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共生组织的运行机制与驱动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运行机制论文,因素论文,组织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业组织理论从保持市场竞争性角度出发，在不同历史阶段提出对市场进行规制和自由放松的观点，却不能有效解决现代工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和资源稀缺问题。资源共享和副产品交换的产业共生网络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有关产业共生组织机制与模型的研究在自组织内在动力和政府规划为协调机制的问题上取得实质性成果。产业共生是一个动态演变过程，其产生除了物质先决条件和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探讨的影响因素。
一、产业共生组织理论概述
产业组织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最早可以追溯到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和市场机制的论述。但是，自亚当·斯密和马歇尔的产业组织理论之后，主流经济学就专注于竞争与垄断问题，却忽略了组织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不管是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还是新奥地利学派以及现代的新产业组织理论，其研究重点始终以保持市场的竞争性角度出发，分别在不同历史阶段提出对市场进行规制还是自由放松的争论上。随着人类产业活动与环境冲突的加剧，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不能有效地解决产业活动实践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不能解释现代工业所面临的生态问题，也不能解决越来越多的资源稀缺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把产业环境战略从传统的末端治理污染防治转移到产业生态战略以及清洁生产技术方面。事实证明，一个与其他企业隔离开来的单个企业，要求其工业活动消除环境影响是极其困难的，不管技术水平如何改善，每一个生产过程除了生产出有用的产品之外，都会多多少少产生一些废物。要减少总资源消耗提高物质使用效率，就必须使废物找到生产用途。为此，以资源共享和副产品交换的产业共生网络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其主要原因在于产业共生网络既可以增加经济效益还能获得环境收益，同时，可以使产业与环境之间形成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共生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Anton Debarry于1879年提出，指的是不同生物种群按某种物质联系生活在一起，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关系。产业共生是指企业之间彼此利用产生的副产品或废弃物而构成的相互协作的产业网络。产业共生的关键是合作，以及地理临近带来的协同可能性。[1]诺曼·斯科特认为，产业共生是不同产业为相互之间的经济和环境利益而建立的合作关系。[2]为此，通过产业共生将过去传统的线性产业系统转变为可持续的产业生态循环系统。产业共生可以归结为相邻的不同企业之间以副产品交换和共享设施为基础进行资源优化的集合体。产业共生通过企业在空间分布上的集中与企业间合作，使产业活动的负面生态影响有效地降低和减少。通过建立一个大型有组织的产业关联系统，可以防止负面的溢出效应，即对一部分系统减少了负面生态影响而使系统的其他部分产生额外的或更坏的影响。运用集聚方法，企业通过物质材料、能量、水和副产品的交换取得竞争优势。总之，产业共生要考虑三个方面的资源交换：一是副产品的再利用，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之间使用特定的材料进行交换来替代企业产品或原材料；二是公用/基础设施共享——对如能源、水和废水等一般资源进行共同使用和管理；三是联合提供服务——满足企业之间辅助活动的共同需要如消防、运输和食品供应等。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共生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演化过程。卡伦堡产业共生的发展是通过一系列独立的副产品交换逐步演化为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生复杂网络；Sager和Frosch研究了新英格兰金属产业部门之后发现，金属部门已经发展成一个具有良好功能的产业生态系统，系统具有较低的材料损失率。生产企业之间、废金属回收和熔炼厂的动态关联更具有弹性，产业生态系统具有更强的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能力。[3]在整个系统中发挥关键功能的是二级处理者，例如废金属商和熔炼商。政府透明的废物回收政策包括价格和规制可以激发产业生态系统的绩效。
二、产业共生组织机制、模型
产业共生存在许多动机，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了其他目的(如环境收益)，最明显的动机是传统的经济原因，例如，资源共享可以减少成本和/或增加收入。从另一方面，产业共生也能通过长期契约增加关键资源如水、能源或特殊材料的供应能力，从而加强企业自身的长期资源安全。在某些情况下，企业追求产业共生是出于对政府管制或企业内部对增加资源使用效率、减少排放或削减废物等要求的压力反应。
(一)自组织机制
1.自组织理论。自组织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系统自身可通过能量利用和转化的自我调节、自我组织作用，使系统结构功能自我完善发展。自组织的组织力来自于系统内部，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一个系统从混沌到有序，必须满足开放、远离平衡态和系统各要素间的非线性作用三个条件。系统与外界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是实现自组织的外部条件；各要素之间发生非线性的相互作用是实现自组织的内在依据；自组织是一个动态过程，是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层次上不断提高的演进过程。自然生态系统是典型的自组织系统。自然生态系统在自组织过程中，系统受最大能值功率原理支配。1922年著名生物学家Alfred J.Lotka提出“自然选择使通过系统的能量流最大”，在此基础上，H.T.Odum于1995年提出，在自组织过程中，具有最大能值功率并能强化生产和效率的网络系统设计将在竞争中获胜。自组织趋向于发展网络联结，利用能量在反馈行为中帮助获得更多的资源或更有效率的利用资源的过程。
2.最大能值功率原理。该原理是指具有竞争活力的系统，其设计与组织方式必须令系统能从外界获取最大能量并反馈自身能量，以强化系统外界环境，从而使系统获得更多能量，形成最大功率。这是自组织生态系统(能量转化、能级模式、反馈控制、放大作用等)的原则。也就是说，一系统不被竞争淘汰就必须能从外部获取最大功率和最有价值的能量，同时反馈所储存的高质量能量强化系统外界环境，使系统与外部环境互利共生，以获取更多的能量。在自组织过程中，自然系统服从最大能值功率原理，通过试错过程，复杂的结构模式和过程发生演化。成功的生存者是那些能够充分利用周围的物质和能量，并且比其他模式更具竞争性的系统。以最大功率设计的系统，由于可以获得更多的可用能量，并能适应周围环境条件，这样的系统比别的系统更具有活力和竞争力。
人类生产系统也是一种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自组织复杂适应性系统，是一个自适应、自协调、自组织的有机系统，具有开放性、非平衡性和非线性等复杂系统特征。产业系统的结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过程。产业系统的演化是一种具有自组织特点的经济现象。根据自组织机制和最大能值功率原理，企业之间通过合作，自组织发展网络联结，使产业系统的物质流和能量流最大化以强化资源生产效率，共同提高其生存和获利能力，获取竞争优势。根据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企业最显著的特点是价格机制。降低各种成本和交易费用是促使企业建立共生组织的决定性因素，而具有副产品交易条件的企业之间具有更密切交易联系的动力和愿望。产业共生组织使企业保持稳定的物质能量供应、市场销售及产品配送渠道，使相关交易费用明显降低。
企业不被竞争淘汰就必须能从外部获取最大资源和最有价值的能量，同时反馈所生产的高质量产品，强化系统外界市场环境使企业与外部市场互利共生，以获取更多的能量。以最大物质能源利用效率设计的企业生产系统或工业园产业系统，由于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有效地加以生产利用，减少环境负外部性，这样的组织系统更具有活力和竞争力。国内一些学者从产业集群出发，将产业集群作为一个自组织的复杂系统加以研究，运用耗散结构、协同作用和超循环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演化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探讨产业集群成长的演化路径和自组织动力学机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4][5][6]
值得注意的是，把产业系统完全作为自组织系统是错误和有害的。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的物质能量流(食物链)是通过长期的演化和自然选择所确定，物种共同演化的结果形成一个亚稳机能的、系统协调的营养网；在经济系统中，市场竞争指引企业之间的物质能量流形成一个机能稳定和协调的商业网络。但不同于自然生态，由利益驱动的市场机制使经济系统组成之间经常产生不合理和反常的物质能量流。例如1997年在美国西雅图，发现企业将有害的废物混入矿物肥料中；将食草动物肉类加工的碎渣加工为食料喂养其他食草动物等，这些都是企业通过廉价的原料和资源集约利用来追逐利润的理性经济行为，说明了市场经济系统的失灵和生产系统的不协调。市场不会自动纠正这样的错误而需要社会行为进行管制。[7]同样，人类生产系统也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具有能动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是从自发到自觉利用自然的过程。如工业园区规划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外力作用过程而不能完全由企业自行组织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证明，过去“家家点火，村村冒烟”的生产模式，企业放任自流式的自组织发展导致了目前难以遏制的环境污染。缺乏政府的管制、公众的监督等外在力量的制约机制，企业不会自觉关注和解决环境问题。因此，从根本上说，产业系统是系统内自组织动力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适应性系统。
(二)产业共生组织模型
在对美国15个生态工业园和世界其他地区12个生态工业园研究基础上，Marian R.Chertow[8]提出了两个产业共生模型：
一是EIP规划模型(生态工业园)：即规划性的开发，是以政府为主导，有意识地尝试从不同的产业中识别相关企业，并将它们集聚在一起以便在企业之间共享资源。典型的例子如美国总统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SPCSD)，1996年10月公布的15个生态工业区，对这些共生系统的规划包括各种风险投资的形成，指导这一过程并至少有一个政府或具有某些权力的类似政府机构参与来鼓励发展，例如土地使用规划和分区布局、许可转让、长期融资等。
二是自组织共生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产业生态系统的出现是企业出于交换资源以满足降低成本、增加收入或商业扩张的目的，参与者是出于相互间自身利益而自发组织产生的交换，对产业共生概念没有意识，如果交换成功并存在相互自身利益就会产生更多的交换。
对于第一个产业共生模型即政府规划的产业共生模型，Marian R.Chertow认为多数情况下成功率较低。Gibbs等人USPCSD公布的15个生态工业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5个在开放经营之中，3个失败，7个仍然在规划中。尽管10多年前这15个工业区都被贴上生态工业园(EIP)的标签，但没有一个遵循USPCSD的理想远景。规划模型的成功率之所以低，是由于其忽略了企业最基本的需要——利润和竞争性，这些根植于企业组织的运行、资金和组织行为，政府直接安排并不能解决。另一方面，产业共生的基础是资源交换，交换则依赖于市场看不见的手而非政府直接参与。因此，产业共生源于企业自主决策行为而非外部因素所能解决。第二个模型即自组织共生模型是企业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进行的自发组织和主动交换，是企业的自主决策。但自由放任的方法并不能达到产业共生的状态。事实上，自组织共生如果只有企业自己的意愿，那么它就不会去追逐交易之外的共生网络所引致的环境收益。没有公众对工业污染和环境健康的参与，很难说会有企业有完全主动的意识去关心和提供公共收益。另一方面，自组织还可能因为其自发性、缺乏协调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共生交换不稳定而加大了企业合作的风险，限制了进一步的发展。鉴于协调的重要性，究竟谁可以发挥这个功能？政府、非政府还是企业实体值得研究。
产业共生提供了附加的环境收益，比传统的生产体系能够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利益，尽管产业共生目前还有一些障碍有待解决，但它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理想产业系统，是能够平衡企业、公众、政府等多方利益主体的共生交换网络。产业共生网络的建设，应该是以自组织为动力、政府规划为协调机制的产业共生模型。由此，可以构建自组织-规划共生模型。
自组织-规划共生模型是指在企业自组织共生交换基础上，通过政府规划指导、政策规制和公众参与，以及非政府组织(如研究机构、协会、风险投资基金等)的技术资金支持，形成以资源交换为基础，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增加经济效益和环境收益为目标的共生网络和产业生态系统。
自组织规划共生模型，首先是以企业的自组织交换共生为前提，企业基于互相认识和信任，通过契约和其他伙伴交换资源来满足自身利润(如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和提高竞争力(如规模扩张)的目的，从而，企业通过经济驱动自发组织形成共生关系。但这种共生关系由于发展不完善且受经济、社会、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不稳定，其发展轨迹可能进一步壮大也可能逐渐消亡；政府区域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水电等)、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特别是资源共享(如热电联产、废水再利用)、技术和资金支持能促进企业之间加强资源交换并加速正向演变过程，吸引更多的企业参与并在地理上集中汇聚，从而导致更广泛的共生合作关系和更加广泛的交换网络，并改善资源效率和环境收益。
三、产业共生组织的驱动因素
产业共生的形成有很多原因，起始于商业最基本的需要：利润和竞争性。但也存在重要的社会、环境和规制驱动，只是在世界不同地区各因素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Noel Brings Jacobson和Stefan Anderberg将卡伦堡产业共生的成功归结为技术因素、制度条件、组织条件、经济条件和精神因素(信任、重组、合作等)及其复杂组合[9]。
(一)经济动机
产业共生存在许多动机，其中最明显的动机是传统的经济动机，例如，资源共享可以减少生产成本或增加收入。卡伦堡产业共生研究表明，经济动机常常与上游或下游的经营的经济效益相关而与交换的副产品或废物本身的价值没有直接关联。如果把产业共生表述为有内在环境效应的B-to-B(从商业到商业)的经济转型，这些共生的基本经济驱动是长期和短期的直接与间接经济考虑，取决于商业市场状态和与生产相关的副产品交换的重要程度。另一方面，产业共生也能通过长期契约增加关键资源(如水、能源或特殊材料)的供应能力，从而加强企业自身的长期资源安全。卡伦堡水/蒸汽产业共生交换很大程度上受追求多元化水供给的可能性、优化能源效率、经济及运行的供应安全所驱使。
(二)政府管制与制度条件
在某些情况下，企业追求产业共生是出于对政府管制或企业内部对增加资源使用效率、减少排放或削减废物要求和公众参与等各种外界压力的反应。政府管制与制度约束是产业共生的外在驱动力。制度主要是指围绕产业活动而进行的立法(如环境立法)与政府机构管制，环境立法与管制促使企业产生对改变现状、联合改善环境的需求(当然规划也很重要)，Brings Jacobson和Stefan Anderberg提出环境立法是卡伦堡产业共生演化的主要驱动力，如1970年代第一次共生交换与当时的国家排放立法实施有关，1980年代的节能节水立法是与第二次石油危机和国家节能项目的影响有关，卡伦堡1980年代后期的项目基本与水和废物管理有关(该地区水资源紧张)。同时，环境和工作安全立法也促进了技术创新和发展。卡伦堡社区与地区政府负责产业环境立法的控制与实施，对产业共生关系的完成政府管制起到很大作用。这一事例显示规制是共生关系的主要原因，同时也证明真正实施B-to-B的副产品交换需要多种立法进行规制。
(三)中间组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间组织的作用和力量不可忽视(如环保俱乐部、产业共生研究所等学术研究机构)，对产业共生的形成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在卡伦堡产业共生、澳大利亚Kwinana地区矿产加工业的产业共生，还是中国贵港制糖的产业共生等，都发现中间组织的存在。这类组织的存在有其根本性原因：企业管理者知道自身所从事的副产品交换有多大，但常常缺乏不同行业邻居的信息。有时在政府的规制下，一些参与共生的企业组合并没有完全的意识去获得环境收益，不去追求共生模型，也没有一个可以吸引新交换的清晰协调功能组织，更不要说组织学习的制度观念。甚至当几个交换自组织完成后，参与者还没有认识到。专门研究产业共生组织的学术团体或研究机构就不同，他们是推动副产品交换的重要因素。组成研究团队，进行勘察和制作流程图，可能发现很多交换关系或挖掘出很多潜在的交换机会，通过绘制流程和识别有关企业的物质能量关系生成共生网络规划。世界上许多成功的典型，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使资源和能源在工业系统中循环使用，资源共享。[10]
四、结语
除上述几种驱动力量之外，实现产业共生还有其他一些条件。其中，不同企业物质能量流的互补性是产业共生网络的物质先决条件和共生的可能性基础(包括现有存在的网络和潜在的网络)。实现产业共生网络的核心条件与机制，首先要识别出影响共生网络形成的障碍，除了物质先决条件和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影响因素如技术条件、组织条件、精神条件等以及它们所形成的复杂混合体。事实上，产业共生还有一些障碍有待解决，除了一般的商业性开发问题之外，一些根植于企业组织的运行、金融和组织行为等障碍，都不是外部安排和民众关心工业污染和健康影响的主观意愿能够解决的。一个工厂、公司或大型企业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会受其历史、特殊文化、地理分布、员工、顾客、竞争者和有关的市场、所有者等的影响。要想了解一个企业的发展，以及影响其战略和行为的因素，尤其要熟悉其社会性的一面，才可能消除其决策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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