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从阿多尔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黑格尔论文,多尔论文,阴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 51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 （2000）05-0044-07
黑格尔以其思辨的辩证法横扫了整个西方传统哲学的一切领域，并凭借其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的暴力，实现了前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即消除主观思想与客观世界的对立而“达到理性与现实的和解”[1]（P43）。然而，黑格尔在其身后，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攻击者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强力之无所不能这一点无一例外地都表现出极大的愤懑。其实，辩证法的强力并非像黑格尔自己所宣称的那样，仅源于绝对理性的自我否定性，而是恰恰相反。在这一点上，与其他所有黑格尔的批判者（与继承者）相比，阿多尔诺显得略高一筹。阿多尔诺公允地指正黑格尔对逻辑普遍性规范、颠倒功能的凸现和夸大，导致了普遍共相对特殊性的个体的吞食，导致了同一性对非同一性的排斥和消解。他认为黑格尔通过否定之否定的运用消解、同化了肯定，将否定变成否定之否定的一个环节和阶段，实际上取消了否定与肯定的非此即彼的确定界限，“否定之否定等同于肯定性是同一化的精髓”[2]（P156）。这样， 实际上在黑格尔否定性的背后更为根本的是绝对的肯定性，在非同一性的背后是绝对的同一性，对黑格尔来说理性的根本的第一原则就是绝对同一性。绝对同一性既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强力之永不枯竭的根源，亦是造成黑格尔辩证法保守性和诡辩性阴影之所在。因此，反对辩证法的同一化，恢复辩证法的彻底否定性和革命性，便成为走出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辩证法话语并摆脱由此带来的阴影的出路和希望之所在。其实，这也是梳理现当代西方哲学中有关辩证法之争的混乱不清状况的出路之所在。
一、理性的第一原则与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
自从爱利亚学派有力地论证了“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在西方哲学发展演变中，对绝对同一性的追求就成了哲学发展的方向；而亚里士多德则更是将A＝A同一律视为逻辑的根本（而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只是同一律的变相），他将理性首先界定为一种根据同一律进行推理的能力和冲动，或者说，在原因与结果之间发掘同一性（规律、联系）。其实，与其说是通过考察、比较和分析原因与结果以发现两者的同一性的规律和联系，不如说是在理性的同一性原则的冲动指引下，由结果引出原因，或是相反，由原因导出结果。哲学就是要寻求第一原则、第一原因，理性则承担着探究这第一原则和第一原因的重任（拉丁文的ratio、德文的ration和英文的reason均可译作理性， 亦可译为原因），而理性的根本原则即同一性原则，也即在结果（事物）中寻找原因（理性自身），从原因（理性自身）中推出结果（事物）。
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偶而也有对理性同一性原则的质疑，但这丝毫也影响不了理性同一性原则逐渐取得统治地位这一历史进程。这种理性同一性原则的冲动，表现为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理性主义泛滥成灾。几种不同类型的理性主义的形成及发展，其实也只是理性绝对同一性原则不同的折射与表达。继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理性主义之后，有笛卡儿通过“我思故我在”所确立的高扬绝对的主体的理性主义，有休谟因“因果联想说”怀疑论而导致的理性主义危机，还有康德因“理性矛盾”说而造成的理性绝对同一原则中断。但在黑格尔那里则集理性主义发展之大成而生发出绝对理性主义。哲学成了理性的事业，理性不仅成了解释、论证一切的代言人、权威和方法，也是判定、衡量一切是否有其存在价值、意义及其合理性的最高法庭和尺度；更有甚者，理性就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本质和功能。那么，理性何以具有如此至尊的魔力和地位？
原来，理性不仅具有规范、颠倒一切的逻辑普遍性，[3] 还有驱动、异化并同化一切的自我超越性。[4]理性凭借着逻辑普遍性（Logos逻各斯）与自我超越性（Nous努斯）及两者的矛盾对立统一之和解，便具备了无所不能的自我和解、和合一切的辩证法威力。有了这种概念辩证法，理性与世界的对话便演绎成了理性自身的外化、现实化、客观化，进而在对话中理性化外物为自身，使之内化、回归于理性自身，从而最终转换为理性的自我对话。理性演绎、生化出外物也就是理性自己产生自己。这就是理性反客为主自诩为万事万物的本质、根据和动能并统治世界的秘密之所在，也是辩证法消解一切、同化一切的魔法之所在。
但是，辩证法的这种绝对同一性，也正是黑格尔辩证法自身致命的弱点。在此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魔法面前，一切的一切其实都被判决了终身监禁，即它只能是它自身，而这个它自身也就是它自身的概念，但概念又是普遍的共相，它必然要服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绝对普遍共相，也即绝对理性。绝对理性通过否定之否定将一切虚无化、同化，让它再现，重新赋予其肯定性。正如黑格尔自己所说：“精神在否定的东西那里停留，这就是一种魔力，这种魔力就把否定的东西转化为存在。而这种魔力也就是上面称之为主体的那种东西。”[5]（P21）这样，一切的一切都被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所笼罩，或者说，辩证法的王国就是阴影的世界。在此阴影的王国里所有的一切当然都要服从于阴影的法则：虚假同一性。辩证法在自身这种绝对同一性的驱动下，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自己宣告了自己的不合理性和非法地位。这正如阿多尔诺批判的那样，“在黑格尔那里，在辩证法的最核心之处一种反辩证法的原则占了优势”。[2]（P156）
二、辩证法绝对同一性魔法的圈套、陷阱
（一）辩证法绝对同一性与本体论证明
要真正领会和了解辩证法绝对同一性所具有的变理想为现实的指鹿为马的绝技，这首先得从安瑟尔谟有关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谈起。辩证法绝对同一性那种势不可挡的强力，首先在本体论证明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和体现。安瑟尔谟试图运用理性论证的方式，向世人昭示在他自己看来再明白不过的真理：绝对完满无缺的上帝观念是每个人（包括愚人在内）心里都存有的，而说上帝是完满无缺但却连存在这种简单的属性都没有，这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因此，绝对完满无缺的上帝必定存在。本体论证明所呈现的理性威力为黑格尔所领悟和吸取、发挥。阿多尔诺说：“可以说，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尽管吸取了康德的批判，但还是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复活了，……由于黑格尔始终如一地把非同一性消溶在纯粹同一性中，概念便成了非概念的保证。”[2] （P403）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绝对主体的是主体性是一种无限的东西，而无限的东西必定存在并一定要使自己存在起来，或者干脆说，它就是概念与存在的统一。当然，这种简明扼要却又强劲有力的推论，只是到了黑格尔才完成的。[6]因此，叔本华、 罗素都指责黑格尔哲学只是本体论证明的一个注脚。黑格尔将安瑟尔谟的上帝观念的完满无缺特性用更强有力的无限观念加以说明。在黑格尔看来，无限的东西与有限的东西的差别就在于，无限之为无限，就因为它不只是停留于主观性中，更有能力将自己实现于客观性之中，“上帝的概念（无限观念）即包含他的存在，这种概念与存在的统一构成上帝的概念。”[1]（P140 ）我们不禁要问，以本体论证明这种魔法为基础，还有什么东西不能被辩证法绝对同一性所同一化与消解？绝对（理念、上帝）之为绝对，绝对之所以存在并成为万事万物的本质和根据，就是因为绝对本身就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概念和存在的统一、思想与现实的统一。这其实是辩证法绝对同一性最强大而又最软弱的表达，也是其妖道之所在。本体论证明中所蕴藏的真谛就是用思想观念吞食现实存在的这种同一化魔力，而辩证法绝对同一性则是在本体论证明这一同一化基础之上，对普遍共相的逻辑规范性与自我超越性的否定之否定的有机结合，这种矛盾的对立统一由此形成无所不能的绝对同一性魔法。
（二）吞食特殊性的普遍性对个体的同化、消解
柏拉图的辩证法对普遍共相的特性与威力已有所领略。具体说，柏拉图通过辩证法在对话中的运用已经意识到语言的抽象与反客为主的颠倒功能。在柏拉图的辩证法中，作为普遍共相的理念就是特殊的个别事物摹仿的原型。柏拉图通过对话的辩证法就是要揭露并制造感性表象的混乱和对立，便由特殊、个别的事物超越到普遍、一般的本质世界、共相世界，柏拉图对于普遍与特殊、一与多的辩证法的运用，已使得普遍共相的同一化功能初显端倪。
在柏拉图理念论之后，普遍共相在亚里士多德、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那里尽管分别以自我、实体、单子、范型、绝对等形式出现，但其实质都一样，即它们都是绝对的普遍性共相的不同表达而已。其间，有一条很重要的发展线索，那就是在对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的理解、把握和运用的同时，逐步将普遍共相推上了可以概括一切进而规范一切，为一切立法并统摄万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无论是笛卡儿，还是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他们对普遍共相的把握和运用，其目的都只有一个，即要利用普遍共相自身的辩证法同化功能，将特殊、个别的东西纳入普遍概念的轨道，用同一消解差异，用单一消解杂多，以实现世界的统一。
康德则更是赋予普遍共相以立法的权力和地位。他将感性的时空观念、知性的范畴和理性观念作为一切人类科学知识得以产生和形成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人类认识中的背谬、二律背反、矛盾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理性只有僭越有限的现象界范围而去认识无限对象的强烈冲动，却没有与这种理性冲动相匹配的具有规范作用的普遍共相或范型。尽管康德中断了整个西方哲学史上辩证法绝对同一性原则发展的进程，使得理性自我同一性原则作为哲学第一原则的地位受到挑战和质疑，我们也决不能说康德要坚持、强调辩证法的非同一性原则，不能说康德完全背离了理性绝对同一性原则。康德先验哲学中包含着“禁止设定绝对的同一性”[2]（P242）之倾向， 他所设置的矛盾的正题与反题“毋宁说将证明对立性的不可避免性”[2]（P236）。但是， 当康德把自在之物“等同于绝对主体时，他最终又屈服于同一性原则”。[2]（P408）其实，康德在认识领域中无情地杀死理性绝对同一性这个上帝后，在伦理学、美学的领域中却又使它从血泊中站立起来。
康德对于辩证法绝对同一性不断扩张进程之中断，对于人类理性矛盾的不可避免性的揭露和对理性僭越行为的警告，非但没有中止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进一步发展，反倒迎来了辩证法绝对同一性更加辉煌、更加发达的太平盛世。继谢林所完成的绝对无差别同一哲学之后，黑格尔从“理性矛盾”这一所谓“康德的障碍”入手，彻底变革了传统辩证法。他将传统辩证法的抽象同一性改造为辩证法的具体同一性，将传统逻辑的一般肯定改造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肯定，将抽象的普遍性变成为具体共相。但是，更为关键的是，黑格尔给传统辩证法同一性注入了非同一性的活力，他为传统静止、僵死的普遍共相、范畴概念注入了自我否定、辩证运动的活力，使得普遍共相、逻辑范畴得以自我推演和运动，从而结束了以康德为代表的传统逻辑的那种生硬、笨拙的做法，即要么是一次性启动概念运动、推演而表现为神秘主义，要么将普遍共相看作是固定不动的僵硬的图式，概念范畴的推演成了人为地加减、排列而表现为形式主义。
但就在黑格尔彻底改造传统辩证法同一性而使普遍共相成为充满活力的具体共相（Begriffen）的同时， 却也使得辩证法绝对同一性魔力大增、魔法大长，乃至于这种具体共相由普遍与特殊的同一“进一步发展为特殊本身的辩证法，那么特殊——在他看来不过是被中介的普遍——就会赋予和普遍一样的权利。”[2]（P328）这样， 在黑格尔辩证法中，“并不是把特殊完全当作特殊来对待。他的逻辑学仅仅处理本身已是一种概念的特殊性。”[2]（P327）实际上，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绝对同一性中，特殊成了由普遍任意驱使的可有可无的中介。这样，也就取消了特殊自身应有的地位和作用。阿多尔诺批评黑格尔说他“以总是重复的口气结论说：离开了普遍，特殊就不存在。”[2]（P326）最终， 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具体共相的建立，实际上践踏了特殊性而将特殊的个别存在虚无化、普遍化，而当黑格尔感到这种做法有什么不足之处时，他便“以变戏法的方式增进了一种精神的优势，这种精神将凌驾于特殊之上并净化掉特殊的一切抵制概念的东西”。[2]（P171—172）从辩证法对普遍与特殊的所谓矛盾关系的处理与把握的这种方式和做法中，我们发现辩证法背后所隐藏的诡辩法的蛛丝马迹。
从黑格尔建立的所谓特殊的辩证法中不难发现，绝对同一性对非同一性的压抑、同化，让非同一性服从于同一性、规定同一性，首先就是通过运用普遍性消解特殊性、同化特殊性乃至于将特殊性视为普遍性的一种特殊形式来进行的。正是通过普遍性对特殊性的无情吞食，绝对同一性完成了对非同一性的同化和统一，最后，绝对同一性成了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统一。因而，在黑格尔辩证法中非同一性的东西即杂多、差异、特殊、个体等均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力和地位，而成为同一性的东西即普遍、概念、范畴等的附属物。
（三）肯定一切的否定之否定对否定性的虚无化和同化
在黑格尔思辨的辩证法创立之前，辩证法主要是作为一种怀疑、批判的方法和工具，其主要特性是否定性，在否定与肯定之间有着非此即彼、泾渭分明的对立和界限。同时，辩证法与逻辑学是彼此分离的，概念、范畴的抽象能力乃至瓦解力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体悟、被运用，但是还未有概念范畴的自我否定的说法。黑格尔创立概念辩证法，一方面他发掘并激活了逻辑、范畴、概念自身的生命活力，由此牵引出不竭的“意识的暴力”[5]（P57）、概念的否定性强力，让逻辑、范畴、概念流动起来，从而具有更大的消解静态事物的否定能力；另一方面他从康德、费希特那里接过概念、范畴的正反合命题三一式，完成了概念辩证法三步曲，即从正题（肯定）出发经过反题（否定）再回到正题即合题（否定之否定或辩证的肯定）。黑格尔还吸取了谢林绝对同一思想要素，而将其无差别的软弱性剔除。这样，黑格尔将片面的否定性改造为思辨的否定之否定，从而使否定性由辩证法的根本特性嬗变为辩证法的中介，否定性由原来的作为肯定性的非此即彼的对立面而沦落为肯定性的一个中介环节、工具手段，而依附于肯定性。
黑格尔完成逻辑学与辩证法的统一，并确定了辩证法正反合命题的三步曲，成功有效地解决了前人无法解决的难题，成为西方哲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辩证法大师，但他同时也因赋予辩证法吞食一切的强力而使得辩证法误入歧途成为无所不能的魔法，而肆意对前人乃至后人所面对的一切问题不问青红皂白地加以强行解决。其实，这无异于对问题本身的曲解与纂改，实质上也就回避了问题。这就使得黑格尔留给后人的这份精神财富具有了可怕的两重性，这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问题。
黑格尔为了消解否定与肯定之间彼此对立的界限，他首先将坚持这种对立有效性的观点武断地归结为知性的观点或否定的理性而大加批驳。他说：“当辩证法原则被知性孤立地、单独地应用时，……就形成怀疑主义，怀疑主义作为辩证法的结果，包含单纯的否定。”[1] （P176）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不能像怀疑主义那样，仅仅停留在辩证法的否定”[1]（P181）结果方面， 因为知性的抽象和消极理性的否定只反映出绝对理性、意识的某一阶段上的特性，只是构成了辩证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阶段。要揭示、呈现出精神、理性的本性，就必须由知性和消极理性过渡到积极理性或思辨理性，由反题即片面的否定进入到合题即否定之否定。黑格尔强辩道：“这种扬弃否定、否定中包含肯定的基本特性，就具有逻辑真理的第三形式（即合题）即思辨的形式或肯定理性的形式。”[1]（P181）就这样， 被马克思赞赏为“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7]（P116）蜕变为肯定的辩证法， 辩证法本原的否定性为否定之否定所消解和同化，而成为肯定性的一种特定的表达。这就使得辩证法的革命性大打折扣，而为日后的“那种无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无批判的唯心主义”[7]（P115）埋下了伏笔。 至此，肯定与否定正反题之间不再有非此即彼的确定界限，而是亦此亦彼，否定与肯定、反题与正题都被包容、吸纳入一个更高的可怕的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合题。辩证法可以用否定之否定的尺度评判、裁剪一切，而堕落为万能的魔法。我们不禁惊叹，既然连否定都可以被否定之否定转换为肯定，那还有什么东西不能被辩证法的魔法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呢？
从这一点看来，阿多尔诺用心良苦地要恢复否定的辩证法，并在其《否定的辩证法》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目的，“试图使辩证法摆脱这些肯定的特性”[2]（P1），也即脱离否定之否定的魔爪， 是有其深刻意义的。
三、辩证法绝对同一性魔法批判及其出走
在西方哲学发展历史中，辩证法曾经历过几种不同形态的演变。柏拉图吸取智者派雄辩术的要素并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基础上首次赋予辩证法以确定形态与方向，他要以辩证法为方法瓦解感性的世界，使之在混乱与对立中超升到理念世界。康德则以二律背后的方式把辩证法定位于人类理性冲动的两难状态，客观上揭示出“人类理性思维的矛盾的不可避免性”。康德保留了辩证法的非同一性特性，但他最终还是试图以绝对同一性为其归宿和终点。黑格尔则全面、彻底地改造、完善了辩证法的内容和形式，把辩证法视为精神运动的最根本的特性，看作万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原则。黑格尔不只是揭示了辩证法作为神秘的“努斯”冲动的强力，同时还赋予了这种“努斯”冲动的概念演绎的形式（逻各斯），并使得两者合而为一达到完善的和解统一。由此，黑格尔成为辩证法的集大成者。
但是，黑格尔对辩证法的完成，却是以逐步凸现、膨胀辩证法自古就有的“肯定的特性”[2]（P1），而不断遮蔽、 消溶辩证法的否定性为代价的。纵观辩证法发展演变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辩证法就是通过否定的方式来达到肯定的目的。其实，所谓辩证法的革命性与反动性、不确定性与确定性、批判性与保守性及其他种种貌似水火不容实则相辅相成的矛盾性莫不源自于此。其间，最为根本的运作机制便是通过否定性的非同一性表达，实现肯定性的同一性，并在此进程中以绝对的同一性不断吞食、消解相对的非同一性，让非同一性的否定消失在绝对同一性的肯定之中。
对于辩证法同一性的夸张与凸现，其实一直伴随着辩证法自身的成长与壮大（由此，我们不禁质疑：达到绝对同一性难道真是辩证法的必然归宿）。也正是在辩证法同一性的不断显明和张扬的过程中，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魔力不断得以强化并为世人所认知和运用。这种魔力发展到登峰造极便是那种无所不能的魔法：颠倒是非与黑白，指鹿为马、点石成金。更有甚者，有即无、无即有，一切皆空、万事万物无一不被虚空（同一性）所吞没。当辩证法绝对同一性被理解为万事万物的本原和动能时，在哲学大一统的和谐的背后便是对朴素常识、生活现实的背离、鄙视和绝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猖獗；当它被作为至高无上的思维方式和追求真理的方法时，在概念辩证法游刃有余和获得绝对真理的背后隐蔽着的却是诡变与谎言；当它被尊奉为意识形态的主导原则时，其现实的结果更是悲剧的发生，在对世界精神、民族精神、领袖意志的普遍共相的现实化的过程中，却伴随着对个人、弱小群体和民族生存权力和自由的抹杀，甚至导致类似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灭绝种族的集体大屠杀。这就如同阿尔多诺痛心疾首地警告世人的那样：“奥斯威辛集中营证实纯粹同一性的哲学原理就是死亡”[2]（P362）， 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威力是原子核裂变式的，真可谓四两搏千斤。对于辩证法绝对同一性这种可怕的魔法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严肃的批判态度。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即原来辩证法本身就是一个两刃刀，其内部就包含着两重性，即否定性与肯定性、革命性与保守性、批判性与诡辩性。这样，在对辩证法的把握和运用中，就存在着这样一个严肃的重大课题：如何防止、限制辩证法的保守性、肯定性、诡变性的膨胀和凸现并扼制辩证法的魔力的扩张，捍卫辩证法的革命性、否定性、批判性，从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这就要求保持辩证法的思想张力，在同一性与非同一性之间，在肯定性与否定性之间，在思想与现实之间应保留一定的非此即彼的界限，而决不可一味追求统一、和解。这同时也警告我们，应为非逻辑的东西、非概念的东西保留一定的合法性，为异差、杂多、感性留一席之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从“纯思维的辩证法”[7]（P116）、 从概念辩证法、从绝对肯定的辩证法中出走的光芒。
收稿日期：2000-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