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FDI和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脆弱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竞争力论文,中国制造论文,比较优势论文,民族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9)08-0047-11
一、引言
在劳动力比较优势、大规模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大国优势这三大力量共同作用下(Gereffi，2005)，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多的制造活动转移或外包到中国。在仅仅2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由玩具、纺织品、服装、鞋帽等轻工产品的提供者，迅速成长为大规模产出、门类齐全的工业制成品“世界制造基地”(杨丹辉，2005)。基于中国影响力的扩大，有关“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及其对国际经济影响的讨论逐渐升温。国际上一些西方学者利用传统的国际竞争力评价结果(主要是进出口数据)积极宣传“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正从“量”和“质”两方面对他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构成了威胁(Qureshi & Wan，2008)；一些西方国家甚至据此利用“中国贸易顺差”问题大做文章，在贸易谈判中要挟中国。国内学者也对此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基于实际考察对“中国制造”的国际地位提出了疑问，认为其国际竞争力并没有国外评价的那样强大，贸易顺差很大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造成的(姚洋，章林峰，2008)；中国虽然具备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但中国工业化仍有许多路要走(金碚，2009)。与此同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制造”的产品低端、利润微薄，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其低成本优势会因为汇率上升、原材料价格上涨、环保成本提高、土地成本提高和“反倾销、反补贴”等因素而受到冲击。为此，他们提出中国经济应通过技术创新、品牌经营等向产业链中附加价值更高的方向发展；甚至有些人主张中国现在就可以转向后工业化的产业发展方向，即不再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而直接向现代服务业快速升级。于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政策上开始忽视或排斥“低端”制造业，运用大量的政府资源，鼓励、扶持、补贴各种高新科技产业和“高端”服务业。
国内外对“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认识为何相差如此之大？中国制造是否需要继续向前走？又该如何向前走？中国离“世界工厂”到底有多远？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关键在于正确评价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构建
“中国制造”的出口成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激烈讨论：中国有何竞争力？为何中国有如此竞争力(Adams et al.，2006)？近来，很多西方学者、商界和政界领导人不断声称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正对他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构成威胁。这种竞争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①对国际竞争影响：在第三市场上不断遭遇来自中国出口的竞争；②对国内竞争影响，即国内市场不断遭遇来自中国进口品的竞争。不过，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来自中国的竞争威胁还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来自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溢出会给周边邻居和贸易伙伴带来活力，从长远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Qureshi & Wan，2008)。总的说来，“中国威胁论”在西方媒体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加剧了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争端。美国2005年的第109届国会提出27件对华贸易保护措施草案，2007年的第110届国会又增加16件；类似的紧张关系也开始向欧洲蔓延，2008年进行的48件欧盟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一半以上与中国相关，特别是2007年新增的欧盟反倾销调查都直指中国。归纳起来，威胁可以区分为“量”和“质”方面两大类(Van Assche et al.，2008)。“量”方面的威胁主要是指中国明星般的出口绩效。从1987年开始，中国出口增长率年均达19％，是世界出口增长的2倍；结果是中国超越日本和美国，成为继德国之后第二大出口国。“质”方面的威胁主要是指中国在技术阶梯上的快速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且与发达国家越来越相似。15年前，中国主要是服装、玩具和鞋类等低技术商品的主要出口者，但今天却成为了电子产品的最大出口国，而这本是西方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传统领域。
“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真的就像西方学者描述的那样强大吗？他们大部分的实证研究主要是使用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进出口数据法，理论基础是以李嘉图模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理论。其基本假设为：①国际分工是产业间的水平分工；②产业的边界在国家边界内，一种产品的完整生产环节在一国内部，因此，只须关心产品的交换；③企业的边界也在国家边界内，即企业国际活动主要通过国际贸易进行，而很少进行国际投资活动。应该说这些假设基础正是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提出时的现实状况，但进入21世纪后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际分工正从过去产业间完整的产品生产分工向产品内部部件生产分工、产品增值过程分工、产品生产环节分工和产品要素分工等复合分工方式发展。如果说古典国际分工的边界是产业的话，当代国际分工的边界则是价值链，价值链上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深化的崭新结果。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使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大幅增加，结果是产业范围超越了国家边界(刘林青，谭力文，2006)。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如何评价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本研究认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一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至少应分为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和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两个维度。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指在全球价值链中，国家作为行动者参与竞争时表现出来的市场力量和领导力量(刘林青，谭力文，2006)。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指在全球价值链中，一国的民族企业参与竞争时表现出来的市场力量和领导力量，且集中体现为该国领导企业的竞争力。根据企业与所在国关系可以分为四类，即外商投资企业(Ⅰ)、本土企业(Ⅱ)、本土企业在外国的投资(Ⅲ)和外国企业(Ⅳ)。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焦点是国家边界以内的企业，即Ⅰ和Ⅱ两部分；而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焦点是Ⅱ和Ⅲ两部分。对于一个产业中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问题，波特教授有着自相矛盾的认识。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认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一国生产率水平提高提供了机会，因此，在评价一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时，企业的国籍是次要的，外商投资企业所产生的竞争力属东道国而不是母国。但在同书附录“界定产业集群的方法”中，波特却设置了原则二“检查该项产业的出口是否被其国内的外商所主导控制”而将外商投资企业的作用扣除。显然，波特教授认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提假设是该产业的主体依旧是本土企业，而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是弱小的。这在美国的确如此，但是中国刚好相反。从2001年开始，外商投资企业已占出口的半壁江山，它们已经成为分析中国对内对外经济行为和绩效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跨国公司在中国制造的产品可能会与发达国家的产品形成竞争，但前者产生的利润直接会对发达国家的GNP做出贡献(Wang & Wei，2008)。为此，张其仔(2003)率先采用“三资”企业为标杆测量我国本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郑明身等(2005)剔除外商投资企业贡献部分提出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进入2007年后，由于中国海关特有的“企业性质分类属性”(即企业所有制类型)被外国学者发现并很快引入中国，引发国内竞争力研究学者对“本土”和“民族”的关注(Wang & Wei，2008；姚洋，章林峰，2008)。
三、数据与方法
1.数据
本文使用的1987-2007年中国和世界的分类进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产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与此同时，为了考察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我们获得了由国家商务部提供的2000-2005年间中国海关分类统计进出口贸易数据。企业按所有制分为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包括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其他企业(主要包括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等)。因此，通过从中国进出口贸易数据中剔除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数据，可以得到本土企业的进出口数据。
2.贸易产品技术分类
本文采用Lall(2000)提出的贸易产品技术分类体系，该体系对照SITC三位数分类把贸易产品划分成五大类技术含量不同的产品类别，分别是初级产品(PP)、资源基础产品(RB)、低技术产品(LT)、中技术产品(MT)和高技术产品(HT)。制造品中，RB和LT类产品通常显示出较低的技术水平，而MT和HT类产品体现了较高的技术研发特质。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SITC三位数分类转化为HS四位分类。需要说明的是，初级产品(PP)并不是严格的中国制造品，只因为在中国出口中比重目前已相当低，且不影响分析的结论，故在后面的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中未将此剔除。
3.有关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计算
基于篇幅，本文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定采用Balassa(1965)提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dex，RCA)。通常认为，RCA超过2.5说明具有强竞争力，处于1.25—2.50之间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处于0.80—1.25之间具有一般的竞争力，小于0.80则表明竞争力弱(林珏，2006)。本文的特色在于结合企业所有制类型分析产业国际竞争力中不同类型企业的贡献，并由此将产业国际竞争力分解为两个维度：将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定义为所有企业贡献的RCA，将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定义为可扣除外商投资企业贡献的RCA。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刚刚开始，加上获取数据的困难，这里暂时忽略“本土企业在外国投资”对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因此，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同时包括本土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而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只包括本土企业的贡献。
4.出口结构相似性的计算
如果i国和j国有相同的出口结构，那么，CS和CC都会等于1，意味着会产生激烈的竞争；反之，两国的出口结构完全不同，那么，两个指标就等于0，意味着两国不是竞争而是互补关系。
四、“量的威胁”及其再评价
1.从传统指标看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量的威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出口的绩效是异常显著的。1987-2007年间，中国的出口复合增长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CAGR)为18.71％，是世界出口复合增长率的1.97倍；结果是，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从1986年的1.81％快速提升到2007年的9.12％，超过美国成为继德国之后的第二大出口国；2007年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另一方面，从中国的进口情况分析，1987-2007年间，中国的进口复合增长率为16.75％，是世界进口复合增长率的1.79倍；结果是中国进口占世界进口的比例从1987年的1.88％增长到2007年的6.97％，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大进口国。
下面，将进口和出口结合起来分析。从进出口贸易规模看，1987-2007年间中国的进出口复合增长率为17.76％，是世界进出口增长率的1.88倍；结果是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进出口的比例从1986年的1.85％快速提升到2007年的8.03％，成为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的第三大贸易国。从贸易盈余看，中国的贸易盈余从1987年的-37.79亿美元提高到了2007年的2618.2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贸易盈余国，而美国却成为最大的贸易赤字国。
综上所述，从总量指标看，中国进出口贸易在这20年里已取得非常明显的提高，在世界贸易体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些数据也从量的方面激起了西方对“中国制造”的担心。
2.从企业所有制类型看“量的威胁”的高估
本文按企业所有制类型对1997-2007年中国的出口结构及变动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中国出口额从1997年的1827.9亿美元增加到了2007年的12177.8亿美元，增长近6倍，复合增长率为20.88％。本土企业的出口额从1997年的1078.5亿美元上升到了2007年的5224.0亿美元，增长近4倍；但所占份额却从1997年的59％下降到了2007年的42.9％，复合增长率只有17.09％。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额从1997年的749.4亿美元上升到了2007年的6953.7亿美元，增长超过8倍；所占份额也从1997年的41.0％提高到了2007年的57.1％。这表明，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是靠外商投资企业带动的，实际上本土企业的出口表现并没有中国出口的总体表现那样好。
进一步说，本土企业出口份额的下降主要是国有企业出口份额的下降造成的，其出口份额从1997年的56.21％下降到了2007年的18.47％，复合增长率仅为8.15％，远远低于总体水平。可喜的是，在此期间私营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提升，其出口份额从1997年的0.04％快速上升到2007年的20.32％，复合增长率高达124.29％，远高于总体水平；换言之，如果没有私营企业的突出表现，本土企业的出口份额会下降得更快。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份额的增长却主要归因于外商独资企业的出口快速增长，其出口份额从1997年的17.10％快速提高到2007年的39.29％，复合增长率高达31.37％；而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企业的出口份额却是逐年下降。
五、“质的威胁”及其再评价
仅仅通过考察国际贸易总量来评价中国制造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各个产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为此，我们需要继续开展贸易结构研究。如前所述，国外学者在对中国贸易结构的相关研究中发现，中国在技术阶梯上快速提升，对西方国家传统的比较优势领域高技术产业领域——形成了极大的竞争威胁，即“质”的威胁。
1.从贸易产品技术结构的变化看中国制造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质的威胁”
我们从UNCOMTRADE获得了中国1987-2007年期间的贸易数据，并利用Lall的产品技术分类分析不同技术类别产品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及基于RCA的国际竞争力演变趋势(见图1)。正如杨汝岱和朱诗娥(2008)所提出的，中国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变化存在着明显的阶段特征，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出口劳动密集产品；到90年代中期以后，对外出口和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些企业和地区的经济实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开始出现“重型化”、“高科技化”的趋势；2004年以后，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开始超越低技术产品，标志中国新经济转型的开始。与此同时，就RCA指标看，五大类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情况和其出口结构变化基本吻合，具体如下：
图1 1987-2007年中国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和RCA趋势
资料来源：UNCOMTRADE。
1987-1993年，五类产品中具有国际竞争力(即RCA＞1.25)的只有资源型的初级产品(PP)和劳动密集型的低技术产品(LT)。但是，初级产品显然已经完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以资源换外汇的历史使命，其指数迅速从1987年的1.90下降到1993年1.04，几乎失去竞争优势；与之相反，低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稳步提高，RCA从1987年的2.35上升到1993年的3.09，显示出强大的国际竞争力，其中纺织服装产品(LT1)表现得尤为突出，RCA远远高于其他产品。另外三大类产品存在着比较劣势，不过变化趋势则明显不同。其中，高技术产品(HT)的RCA也从1987年的0.24上升到1993年的0.56；而中技术产品(MT)的RCA从1987年的0.40稳步上升到1991年的0.66，1992年很快下降到0.45，1993年回升到0.46；资源基础产品(RB)则从1987年的0.68缓慢下降到1993年的0.68。1994-2003年期间，RCA＞1.25的产品依旧是2个，不过变成了低技术产品(LT)和高技术产品(HT)。其中，低技术产品的RCA在1994年达到历史最高的3.12，其后一路下降到2003年的2.40；而高技术产品(HT)的RCA则从1994年的0.58快速上升到2003的1.45。另外三类存在比较劣势的产品的竞争力变化情况是：初级产品(PP)的RCA从1994年的0.98快速下降到2003年的0.40；中技术产品(MT)的RCA从1994年的0.49稳步上升到2003年的0.65；资源基础产品(RB)则从1987年的0.62缓慢下降到1993年的0.54。与产品技术结构变化趋势不同的是，2004-2007期间各产品竞争力的变化趋势与前一阶段基本保持一致。其中，高技术产品(HT)的RCA呈现上升势头，2007年达1.67，但未像产品技术结构图中那样超越低技术产品(LT)；而低技术产品的RCA除2006年有所回升外，继续保持下降趋势，2007年达2.22。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迅速下降；低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和国际竞争力尽管自1994年开始不断下降，但是龙头地位依旧保持不变，表明劳动力依旧是中国比较优势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和国际竞争力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从比较劣势产品逐渐成为竞争力排名第二的优势产品，而且出口比重已超越低技术产品成为中国出口份额排名第一的产品。于是，西方一些学者凭借这些证据渲染中国出口产品在技术阶梯上快速提升，同时在低技术和高技术领域形成竞争优势，进而对发达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构成了“质的威胁”。
2.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二维评价看“质的威胁”的高估
是什么力量对推动中国出口产品在技术阶梯上快速提升？中国高技术产品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否从实质上得到提升？为此，这里依照前面的理论构建将产业国际竞争力按企业所有制类型分解为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和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本文分别测算了各类产品2000年和2005年的国际竞争力，以考察其变化趋势，具体如表2所示。
中技术产品(MT)、资源基础产品(RB)和初级产品(PP)2000年和2005年的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和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都小于1.25，不具有比较优势，因而下面不作为讨论重点。从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标看，高技术产品(HT)和低技术产品(LT)都是中国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两类产品，同时也是出口份额最大的两类产品，2005年两者加起来占到了65％。但是，这两类产品在竞争力的变化趋势，特别是在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上的表现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就低技术产品而言，在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其国际竞争力自1994年后呈下降趋势。其中，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从2000年的2.89下降到了2005年的2.28，降幅为21.11％；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在2000年为1.74，2005年降到了1.33，降幅为23.56％。将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与外商投资企业的RCA比较看，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在2000年和2005年都是大于外商投资企业的RCA，这意味着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中本土企业比外商投资企业的贡献要大些，占据主角位置；但是，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降幅明显高于外商投资企业RCA的降幅，这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的竞争力反而在相对提升。进一步看，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造成的，其RCA从2000年的1.55下降到2005年的0.63，降幅高达59.35％。可喜的是，民营企业(即其他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各类企业中唯一一个在提升的，其RCA从2000年的0.03快速提升到了2005年的0.55，增幅高达17倍多。就高技术产品而言，2000-2005年是其从比较劣势转变为比较优势的关键时期。其中，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从2000年的0.98上升到了2005年的1.64，增幅高达67.35％；但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反而从2000年的0.25下降到2005年的0.24，降幅为0.04％；反观外商投资企业的RCA却从2000年的0.73上升到2005年的1.40(为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5.8倍)，增幅高达91.78％。这说明，高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完全是由外商投资企业贡献的，而本土企业未升反降；换言之，对推动中国出口产品在技术阶梯上快速提升的主导力量是外商投资企业，而本土企业在技术阶梯上依旧停步不前。
综上所述，用企业所有制类型来分析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内部结构不难发现，优势产品的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表现优异的同时，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表现却不尽如人意；而这种模式下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是相当脆弱的(刘林青，谭力文，2006)。
3.对中国出口结构相似度的再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前面的贸易产品技术分类法外，实证中还常用出口产品构成的技术复杂度(The Degree of Sophistication of Export Compostion)从总体上来衡量两国出口结构的相似程度。按照此方法，Hausmann et al.(2007)和Schott(2008)纷纷证明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不断提高，非常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贸易结构的相似隐含着中国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构成了竞争威胁，结果真是如此吗？这里，我们使用了两个关键指标专业化系数(CS)和相似度系数(CC)来揭示这种竞争关系(Qureshi & Wan，2008)。
本文计算了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7国之间的CS和CC值，并分别制作成竞争关系图。与过去的研究只提供中国的竞争关系图不同，本文这里同时提供了中国、美国、日本和印度四国的竞争关系图，以更全面地揭示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图2由4个小图组成，分别是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各自的竞争关系图；以美国的竞争关系图(图2左上角)为例，图中用菱形、方块和三角形等图标表示的数据点揭示出其他六国相对于美国的竞争关系。如图2所示，1987年4个小图中所有数据点的CS和CC都比较低，意味着国家之间的竞争并不激烈，各自依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口自己产品。具体来说，中国与印度形成较强的竞争关系(由中国、印度的竞争关系图得知)；而中、印两国与美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CS和CS都低于0.5(由4个小图综合得知)，竞争关系并不明显；而与美国形成竞争关系的主要是日本和德国(由美国、日本的竞争关系图得知)。在2006年情况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2006年4个小图中所有的数据点的CS和CC指标都超过了0.5，表明各国之间的竞争开始激烈，比较优势变得模糊。不过通过4个小图综合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和印度与美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CS和CS指标依旧比较偏低；而与美国形成明显竞争关系的依旧是德国和日本。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从1987-2006年期间，国家之间的出口相似度开始增加，比较优势逐渐模糊，而竞争关系日益显现。②中国与印度有高度的出口相似性而竞争明显，不过相似性在减弱；与美国形成明显竞争关系的是德国和日本，且这种竞争关系在加强；中国和印度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出口结构相似度在增大，但竞争关系依旧比较低。
图2 中、美、日、印的竞争关系(CC，CS；1987，2006)
资料来源：UNCOMTRADE。
六、对中国运动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案例分析
通过前面的研究，高技术产品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脆弱性已经毫无疑问了，而低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构成中本土企业的贡献高于外商投资企业，我们是否可以为此放心？接下来，本文对低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的典型代表——运动鞋，再做深入的案例研究(刘林青等，2009)。早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运动鞋的制造就已经全球化，其基本景象是：运动鞋的设计和研发中心位于美国和德国，制造在亚洲的低工资国家进行，原材料来自数个国家，而资本来自韩国和中国台湾，最终的产品通过海上运到北美和欧洲市场上去消费。运动鞋产业的消费和生产相分离及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是由Nike公司主导和推动的，并已发生两次大的产业转移。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日元升值和劳动者工资上涨，Nike等公司将运动鞋订单逐渐转移到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形成了运动鞋制造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第一次产业转移。但在20世纪80年代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运动鞋制造繁荣的同时，工人的工资也在快速提升，促使品牌商第二次转移到泰国、中国内地和印度尼西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去寻求代工。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内地成为运动鞋制造的新中心。简言之，运动鞋市场是品牌产品主导的市场，购买者驱动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而目前中国是最重要的制造基地。
目前，中国运动鞋显示出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2006年运动鞋的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已经达7.85，而民族产业国竞争力也有3.81。换言之，就RCA贡献看，外商投资企业和本土企业几乎各占据半壁江山。与此同时，对运动鞋出口产品单位价值的分析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确存在着高端与低端产品的明显分工，不过没有统计显著性证据表明外商投资企业和本土企业有着类似分工。换言之，外商投资企业和本土企业都在从事着低端运动鞋的生产。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运动鞋的单位价值似乎高于本土企业。其中的原因又何在？
图3 运动鞋的全球价值链
资料来源：本研究分析整理。
如前所述，领导品牌商构建的价值链是整个运动鞋全球价值链的核心，占据了产业利润池的大部分利润。成为领导品牌的供应商不仅意味着可以获得更高的代工价格，更是高制造能力的一种体现。庆幸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反血汗工厂运动，迫使Nike、Adidas等运动鞋领导品牌厂商公开生产工厂清单，以接受由独立第三者所进行的劳动检查。为此，本文选择Nike、Adidas、Puma and Timberland这4家公司为研究对象，收集到代工厂共计有71家，找到明确中文名的企业有68家，另有3家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分析发现，中国台商企业很明显是代工主体，共有51家，占71.83％，显示出强大的实力；而中国内地本土企业只有2家，且同属福建莆田的协诚鞋业有限公司，仅占2.81％；即使算上不能确认的3家工厂，也只占7.04％，与台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实际上反映出运动鞋产业的第二次产业转移已经与第一次转移在国际分工的性质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见图3)。第一次产业转移是在以国际贸易为中心、产业间完整的产品分工的国际分工背景下进行的，结果会造成转移国家企业的衰退和转产。而第二次产业转移时，Nike公司领导建立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已成熟并成为全球运动鞋产业的主导模式，与之相匹配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国际投资迅速增加并成为主力。在这种背景下，Nike、Adidas等领导品牌商，在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寻找运动鞋供应商的同时，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原有供应商也紧跟着通过FDI投资建厂，并利用相对中国内地本土企业而具有的先行者优势而成为整合的OEM供应商，在领导品牌商构建的核心价值链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外资对中国的运动鞋产业会带来两方面的影响。就积极方面而言，它会带来良好的生产氛围，带来出口的快速增加，形成非常强的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就消极方面而言，他们先行者的优势会压缩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使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不能得到相应的提高，特别是中国早期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使得此问题更为严重。图3所示，中国大陆本土企业并没有真正加入到领导品牌商建立的核心价值链体系之中而被边缘化。也就不难理解，尽管同样生产低端运动鞋，但是，外商投资企业比本土企业的单位价值高的原因了。更为严重的是，缺乏“本土”责任感的这些外商投资企业，也会更愿意配合领导品牌商将产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最近越南和印度运动鞋出口快速提升很大程度上是台商在这些地区投资建厂带来的。总之。外资虽然会使中国运动鞋产业的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不过同时也会造成对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压制，从而使得中国运动鞋的国际竞争力难以生根而相当脆弱。
七、结论
应该说，当前对中国竞争力的讨论在很多方面都是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经济崛起担忧的翻版(Adams et al.，2006)。我们不能被那些西方学者们提供的数据所迷惑，因为在全球价值链成为主导产业组织范式的今天，中国大量吸收的FDI会导致用传统方法计算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高估，无论是量的方面还是质的方面。从“量”的方面看，在1997-2007年这20年里，无论是占中国出口的比重还是复合增长率，外商投资企业都明显超过本土企业。这表明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带动的，本土企业的出口表现实际上没有中国出口的总体表现那样好。从“质”的方面看，在Lall的五类产品中，中国在高技术产品和低技术产品上都同时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高技术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完全是由投资到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贡献的，而本土企业则未升反降；2005年民族产业国际竞争力仅仅为国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15％，中国的本土企业不仅没有在技术阶梯上快速爬升，反而在高技术领域呈现出比较劣势。与此同时，在低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中本土企业贡献尽管超过了外商投资企业，但下降的幅度却快于外商投资企业。不仅如此，在对运动鞋的案例研究中，我们发现，尽管从传统的竞争力指标看运动鞋产业国家竞争力非常强，但一半的贡献来自外商投资企业，而本土企业竞争力则相对较弱。不仅如此，无论是外商投资企业还是本土企业都倾向于出口低端产品，但本土企业的单位价值却比外商投资企业更低。造成这种结构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本土企业被游离在领导品牌商构建的核心价值链之外而被边缘化。
总而言之，在欣喜中国出口取得骄人业绩的同时，我们更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制造”国际竞争优势的脆弱性，意识到本土制造企业国际竞争力依旧不强的现实。此时的“中国制造”不仅在提升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条道路上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还面临的是“前后夹击”的危险境地(刘林青，谭力文，2006)。由于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在价值链总租金分配上处于劣势，且所分得的经济租金中很大一部分还被跨国投资公司分走。为此，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制造”沦为“世界血汗工厂”。但是，应该看到，正是这种取舍使中国赢得了在全球价值链中制造环节的“在位优势”，而且由于达到关键多数，这种“在位优势”似乎也获得了自增强的动力机制。也正是因为这种“在位优势”，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影响力(控制权)正在提升，也将改变国际经济关系完全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宰的现状，从而完善国际经济秩序及其利益制衡机制。因此，对于这个付出巨大代价在全球价值链制造获得的“在位优势”，我们应该非常珍惜，不要轻言“升级”。新近的全球金融危机让我们不仅看到的“高端”服务业的潜在风险，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工业化仍将继续进行(金碚，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