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农户家庭婚姻、生育及期望研究——来自浙江省三村的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江省论文,农户论文,家庭婚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了了解农户家庭组织内部成员的年龄、受教育年限以及婚姻、生育等情况，笔者在浙江省10个观察村中选择了对本项研究感兴趣，并愿意协作调查的3个村于2000年进行了一次调查。这3个村分别是浙江省嘉兴市秀州区的余北村、瑞安市的金后村、丽水市莲都区的河边村。调查对象为固定跟踪观察的农户，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家庭成员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家庭成年人员的通婚情况、育龄妇女的生育情况，以及家庭核心成员对生育子女的期望等。本文就调查结果结合跟踪观察情况做一分析。
一、家庭成员情况及与收入的关系
（一）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范围涉及浙江省3个村150户。被调查农户家庭全部成员为577人，其中男性299人，占51.82%，男、女比例为100:92.98。其中25岁以下成员中男、女比例为100:80.73，60岁及以上成员中男、女比例为100:110.34。女性年龄极差为93岁，男性年龄极差为83岁。被调查户家庭成员平均年龄为36.17岁，其中男性平均为34.85岁，女性平均为37.60岁。15～70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2年，其中男性为7.41年，女性为6.81年。从调查统计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家庭分工和劳动强度的差异，男性的预期寿命显著低于女性。25岁以下人口性别比有些失调，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存在。
（二）年龄分布
从被调查农户家庭成员的年龄分布看，随着成员年龄的上升，其数量分布呈典型的"M"型。其中，20～25岁和45～50岁的成员最多，分别占家庭全部成员的11.27%和11.61%，其次是50～55岁和15～20岁，分别占10.75%和9.88%（见图1）。而年龄在25～40岁之间的3个组的成员份额仅分别为6.41%、6.24%和7.63%。笔者认为呈现这种"M"型的可能原因有三，一是70年代末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二是城市经济发展对农村劳动力需求一度增加的影响；三是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导致农村人口非农化转移。就性别分布看，25岁以下人口中男性的比例较高，其中10岁以下的男性比例显著高于女性。35～50岁女性的比例则明显高于男性，50岁以上男女比例基本接近。到75岁以上，则女性比例再度升高。由此可见，被调查户家庭成员的性别分布不仅与时代差异有一定的关系，同时与劳动分工、预期寿命也有一定的关系。
（三）年龄与收入的关系
从图2可以看出，被调查户家庭主要劳动者年龄不同，家庭收入水平差异明显。年龄变化与收入水平的关系同样呈现"M"型。这一模式的形成与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规律是完全一致的（史清华、侯瑞明，2001:65～70）。在成家时间较短，劳动人口负担相对较低的阶段，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比较高，随着劳动人口负担的增加，收入水平一度出现下滑，直到纯消费人口转为劳动人口时，收入才再度出现上升。当家庭劳动人口再次转为消费人口时，收入水平呈急剧下降的趋势。老年家庭的收入水平是最低的，这一结果从某种角度反映出，家庭生命周期规律是被调查户家庭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形成的最基本根源。
图1 被调查户中不同年龄的人口分布
（四）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分布
调查显示（见图3），在15～70岁之间的人口中，平均受教育年限明显地随着年龄的上升呈下降趋势。年龄在20～25岁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长，达9.43年；当年龄升到30～35岁时，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2年，较20～25岁者下降近两年；当年龄进一步升到40～45岁时，则减少到6.21年；到50～55岁时，则进一步减少到4.70年。这一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浙江省农户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呈加速上升的趋势。这一趋势也意味着，在21世纪浙江省农户经济持续增长的进程中，家庭人力资本储备对其的促进作用将越来越大。
农户家庭成员文化水平的变化除了从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反映外，还可以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分布得到反映。解放前出生的人口，绝大多数不足高小，其中文盲半文盲率高达40%左右；而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绝大多数完成了小学教育，文盲半文盲率已下降到20%左右；而7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口，其文化程度已接近初中水平，其中高中及以上率达10%以上，文盲半文盲率已下降到不足2%的水平。
图4 被调查户主要劳动者受教育年限与收入的关系
（五）平均受教育年限与收入的关系
从图4可以看出，被调查户家庭的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其家庭主要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有着一定的相关关系。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很明显，受教育年限在小学阶段的家庭，其收入水平明显处于低层，当受教育年限达到初中阶段后，收入水平显著上升。当受教育年限进一步上升到高中后，收入水平的增长则不太明显。原因可能与高中教育的目标以“应试”为主有关，同时也与家庭劳动者的年龄分布有关。总的看来，农村义务教育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敏感性是非常强的（注：在对不同文化程度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分组计算后，运用SPSS软件进行了回归，其模型分别为：线性函数模型：Y（人均收入）＝3309.33+271.112X（受教育年限）；幂函数模型：Y=3339.65X[0.2642]。）。由此可见，提高农户家庭劳动者文化教育水平是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二、被调查家庭成年人口的婚与嫁
（一）样本资料情况
婚姻是研究农民组织内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本次调查中，婚姻问题中的初婚（嫁）龄与距离是作为调查的核心内容之一进行的。调查共获取有关婚姻问题的样本276个，其中男性样本158个，女性118个；男婚样本146个，男嫁（俗称“倒插门”）12个，女嫁111个，女婚（招女婿）7个。
（二）不同年龄段被调查者初婚年龄及婚嫁距离
从表1可以看出，被调查户家庭成年人口的平均初婚（嫁）龄在23.67岁，平均婚嫁距离在53.85公里。相比较，3个调查村的初婚（嫁）年龄几乎无差异，但初婚（嫁）平均距离则有明显差异。余北村的平均距离长达80公里以上，而金后村则不足5公里。就不同时代看，在样本人口年龄谱中，随着时代的变化，被调查户家庭成年人口的平均婚（嫁）距离呈一典型的“∪”型状。解放前出生的人口和“文革”后出生的人口平均婚（嫁）距显著高于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这一结果的产生应当说与不同时代的农村经济模式是相关的。在以集体经济为中心的生产模式中，人们的自由支配时间常常受到劳动时间的约束，表现在娶亲嫁女上，婚嫁距离明显偏短。而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经营模式明显地扩大了农村居民的交际圈，这在平均婚（嫁）距离的长短上得到充分反映。这一结果充分表明：农村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直接会影响到社会发展模式，反之亦然。
（三）不同婚嫁模式下的家庭人口初婚年龄及婚嫁距离的时代演变
就不同性别的婚家年龄看，男婚的平均初婚龄为24.88岁，女嫁的平均初嫁龄为22.41岁，两者相差2.47岁。而男嫁的平均初嫁龄为23.00岁，女婚的平均初婚龄为19.57岁，两者相差2.43岁。比较四种婚嫁模式发现，男性初婚（嫁）年龄均显著晚于女性，而男嫁或女婚的模式则要明显早于一般婚嫁模式。就目前农村成年人口的初婚（嫁）年龄变化看，近年早婚（嫁）现象有上升趋势，25岁以下年龄段与上一年龄段（26～30岁）相比，男性初婚年龄由25.10岁下降到23.40岁，女性由23.47岁下降到22.40岁，提前的幅度相当明显。
就平均初婚（嫁）距离比较看，嫁距长于婚距。随着时代的变迁，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趋势均为两头远，中间近。年轻一代女性远嫁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一代比一代远，年龄不足30岁的女性平均初嫁距达100公里左右。而年轻一代男性的婚距则相反，近婚趋势显著，且一代较一代近，30岁以下的男性平均初婚距只有50公里左右。
（四）初婚（嫁）距离分布
从图5可以看出，农户家庭成年人口的婚（嫁）距离大多集中在不足1公里的本村或邻村，随着婚（嫁）距离的延长，分布的人数越来越少。初婚（嫁）圈距离在1公里之内的在全部样本中所占比例达26.45%。随着婚（嫁）圈半径的扩大（见图6），被调查者在样本中所占份额呈急速上升趋势。当婚姻圈半径扩大到3公里之内，婚（嫁）人员的比例上升到45.65%；当扩大到5公里之内，则上升到59.42%；进一步扩大到10公里内，则上升到74.28%，再扩大到20公里之内，则上升到85.14%。而婚姻圈半径超过50公里的人口比例只有10%强。这一结果表明：目前浙江省农村人口的通婚圈是比较小的，近地缘通婚依然是农村青年通婚主要模式。就男女性别差异比较看，男婚短距离（3公里之内）现象较女嫁明显，中距离（3～50公里）则相反。超长距离（50公里以上），两者几乎无差异。
（五）不同年龄人口初婚（嫁）距离分布
被调查户家庭不同时代成员间通婚距离有一定差异（见图7）。随着时代变迁，短距离（即本村或邻村）通婚现象越来越明显，现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口，短距离通婚率高达56.36%，30～40岁的为47.54%，41～50岁的为55.84%，51～60岁的为30.77%，60岁及以上的则仅为22.58%。而在中远距离内通婚现象则越来越少。现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口，中远距离通婚率为38.18%，31～40岁的为44.26%，41～50岁的为40.26%，51～60岁的为51.92%，60岁及以上的为51.61%。而在超远距离上通婚的现象同样呈现减少趋势。现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口，超远距离通婚率为5.45%，31～40岁的为8.20%，41～50岁的为3.90%，51～60岁的为17.31%，60岁及以上的为25.81%。为什么不同年龄通婚圈出现如此大的反差？笔者认为，浙江省农村经济相对发达可能是导致婚嫁距离缩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农村历来在婚嫁上有“门当户对”之说，尽管浙江省农村来自外地的劳动者比较多，但真正形成通婚现象的并不多。这一判断与80年代中期浙江省农民的婚嫁行为的调查结果比较吻合（注：据1986年浙江省经济较发达的10个观察村之一绍兴西蜀阜村的一项调查，该村农民的婚嫁行为呈现“村内化”趋势。1986年，该村16～25岁人口的性别比(107.6:100)接近平衡，尽管当时有来自外地打工、年龄在18～25岁女工339人，但能够真正形成通婚的现象少之又少，这些女工与本村女青年相比在寻找配偶上明显处于劣势。全村293个已婚女性中，配偶在本村的比率高达40%以上。以经济收入水平为基础的“门当户对”观念是造成本村女性不愿外嫁的主要根源之一（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1987年）。）。
（六）初婚（嫁）年龄分布
从图8可以看出，被调查户家庭成员的初婚（嫁）年龄众数点在23岁，占全部样本成员的15.58%。围绕众数点增减1岁，初婚（嫁）率将扩大到43.48%；增减2岁，初婚（嫁）率将进一步扩大到67.39%。初婚（嫁）年龄在20岁以下的比例为11.23%，而在26岁及以上的比例为10.87%，初婚（嫁）年龄呈瑞典的正态分布。就性别或婚嫁比较看，初婚（嫁）年龄的性别差异比较明显，女性的初婚（嫁）年龄显著早于男性，其中集中程度也明显高于男性。在样本户中，女性出嫁最早为16岁（现年54岁），而最晚为29岁（现年33岁），众数点在23岁，所占份额为17.80%，围绕众数点增减1和2岁的集中程度分别为49.15%和71.19%；而男性结婚最早为17岁（现年60岁），最晚则为44岁（现年45岁），众数点在25岁，所占份额为18.35%，围绕众数点增减1和2岁的集中程度则分别为47.47%和68.35%。
（七）不同年龄人口初婚（嫁）年龄分布
不同年龄人口的初婚（嫁）年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见表3）。尽管不同年龄人口的初婚（嫁）年龄均呈正态分布，但峰值出现的时间先后以及集中程度有明显差异，年龄较轻的被调查者的初婚（嫁）年龄明显出现的晚，且集中程度高，而年老者则正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众数点增减1～2岁的集中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对现年51岁以上的家庭成员来说，初婚（嫁）年龄最集中出现的时间在22岁左右，其中20～24岁的集中程度为50.60%。而41～50岁年龄段成员初婚（嫁）峰值出现在25岁，31～40岁年龄段的峰值出现在23岁。30岁以下人口的初婚（嫁）峰值出现在24岁，其中22～26岁的集中程度为72.73%。这一结果同时也反映出，受60、70年代农村经济生活水平低下的影响，浙江三村曾出现过男子取妻时间推后现象。现年龄在41～50岁的男性25岁及以上初婚者高达58.70%。
三、被调查家庭成年女性的生育状况
（一）样本资料情况
在本次调查中，生育问题中的初婚（嫁）年龄、初育年龄、末孩生育年龄，以及生育子女数量等也是调查的核心内容。调查共获取家庭成年女性人口有关生育问题的样本173个，调查的女性现年龄范围最小23岁，最大93岁。其中现年龄30岁以下的26个；31～40岁之间的44个；41～50岁之间的59个；51～60岁之间的27个；61～70岁之间的10个；71岁及以上的7个。在生育子女方面，仅生一孩的女性占29.48%。
（二）生育状况
就调查情况看（见表4），被调查户家庭已生育的成年女性初婚（嫁）年龄平均为21.36岁，初育年龄为22.36岁。初育年龄与婚（嫁）年龄平均相差1年。两孩及以上女性生育末孩的年龄平均为27.32岁。平均每个女性生育子女数量为2.15个，其中男孩率占到56.18%。就不同年龄组间的差异比较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生育女性的初婚（嫁）年龄与初育年龄总体呈推后趋势，现年在26～30岁之间的已生育女性初婚（嫁）年龄较56～60岁之间的女性平均推后2.93年，而初育年龄则仅推后2.58年。在基本完成生育的女性中，平均生育子女数量明显地随着时间变化呈减少趋势，而生育子女的性别比例则呈两极化趋势，在全部10个年龄组中，只有41～50岁和71岁以上三个组生育的子女以女孩占优，其他组均以男孩居多，其中现年龄在35岁以下的女性，生育的子女中男孩率高达70.37%。
（三）生育多孩妇女的生育间隔及其他
就生育多孩的女性看（见表4），生育子女平均间隔为2.07年。与山西省相比（注：1997年笔者曾在内地山西省的一个村做过一次类似的调查。该村生育多孩妇女的生育间隔平均为2.47年（史清华，1999:23）。），间隔时间明显偏短，这一结果可能与生存环境离赤道更接近所带来的生物性成熟与生育时间提早、后代繁衍间隔缩短等缘故有关。从不同年龄组比较看，差异比较明显。60岁以上的女性，生育间隔最长，达2.46年，其次是31～40岁之间的女性，生育间隔为2.26年，再次是41～50岁之间的女性，生育间隔为1.98年。生育间隔较短的有两组，一组是51～60岁之间的女性，生育间隔为1.84年，另一组是30岁以下的女性，生育间隔为1.85年。由此可见，生育间隔与区位、时代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初期，生育间隔受到一定的人为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这一政策认识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生育间隔渐趋正常，这一现象在山西省的数据中同样存在（史清华，1999）
就生育子女数量看，目前浙江省三村农户家庭生育2孩以下率平均为70.52%，其中1孩率为29.48%，且这一数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显著上升趋势，尽管村际间有一定的差异，但趋势是完全一样的。目前年龄在31～40岁之间的女性生育2孩以下率高达93.18%。其中1孩率达52.27%。
（四）生育子女数分布
被调查户中已生育的女性子女数分布如表5所示，其中1孩率为29.48%，2孩率为41.04%，3孩率为17.92%，4孩率以上率为11.57%。就不同年龄组女性比较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妇女生育子女数量分布越来越趋向1～2个，而3孩及以上的多子女家庭明显呈下降趋势。在现年龄40岁以下的农户家庭中，生育4孩的现象基本消除。这一结果表明：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了20多年的今天，本次调查结果充分反映，这一政策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同时也表明农户对这一国策的认识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尽管在多子女家庭生育间隔较密，但突破2孩模式的比例却是极少的。
四、对生育数量与性别的期望
（一）样本资料情况
本次调查共获得有关生育期望问卷共233份，其中男性成员117份，女性116份。对生育子女数量有明确表态的共213份，其中男性成员106份，女性107份。“无所谓”或无明确期望的20份，其中男性成员11份，女性9份。在有数量期望的样本中，对子女性别期望“无所谓”的48份，其中男性25份，女性23份。
（二）对子女数量期望
从生育数量的期望看，有8.58%家庭成员表示“无所谓”，其中现年龄30岁以下的无所谓率为零，31～40岁为1.92%，41～50岁为5.81%，51～60岁为18.03%，60岁以上为11.11%。这一结果表明：在经历了养育子女的艰辛后，年龄较大的家庭成员生育观有了显著变化，虽然没有办法改变其生育数量，但这一态度也为后来人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东西。
表5 被调查家庭成年女性生育子女数分布 %
在对生育子女数量有明确期望的91.42%样本成员中，期望子女数量为1个的占14.55%，2个的占72.77%，3个的占10.33%，4个的占2.35%。就不同年龄组比较看，30岁以下的期望生育子女数为1个的占28.57%，2个的占71.43%；31～40岁的期望分布为：1个占17.65%，2个占74.51%，3个占7.84%；41～50岁的期望分布为：1个占12.35%，2个占70.37%，3个占14.81%，4个占2.47%；51～60岁的期望分布为：1个占12.00%，2个占76.00%，3个占10.00%，4个占2.00%；60岁以上的期望分布为：1个占16.67%，2个占70.83%，3个占4.17%，4个占8.33%。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期望呈显著下降趋势，1孩的期望率显著上升，2孩的期望率明显下降，3孩及以上子女的期望率几乎接近零。
表6 被调查户家庭成员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期望分布 %
就家庭不同性别成员对子女数量的期望比较看（见表6），男性对生育子女数量期望较女性要低，1孩率和“无所谓”率分别较女性高出1.64和0.75个百分点，而2～4孩率则较女性分别低1.43、0.08、0.88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表明：在农村生育子女上，多子女生育期望主要来自女性，由此，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心应当放在妇女身上，做好妇女思想工作意味着计划生育工作成功了一大半。
（三）对子女性别及数量期望
在有数量期望的213个样本中，对性别同时也有期望的占77.46%。就子女数量期望看，人均期望子女2.00个，其中，男孩的期望率为49.18%，女孩为30.44%，无所谓率为20.37%。就性别差异看，男性平均期望子女数为1.99个，其中，男孩的期望率为49.29%，女孩为28.91%，无所谓率为21.80%；女性平均期望子女数为2.02个，其中，男孩的期望率为49.07%，女孩为31.94%，无所谓率为18.98%。总体看，对于生男生女的期望差异是相当明显，男孩的期望显著高于女孩，但就期望者性别差别比较看，在男孩期望上，男性与女性差异不明显，但在女孩与无所谓的期望选择上，期望者的性别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在对子女数量与性别同时都有期望的165个样本中，期望生育数为2.06个，其中男孩的期望率61.76%，女孩的期望率为38.24%。就性别比较看，男性对生育子女的期望值为2.04个，其中男孩率为63.03%；女性对生育子女的期望值为2.08个，其中男孩率为60.57%。就不同子女数量期望比较看，1孩期望中的男孩期望率为85.00%，2孩为57.08%，3～4孩则为70.00%。从不同年龄组的比较看，无论是数量期望，还是性别期望，均有一定的差异。随着被调查者年龄的下降，其对生育子女的期望值呈下降趋势，男女性别比期望趋向平衡。
（四）文化程度对生育子女期望的影响
从表8可以看出，被调查者的受教育年限长短与生育子女期望有一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对性别期望上，但就生与不生、生多生少则没有明显的关系。就生育子女数量期望看，受教育年限在3年以下的，期望率达73.33%，平均期望子女数为2.08个；受教育年限在4～6年的，期望率为78.16%，期望值为2.11个；受教育年限在7～9年的，期望率仅为59.38%，期望值为1.79个；受教育年限在10年及以上的，期望率为68.18%，期望值为2.00个。就性别期望看，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生男生女一样的观念明显呈增强趋势。受教育年限在3年以下的，期望率达81.13%，期望男孩比率为50.91%，期望女孩比率为31.82%，无所谓率为17.27%；受教育年限在4～6年的，期望率为80.00%，男孩期望率为48.60%，女孩期望率为32.96%，无所谓率为18.44%；受教育年限在7～9年的，为71.69%，男孩期望率为49.47%，女孩期望率为23.16%，无所谓率为27.37%；受教育年限在10年及以上的，为71.43%，男孩期望率为45.24%，女孩期望率为33.33%，无所谓率为21.43%。这一结果为农村计划生育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不只提高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储备，增强农户收入增长能力，还为农村人口有节制地增长带来良好的效应。可见，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最大的困难就在性别期望上，当农户连续生育两孩均是女孩的话，再生一孩的愿望相当强烈，如果我们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文化素质，这一由性别歧视带来的难题会得到有效缓解。
表7 被调查者对生育子女性别的期望
表8 被调查者受教育年限与生育子女期望的关系 %
受教育年限3年以下 4～6年
7～9年 10年及以上 总体
无数量无性别期望
10.00
2.30
17.19
4.55
8.58
有数量无性别期望
16.67 19.54
23.44 27.27
20.60
有数量有性别期望
73.33 78.16
59.38
68.18
70.82
五、结论性评述
第一，从浙江三村调查结果看，随着农村家庭成员年龄的上升，成员数量分布呈一典型的"M"型。家庭主要成员的年龄与收入的关系同样表现为一种"M"型。这一模型形成根源主要是农户家庭生命周期规律。"M"型同时也预示着在未来10～20年农村将有一次人口出生高峰出现。家庭成员接受教育的时间呈加速上升趋势。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呈相应增长趋势。就是说，农村义务教育对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的敏感性是非常强的。可见，实现农民增收，提高农户家庭劳动者文化教育水平是一重要途径。
第二，家庭成年人员的平均初婚（嫁）年龄在23.71岁，平均婚嫁距离在53.85公里。随着时间推移，初婚（嫁）龄高低呈起伏波动趋势，而平均婚（嫁）距离呈一典型的“∪”型趋势。男性初婚（嫁）年龄均显著晚于女性，而“倒插门”即招女婿式的模式则要明显小于一般婚嫁模式的年龄。目前，年轻女性远嫁趋势非常明显，而年轻男性的婚距则相反，在短距离即本村或邻村内通婚现象较严重。
第三，农户家庭已生育的成年女性初婚（嫁）年龄平均为21.36岁，初育年龄平均为22.36岁。平均每个女性生育子女数量为2.15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生育女性的初婚（嫁）年龄与初育年龄总体呈推后趋势。生育多孩女性的平均生育子女间隔为2.07年。家庭生育两孩以下率平均为70.52%，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显著上升趋势。
第四，在调查样本中，家庭核心成员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期望表示“无所谓”的占8.58%。在有数量期望的样本中，希望子女数量为1个的占14.55%，2个的占72.77%，3个的占10.33%，4个的占2.35%。随着时间的推移，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对生育子女数量的期望呈显著下降趋势，1子女的期望率显著上升，2子女的期望率明显下降，3个及以上子女的期望率几乎接近零。男性对生育子女数量期望较女性要低。
第五，在对生育子女数量有期望的样本中，对性别同时也有期望的占77.46%。性别期望中，对男孩的期望率显著高于女孩。就期望者性别差异看，对男孩的期望，期望者的性别间差异不明显，但对非男孩的期望选择上，则差异比较显著。
第六，农户家庭成员的受教育年限长短与生育子女期望有一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对性别期望上，但就生与不生、生多生少则没有明显的关系。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增加，生男生女一样的观念明显呈增强趋势。这一结果解决为农村的计划生育难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不只提高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储备，增强农户收入增长能力，还为农村人口有节制地增长带来良好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