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及其研究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载体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主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对教育客体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教育客体形成教育主体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一实践活动中，教育主体要对教育客体产生有效影响，必须借助于许多中介。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就是其中的一个中介。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承载和传递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操作并与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发生联系的一种物质存在方式和外在表现形态。常见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包括语言载体、行动载体、文化载体、活动载体、管理载体、传媒载体、网络载体等多种具体形态。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性：
一是客观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方式和外在表现形态。思想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它要存在下去和反映出来，就得寻找依附与寄托。人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错误的思想是这样，正确的思想也是如此。主观的东西总是反映客观并通过客观表现出来，才能为人们所观察和感知。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即教育主体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它们的生成与发展也必须依托和附着一定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进行。一旦失去一定的物质依托，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去保障执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就会成为一种不着边际的空想。况且，即使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等，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它要受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它要根据社会发展、时代要求和教育客体的思想实际等具体情况而定。这些都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而是客观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物质存在方式和外在表现形态，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更是具有客观性。正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有客观性，才使思想政治教育落到实处成为可能。
二是承载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主要功能是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思想政治教育的承载特性虽然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本身所固有的，但它是在“承载物”与“受载物”之间发生承载运动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教育主体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这一“受载物”（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只有通过语言、行动等“承载物”承载到教育客体面前，才能为他们所感知，对他们产生影响，使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发生交流、传播、生产、增殖等形式的运动。这样的承载物，才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有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承载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功能特性。
三是中介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联系的中介。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客体、介体、环体四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就是其中的介体之一。撇开思想政治教育环体，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思想意识，都得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来表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之间发生相互作用提供了一个阵地与平台，也因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并在主客体之间传递而发生。这样，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就成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相互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否则，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就无法发生相互影响与作用，更谈不上什么有效地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也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两个转化”的中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把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受载物）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承载物）传递给教育客体，教育客体则在全息境遇中进行比较选择，将受载物转化为个体意识。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化”阶段。然后，教育客体再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受载物），将个体意识转化为行为习惯和个体品德。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化”阶段。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无论是“内化”阶段还是“外化”阶段，都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这个中介。
四是可操作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能为教育主体所操作的，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和主体性的突出表现。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可操作性。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必须能为教育主体所把握和操作，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能将教育主体的要求转化为教育客体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从而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一个自觉、有为的要素。也就是说，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主体应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流于形式，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价值就会削减甚至丧失，从而游离于思想政治教育之外。
综上，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客观性、承载性、中介性和可控制性的统一。
二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发生与发展，是由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和决定的。近些年来，电子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由只能处理数字，发展到也能处理声音与图像，形成了集计算机技术、声像技术和通讯技术为一体，融文字、图像、音响于一炉的交互式网络。这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随着高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更新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肯定还会不断问世。这就为我们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提供了更加有利的物质技术条件。而在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往往过于单一，资源往往开发不够，这与当今高度信息化社会是不相适应的。不断地创新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当然选择。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在长期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较为模式化。过去用得较多的载体形式，如开群众大会、搞政治运动、搞人人过关等，是与当时相对封闭的社会文化环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全方位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适应这一体制，需要重构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体系，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力、感召力、说服力和吸引力。
市场经济具有两重性，这种两重性在其刚刚发育的时候，往往更明显。一方面，它具有突出的积极作用，即不仅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而且给思想政治教育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它要求社会和个人形成并发展现代新观念与行为方式。这些观念与行为方式正是我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的。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如市场行为的盲目性与自发性，部分市场主体的本位性与唯利性等。市场经济的这些功能缺陷，容易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若反映到政治生活中会导致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若影响思想领域，则容易滋生本位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等思想，甚至导致一些人道德观念淡薄，精神家园荒芜，政治信仰缺失。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市场经济进行正确引导，以保持、扩大其积极作用，抑制与消除其消极影响。这一任务的完成，有赖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研究与开发。同时，随着经济成分、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就业形式等多样化的发展，也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提出了新要求。例如，大量农村富裕劳动力涌向城市，面对流动性和分散性都很强的教育客体，靠面对面地、有组织地进行政治理论学习，目前尚未找到合适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何况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极端庸俗化、简单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严重地损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声誉。目前，我国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思想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市场经济的引入，又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对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提出了怀疑。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完善，强烈呼唤思想政治教育改进方式与方法，拓宽途径与渠道，追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形式，实现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超越。这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的现实动力。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也是总结中外历史经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理论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在内容上，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理论教育和道德教育等。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思想政治教育传统。重视对行动的考察，是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传统。孔子一贯主张“行有余力，则学以文”。他考察教育客体是把言论与行动结合起来进行的。他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也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他还特别强调身教的示范作用，认为身教比言教更为重要。后来，魏晋时期的傅玄和北宋时期的王安石等人，又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这种理论。重视对书本知识的传授，是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又一传统。孔子主张通过传授文化知识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唐代韩愈提出“文以载道”，认为写作是为了体现和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南北朝的颜之推，也强调知识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并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为后者服务。到宋元时期，《三字经》、《千字文》等书籍则已广为流传。西方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精神渗透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方面。如在教会学校，僧侣们对教众反映进行禁欲主义的说教，实行斋戒和祈祷等活动。为了强迫教育客体信仰《圣经》，还实行残酷的棍棒纪律。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性才开始得到关怀，这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在近代西方，德国伟大教育家赫尔巴特将教育过程分为管理、教学和道德教育三部分。他认为：“管理不是要在儿童心灵上达到这个目的，而是要造成一种守秩序的精神。”（注：张焕庭编：《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他还明确地提出了“教育性的教学”原则，反对“无教育的教学”。他说：“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或者品格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注：曹孚编：《外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177页。）赫尔巴特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今天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也多有论述。他们根据当时革命实践的需要，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各自都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作了许多精辟、深刻、正确的论述。深入归纳、整理与挖掘这些优秀的理论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繁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还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和实用性很强的学科。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现已基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理论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成为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瓶颈”。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基础理论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联系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的中介，是实现教育目的、任务、目标与内容的手段与形式，并与教育途径、渠道、方式、方法密切相关。特别是对于落实和物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实现由主观、务虚和“软”的一面向客观、务实和“硬”的一面转变，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尤其有重大意义。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应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研究，无疑会使我们加深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目标、内容等的理解，也会给我们的学科理论研究开拓新思路，从而丰富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内涵，并扩大其外延，以充分挖掘并优化配置现有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最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三
近20年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80年到1991年，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基本上处于准备性的自发阶段。这时尚未出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概念，更多的是使用“途径”、“方式”、“方法”等说法。
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到1997年，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处于由自发向自觉过渡的时期。这时尽管出现了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概念，但主要仍集中在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领域，在理论研究中也多限于对载体种类的简单罗列。
第三阶段从1998年至今，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基本进入了自觉阶段。这时不仅在有关论文方面较前两个阶段都多，而且还开始出版专著和编写教材，并开始研究更新的网络载体。
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过程中，学者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界定，有的认为是能使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因素的事物发挥教育作用的活动过程，这可称为“活动论”；有的认为是某种形式、手段、物质的中介（或叫传递者），这可称为“中介论”；有的认为是联结教育主体与教育客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要素之一，这可称为“要素论”，等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种类的划分，有的按载体的产生根源分为天然载体和人工载体；有的按载体的性质分为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有的按形态分为有形（显型）载体和无形（隐型）载体；有的按状态分为动态载体和静态载体；有的按人们接受信息的感官分为理论导向载体、决策载体、政策导向载体、舆论宣传载体等。还有学者认为载体即活动，并对活动作了具体分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功能和作用，有的从总体出发，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表现出流通、互动、检验、辅助等功能；（注：《思想教育研究》，1999年第3期，第23页。）有的从具体载体形态出发，如认为文化载体具有认识、凝聚、教育等功能；有的还从更微观的角度进行概括，如认为企业文化具有导向、约束、凝聚、激励、融合、辐射等功能。（注：《广州日报》，1993年1月15日，第10版。）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特征和运用原则等，学者们从宏观和微观等层面上，也进行了概括。这些不同的观点，对繁荣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理论研究无疑是有益的。
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是起步晚，研究少。在国外，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直接相关的文献几乎没有，最多是一些间接研究，国内的有关直接研究也出现较晚，大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直到90年代末期才有专著面世。出现较多的是一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论文，特别是关于各具体载体的相关论文，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等。据不完全统计，从1992年到1997年，有关论著才20多部；而从1998年开始到2000年仅3年，直接论著竟达30多部，较前6年增长了五成多。其次是现有研究观点纷呈，说法标准不一，表现出较强的随意性。目前关于载体形态的说法，共有40多种。这些说法显然过多过滥，其中不少说法不够准确，也不够科学，缺乏可靠根据。不少甚至把环境、主体、方法等也视为载体。最后是研究不够全面、不够深刻。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在地域上多集中在高校和企业，在其他行业，特别是广大农村，力量较为薄弱；对于具体载体形态的研究也不全面，如对新兴的网络载体研究缺乏应有的力度，呈现出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尾巴主义倾向；已有的研究也缺乏系统性，对于各具体载体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整个载体体系中的地位等，还缺乏足够的重视。
总之，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显得相当滞后，基本上还处于经验形态，这与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发展的要求是极不相称的。因此，系统归纳与总结、深入探究这一理论领域，对于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研究状况、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学科的科学化进程，既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