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服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性别论文,女性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828(2016)02-0073-11 DOI:10.3969/j.issn.1672-4828.2016.02.008 一、引言：女性服务的兴起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将社会性别主流化确定为社会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此后，中国内地的民间妇女组织迅速发展。近年来，随着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的推广和社会工作的发展，女性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也得到了迅猛发展。然而，由于国内的女性社会工作服务仍处于初级阶段，往往存在一定误区：只要是针对女性群体开展的服务就可以被认定为女性服务或女性社会工作服务。事实上，女性服务有着深刻的内涵，一方面是运用社会性别视角以及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和方法，着力解决女性存在的特殊问题，促进妇女的社会福利和妇女发展；另一方面是推动社会性别视角的普及和纳入决策主流，实现性别平等的目标(马凤芝等，2012)。 如此理解女性服务(女性社会工作)则需要思考一个重要问题：针对女性的社会服务，是否能够促进女性发展和性别平等？如果不能，女性服务则只有无效和反效果这两种可能，而这两种可能——尤其是加剧性别不平等和妨碍女性福祉——都会消解女性服务项目和社会工作本身的合法性。遗憾的是，“女性服务的设计和提供如何促进性别平等和女性福祉”这个重要问题，国内却鲜有人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研究引入社会性别的理论视角考量女性社会服务，以理论的透镜探讨我国女性服务的经验及标准。 二、女性服务的评价标准及介入手法 (一)理论基础：社会性别与女性主义 20世纪的两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产生了与生理性别(sex)相对的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社会性别即性别是社会文化建构而来的，由于社会文化对男女两性各有一套性别气质的期待，于是人们按照其期待成长成男人或女人的样子(佟新，2005：5)。社会性别概念的启示是性别的不平等并非先天产生，而是社会文化和社会制度建构的结果。在社会文化对女性进行贬低的同时，性别分工进一步限制女性对劳动资料的接近和控制，女性的结构性从属地位由此产生和维持(埃里斯·杨，1997)。 社会性别理论视角认为性别中包含了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性别不平等历经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都没有改变。男权文化主导的大众传媒、性关系、婚姻制度、劳动分工、消费等共同形成了对女性日常生活的压迫(佟新，2005)。“个人的即是政治的”，日常生活化的政治恰恰提供了私领域向公领域前进的通道，并产生了经由日常生活改变扫除妨碍个人福祉和社会公义障碍的可能(Dominelli，2002)，这就给具备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服务提供了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性别理论是女性主义的核心和基本观点(刘霓，2001)。女性主义各流派虽然存在诸多分歧，却在“性别由社会建构”造成性别不平等，以及追求性别平等的目标上保持着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在国际上女性社会工作(女性服务)没有相对独立的空间(张李玺，2008：7)，但西方国家和地区兴起的女性主义理论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和具有性别敏感度的社会实务工作，即是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社会工作。 (二)价值取向：家庭为本与妇女为本 性别的价值取向往往以性别角色表现出来，从传统性别文化规定的性别角色来看，女性主要承担生育抚养子女、承担家务劳动、照顾老人等任务，社会服务似乎应该教育女性如何补救和发展这些基于家庭的角色，从而强化家庭功能，这种服务被称为“家庭为本”的服务(张李玺，2008)。但在家庭为本视角下女性仅仅是家庭照顾的工具，家庭问题被归结为女性个人的问题而忽视家庭成员间权力的不平等；所谓“家庭为本”其实是“男性为本”。而“妇女为本”的首要原则即是尊重女性作为独立的个体而非从属于家庭(Dominelle和Mcleod，1989；转引自梁丽清)。这样社会工作才能去关注女性自身的经验、知识和价值，关注女性自身的身份认同和自尊感，改善女性的结构性弱势地位，增进女性福利(张李玺，2008)。 具有性别意识的社会服务先行者们进一步提出了女性的三种性别角色问题，即男性、女性都承担着再生产、生产和社区管理的角色(摩塞，1993)。男性在再生产活动中的缺失和在生产领域中的地位自不必说，参与社区管理往往承担有权力地位的政治角色。而女性则不一样。上述家庭为本的女性传统角色正是体现了女性的再生产角色，女性不能从中获取直接可支配的劳动报酬。尽管女性会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参与生产活动并获取报酬，但途径和待遇都相对有限且不受重视。此外，女性为了持家，还要参与无酬的社区管理。女性承担了三种性别角色并为平衡三种角色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却鲜被社会承认，甚至被限制在家庭私领域和再生产角色之内，这对女性是极不公平的(佟新，2011：108)。突破既有刻板印象和社会性别角色限制，重新理解女性生活，认识并协助女性通过日常工作为获取自我而做的斗争，从而克服孤独和习得性无助(Dominelle，2007：18-21)，成为妇女为本的女性服务的必备要素。 (三)需求分析：实用性与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 所谓需求评估，是用某种价值体系衡量某种非理想的社会状况，并发现其中的差距(梁伟康，2012：2)。那么女性视角下的性别需求上，则是以社会性别的价值体系衡量女性状况，摩塞(1993)用“社会性别需求”来定义女性需求，并将其划分为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和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 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是女性对直接感受到的需要所做的反应，这类需求得到满足能帮助女性面对现实的困难，但不会对现存的性别分工或女性的从属地位提出挑战；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则是由于女性意识到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而产生的需要，目的是改善女性的从属地位，这类需求得到满足能改变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促进男女平等(佟新，2011：107-108)。 实用性需求更容易被识别和满足，工作者可以标榜自己满足了女性的需要；但与此同时，这样的服务往往妨碍女性认识到并提出自己的战略性性别需求，从而出现忽视妇女战略性性别需求的现象——单独满足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只会将女性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延续下去，不会去促进社会性别平等(陈方等，2009：110)。社会工作者不应仅仅停留于满足女性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而是应该以此为切入点，满足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 (四)女性服务介入手法 1.问题外化 主流的社会论述认为社会是由相互依存的个体组成的、相互协调的客观有机体，个人出现问题是由于缺乏相关知识和技巧，社会工作要用治疗性的思路开展个案、小组、社区工作，使服务对象恢复适应社会的正常状态①(佩恩，1995：21)。但是，个人面临的困境有其社会政治文化根源，是由于社会结构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尤其是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造成的。在女性自身层面，长期处于一个不承认两性之间的差异植根于权力不同、资源分配有别、无视妇女独特经验、贬斥女性能力的社会，女性会将压力、问题内化而不自知(何芝君，2006)。何芝君(2006)对叙事治疗的探讨说明，将妇女问题外化的手法，能够避免将女性问题化(victimization)，避免责备和治疗女性，女性因而能够摆脱被控制感和无力感，从而找回面对生活的力量。 2.组织互助 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的常用手法之一，其基本假设包括：小组经验是重要的；使用小组来达到改变；经验是能够分享的；经验是能够选择的，从而产生所期望的转变(刘梦，2006：23)。小组也是女性主义背景下社会工作常用的手法，因为女性问题既是个人问题也是结构问题，那么女性也能在小组中发现这种超越个体的共同处境，将个人困扰定义为公共问题的一部分，并看到解决问题的力量。小组工作最基本的价值观在于互助，应用于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工作，则是在肯定女性个体经验的基础上，在共同诉说中寻找共鸣、力量和出路，共同解决问题(梁丽清，2006)。 3.集体倡导 何芝君(2006)指出，在男权文化的主流论述之下，男性与女性特征等相关的现象被生理决定化，但其中女性是隐形且静默的；个体困境的凸显，恰恰反映了这一结构性的困境本身。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仅仅以个体化的手法使女性走出困境呢？社区居民通过反思性教育(弗莱雷，2001)和社区组织，能够生成集体力量。倡导成为以集体形式、集体力量回应结构性问题的重要手法(张李玺，2008：68)。 4.男性参与和女性参与 做女性服务和妇女社会工作，毫无疑问参与主体应为女性。因为混合小组中常常是男性控制小组的话题，占用小组的时间，从男性的要求和角度探讨问题(张李玺，2008：62)。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服务要排斥男性，因为要打造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不单要改变女性，改变男性亦同样重要(Snodgrass，1977，转引自陈锦华，2006)。而参与式发展理论对女性参与要求的核心是“女性决策”：参与对自己问题的界定，而不是仅仅由专家或学者定义；参与制定自己的问题解决目标与策略选择的全部过程，而不是被动地等待解决(张李玺，2008：129)。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选取及描述 本研究初步选取的研究对象为2013年广东某妇女服务公益大赛的受资助项目(共89个，参选项目约1000个)。该比赛的参赛项目均为女性服务，符合本研究的主题；申请机构覆盖广东全省，而且项目基本囊括了不同类别的女性及服务领域，以此可以透视广东省女性服务。 我们从该比赛的网站上下载了89个获选项目书的摘要，这些摘要是项目的核心内容；并最终选择符合条件的77个进行分析。按照服务领域划分，获选项目可分为7种类型：家庭管理与生活技能服务，包括持家技巧、教育子女、家事调解、手工互助等，共22个；职业技能培训，如家政、创业、技能学习等，20个；心理健康与困境服务，针对留守妇女、贫困女大学生、单亲妈妈的心理辅导等，16个；性别暴力预防与干预项目，5个，其中有三个反家暴项目以及两个儿童防性侵项目；身体健康教育项目，7个；兴趣爱好项目，如太极、山歌等，7个；儿童成长项目，且与性别(女童)无直接关系，12个。本研究针对前6种女性服务进行分析。 (二)评价标准 根据以上讨论，本研究将价值取向、需求分析、介入手法三方面要求分解为以下8项标准对77个女性服务项目书的摘要进行评价： 1.妇女为本：重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而不是从属于家庭； 2.三重角色：除了再生产角色，也尽力塑造女性的生产者和社区管理角色； 3.战略性需求：在满足女性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的基础上，满足女性的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 4.外化问题：看到女性困境的结构性原因，而不是将女性问题化并治疗女性； 5.组织互助：采用小组的方式鼓励女性诉说和组织互助，发现自己和彼此的力量； 6.集体倡导：以倡导等集体方式回应结构性问题； 7.男性参与：鼓励男性参与和促进性别平等； 8.女性参与：女性作为参与主体，而不是被动参加服务。 (三)评价方法 本研究通过研究者之间的三角测量来增加研究信度。第一步，第一和第二作者分别按照以上标准进行评价：第二步，将评价结果交给第三作者进行比较；第三步，三位作者对有分歧的部分通过讨论加以解决。 三、项目评价与分析 (一)妇女为本 我们发现22个与家庭管理与生活技能相关的项目都是将女性作为家庭中的一个角色来看待的，为了让妇女在家中扮演好妈妈、好妻子、好儿媳的角色。为此，这些项目开展了相关的技能培训、家庭教育辅导以及家庭纠纷调解等服务，如持家有道·巧手媳妇有“煮”意、8090女性爱家计划、妈妈亲子增值课堂等项目，有些项目直接以“家”为服务对象，如幸福家庭齐营造、幸福家Fun课堂、家庭关怀热线等。在这22个项目中，我们没有看到关注女性自身的成长，而是将女性视为照顾者，项目关注的重点是照顾者的能力培养，从而达到家庭的和谐。 其他48个项目则将女性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从属于家庭的一个角色，关注女性的职业发展、身心健康，并免于性别暴力的侵害。这背后潜藏了一种价值取向，就是以“妇女为本”作为整个项目的出发点。其余7个兴趣爱好类项目则看不出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分析结果见图1。
图1 妇女为本还是家庭为本 进一步分析48个“妇女为本”的项目，发现有5个项目主动提到“社会性别意识”并以此作为项目的理论基础和基本要素。如某创业支持计划明确提出：“本项目主要从‘社会性别’和‘能力建设’两个视角出发，以‘消除传统性别束缚，提升妇女自我意识’和‘培养妇女创业应具备的能力，提升创业能力’为目标设计项目具体内容”。这5个项目不仅以妇女为独立主体，并且认识到妇女受到的传统性别束缚，从而要增强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而更多地以妇女为本的项目还只是停留在个体的身心健康以及职业能力、互助网络等这些方面，这说明虽然62％的项目采用将女性看作独立个体的“妇女为本”取向，但是其中近90％并没有明显地意识到女性面临的性别困境。因此在“妇女为本”的项目当中，不同的项目所处的层次存在差别。在后面的分析当中，本文将进一步阐释这些差别。 (二)三重角色 从图2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77个项目中超过一半只涉及女性的再生产角色，同时涉及再生产和生产或社区管理角色的项目合计只有13％。但是，女性身上沉重的再生产角色并非是不可突破的。有9％的项目从再生产领域切入，发展女性的生产性角色，例如某项目看到单亲母亲背负的社会偏见、子女抚养、经济压力等困难，不仅为其提供心理支持，也帮助她们“提高就业技能，拓宽就业选择范围，提高收入”；亦有一个项目同时涉及再生产和社区管理的双重角色，从再生产领域的家庭暴力切入，通过戏剧“呼吁居民共同制止家暴行为，唤起社区人的守望之情，真正让社区人管社区事。”
图2 女性的三重角色 合计有27％的项目涉及女性的生产性角色。除去上文提到的从再生产角色迈向生产性角色类项目，还有11个项目直接通过提供技能培训、集体种植等方式满足女性增加收入、参与生产的角色；亦有3％的项目从女村官这一特殊群体的社区管理角色切入，发展其职业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21％的项目(16个)看不出女性在其中的任何角色，如“客家妇女太极乐”：“选点进行太极舞表演、太极拳教学，定期开展座谈会”，以“鼓励妇女练太极，提高妇女健康水平，丰富社文化生活，搭建沟通平台。”除了这样的7个兴趣类项目，还有9个项目也是以兴趣类为主，如“活力女生成长营”：通过心理咨询、户外素质拓展、关爱热线、宣传手册等，缓解在校女生的心理压力，提升在校女生的素质能力。这样的项目中体现不出女性的任何角色；给其中的目标群体换个性别，比如将其中的“妇女”换成村民、居民，将其中的“女生”换成男生、学生甚至职场人士，项目依然可以运作。 女性“三重角色”也可以衡量项目是否具有针对性。当然，强调女性的三重角色并不是否认女性的再生产角色以及其在家庭中的角色，而是要求社会工作者具有性别觉醒的敏感度，看到传统性别角色对于女性的限制和不平等，并真正改变限制女性再生产角色的因素。比如，同样是服务于家庭主妇的一个项目——“全职妈妈的第二人生”，社会工作者看到了婚姻生活对于女性就业的影响，项目既通过咨询、小组、讲座等，为他们改善个人状态和家庭关系，也提供学习资源促进其再就业，从而真正实现家庭与工作的平衡，摆脱全职妈妈这个单一的再生产角色带来的众多问题。 (三)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 从图3可以看出，只有18％的项目满足本项标准的要求：62％的项目只针对女性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即针对其家庭关系与子女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心理健康与困境、身体健康等女性直接的要求或明显的需求做出回应，并似乎解决了棘手的问题，却鲜少探讨女性面对这些困境、产生这些需求的原因，正是在于女性从属于男性的不平等地位。
图3 实用性和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 例如，一个项目认为职业女性面临很大的职场压力，因而要减轻她们的压力，要通过做菜、美容、广场舞、知识学习等方式“加强妇女交流，敞开妇女心扉，释放妇女压力，塑造幸福妇女”。职场压力看似是职业女性要求和表达出来的需求，也是比较实用和实际的需求，但是职场男性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需求，这个项目并没有体现出“女性”需求的特殊性。女性职场压力大更多是因为职位限制、升迁的“玻璃天花板”等就业歧视，还有职业和母职(抚养孩子、处理家务等)之间的冲突。如果不能这样进一步分析实用性需求背后的战略性需求，那么实用性需求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彻底的解决。 实现性别平等是女性的战略性需求，它不可能在一个单一的项目中实现，但是它提醒社会工作者：现在做得还不够。社会工作者必须通过消除性别暴力、提升女性经济地位、消除性别分工、向女性倾斜培训发展机会等方式，提升女性地位，促进性别平等理念的传播，才能够不断缩短女性现实地位困境(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和理想的性别平等(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之间的距离。 (四)外化问题 “外化问题”与“女性问题化”对现状的分析及对问题的界定逻辑与介入手法是完全不同的。服务流动妇女的一个项目认为其子女教育现状不理想，女性尽管在婚后外出工作，但子女教育仍被视作母亲的天职而非父母共同的责任；而且流动妇女“为了生活忙于工作，没有顾及孩子的教育；自身文化水平较低，无法教育孩子；望子成龙心切，无法进行良好的沟通。”项目将子女教育状况不理想归咎于流动妇女的教育能力、沟通技巧不足，进而采取补救性、治疗性的措施。而在一个针对留守妇女的项目问题分析中，留守妇女的经济、生活、心理等多重困境，则被解读为身兼生产、赡养、抚养等多重功能带来的生活压力；问题不在于留守妇女技巧和心理调节能力差，而在于外在压力太大。所以项目不仅开展技能培训和心理疏导，还引入资源、帮助她们“树立主体意识，鼓励她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建立和睦友善的乡村邻里关系”。
图4 问题外化77个项目中有19％未涉及项目针对问题的社会结构分析，或仅从项目书概要难以判断。除此之外，47％的项目能够从女性面对的社会文化与经济限制等结构层面原因来分析女性面对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34％的项目则仍将目光聚焦在女性身上，判断她们的态度、知识、技巧、意识等微观个体层面出现问题，并以此作项目介入点。 (五)组织互助 小组是此次评价的项目中很常见的介入手法，有36个项目提到使用小组或工作坊、团体心理辅导等类似小组的方式，但有一部分是知识性、治疗性或兴趣小组，或是能形成一定的交流平台，但以外聘专家培训为主，并没有提及组员之间的互助，即“有小组无互助”的情况；另外有一类项目提到了互助，但却没有小组作为支撑，这种“有互助无小组”可能出现理念难落地的情况。故以上两类均不符合本项标准。共有28个项目明确表示要通过互助小组或互助会实现目标群体的交流互助，占项目总数的36％；16个项目在摘要中体现了女性之间的诉说、倾听与交流(如图5所示)。
(六)集体倡导 如果说互助小组的手法主要是通过诉说和倾听，起到疗愈女性负面心理和互相帮助的作用，那么在此基础上看到女性的共同困境和改变力量，则是本项标准的要求：以集体方式回应结构性问题。 有15个项目选择用集体的方式达到项目目标，占77个项目的19％。这个数字超出了我们的预计，因为一线社会工作者常常说：在中国，用“集体性”方式回应结构问题”是不可能的。项目书展现出来的结构问题回应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某大龄女工项目，拟“以微博、微信的形式，把此群体面对的问题活生生的展现出来，引起社会的关注与讨论；项目结束撰写‘消失的女工’总结，从中梳理出造成大龄女工所面临健康问题的社会根源，尝试政策倡导，以改变该群体的社会处境”。再如某单亲母亲项目，“策划举办2场大型活动，引起社会人士对离婚家庭的关注，宣传反对歧视离婚妇女，营造社会关爱离婚妇女的氛围。”无论以网络宣传、社区宣传还是政策倡导的方式，让静默的女性发出声音，尝试改变现有对女性不利的文化观念或政策环境，都是有意义的。 (七)男性参与 在77个项目中，只有3个提到了男性的工作。其中两个是反家暴项目，其中一个项目除了为受暴妇女提供个案和小组服务外，也为施暴男性开展小组活动和社区宣传，以改变男性错误认知和不良发泄情绪行为；另一个反家暴的项目，邀请男性家庭成员参与或观摩反家暴戏剧排练，以此为机会开展宣传教育；最后一个有男性参与的项目是致力于减少人工流产的项目，不但针对2000名女生开展性教育工作，也为男生准备了“指标”，让男生女生共同认识和处理性与恋爱问题。这三个项目中的男性参与，明显有利于改善女性面对的情况。 很多项目都可以用“男性参与”这一标准加以改善。一类如上述两个项目，男性参与直接有利于女性改善处境；另一类如我们反复提及的家庭管理与生活技能类项目，以及单亲妈妈、自闭症妈妈等困境群体项目，让男性学习持家、子女教育、烹饪等传统由女性来做的事情，让男性意识到并承担父亲的角色，本身就是打破性别分工、对男性进行性别教育的绝佳机会。 (八)女性参与 女性参与的情况同样不理想(见图6)，只有约三分之一的项目有女性参与项目运作。这些项目设计的参加主体都是女性，但参加不等于参与。参与式发展理论认为，“参与”应当是当地民众作为主体参与到社区发展的决策中来，以使他们能够自我组织、规划、决策、实施对社区事务的管理及发展(张李玺，2008：127)，因此女性起码应该参与服务过程中某环节的决策。项目书摘要与实际运作中的参与情况可能有不同，不过从已有材料来看，27个目标群体女性的参与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参与需求评估，共8个；第二种是参与效果评估，共5个；第三种是领袖(骨干或义工)的培育发展，共14个。
图6 女性参与情况 一些项目中出现了并非目标群体的女性参加活动。如某项目认为低收入家庭烹饪营养存在问题，却“邀请社区中家庭收入高、有营养烹饪知识的妇女作为‘美食导师’，手把手传授一些营养搭配知识、烹饪技巧给低收入妇女，让其能用最低的价钱，煮出一道道营养价值均衡又美味的菜肴。”且不说高收入妇女是否能按照低收入家庭的经济状况搭配营养，外聘导师或专家虽然可以成为吸引人的方式，但让低收入妇女参与分享营养健康的烹饪方式才应该是项目的方向。这种不让目标群体女性参与、却依靠外来力量的做法，说明项目设计者潜意识中将低收入女性看作弱势和无能者，不相信女性个体的智慧和互助的力量，也无法培育出集体力量来回应现实困境。 四、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缺乏社会性别视角的女性服务设计 女性服务的使命就在于实现改变性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从而真正改善女性福祉。一方面，男女不平等使得不同女性在生命周期中遭遇诸多相似或相同的困境，并因而造就了“女性服务”的必要性，也决定了女性服务要改变女性的困境或弱势地位，必须改变性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另一方面，如果女性服务不能达成以上目标，则无助于真正改变女性处境，只会丧失甚至危及女性服务整体的合法性。 本文以妇女为本、三重角色、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外化问题、组织互助、集体方式、男性参与、女性参与八项标准对广东省某妇女服务公益大赛的入选项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这77个女性服务项目的社会性别视角纳入程度并不理想。首先，在价值立场方面，虽然62％的项目以关注女性自身经验价值的“妇女为本”为出发点，但90％以上的项目没有发觉女性的性别困境。第二，一半的项目只涉及女性的再生产性角色，而忽略了女性的生产者与社区管理者的角色。第三，62％的项目只针对女性的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而挑战社会性别不平等现状的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较少。第四，从介入手法来看，36％的项目将女性问题化并治疗女性；并且以小组互助、集体倡导、女性参与等手法开展的项目并不多，尤其缺乏男性参与。 总体而言，以77个项目为代表的广东省女性服务项目普遍缺乏社会性别视角，无论是只将女性作为和谐家庭的附属品、只服务于女性的再生产角色、不去满足性别平等的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将女性问题化，还是忽略女性互助、集体变革、女性参与和男性参与，都只会以服务的形式，进一步加深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分工给女性带来的禁锢，这恰恰违背了真正的女性服务的初衷和使命。 (二)讨论：增强女性服务的性别敏感 如何改变这种女性服务无益于推进女性福祉和性别平等的现状？最直接的改进策略是，可以按照本文提出的女性服务8项标准改写现有服务方案。但是，这种生搬硬套的改进可能无助于项目整体运作的改善。可以将女性服务设计与一般的社会服务设计逻辑框架②对比(见图7)。可以看到，女性服务设计的逻辑框架与一般社会服务设计具有一致性。由此，我们可以思考如何改善女性服务。 第一，女性服务需要格外重视理念。性别平等、妇女为本是一般社会服务价值观在女性服务上的具体体现，正是由于用此价值观去衡量女性现状(三重角色)，才发现女性群体的特殊需求；具体介入策略及做法则偏重手法。当试图完善一些项目方案时，发现具备社会性别理念的项目即便不太满足手法标准，却很容易以互助小组、男性参与等来完善，反之则几乎难以下手。服务项目基础和方向由理念决定，女性服务应以社会性别理念为重。 第二，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社会性别的敏感度，这是女性服务具备社会性别视角的前提。梁丽清、陈锦华(2006)指出，社会服务提供者必须具备对性别理论的认识和性别觉醒的能力，洞悉现存男权至上的社会文化如何阻碍了社会迈向平等的目标。陈方等(2009)认为女性和社会工作者都对维持和强化性别分工有责任。社会工作者要具备性别敏感度，才有动力从女性独特的需求、经验和知识出发，使用各种手法增加女性权能，使服务达到女性增权，而不是去权的效果。 第三，资助与评估制度也应为女性服务的现状负责。从图7来看，除了社会工作的学习培训之外，监测评估制度也是女性服务需要注意的重点。大量无性别意识、甚至强化已有性别分工和权利关系的服务项目受到了资助，并通过评估结项，说明资助方虽然抱持“为女性服务”的好心，却并没有设置具备性别意识的资助与评估方式，以资助真正能够改善女性现状的项目。
图7 一般社会服务设计逻辑框架与女性服务设计逻辑框架对比 在世界第四届妇女大会召开20年后的今天，社会性别主流化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潮流，作为改善妇女福祉的女性服务，更应该具备性别视角，以推动女性的真正解放。而在现阶段，使用本文所述的女性服务八项标准去衡量、改进妇女服务，增加对社会工作者的社会性别培训，都是必要且紧迫的。当然，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全方位的平等权力关系、自主参与和结构取向，会重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也会提出更加全面深刻的社会性别衡量标准和评估方式。此外，我们需要看到，女性服务、实务工作者、学者与机构同样处在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又被社会性别压制的社会。而要在宏观上改变这样的经济文化安排，不仅要靠性别觉醒的社会工作者和具备性别视角的女性服务，也需要更深刻的反思和更广泛的联合。 注释： ①佩恩称之为“医疗模型”或“催化模型”。 ②参考梁伟康(2012：663-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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