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研究论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村经济发展论文,差异论文,东西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框架
1.在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中，“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成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1〕而制度变迁则是制度的替代、 转换与交易过程，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目标模式）对另一制度（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和新旧制度的交易过程。实际制度需求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转换成本，但由于边际收益递减，生产最优规模的约束条件是边际转换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相应地，实际制度供给的约束条件是制度的边际转换成本等于制度的边际收益。作为制度变迁的结果，必须实现有效的制度均衡。在一般情况下，制度均衡有两个衡量标准：第一，制度的净收益大于零；第二，在制度集合中，由于制度的唯一性特征，必须选择净收益最大的制度。也即在制度均衡中，基本原则是制度的边际替代成本最小。
2.有效组织是制度变迁的关键。如果说制度是社会游戏的规则，组织则是游戏角色。组织建立的目的是获得收入与其他目标的最大化。作为制度变迁的组织必须是“有效组织”，组织是否有效，要看组织是否具有实现组织最大化目标所需的技术、知识和学习能力，即创新能力。在组织创新能力形成过程中，“企业家”的作用又至关重要，企业家（熊彼特意义上的）构成了组织上的实际内容，是组织的灵魂。
3.制度变迁为一种渐进过程，其来源是相对价格的变化与偏好的改变。相对价格的变化包括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与技术的变化。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激励结构，而“讨价还价”能力的变化导致了重新缔约的努力，使制度变迁成为可能。相对价格与偏好的变化对制度变迁最主要的影响是它们改变了制度变迁的成本与预期收益，达到新一轮制度均衡。在这种制度均衡条件下，改变制度的所费成本将大于预期收益。4.制度变迁内在机制的另一构成要素是适应效率，即“确立一个经济随时间演进的方式的各种规则，……一个社会去获取知识、去学习、去诱发创新、去承担风险及所有创造力的活动，以及去解决社会在不同时间的瓶颈的意愿。”〔2 〕有效制度可以通过以下两个途径为组织提供适应效率：第一，有效制度允许组织进行分权决策，允许试验，鼓励发明创造，即为组织提供一种创新激励；第二，有效组织能纠正组织错误，分担组织创新风险，并能够保护产权。
5.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与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条途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即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沿着既定路径， 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沿着错误的路径走下去而导致劣化，甚至会被“锁定”（lock in）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 也即“历史是重要的”。
6.作为制度环境——即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社会与法律基础规则——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影响其他制度安排，影响制度变迁的方向、路径、性质、范围与进程。但制度安排也会反作用于制度环境。
7.初级行为团体是企业家的集合体，作为一个决策单位，他们的决策支配了制度安排创新的进程。一旦他们发现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大于制度变迁的成本，就会竭力推动制度变迁。次级行为团体也是一个决策单位，是用于帮助初级行为团体获取收入所进行的一些制度安排变迁。一般而言，次级行为团体可能不会使创新的收入有任何增长，但是如果法律赋于他们一些离散性的权力，他们可能会使初级行为团体的部分额外收入转到他们手中。这两大行为团体都是制度变迁的主体。初级行为团体是制度变迁的创新者、策动者和推动者；初级行为团体是制度变迁的创新者、策动者和推动者；初级行为团体能通过制度变迁创造收入，而次级行为团体不创造收入，他们只参加收入的再分配过程。
8.诺思制度变迁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潜在利润（外部利润），即在已有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这一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帕累托改进过程，通过帕累托改进获取外部利润即通过新的制度安排使显露在现行制度安排结构外部的利润内部化，以来达到帕累托最优。外部利润内在化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过程。制度变迁模型是一种“滞后供给”，就是在潜在利润出现和使潜在利润内部化的制度创新之间存在一定时间间隔，即制度创新滞后于潜在利润的出现。制度滞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
9.人类从野蛮、落后、愚昧走向文明，是不断学习的结果；人类从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制度变迁过程，因此在整个制度变迁过程中，人们更多的是在“边干边学”（lcarning by doing）。 经济及其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速度的函数，学习是一个选择过程，选择的基本标准是预期回报率，历史上的许多制度都是人们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与学习的差异是形成不同社会和文明的重要原因；现有知识存量的变化对制度变迁的时间因素起着重大影响，如果知识存量增长了，制度变迁相对会加速，如果知识存量减少了，制度变迁就会延迟。制度、规则是人们不断地试错、学习的结果，反过来，有效的制度又鼓励人们不断学习。
10.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 或新制度安排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得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与法律引入和实现，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不同，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在社会实际生活中，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制度变迁。一方面，当诱致性制度变迁满足不了社会对制度需求的时候，由国家实施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可以弥补制度供给的不足；另一方面，制度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是有层次的、有差异的和特殊的，有些制度供给及变迁只能由国家来实施，而另外一些制度供给及变迁，只能由相关团体来完成。
二、对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进行制度研究的可行性
11.将制度问题纳入经济学研究视野， 将制度视为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键性函数，由此，“现实地透视各国经济绩效差异甚大的原因”〔3〕，是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与发展之迷的透彻解释。 增长与发展问题不可以说是伴随着经济学的成长与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以前，增长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古典增长理论；哈罗德（R·F·Harrod）、多马（E·Domar）的增长模型；索洛（R·M·Solow）和卡尔多（N·Kaldor）等人的经济增长模型；丹尼森（E·F·Denison）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理论； 米香（E·J·Mishan）等人的经济增长代价论和麦多斯（D·H·Mcadows ）等人的经济增长有限论；保罗·罗默（Pual Remer）、 卢卡斯（Robert Lucas）和斯考特（M·P·Scott）等人在90年代建立起来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在这些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学家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投入的变化来说明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变化，而将制度因素排除在增长与发展之外。对国别经济增长的现实与历史透视使我们发现，如果没有制度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提供一个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对增长和发展的纯投入解释肯定是残缺的和无说服力的；资本、土地、劳动技术和知识这些生产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允分发挥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资源配置是由特定制度所支配的。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制度成因又被长期排斥在经济分析之外呢？原因是：第一，西方经济学的实证传统与实证研究方法。传统西方经济学是典型的实证经济学，它拒绝价值判断，制度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对于传统西方经济学来说，是经济运行的前提条件，是被假定和抽象掉的因素；或者说，对于传统西方经济学而言，资本主义市场制度体系对于市场经济运行和增长是充分满足的制度条件，即所谓“零交易费用”世界，是毋需再证明和研究的；第二，尽管制度因素（如经济组织形式、政策法规、习俗传统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人们也能够意识到，但是始终没有一套理论工具去分析制度的影响及其功能。
12.以诺思（D ·North）、科思（R·Coasc）、 威廉姆森（Williamson）及阿尔钦（A·A·Alchain）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们， 则对经济增长与发展进行了有效的制度解释，他们以国别的增长与发展史为考察对象，既分析“制度的推力”如何使得“西方世界兴起”，也探讨由于有效制度安排不足以使得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缺乏高速有效的经济增长与发展，得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发展差异的解释。同时也将制度纳入到了内生变量序列，为经济学嵌入了“第四块基石”（传统经济学的三大基石是技术、偏好与天赋要素）。制度以及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之所以能够实现增长与发展，其基本原因在于：第一，制度的存在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即降低现实世界在信息不对称、存在机会主义及外部性等条件下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成本而提高收益，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第二，制度的经济价值可以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第三，制度作为人在竞争中与合作中经过多次博奕而达成的契约总和，能够为有效合作提供保证，而合作（不仅仅是竞争）是有效的源泉之一；第四，制度可以为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约束和激励，从而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如产权、保险、专利等制度）。
13.中国整体的增长与发展固然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 但中国社会历史形成并经由市场化改革后进一步拉大的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尤其具有典型的制度分析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个很明显的结构变化因素便是区域经济自主性的日益增强与区域经济独特性的日渐凸显，即区域在经济决策、制度供给、组织培育、财政收支、剩余占有与分配、要素报酬、资源配置等制度变迁与制度安排方面有了相当的、显著的独立支配权，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政府以其强大的集权手段将区际可能的不平稳制度变迁强行平稳了，那么在市场化改革以后，区际的不平衡制度变迁效应很快便显性化了。与制度变迁的不平衡性、不同步性与非整体性相适应，东西部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拉速”与“拉距”也空前地扩大了，东西部农村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发展速度、要素配置与流动速率、新经济增点的生成及对周边经济的带动、要素边际报酬水平以及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等方面，已不可能同日而语了。从而，业已形成的区际非均衡制度变迁与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绩效差异为我们进行区域经济差异的制度分析提供了现实的蓝本。
14.开放以来的近20 年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密度最大且最频繁的时期。实际上，尽管东西部“整体地”都处在同一制度环境或制度装置中，但是，第一，东西部农村存在制度利用上的重大差异，东部地区对制度的实际充分利用率要远远大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制度经济价值所产生的经济绩效要远远高于西部地区；第二，东部农村诱致性制度变迁速率与密度要远远高于西部地区，一方面说明两大区域在“基础性制度安排”（founsamen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的差异从而提供给主体的激励水平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西部农村地区存在“初级行为团体”的严重缺失与低水平的制度需求，从而无法实现发展所需的制度均衡；第三，在西部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制度滞后”，制度对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非但不是推力，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是阻力，从而无法鼓励进取和创新，导致低的经济绩效。在强制性制度僵化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缺失的情况下，又导致交易费用高昂。可以说，制度供给、制度安排、制度变迁与创新的不均衡是导致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重大成因，理论必须予以关注和回答。中国社会丰富而生动的制度变迁现象为我们分析业已形成的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与丰富的材料。
15.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 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开始受到大陆学人的普遍重视，许多学者开始运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达成的基本共识是，现代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制度集合”，市场化进程即制度变迁过程，这期间，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系统研究，也进行了大量的个案研究，但基本上都是在“整体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制度转型问题，或者说，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业已形成的制度成就与发展绩效为参照，进行国别的制度变迁与创新研究。我们注意到，在研究中，对于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的研究，却依然是个空白，过渡经济理论研究未涉及到“部分”的转型或过渡问题。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来讲，只有农村发展了，才可以说中国发展了；只有西部发展了，也才可以说中国整体的现代化具有完整意义。因此，必须深刻关注到广袤的西部地区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与有效路径，以缩小差距，实现西部的全面发展，从而实现整体发展。
16.东西部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近几年来，学者们大量地探讨了这个差异的成因和解决这个差异的途径。我们注意到，关于东西部差异问题的研究一般都将制度视为“外生变量”，而较集中地将差异归结为自然禀赋、技术装备水平、投资环境、劳动者素质、知识进展与积累等因素上，即基本假定东西部都面临同样的制度环境和制度条件。当然，在此期间也有很大一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制度差异，部分学者深入探讨了“政策变量”水平不同对于区际经济发展差异形成中的作用（如特区与开放城市在中央政府一系列优惠制度供给条件下导致了飞速发展），还有许多学者较为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观念、文化等非正式约束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作用，但以上研究一方面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另一方面，这些零星的“制度”研究也远不是制度经济学的框架和方法，因此，将制度细分并纳入到增长与发展的内生变量中，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系统研究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并适时地对以前的研究进行检讨与整合，建立区域制度分析理论的一般架构，应是过渡经济理论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区域制度分析理论的基本框架与意义
17.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去审视、 把握和系统研究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基本思路是：以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为线索和对象，从制度变迁与创新入手，历史与现实地考察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问题，既进行纵向的东西部农村制度演进与经济发展历史轨迹的描绘，又进行横向的东西部农村制度创新与经济绩效的比较；既将制度视为增长与发展的重要函数进行绩效成因的探讨，又通过系统研究阐明缩小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解释。就纵向研究而言，时间跨度是从汉唐至人民共和国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市场化改革以来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尤其是近20年的市场化改革时期是纵向研究的重点。就横向研究而言，将重点探讨东西部农村在制度环境、制度变迁路径、制度变迁主体、诱致性制度变迁速率、制度均衡、制度实施机制、政府的制度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农村制度变迁重大案例，进行案例研究。最后，要将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抽象分析与实证分析、综合研究与比较研究、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动态分析与比较静态分析结合起来，阐明制度变迁同特定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一般因果关系，以及西部农村地区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有效路径。
18.制度变迁与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研究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1）历史上的东西部差异及其成因的研究。（2）市场化改革以来东西部农村经济绩效的差异及其成因研究。（3 ）东西部差异研究综述与检讨。（4 ）制度缺失与无效安排造成的西部农村绩效劣化与发展缺失的研究。（5）区际制度变迁案例比较研究。（6）制度中的政府行为及其角色安排。（7）西部农村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经验分析。（8）非正式约束在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形成中的“推力”与“拉力”研究。（9）东西部农村制度实施机制研究。（10 ）西部农村经济组织的成长与培育研究。（11）西部农村制度变迁与要素约束的协调。（12）西部农村制度变迁路径的合理选择。（13）西部农村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制度效应研究。（14）区域制度分析理论要点与一般架构。
19.我国农村从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农村制度变迁，而以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变迁密度最大且最频繁，这一时期经济绩效的变动也最大。在区际比较上，西部农村制度变迁速率较之于东部地区要慢得多，也缺乏高效的制度安排；作为主体的组织发育程度低；缺乏制度激励从而无法具备有效组织大规模成长的条件；政府的制度供给行为存在严重的滞后与非理性；制度的实施机制差；观念、习俗、文化等背负沉重，对绩效的“拉力”远远大于“推力”，等等。因此，在理论上，真实地记载和梳理我国西部农村制度变迁史和经济发展史并探明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显得尤为迫切；同时，运用制度分析方法去深入探讨转型时期的区域农村差异，无疑在理论上也找到了一个现实的、有效的分析框架，是对中国过渡（转型）经济的丰富。
20.在实践上， 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制度研究及其研究成果可能会真正找到缩小这个差距的有效路径（当然不是唯一的）。在众多导致东西部差异形成的因素中（制度分析并不排斥其他因素在东西部差异形成中的作用），制度因素具有较大的变动与选择余地，而诸如自然条件、区位差异等因素则具有不可变特征。我们认为，我国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的消解，必须首先从制度创新层面上做文章，从制度层面上去实现绩效水平与要素收入水平的均等化。因此，区域制度分析将有效地研究西部地区利益主体的培养、制度变迁合理路径，重新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理解政府的作用及功能等，从制度上充分策动这一地区的发展，加快这一地区农村的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市场化与现代化进程，缩小并最终消除差异，以实现我国农村社会由传统到现代的整体转型。
（本文为1997年度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制度变迁与东西部农村经济发展差异研究》阶段性成果。笔者为课题主持人）
注释：
〔1〕D·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页。
〔2〕同上，第108页。
〔3〕D·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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