源之前。由李崇钦任厂长。工人最多的时候达到了30人。印钞厂所用的纸，之初是向国统区购买。当道路被敌人封锁之后，方志敏另想办法，解决用纸问题。他找到银行经理欧阳奂商量，欧阳介绍原是造纸厂工人的银行干事陈显东一起来共同商量，决定采用土法，自己造纸。陈去上饶湖村找到一个造纸作坊、在这里，陈学习了造纸工艺及其操作过程，并将以纸稿柴为主要成分的样品带回去。纸稿柴，又称为毛东瓜。陈和其他工人一起进行了无数次的试验，最终摸索成功，造出了棉纸。不过这种绵纸并不光滑。于是省工会派人到德兴炉湾找到磨蜡工人许其国，并多方努力找到了白蜡和磨蜡石头，进行打蜡制作。最后，在方志敏亲自组织和指挥下，众人群策群力，终于造出了质地良好的印钞专用纸张。这种纸张，色白、落水不化，质量很好。印钞用的棉纸，是用山上野生的纸稿柴作为原料，经过工人反复细致地打成纸浆后，用漂白粉进行漂白，做成四层或六层相粘的厚棉纸。做成厚棉纸，要经过六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细致耐心。最后一步是将厚棉纸过蜡，工人用打磨石来进行磨光。④
赣东北地区的印钞厂的名称，是随着根据地名称的改变而改变。最初的名称是信江特区苏维埃印刷厂，之后改为赣东北省苏维埃印刷厂，直至闽浙赣省苏维埃印刷厂。方志敏同志亲自筹划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印钞厂。
四、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货币实践研究
当赣东北建立起革命政权后，国民党政府一方面调兵设卡进行围攻，进行军事包围，另一方面切断供给，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受到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革命政权，方志敏主持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财经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诸如开展土地分配运动、大力发展农业、开办工厂、筹建苏维埃银行、开办苏维埃工农商店，建立消费合作社，合作商店等，对经济工作进行领导。方志敏的工作指导原则是：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抓经济工作。在进行粉碎国民党的进攻的同时，多打粮、多产粮，为前线送去粮食，支援战争。将“发展生产．支援战争，一切为了前线”、“多打粮，保卫革命成果”的口号宣传下去。经济工作同时进行。具体的措施有：根据地颁布《临时土地法》《劳动法》，将旧社会所有的书面或口头的奴役和契约全部取消，尤其是高利贷，这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拥护；财政收支，实行统一管理；设立了对外贸易处、船舶检查站；对贸易自由进行保护，专人负责监督对外贸易，严厉打击奸商投机倒把的行为；废债和取缔各个钱庄的高利贷，平债之后允许老百姓自由借贷；将典当业收归苏维埃管理，扶植工商业；地主、豪绅、富农多占的土地一律没收。这些措施，表明了方志敏同志卓越的领导才能。在他的领导之下，苏维埃政府的各项工作井然有序、欣然蓬勃的开展，对赣东北地区的革命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创建银行。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在1932年12月11日改称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随之，银行亦改名为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发行拾枚铜元票和壹角、壹圆银元票，流通于闽浙赣苏区，将原银行银元券的发行停止。闽北分行也于1932年改称为“闽浙赣苏维埃银行闽北分行”，发行了1934年版壹角、壹圆银元券，又称闽浙赣闽北券。也曾铸造袁世凯、孙中山等头像银币。关于银币，闽北分行每天大约可以铸造二三百枚，总量将近10000枚，这是作为去白区使用的专币，纯度并不高。当苏区经济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时，苏维埃政府在物资和现金流通量比较大的德兴、贵溪、上饶、弋阳等边境县设立了分行，发行闽浙赣省银行券，票面为银洋壹元、壹角和铜元拾枚等三种纸币。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发行货币，是应对国民党经济封锁的一项开创性措施。老百姓对这项政策极为拥护和支持，鉴于纸币的信用好，所以在根据地流通顺畅，很快就普及了。到了1931年11月，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因为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同时升级为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省银行设计之后，在1932年6月在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之后开始发行纸币，面额为银洋壹角券、伍角券和壹圆券，又称赣东北省银行券，数量不多。之前发行的纸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在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满足市场的需求，省银行增发货币，即由省苏维埃印刷局印刷的新制的赣东北省银行券，票面金额分银元壹角、壹圆两种。⑤
赣东北地区革命伊始，我党把经济工作列为重要任务，首先废除老百姓的各种不合理不公平的债务。在1927年11月，窖头会议将废债列为和分田地一样，明确写进武装暴动的纲领里。在1929年10月信江苏维埃政府的《政府政纲》里列入了“组织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经手办理低利储贷”。并于次年筹建“信江苏维埃贫民银行”，专门召开工作会议，进行细致周到的准备工作。不过，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赣东北革命委员会成立将拟筹建的、还未挂出牌子的“信江苏维埃贫民银行”改名为“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1930年10月16日在弋阳县的芳家墩成立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由邵忠任贫民银行行长。在贫民银行创建之初，货币结构维持国统区的现状，在市面上进行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银元和铜板，还有较小量的银毫。同时，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也在流通。不过，这种维持现状被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桎梏了。在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之下，根据地的土产品运出去的代价很大，同时，日常生活必须的食盐、布匹、药品等需要货币进行购买，这种情形导致了根据地的银元因为采购不得不流出根据地。那么，银根紧缩，市场的维系更是艰难，经济低迷导致的经济危机威胁着根据地。赣东北苏维埃政府为了应对这种状况，按照方志敏同志提出的货币发行方针，做出了准许银行发行货币的决定。在1931年5月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首发纸币，又称贫民银行券，面额为贰角和伍角。发行的纸币以银元为本位币，代替本位币流通于市场。
综上，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经历了建立、赣东北省、闽浙赣等三个阶段的发展，总共发行纸币达到16种。这些纸币混合使用于苏区城乡，成为根据地的主要货币。我党在幼年阶段，运用货币手段开展业务活动，发放贷款多项，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银行运用货币手段保持币值稳定，开展业务活动，及时发放了各项贷款，支持经济活动，给老百姓带来支持和帮助，扭转了革命前城乡经济凋敝、货币流通混乱的危机局面。
这种与“道”相应的意象，在作者便是“形上之思”，是作者对于宇宙、人生、命运的思考，但这种思考并非是以逻辑思辨的形式而是以形象直观的形式展开的。陈良运认为“诗歌创作中自觉地运用象征性意象是从屈原始”[9](P200)，其实在《诗经》中早就出现了不少象征性意象，而屈原之所以被认为是第一个运用象征性意象的诗人，就是因为楚辞中不仅饱含着作者对宇宙、人生、命运的思考，同时这些思考还是通过形象直观的方式完成的。在屈原那里，意象所具有的象征性，是和它的神话性与神秘性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是和早期先民对世界的直观感受分不开的。
赣东北地区在这种社会制度之下，除了濒临绝境的工人和农民之外，无任何金融情景，经济生活无法提及。虽有29家钱庄，但是在这种社会现实中，业务短缺、无资金流动，只有关闭。到1927年前后，基本上全部停业。当铺之类的店铺，也因无当之物而经营清淡，难以为继。
本次对区间隧道采用盾构法下穿客运专线桥梁进行了有限元数值模拟，计算结果显示隧道施工对桥梁结构控制参数影响较小，推荐较为经济的加强隧道内注浆方案。在实际施工过程中距桥梁桩基150 m范围进行类似地层盾构掘进参数分析，通过监测数据进行检验优化各项施工参数，并对盾构隧道同步注浆量及注浆压力进行合理控制，并及时进行二次注浆，较好的控制了桥梁桩基及上部结构的结构变形。
在1927年前，在赣东北地区，关于货币流通，是一种币制紊乱、币种繁多的情况。在市场上有银元、银毫、铜角、国民党统治区银行发行的纸币，还有少量的钱庄和商号私自滥发的票币。在1926至1927年这一年时间里，在上饶市就有一个恒大钱庄私自发行过面值是拾枚、伍拾枚的铜元票两种。有的钱庄和国民党设立的银行进行勾结，趁着混乱，从银元与纸币之间的差价，以及币制紊乱带来的各种银元的差价牟利，宰割老百姓。因为监管无力，有的地主就趁机对生活困苦无出路的老百姓下手，开设典当业务，用相当苛刻的手段，盘剥临时急需要用钱的百姓。当铺对于百姓用于抵押物进行限制，只当动产，价格一般相当于当物时价的1/2到1/3，月利息为2分到3分之间。在方志敏领导的革命发生之前，有八成以上的农民有过借高利贷渡日的经历。高利贷，大多是借钱的形式，也有借谷和卖青苗。利息是相当高和无道理。借钱的利息最低是3分利，也就是说借1元在一年内要交利息3角，大多是一年要交息6到7角钱。比年利更为苛刻的是月利，比如贵溪、余干一带，农民借的高利贷，1元钱每个月要还利息8角。高利贷对于农民的盘剥是它的计算利息的方法，一般有“现扣利”、“出门利”、“滚滚利”等。第一种“现扣利”是在农民借钱之时就先扣下第—个月的利息，农民借1元钱，并不能全额拿到。第二种“出门利”是以农村的圩集为期，逢开集市就必须付息。第三种是最为残忍的盘剥方式，“滚滚利”，是将上一个月的利息也计算为这个月的本钱，也要加收利息。又称为“利滚利”。借谷，是指遇到春荒时农民们借谷，等到秋收之时，以五分利归还。卖青苗，是提前变现，农民为了度过眼前的饥荒，把将要收获的谷子折价卖出，一般会被地主和商户压低至两三折。在余干三圹一带流传的民谣印证了这种悲惨的不平等：“一担谷子借九年，九十九担送堂前”。③借一担谷子，过了九年，要还九十九担，这种盘剥程度，令人发指，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下，农民不得不反抗，革命必定爆发。
②江西省弋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弋阳苏区志[M].北京：三联书店，1989.162
③江西省弋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弋阳苏区志[M].北京：三联书店，1989.5-6
④殷毅.中国革命根据地印钞造币简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51
特应性皮炎严重影响了儿童的生活质量:受到皮肤瘙痒的影响,会严重影响患儿的睡眠质量,从而导致患儿在白天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据最新的研究证明,患有特应性皮炎的儿童,其注意力不集中的发生风险高于正常儿童的1.5倍。如果儿童的特应性皮炎相对比较严重,患儿就很有可能发生焦虑、抑郁、行为失调、自闭症等现象,且根据最近的而研究成果表明,患有特应性皮炎的儿童,其家庭生活质量评分相对较低,并且其生活质量评分与患儿的病情程度呈明显的正比例关系[2]。
⑤殷毅.中国革命根据地印钞造币简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51
更进一步，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本身并不是一个脱离具体社会历史现实分析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抽象存在，那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取得的理论推进势必同时具有哲学方法论创新的意蕴。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尝试回答既有研究中存在的争论或分歧。
参考文献：
[1]方志纯.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分行金融研究所.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M].南昌：中国人民银行江西分行金融研究所，1985
[3]江西省弋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弋阳苏区志[M].北京：三联书店，1989
[4]安新民.上饶金融志[M].上饶：上饶地区金融志编纂领导小组,1991
[5]郭殿英.赣东北革命史料简明读本[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6]江西苏区纪事[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7]殷毅.中国革命根据地印钞造币简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
[8]唐志全，陈学明.“方志敏式”革命根据地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9]王士花.北海银行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J].史学月刊，2012（1）
[10]刘海波.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工作解析及启示[J].环球财经，2013（6）
中图分类号： F127；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4914（2019）02-030-03
[基金项目： 1.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革命根据地货币制度和民国货币制度之比较研究》（师政科技（2016）11号）阶段性成果之一；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货币学视阈下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货币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0）
[作者简介： 魏俊(1981-)，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博士后在站，研究方向为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明清社会经济史。]
（责编：若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