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环境急剧变化中的图书馆学:现状与亮点_图书馆论文

信息环境急剧变化中的图书馆学:现状与亮点_图书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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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纪之交信息环境的新变化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环境从来不可分离。社会环境中一般是多种因素对图书馆事业综合产生作用,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侧重,即主要通过社会环境的某一方面来影响图书馆事业。在某些历史时期,社会的文化环境更多地对图书馆事业产生作用,如在古巴比伦时期,文化或文明的发达程度对图书馆事业发展影响最大。在某些时候,社会的经济环境的作用更为突出一些,如在19世纪中后期,经济实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图书馆的发展。在战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的科技环境作用突出,科技信息需求左右着国家信息政策,改变了图书馆的服务与管理。历史上,信息环境对图书馆事业也产生过影响,例如现代印刷术普及所带来的出版业繁荣直接导致了图书馆对社会开放步伐的加快。

在人类进入世纪之交的时候,人们不难发现,社会的信息环境更为直接地影响到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近20年来出现的许多新术语,如信息社会、后工业化社会、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等等,这些术语后面所表现的东西,都与社会的信息环境的变化有关。当前出现的知识经济对信息环境的改变,直接影响到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这种信息环境的变化不仅表现在人们所熟悉的信息技术领域,还表现在信息服务领域。具体来说,对图书馆事业产生影响最大的三个方面是:

1.1 信息资源数字化。图书馆最古老的职能是信息存储, 信息存储技术对图书馆事业发展影响极大。尽管以往我们认为信息的不同存在形式各有优缺点,如文字与图象各有优缺点,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各有优缺点,但是,最优秀的信息存储形式无疑是数字形式。数字化的存储形式在存储介质上统一了文字、图象、声像等信息的存储,在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信息资源数字化集高密度存储、高速度处理与远距离传递于一身。数字存储技术的出现与普及是信息环境中最为基础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最直接的影响是许多图书馆已经或准备进行数字化计划,将原有馆藏数字化。而信息存储方式的这一根本性改变又间接影响到图书馆工作与服务的几乎所有方面。信息业巨头的“数字化生存”的说法尽管有些夸大,但这一命题的确提示了信息环境变化的根本所在。

1.2 信息传送网络化。信息传递职能是近代图书馆的立足之本,信息传递环境的变化对图书馆的影响也是最彻底的。当前人们论及信息环境的变化时,谈论得最多的就是网络。现在,网络不仅可以传递图书馆拥有的数字化的馆藏信息,而且可以传递未经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数字化信息。网络传递未经图书馆收藏的信息也可以是高度有序化的,图书馆赖以自豪的特长不再见长。的确,网络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送模式,它使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完全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同时也突破了时间、文化和局部信息服务环境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信息生产机构利用网络的便利,绕开图书情报机构直接向最终用户发布信息。因此,信息传送网络化不仅全面改变了图书馆的工作与服务,而且改变了读者利用信息的方式方法。网络的出现使图书馆从其垄断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公共信息中心的地位后退,这迫使图书馆必须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中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重新定位。

1.3 信息服务产业化。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信息的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信息价值的发现使得信息服务有可能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行业,而信息技术环境的变化则使其成为可能。利用新技术从事信息服务的ICP出现了, 他们以咄咄逼人的营销与策划大力抢占信息服务市场。信息服务商们以信息需求市场为导向,以数字化、网络化技术为依托,创立了许多有影响的信息服务项目。面对挑战,图书馆人意识到了信息服务产业化的意义,他们开始部分放弃过去刻意追求的“无偿服务”的理想,将图书馆服务的理念定位于一个更为现实的基础上。

信息环境的变化导致图书馆工作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大到国家图书馆事业的重新构建,小到个别读者的需求行为改变。从近年来国外大量图书馆学文献看,这一次信息环境的变化对图书馆事业影响之深刻是历史上罕见的。受到信息环境变化的影响,今天全球范围的图书馆事业正在出现自19世纪中后期“公共图书馆运动”以来最为彻底的一次变革,所有图书馆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其中。

2 图书馆学理论变革一览

随着图书馆工作的改变,图书馆理论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从理论体系的重建到某些名词术语的重新定义。近年来国内外文献一般认为目前图书馆工作及图书馆理论的变革是全方位的。对这些变化作全面的描述绝非一篇文章所能及,它也许需要一部书,或一套书。并且由于这一次图书馆工作及图书馆理论的变化是如此的广泛与深刻,以至于理论界至今还难于对它作出全局性描述。

尽管如此,选择某些角度来研究与认识这场变革仍然是可能的。70年代,哈佛大学的多里奇等人曾以理论对社会是否“产生了实质性影响”(即实际地影响了社会进程或社会生活),对世界社会科学理论进行过点评。本节我们也以类似的角度,看看在信息环境发生变化的前后,对图书馆“产生了实质性影响”的理论发生了什么变化。

2.1 图书馆社会职能方面。 中国宋代程俱的《麟台故事》论证了图书馆对于社会管理者的重要性,欧洲人诺德的《关于图书馆工作的意见书》进一步论述了图书馆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在他们之前许多学者论述过图书的重要性,如伯里的《热爱图书》,但那并非严格意义的图书馆理论)。当然,对图书馆职能的最出色认识出自爱德华兹。尽管爱德华兹的图书馆学思想体系有些零乱,但他的使公共图书馆为所有纳税人无偿服务的思想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突破,他的图书馆学论述基本也是围绕这一思想展开的。爱德华兹的思想直接导致了英国公共图书馆立法与近代公共图书馆运动产生。在爱德华兹之后,杜威和阮冈纳赞也很好解释了图书馆职能,不过杜威的“三最”原则更加强调图书馆的效率,而阮冈纳赞的“图书馆学五定律”更加强调图书馆管理的整体性与动态性。

进入信息时代以来,原有图书馆学对图书馆职能的认识受到了挑战。图书馆作为社会主要信息服务中心的地位正在消失,至少它已不再如同以前一样是唯一的中心。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要强化“图书馆消亡”的声音。随着近年信息环境的改变,理论界又出现了“虚拟图书馆”理论。“虚拟论”比“消亡论”易为图书馆人接受,但其激进程度并不亚于“消亡论”。建立于虚拟馆藏基础上的图书馆,其社会职能将发生根本性变化。图书馆将不再是一个用其拥有的珍贵文献或经系统整理的文献为读者服务的机构,而是一个拥有大批信息查找专家的机构。它在社会的地位将不再由其馆藏决定,而是由其关于查找信息的“知识”决定。

平心而论,迄今为止关于新的信息环境下图书馆职能的研究,还不能说是非常成功的。其标志是没有出现过对图书馆政策、立法或发展战略产生决定性的理论成果。历年来在研究图书馆社会职能方面有突出成就者均为研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大牌理论家。面对可能发生的图书馆社会职能的根本变化,现在也应该有一些大牌理论家来研究新的信息环境中图书馆的职能问题,提出能够解释未来图书馆的社会地位,指导未来图书馆发展的理论。在我国,从事这种研究特别应注意走出图书馆界自身利益的狭小圈子,站到整个社会发展的立场;还要走出图书馆业务的狭小圈子,从当今信息环境巨变的高度俯瞰图书馆发展问题。

2.2 信息收集方面。 图书馆完整收藏的思想几乎是图书馆人的天性,即使帕尼兹为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制定的收藏方针将完整收藏的思想放大到惊人的地步,我们仍然认为完整收藏理论中没有产生有实质性影响的理论。收藏中进行恰当选择的思想虽然不完全是自然产生的,但它只是在经费的压力下一种被动的反映。当然“零增长”的理论是理性的,但它并未对图书馆工作产生实际的影响。在这一领域,只有宏观的藏书建设理论对图书馆工作产生了真正重大的影响。这一理论强调通过图书馆馆际协调,达到的较高文献保障能力。美国的“法明顿计划”实践了合作采选机制、学科专业化和基本馆藏建设的分工。宏观藏书建设理论使图书馆能够积极地应付文献爆炸式增长给图书馆信息带来的文献保障能力下降,它给图书馆带来的效益是巨大的。

面对信息环境的改变,图书馆宏观的藏书建设理论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由于信息传递技术的发展,远距离获取文献信息成为现实。因此,理论界提出了文献保障可以从强调“拥有”馆藏转变为强调“检索”(即国外近年来关于ownership vs access的讨论), 提出可以通过提高文献信息可获知能力( accessibility )与可获得能力(availability),以提高信息保障能力的思想[1]。 从近几年国外大量此类研究看,这是图书馆学面对信息环境变化所产生的最精彩的理论之一。战后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出现过从重收藏到重分工的变化,目前又出现从重分工到重存取的变化。以OhioLINK和CIC 为代表的建立于现代信息技术与互利互惠原则基础上的“书目信息利用共同体”(Bibliographic Utility )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实践范本(目前对书目信息利用共同体的代表性组织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有OCLC、WLN、 RLIN或LINK,本文的说法出自Gorman等人[2])。

2.3 信息处理方面。 图书馆信息处理可分为文献编目与文献分类二大块。

2.3.1 在编目一块, 编目规范化与标准化的理论是图书馆人可以引以为自豪的。这包括制定与推行各种编目条例或国家与国际标准。推行标准的努力对图书馆所产生的实际效益是巨大的,它奠定了图书馆协作的基础。此外,联合目录、集中编目、在版编目等理论均出现在联机目录产生之前,它们都推动了编目工作的改进,并为图书馆文献资源共享打下基础。这些理论对图书馆均产生了实质性影响。机读目录的出现导致编目理论的一次大飞跃。在计算机刚刚开始运用到图书馆之初,图书编目界最早注意到了这一信息技术可能带来的变革,并作出积极反映。OPAC取代卡片目录或书本式目录的趋势已经改变了图书馆编目的理论,书目记录的概念代替了目录款目,主要款目的重要性随之下降,图书馆目录与专题书目、索引和文摘的区别缩小,一体化的综合目录检索系统(Integrated bibliographic searching)应运而生。

进入新的信息环境后,通过因特网进行的联机编目具备了比过去的集中编目更加高的效率,目录信息共享的时空限制也被大大突破。编目界对技术变革再一次作出强烈反映。传统编目理论的“书-编-目录”的体系拓展到了用户一端与信息传送系统一端,目录被当作信息传送系统的基础来建设[3], 编目员被要求了解最终用户的检索需求并参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设计[4]。 对于可能给图书馆编目理论带来麻烦的网络信息编目问题,最新的机读目录格式中已经增加了新的字段,以描述文献的网址并在计算机集成系统中让用户通过在OPAC中点击该网址实现链接。对于信息服务商们以近乎随心所欲的态度对网络信息处理的问题,图书馆编目理论界能够放下原有理论体系,到网络世界中研究“元数据”处理。尽管“都柏林核心”(Dublin Core )或是别的什么体系没有形成当年AACR2 出台时一呼百应的统一局面(三种元数据格式参见吴政睿文[5]), 但编目界对网络信息处理这一新问题的态度的确值得称道。

西方编目界在努力探索技术变革给编目带来的新问题的同时,在理论上也张扬起变革大旗。1991年编目界出现了“编目必须变革!”的呼声,此后这一呼声一再出现在学术文献的标题上[6]。 理论变革中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方面是将编目问题与书目信息利用共同体、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或OPAC的建设相联系,从而使编目理论从一种较为封闭的业务工作理论发展为图书馆现代化建设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从90年代西方图书馆学文献看,文献编目理论与文献资源共享理论是受信息环境变化影响最大的两个领域,同时也是理论进展最快、新成果产生最多的两个领域。

2.3.2 在分类一块, 我国汉代即已创立的类目设立与编排的基本思想二千年没有被动摇过。但美国人杜威创立标记符号理论意义更大,它极大地提高了图书馆工作(不仅是分类工作)的效率,使近、现代图书馆能以社会可以接受的低成本运作。此后阮冈纳赞的分面分类理论更富理论性,它改变了图书分类的理论进程,但这一理论对图书馆工作的实质性影响却不如杜威的分类法。

分类法是帮助信息传递的优良工具,但由于分类法自身的国家、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个性限制了它的国际性,分类法在网络信息传递中显得很不适应。与编目领域相比,信息环境的变化并未使文献分类理论产生太大变化。各种分类法仍在我行我素地出版新版本,新版本一般只是对类目进行增删。其实文献分类法的问题早已存在,70年代计算机技术兴起时,分类法的书目检索功能就一再受到怀疑。进入90年代,专家们更是清楚地看到信息环境改变后自然语言发展的趋势,并对包括分类法在内的人工检索语言进行深层次的思考[7]。在图书馆, 体系分类法仅在图书排架领域保持着无可替代的地位,但排架绝不需要现有分类表这么详尽的类目。现在,分类学家认识到分类法在搜索引擎、联机目录或其它电子指南(electonic guides)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但对ISP 或搜索引擎编制者的全无理念的信息组织方法却毫无办法。在图书馆分类体系之外,无疑已经崛起了一个庞大的网络分类怪物。即使是图书馆自身,上网后对分类法的兴趣也大大减小。在国外一些重要图书馆(如LC)的OPAC中,分类目录往往放在一个很不起眼的位置上。

由于分类法理论是传统图书馆学的技术核心,而分类理论在网络环境中不思进取,因而Albrechtsen 十分形象地形容为“分类法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睡美人”[8]。 好在分类学家已经有了唤醒“睡美人”的念头,Library Trends 1998年第2期的一组文章,表达了一批分类学家的这种想法。

2.4 信息存贮方面。信息存贮是图书馆存在的基础。 近代图书馆的基础运作是,管理人员预计到未来读者的读书需求,购入这些书并以某种有序化方式存贮起来,并以此为基础为读者服务。近代图书馆学理论不但解决了大批量图书存贮后的快速存取问题,而且建立了以读者服务为导向的存贮体系,如三线藏书理论及其它藏书布局理论。本世纪初即已提出的建立地区性存贮图书馆,以集中存贮低利用率文献的思想也是极富想象力的。

由于数字化存贮技术的发展,这一基础现在被动摇了。以数字化方式存贮的文献信息使图书馆越来越“虚拟”化,尤其在网络环境中,图书馆订购电子读物得到的可能只是一个password,而该读物的物理记录还是在信息出售者那里。图书馆“借”给读者的也许是馆员们刚才从网络中查询到的信息,图书馆员只是作为信息中介人存在。这种彻底的虚拟化在很大程度上完全改变了以往图书馆的含义。

从信息存贮领域发源的“虚拟图书馆”的有关理论是理论界对应信息环境变化的又一出色研究成果。由于信息存贮问题涉及图书馆存在的基础,关于虚拟图书馆的理论影响十分深远。例如,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中,人们要思考图书馆存在的问题,图书馆职能重新定位的问题;在图书馆管理中,人们开始研究图书馆组织重建问题;在信息存贮中,藏书布局理论让位于指导读者“存取”信息的理论;在地区性图书馆布局理论中,建立存贮图书馆的必要性也被理论界否定了。

2.5 读者服务方面。 传统图书馆学中关于读者服务的理论大多数与图书馆职能研究有关,如公共图书馆运动精神、众多大家有关读者至上的论述。不少读者服务理论对图书馆工作产生很大影响,如开架服务理论。图书馆读者服务理论不会随信息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信息系统设计中的穆尔定律即是其发展。读者帮助与用户研究也是一项实质性成果。读者帮助理论产生于公共图书馆运动早期,它导致近现代图书馆参考服务与用户教育理论的形成。 格林和杜威都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9]。 用户研究理论则结束了主要依靠经验与热情进行读者服务的局面。读者服务的另一项重大成果是文献资源共享,图书馆通过馆际间合作解决本馆资源对本馆读者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

随着信息环境的变化,图书馆读者工作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虚拟馆藏环境中,图书馆不再是信息的完全拥有者,其服务内容从“提供给读者馆藏文献”变为“帮读者获取馆内外信息”。读者对图书馆的期望大大提高,图书馆服务场所不再限于图书馆建筑之内,服务方式也由面对面变为可通过网络或其它通讯工具进行。三类信息机构的服务直接影响到图书馆:(1)以OhioLINK为代表的书目信息利用共同体,(2)以UnCover和Article First为代表的文献传送商,(3 )远程信息检索机构,包括联机检索系统与因特网检索系统[10]。由于图书馆借助它们的服务内容,无偿服务的原则受到挑战,图书馆非传统服务项目中有偿服务趋势明显。

理论界对读者服务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并不断提出新的设想。理论界已经认识到服务原则的变化:如“为书找人”或“每本书有其读者”的原则淡化;为读者提供信息的目标优先于无偿服务;从强调按时服务(Just in case)变为强调及时服务(Just in time)。新的业务在开展,如原有的书评活动因网址的增长而让位于网评,受到读者欢迎。但这一领域最重要的变化,还是图书馆员定位的变化。兰开斯特许多年前设想过“没有图书馆的图书馆员”,使图书馆员转变角色为信息提供的中介人。这一思想当时很少受人注意,但现在,随着虚拟馆藏比例的上升及联机编目的普及,图书馆内从事信息贮藏与处理的人员减少,从事读者服务人员增加,不依赖本馆资源从事信息服务的馆员已经存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已在考虑图书馆员的重新定位问题,特别是参考人员的定位问题[11]。

2.6 其它。图书馆学中具有实质性影响的理论还有一些,例如:

2.6.1 图书馆专业教育理论。 施莱庭格最早倡导对图书馆人员实施专业教育,后来由杜威将其完善为图书馆学学历教育,图书馆专业教育的理论解决了图书馆工作人员专业化问题,为图书馆发展解决了后备人才来源问题。图书馆教育对发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提升图书馆人员的地位,也是有极大益处的。随着信息技术对图书馆支撑作用的上升,图书馆教育的内容构成也逐步发生变革。首先的变革是从图书馆学扩展到图书馆学信息学,继而出现更为激进的变更,如变成信息学或信息管理。尽管谢拉等人也论证过图书馆学专业的拓展问题,但拓宽专业口径的努力一般说并非理论指导的产物,而是教育部门适应图书馆用人变革所作的调整。面对当前信息环境的变化,图书馆教育理论显得十分无奈,甚至以图书馆学的校系关闭作为对应的结果。

2.6.2 图书馆管理。 对图书馆具有实质影响的图书馆管理理论并非充斥教科书的管理原则或定额管理等,而是将图书馆部门按采访、分编、典藏等划分,即将图书馆设计为功能结构的理论,以及将图书馆设计为学科结构的理论。许多年来这二种结构是图书馆仅有的选择。但现在人们已经在设计新的图书馆组织结构了,如建立网状组织,建立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将计算机业务甚至编目业务外包,等等。图书馆评估中也有非常出色的理论,例如以人均拥有藏书数和每万人拥有图书馆数作为评估公共图书馆水平的指标。但现在人们已经在讨论与网络信息服务有关的图书馆评估体系了。

2.6.3 图书馆建筑理论。 尽管图书馆建筑理论史上革新式人物中只有帕尼兹出自图书馆(其它多为建筑学家),但这并不妨碍早期的图书馆功能分区理论及以后的模数式图书馆理论成为有实质性影响的理论。信息环境的变化无疑将改变图书馆的建筑格局,模数式图书馆能否适应这种变化,也许图书馆建筑理论会作出解释。

3 结语:研究变革

作为一篇研究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文章,本文无意解决信息环境变化给图书馆带来的问题,甚至不能十分准确地描述各个专业领域发生的变化。这篇文章更多地是表达一种期待:处在世纪之交图书馆事业大变革的时刻,我们希望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界能够有更多的人仔细梳理各自专业领域(不仅本文提及的这些领域)的理论,看一看理论中变化了的与没有变化的是什么,尤其需要变化而没有变化的是什么。象西方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编目理论界的学者一样,认真地研究信息环境变化给自己领域带来的问题及变革契机,以实实在在的理论创新实现理论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指导。

在当前这场世界性的图书馆学理论变革进程中,中国图书馆学家的理论视野与研究深度总体上大大落后于西方。面对信息环境的根本性变化,我们的理论家们表现出不同姿态。积极研究者有之,漠不关心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且不论各种研究的得失,就理论的价值取向而言,我们更赞同积极研究的姿态。只有认真研究我们身边已经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变化,我们才能有足够的准备应付未来的挑战。比如我以为西方图书馆学者关于虚假图书馆的理论是理性的,值得我们学习与研究。我们的学者不能因为自己的身边的文献尚未虚拟,或虚拟得不那么彻底,就可以对这种理论说三道四,甚至以“国情”一类理由对其批评。近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中出现了许多由信息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新东西,其中有许多在数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站到1999年中国信息技术应用的高度,再回头看看前些年一些理论家对中国图书馆现代化研究的批评,人们应该能够悟出一个道理:只有积极地研究未来,图书馆学理论才能指导图书馆事业走向未来。对探索性研究的批评有时能够得到喝彩,或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但却不可能为图书馆的未来发展带来点什么。兰开斯特曾经预言过“无纸社会”并借此讨论未来图书馆问题,他的预言受到众多批评,他的批评者到目前还是正确的。尽管如此,我仍然以为理论家应该象兰开斯特那样去研究变化的未来。因为兰开斯特“无纸社会”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与理论激励,毕竟要远远多于他的批评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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