铬渣污染控制及资源化利用试验研究

铬渣污染控制及资源化利用试验研究

李云琴[1]2002年在《铬渣污染控制及资源化利用试验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在福建省铬渣产生与排放调查基础上,结合国内外铬渣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利用研究成果,应用现代分析技术与测试手段(XRD、全化学分析、SEM等),对福州一化集团氯碱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铬渣进行无害化和资源化利用的实验室模拟试验研究,探讨了铬渣水泥固化,高温解毒等无害化处理技术及工艺,分析了铬渣作为陶瓷、微晶玻璃配料的工艺技术条件与产品性能,所得的主要结论是:1.福建省铬渣产生于氯碱工业、电镀和制革行业,虽然数量不大,但产生源分布较广,以闽东及闽南地区分布为主。这些铬渣基本上未经处理,随意堆存或混入垃圾中填埋,环境隐患大。2.铬渣水泥常温固化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在铬渣30%的高掺量条件下,固化体性能符合无害化处理要求,固化体抗压强度大于10Mpa,Cr6+的浸出值为1.39mg/L,固化率为90%,增容比为4.2。3.将铬渣作为陶瓷、微晶玻璃配料,经高温焙烧,试验表明,铬渣中的Cr6+可以通过化学还原、晶格化、吸附和包容作用而得到解毒和屏蔽,从而降低其的毒性和Cr6+的迁移性,Cr6+去除率均达到99%左右。4.将15%的铬渣与其它陶瓷原料充分混合均匀并成型后,经1100℃高温焙烧所得到的陶瓷成品中的Cr6+浸出值为0.0046mg/L,低于国家饮用水0.05mg/L标准,其陶瓷成品的吸水率、外观特征和强度等均符合国家内墙砖产品质量标准,表明了铬渣作为陶瓷配料是可行的。5.正交试验结果表明,在50%铬渣掺量条件下,微晶玻璃热处理的最佳工艺条件是:转化温度820℃,转化时间1小时 ,析晶温度1120℃,析晶时间1小时。所得到的微晶玻璃中Cr6+浸出率为0.005mg/L。外观、体密度,耐酸性等理化性能达到国家微晶玻璃产品质量标准,表明了铬渣作为微晶玻璃配料生产是可行。

楼紫阳, 宋立言, 赵由才, 张文海[2]2006年在《中国化工废渣污染现状及资源化途径》文中研究指明对我国的化工废渣的现状进行了初步调查,发现废渣中包含大量金属,并对几种典型化工废渣(铬渣、砷渣、盐泥、汞渣、磷渣、含氰废渣和磷石膏)组成以及现有的资源化工艺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同时认为化工废渣的无控制堆放,极易对周边的大气、水和土壤造成不可恢复的污染。最后对于化工废渣的可能的控制手段、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方向进行了论述,认为:对于化工废渣,在进行常规无害化处理,减少其对周围生态环境影响的基础上,应着重对其中的一些化工废渣(如废催化剂)提高其资源化利用技术含量,回收金属等有用物质,剩余骨料则可进行如水泥添加剂、铺路等低层次的资源化途径。

李喜林[3]2012年在《铬渣堆场渗滤液对土壤—地下水系统污染规律研究》文中提出铬渣是铬盐及铁合金等行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有毒废渣,其有害成分主要是可溶性铬酸钠、酸溶性铬酸钙等六价铬离子。长期堆放的铬渣淋滤液中含有Cr(VI),它是一种具有高迁移能力的重要污染物。铬渣如果不加处理而长期堆放,会致使铬渣中水溶性六价铬被雨、雪水浸后,随着雨、雪水和地表水渗入地下,对周边地表水、地下水以及土壤造成严重污染。论文针对目前铬渣堆场及其渗滤液生态环境污染严重这一热点问题,以辽宁省沈阳和锦州两处典型铬渣堆场为研究对象,采用室内实验、理论分析、数值模拟和现场应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深层次、多学科、多角度展开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通过沈阳、锦州铬渣静态浸溶实验和动态淋溶实验,测定不同固液比、浸取剂pH、浸出时间、搅拌强度、铬渣粒度大小、温度等因素对铬渣中污染物溶解释放影响,揭示不同地区铬渣中污染物析出、释放规律。研究结果表明,锦州铬渣在淋滤初期,Cr(VI)浓度含量非常高,下降速度快,随时间推进,下降速度趋于缓慢,体现淋滤过程中Cr(VI)容易淋出,铬渣堆放将会对土壤-地下水造成严重污染;和锦州同质量的沈阳铬渣,在淋滤过程中,Cr(VI)浓度下降较锦州铬渣缓慢,浓度也较锦州铬渣低,变化幅度较小,下降速度缓慢,主要原因是沈阳铬渣为长期堆存的风化铬渣,而锦州铬渣为新铬渣,可溶性Cr(VI)含量较高的缘故。(2)通过不同土壤(粉质砂土、粉质粘土)对铬渣渗滤液静态吸附实验,测定振荡时间、污染物浓度、pH值、温度等条件改变对粉质粘土和粉质砂土吸附Cr(VI)的影响,获得粉质粘土和粉质砂土吸附Cr(VI)非线性等温吸附模型,建立了吸附动力学方程。研究发现,粉质粘土和粉质砂土对Cr(VI)吸附可用Langmuir方程、Freundlich方程和Temkin方程描述,以Langmuir方程为最佳;从吸附动力学看,粉质粘土和粉质砂土的叁种动力学方程拟合程度顺序均为:Elovich型公式>双常数速率公式>抛物线扩散公式;粉质粘土相较粉质砂土动力学拟合程度更高且吸附性更好。(3)通过室内土柱一维动态模拟实验,研究揭示铬渣淋溶液Cr(Ⅵ)在不同土壤(粉质砂土和粉质粘土)—地下水系统中,在污染淋滤和清水淋滤过程中运移规律。实验结果显示,无论粉质砂土还是粉质粘土,淋滤渗出液中Cr(Ⅵ)浓度都是一定时间后才被检出,最初浓度较低,随后浓度值逐渐升高,出现最大值后趋于稳定,对流、弥散和吸附作用是Cr(Ⅵ)运移主要原因;随着清水淋溶进行,渗出液中Cr(Ⅵ)浓度都呈逐渐下降趋势,清水淋滤过程中主要发生溶解、解吸作用,不同土壤,Cr(Ⅵ)浓度趋零时间不同,粘土由于粘粒多、直径小、接触面积大,体现较为严重的拖尾现象。(4)模拟锦州真实土层,通过自制二维非均质含水层砂箱模型,揭示铬渣淋溶液Cr(Ⅵ)在土壤-地下水系统中的时空动态运移规律。结果表明,Cr(Ⅵ)浓度水平方向上,距离污染源较近砂箱上游,Cr(Ⅵ)浓度峰值出现时间较早,离污染源越远,Cr(Ⅵ)浓度峰值出现时间越晚;在垂直方向上随着时间推移,Cr(Ⅵ)浓度变化曲线也逐渐向前推移,污染范围不断扩大。上层粉质粘土,晶格结构结合紧密,吸附性强,渗透性小,同时作用水头也较小,因而对流作用缓慢,体现水平运移较慢,垂直方向上的势能克服土壤阻力,对流作用较快,迁移作用比较明显,中层为渗透性较好的粉质砂土,污染物横向迁移速度加快,地下水的对流起主要运移作用,下层为砾石层,污染物运移主要表现为对流作用,污染物迅速沿水流方向运移。Cr(Ⅵ)整体迁移性较好,这也造成了污染容易在短时间内扩散。(5)基于渗流场和浓度场理论,建立综合考虑对流弥散、吸附解吸及存在源汇项的土壤-地下水系统中铬渣渗滤液污染物运移的叁维耦合动力学数学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对锦州、沈阳铬渣堆存场污染物运移和分布进行预测。模拟结果表明,锦州铬渣堆存场Cr(Ⅵ)运移较快,20年即造成附近数公里地下水污染,采取防渗措施(防渗挡墙)后,地下水污染得到一定控制,监测井污染物浓度开始下降;沈阳铬渣堆存场地层为粘土层,Cr(Ⅵ)运移缓慢,20年仅在厂区内部土壤和地下水受到污染,未造成附近区域地下水污染。

杨威[4]2012年在《铬污染土壤特性表征与陶粒制备机制》文中提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企业搬出主城区,其遗留下来的被污染的场地成为了阻碍城市建设的难题。在众多的重金属污染中,铬污染因具有致癌致畸效应而备受关注。目前我国尚处于铬渣治理的扫尾阶段,铬污染场地的治理与修复才刚刚起步。因此,对铬污染土壤处理或利用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成功结合陶粒焙烧和干法解毒工艺的特点,将铬污染土壤与解毒剂混合,高温下得到一种新颖的铬污染土壤资源化利用方法。文章完成了从土壤采样到产品利用的全过程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场地调查与评价、典型铬污染土壤的特性表征分析、处理或利用方式筛选、解毒剂选择、陶粒烧制小试实验、烧制工艺优化过程、烧制机理分析、中试实验,陶粒产品检测与运用等。以民丰化工原厂址区为研究对象,布点采样核实研究区的污染程度,运用潜在生态风险和健康风险评价方法评价场地的风险程度并确定修复限值。选取高浓度的铬污染土壤,通过XRF、FT-IR、XRD、激光粒径分析、表面积测试与孔径分析、TG-DSC综合热分析法等技术研究其理化性能及热力学特性;运用毒性浸出、分步提取、热灼烧等方法分析土壤重金属特性;据此筛选合适的铬污染土壤处理或利用方式。选用粉煤灰、煤矸石和污泥等常见固废作为解毒剂混合土壤烧制陶粒,详细分析叁种解毒剂性能;通过单因素实验分析烧成工艺对陶粒Cr(VI)浸出浓度、颗粒强度、表观密度和1h吸水率的影响;通过正交实验优化烧成工艺并用有约束的均匀设计方法对陶粒原料配比进行二次优化;开展陶粒生产的中试实验;全面分析了陶粒产品的建材特性品质和环境安全性指标;并对陶粒应用做了尝试。根据烧成动力学理论分析陶粒烧成机理,根据胚料物质主要热反应特征建立热反应动力学模型并求解最概然机理函数。利用XEM和EDS观察陶粒产品表面、剖面的微观结构特征;利用FT-IR、XRD等技术手段研究陶粒形成和铬固化机理。通过以上各方面的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研究区绝大部分为重度污染,土壤不能达到HJ305-2007中II级土壤要求;土壤潜在生态风险评价发现31.3%的土壤样品具有高生态风险;健康风险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壤可能对敏感人群造成致癌和非致癌影响;研究区铬修复限值为:Cr(Ⅲ)8621.8mg/kg,Cr(VI)5.3mg/kg。②供试土壤以中小颗粒为主,多孔结构不明显,吸附性不强;土壤富含SiO_2、Al_2O_3、Fe_2O_3等成分,主要晶体类型为α-石英相;土壤基本不具备热性能;总铬含量1726.3mg/kg,Cr(VI)浸出浓度60.25mg/L,是一种具备浸出毒性但不具备腐蚀性的危险废物;铬的结合形态排序为残渣态>弱酸提取态>可还原态>可氧化态;通过土壤处理方案筛选,确定干法解毒方案比淋洗和水泥固化更具有优越性。③粉煤灰、煤矸石和污泥作为解毒剂富含SiO_2、Al_2O_3等成陶成分,含有残余碳粉或有机物成分,能在高温条件下产生CO等还原性气体使Cr(VI)还原并促使陶粒膨胀;叁种添加剂的烧失量分别为5.97%、28.60%、33.24%;TG-DSC曲线表明叁种材料均在空气氛围、不同升温速率下存在一个主要的热失重阶段。④实验获得叁种陶粒产品和相应的最佳工艺条件。实验表明温度为影响产品性能的主要条件,污泥添加量对陶粒产品性能有显着影响;铬污染土壤-煤矸石陶粒因易在空气中潮解,故被淘汰。运用有约束配方均匀混料法优化原料配方,得最佳原材料配比为:铬污染土壤75.1%,粉煤灰18.7%,污泥6.2%。⑤胚料热反应过程依次经历了自由水挥发、有机物燃烧、碳酸盐受热分解、残留碳份氧化、金属氧化物熔融等过程。分析认为30K/min为烧制陶粒的最佳升温速率。整体而言,陶粒胚料在不同温度下衍射峰位置无明显差异,对比陶粒剖面和表面的微观形貌发现,烧制过程中仅有陶粒表面有新物相生成。陶粒胚料最终生成链状或骨架状结构的硅酸盐和硅铝酸盐,烧成过程中有大量玻璃化物质生成。球形对称相界反应R3机理函数为陶粒烧成反应的最概然机理函数。通过拟合计算,得该函数的动力学叁因子Ea=214.37kJ/mol,A=4.80E+06(s~(-1)),G(a)=1-(1-a)~(1/3)。⑥总结重金属铬的固化机理为:在超过800℃时Cr(VI)被C、CO等还原为Cr(Ⅲ);热处理温度大于900℃时,Cr(Ⅲ)可能进入粘土Si-Al-O网状结构;高温下Cr(Ⅲ)氧化物与原料中的硅氧化物、铝氧化物充分接触生成NaCrSi_2O_6或CaCrAlSiO_6等稳定的固熔体;由于Fe(Ⅲ)、Cr(Ⅲ)与Al(Ⅲ)的半径相近,电荷相同,在高温条件下容易发生类质同相作用而形成一系列化合物;玻璃态物质对Cr(VI)起到有效的固定作用,也防止Cr(Ⅲ)物质被再次氧化。⑦利用回转窑进行中试实验,确定烧制陶粒的最优烧制条件为:铬污染土壤:粉煤灰:污泥=75.1:18.7:6.2,窑预热温度350℃,烧成温度1120℃,烧成温度保持时间2min。以此条件制得的陶粒,Cr(VI)浸出浓度0.065mg/L,颗粒强度540N,堆积密度530kg/m~3,1h吸水率7.2%,其他性能满足轻集料标准要求。陶粒的重金属浸出特性检测结果表明陶粒浸出液中各项重金属含量均远低于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T5083.3-2007)、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填埋标准(GB16889-2008)所规定的浓度限值,不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具有环境安全性。

胡勇, 全学军, 王万能[5]2004年在《铬渣污染治理及其利用现状》文中研究说明介绍了我国生产铬盐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铬渣的化学成分及其危害 ,指出铬渣任意排放所造成的污染对我国铬盐工业发展的严重影响及进行污染控制和资源化利用的必要性 ,对铬渣的解毒机理、治理措施及资源利用等方面进行了综述

黄本生[6]2004年在《危险废物系统管理模式研究及应用》文中提出危险废物是指具有毒害性、易燃性、腐蚀性、化学反应性、传染性和放射性的废物,危险废物的特征决定了其对大气、水体、土壤等生态环境破坏存在长期和潜在的隐患。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大规模地开发利用资源及城市人口的剧增,危险废物的产生量也与日俱增,由于其具有毒性大,易燃性、腐蚀性强,极具传染等,对生态环境造成持续性污染并难以消除,对人体健康带来极大的潜在危害,因此危险废物不仅已对城市环境产生巨大影响,而且也限制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加强城市危险废物系统管理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保障人体身心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还没有对危险废物进行系统的管理和规划,也没把危险废物管理纳入城市规划的范围内。因此本文采用全过程管理理论,利用系统分析技术,根据城市危险废物全过程(即从产生、收集、运输、利用、贮存、处理直至最终处置)管理原则及“叁化”原则(即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实行对城市危险废物“从摇篮到坟墓”全过程管理和控制。 由于危险废物所采用的各种处理处置技术之间并不是孤立的,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等复杂的关系,因此建立一个最优的危险废物管理系统变得越来越困难。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国内外危险废物管理、处理处置现状及其发展方向,根据危险废物系统管理的原则,采用全过程管理理念,运用系统规划方法和系统分析技术,分析了危险废物从产生到最终处理处置的每个环节,构建危险废物管理系统。采用最优化理论和系统分析方法,建立危险废物多目标混合整数规划模型,并且分析模型的经济参数、环境参数和技术参数,提出了模型的求解方法。同时对几个常见的城市危险废物的处理处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多目标规划模型充分考虑运输环境因素、处理处置场环境因素和经济因素,用模型来优化危险废物管理系统时,首次考虑了废物间的相容性分析,并将复合效用函数应用到模型优化中,使危险废物系统管理的优化达到费用最小化和环境影响最小化,这对城市危险废物系统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依据。 本文将所建立的危险废物管理系统多目标规划模型应用于重庆市主城区危险废物系统管理规划。在详细调查和分析重庆市主城区危险废物现状的基础上,预测了危险废物的产量,结合重庆市实际情况,分析各种模型参数,考虑危险废物—危险废物相容性,采用所构建的危险废物管理系统优化模型,在几个不同的案重庆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例和场景下,对重庆市主城区危险废物的系统管理进行了优化,得到不同的优化方案,为环境管理者对危险废物系统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李雄[7]2006年在《铬渣的细菌解毒工艺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铬化合物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目前我国铬化合物的生产和消费量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但其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有毒废渣——铬渣毒性很大,严重污染生态环境和危害人体健康。全国每年新排放铬渣约60万t,历年累计堆存量近600万t,经过解毒处理或综合利用的不足17%。严重污染土壤1250多万t。而目前的主要治理方法均存在处理成本高、吃渣量小、引起二次污染等原因,不能彻底解决铬渣污染问题。近年来,生物法治理含铬废水因其投资小、运行费用低、无二次污染等优点,引起广泛注意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生物法治理铬渣的报道还甚为少见。针对此现状,课题组通过前期的研究,在铬渣堆埋场附近的淤泥中己获得一株耐高碱度、高Cr(Ⅵ)浓度的高效还原Cr(Ⅵ)的有效菌株Ch—1菌。该菌适应强碱性环境,能耐受pH为12的高碱度,其Cr(Ⅵ)耐受能力可达4 g/L以上,且能在高碱度高Cr(Ⅵ)浓度的情况下有效还原Cr(Ⅵ)。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铬渣生物解毒新思路:通过摇瓶实验初步确定铬渣细菌解毒的可行性,利用柱浸实验优化各工艺参数,最后进行了铬渣细菌解毒的半工业化试验。通过以上研究,获得如下研究成果:1.铬渣原渣中六价铬含量7.394 g/kg,其中水溶性六价铬含量为1.756g/kg,浸出毒性22.133ppm,均远超国家标准。铬渣细菌解毒能有效解决浸出液pH值、Cr(Ⅵ)浓度较高的问题。在解毒周期内由于细菌的还原作用,浸出液pH值能降低到9以下,浸出液Cr(Ⅵ)浓度解毒为0ppm。2.柱浸实验研究结果表明:温度、粒径、初始pH值均是细菌解毒铬渣过程重要的工艺影响因素,当温度为28℃,粒径为4~8mm,初始pH为10.0时,能取得较好的细菌解毒效果,渣中六价铬全量由最初的7.394 mg/kg降低到最终的0.585mg/kg,浸出率达到92.088%。3.中试实验研究结果证明了铬渣细菌解毒工业化的可行性,为铬渣的解毒开辟了新的途径。采用“铬渣造粒-细菌堆浸”工艺进行了铬渣堆的现场工艺条件优化试验,并运行了10吨/批规模的细菌解毒铬渣并选择性回收渣中金属铬的示范工程。经过7~10天的细菌解毒,铬渣解毒彻底,完全达到国家危险废物浸出毒性鉴别标准(GB5085-1996)。折合吨渣处理成本为200元。

胡东方[8]2014年在《液相法铬渣的生物还原解毒与综合利用工艺研究》文中提出铬渣(COPR)是采用铬铁矿生产铬化合物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因其含有六价铬被列为危险固体废物。铬渣的堆放对环境具有较强的危害,寻求经济、高效、无二次污染的治理方法是治铬工作者们关注的焦点。以生物质香蕉皮作为还原剂用于铬渣的解毒,生物质来源广泛,价格低廉,方法简单实用。研究分为两个方面:生物质解毒和解毒铬渣的综合利用。利用生物质香蕉皮实现了液相氧化法铬渣的解毒,使铬渣得到简单有效的处理。通过考察各工艺条件的影响,先用单因素试验确定了香蕉皮解毒液相氧化法铬渣的最优工艺条件:反应温度为90℃,香蕉皮添加量为10%,反应时间为1.5h,加酸量为4mol H+/kg-COPR,液固比为3:1。然后利用响应面优化实验经过DesignExpert软件优化,得到最佳的工艺参数为:反应温度93℃,香蕉皮添加量3.2g/30g渣,反应时间1.8h,加酸量6mol H+/kg-COPR。因素酸添加量对铬还原率的影响最大,酸添加量越大,反映效果越好。该工艺条件下得到的解毒铬渣可以作为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进行填埋。初步分析结果表明,生物质香蕉皮解毒铬渣的机理为吸附耦合还原机理。通过对文献调研,初步选定了高羊茅草、狗牙根和紫花苜蓿这叁种植物作为铬富集植物,将解毒后的铬渣处理后与土壤按一定的比例混合,用于种植铬富集植物,初步探索草类植物在混合土壤中的生长状况以及适应性,以及考察含解毒铬渣土壤对植物发芽生长的影响,为种植其他附加值更高的铬富集植物做铺垫。通过种植试验表明,叁种植物中高羊茅草和狗牙根表现出较强的生长能力,在含铬渣土壤中生长良好,发芽率大大超过紫花苜蓿,而紫花苜蓿不太适应在含铬渣土壤这样的盐碱含量高、贫瘠土壤中生长。高羊茅草和狗牙根的发芽率均低于各自的空白对照组,且随着铬渣掺入量增大而减小,说明土壤的pH值和铬含量对种子发芽率的影响较大。高羊茅草的叶绿素含量大于空白对照组和其他实验组,说明铬可能参与了叶绿素的合成,对叶绿素生长起促进作用,生长状况也就比较好。植物叶片中的铬含量没有呈现规律性变化,是由土壤的pH、铬含量协同作用的结果。

李燕[9]2014年在《青岛市典型工业固体废物的调查及循环链网的构建研究》文中提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余年的工业化进程,我国已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也随之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由于我国对固体废物污染控制起步较晚,虽然在固体废物的处理利用方面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水平还很低,从综合利用的技术现状来看,大都停留在筑路、回填、农用和生产建材等较低层次上,处理、处置技术还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由于长期缺乏科学的管理体系和配套的处理处置技术,大部分废物未经处理而直接排入环境,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固体废物对环境的污染以及所造成的资源浪费是当今世界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的主要问题。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废物资源化逐渐成为全球的共识,这不仅是缓解环境压力的全新途径,还是扩大资源存量的有效方式。废物资源化的关键是如何构建科学的模式,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发展阶段,还没有起到指导实践的作用。为此,本研究根据青岛市固体废物申报登记的结果,从行业、类别、区域等角度选择了217家代表性企业,采用以普遍调查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为主,以抽样调查为辅的调查方式对工业固体废物进行调查。(1)明确了青岛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工业危险废物的产生量、主要类别、行业分布及空间分布情况,以及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现状情况等。(2)在调查过程中选取典型工业固体废物进行现场取样,并运用X射线衍射、X射线荧光、全化学分析等多种测试手段进行理化特性分析,归纳出各类废物的资源属性,提出了典型工业固体废物的资源化途径。(3)在对青岛市典型工业固体废物的资源化现状、水平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起青岛市行业间和企业间的固体废物循环链网,为提高青岛市工业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的效率,改进固体废物处理方式提供技术支持,为其他地市固体废物循环利用提供借鉴。

张传秀, 严于何, 顾国良[10]2010年在《不锈和特殊钢酸洗污泥的资源化安全利用及其全过程污染控制方法》文中指出1概述 不锈钢和特殊钢的酸洗,一般采用硝酸、氢氟酸,以及硝酸和氢氟酸组成的混合酸。这类酸洗有的还要采用硫酸钠溶液电解酸洗,酸洗废水(废液)处理脱水污泥中含有六价铬和二价镍;不锈钢和特殊钢非电解酸洗一般不产生六价铬,只产生叁价铬和二价镍。

参考文献:

[1]. 铬渣污染控制及资源化利用试验研究[D]. 李云琴. 福州大学. 2002

[2]. 中国化工废渣污染现状及资源化途径[J]. 楼紫阳, 宋立言, 赵由才, 张文海. 化工进展. 2006

[3]. 铬渣堆场渗滤液对土壤—地下水系统污染规律研究[D]. 李喜林.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2012

[4]. 铬污染土壤特性表征与陶粒制备机制[D]. 杨威. 重庆大学. 2012

[5]. 铬渣污染治理及其利用现状[J]. 胡勇, 全学军, 王万能. 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4

[6]. 危险废物系统管理模式研究及应用[D]. 黄本生. 重庆大学. 2004

[7]. 铬渣的细菌解毒工艺研究[D]. 李雄. 中南大学. 2006

[8]. 液相法铬渣的生物还原解毒与综合利用工艺研究[D]. 胡东方. 河南工业大学. 2014

[9]. 青岛市典型工业固体废物的调查及循环链网的构建研究[D]. 李燕. 青岛理工大学. 2014

[10]. 不锈和特殊钢酸洗污泥的资源化安全利用及其全过程污染控制方法[N]. 张传秀, 严于何, 顾国良. 世界金属导报.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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