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前夕几首诗词创作缘由考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缘由论文,几首论文,诗词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4)06-0079-05
《七律·有所思》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初期创作的一首律诗。其中“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两句，笔者在解读毛诗《七绝·贾谊》、《七律·咏贾谊》时，曾用来判断其创作缘由与时间的根据。因为在1996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这两首咏贾谊的诗，是仅有的不注明创作时间的诗作。笔者解读的结论是：《毛泽东诗词集》一书的编者，把这两首咏贾谊的诗，排在1966年6月创作的《七律·有所思》之后，从时间的排序上，包含着一种暗示和启发。这两首咏贾谊的诗，可以让我们去探究诗人毛泽东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里的所思所虑。这特殊的历史年代，就是众所周知的“文化大革命”；这所思所虑，就是《七律·有所思》中所诗意化表达的这两句“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所思所虑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下，怎样不失去自己的领导权和培养什么样接班人的问题。因为“凭阑静听潇潇雨”这句诗是从岳飞《满江红》中的“凭阑处，潇潇雨歇”脱化而来，可以让我们理解毛泽东当年正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不已壮心。这么理解，应该比较符合毛泽东此时此际的心境。回首毛泽东诗词创作的历史，可以这么评价，这首《七律·有所思》正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发展到又一个重要历史关头时复杂的心境。
1927年春天，毛泽东填写了《菩萨蛮·黄鹤楼》，其中有“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之句。对这两句词，1958年，毛泽东曾自作解人说：“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1935年2月，毛泽东创作了《忆秦娥·娄山关》。娄山关，在贵州省遵义城北娄山的最高峰上。中央红军长征时，于1935年1月占领遵义，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1958年，毛泽东亦曾自我解题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我们知道，1927年“八七会议”和1935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两次会议。“八七会议”是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转折；“遵义会议”则是长征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是中国革命从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到确立正确领导、取得比较顺利发展的转折。遵义会议后，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期间毛泽东创作的诗词已不再显露有上述两首词填写时那种苍凉、沉郁的心情。相反，这些诗词中充盈的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事业怀有必胜信心的联翩浮想、慷慨豪情。
那么，笔者为什么将毛泽东1966年6月创作的《七律·有所思》，与上述两首词作相提并论呢？这首诗中的两句“正是神都有事时”、“故国人民有所思”就提供了笔者所以这样评价的缘由。“神都有事”，所指就是其时在北京如火如荼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并开始波及全国，因此诗中又描写道：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这把火正是毛泽东亲自定稿的《五·一六通知》所点燃的；“故国人民有所思”，应该解读为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有所思的对象是故国和人民。“故国人民有所思”句，显然化用了杜甫《秋兴八首》第四首中的“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两句诗意。尽管毛泽东平生喜欢浪漫色彩浓厚、自我个性高扬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诗作，尽管毛泽东在成都参观杜甫草堂时对杜诗只下过一句“是政治诗”的断语，但是到了他的晚年心境转换之时，诗意似已倾向于杜甫的沉郁、赅博了。杜甫创作《秋兴八首》，正逗留在三峡的夔州城。杜甫此时展望“安史之乱”后都城长安政局彼争我夺，文武衣冠人物得失无凭，西北边患未靖，对自己居处过多年的京都长安、故国家园不胜思怀。这两句诗中，进入杜甫视野与思考的政局、边患、衣冠人物、鱼龙寂寞，比较容易引发毛泽东此时此际的内心共鸣，并激荡起他的诗情。1966年5月15日至6月28日，毛泽东正在南方巡视，到过杭州、长沙、韶山、武汉等地。他远离“文革”“风雷”的中心地北京，遥念北国，对杜甫的原诗句“故国平居有所思”只是改动二字，突出了“人民”，其融入杜诗为国运民瘼的浩叹，当然不言自明。读毛泽东的这两句诗，我们眼前不由显现出他凭阑听雨、独立沉思的身影，感受到他有所思故国和人民时，又一次涌动在心间的那种沉郁甚至有点苍凉的心潮。在此种意义上作一比较，这种心情的产生，颇类似于上述两次面对重大历史转折，他将要作出具有决定性意义抉择时那样的思维与情势。1966年7月8日，他曾写信给江青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信中所透露的思考正和他的这首诗一样，亦有一种悲壮的情调与意味。对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状，回顾自己领导的中国革命历程与时局，毛泽东自认为中国革命又面临一次重大转折，心中自有一份对故国与人民命运的忧虑和欲回天地的深思。只不过毛泽东这一次主观判断有重大失误。与1927年和1935年那两次不同，1966年前后，他对中国时局和形势的估计严重偏离了当时实际的现状。随即根据这个错误的主观判断，他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历史已经证明它既不是真正文化领域的革命，也不是任何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在当时，不但毛泽东自己，也包括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和卷入这场运动的广大群众，都是把它当作文化和政治上的一场大革命来发动和参加的。毛泽东发动这一场针对我们党、党的领导层、党的司令部里很大一部分同志的“革命”，是根据他对我们党的领导层和司令部的政治状况的估计作出的。在他亲自修改、增写、定稿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纲领的《五一六通知》和其它一些文件中，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政治形势的：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方式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来揭发上述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毛泽东此时认为我们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处在严重的危机中。尽管他对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来挽救这个危机还是有信心的，但是，自己毕生事业的发展竟然出现他所认定的这样严重的危机，让他感到沉痛；尽管他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来挽救这个危机的努力也才刚刚开始，但他已经意识到广大领导干部对此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也让他有点无奈。正如他在上述给江青的信中所提到的，讲他自己身上的虎气和猴气，讲自信和又有些不自信，讲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讲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讲前途光明和道路曲折……。凡此种种，复杂纷纭，矛盾重重。此时毛泽东的心情，怎么会不沉郁以至苍凉呢？
毛泽东这种心境的形成，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翻读“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创作的几首诗词作品，就可寻绎到他这种心境的酝酿、形成的轨迹。即以《毛泽东诗词集》中正式发表的1965年和1966年创作的几首诗词作品为例。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在5月22日至5月29日短短七天中，他填写了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井冈山》。时间短暂，行色匆匆，却有高涨的诗情，连续两首长调词问世，足见他感触良深，心潮难平，并且蓄积已久。上井冈山，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毛泽东在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为陷入困境的中国革命所找到的出路。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井冈山，开辟了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到1965年5月，他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尽管他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描绘了井冈山“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尽管他在《念奴娇·井冈山》一词中感受“人间变了”：“故地重来何所见，多了楼台亭阁。五井碑前，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江山如画”。但是，贯穿这两首词作的主旨却是“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毛泽东久蓄胸中的凌云之志，是要以重上井冈山的方式来加以酣畅抒发的。因而不远万里，不辞高龄，以“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为第一畅快之事。在井冈山上，他的激情不在于陶醉所谓的“莺歌燕舞”，而在于重新自我印证“人间正道”：“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这“人间正道”，指的是现已认识的或正在探寻的人类社会发展正常规律。正如毛泽东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一诗中的两句：“天若有情天易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所言，“人间正道”指的是人世间不断地发生变化，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而在这三句词中，“人间正道”，也就是毛泽东一再强调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动与奋和静与息这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中，动与奋是绝对的，静与息是相对的。所以在井冈山、在黄洋界，毛泽东“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他找回了“如昨”的感觉，正说明这时的他是相当理智，相当清醒的。今日“莺歌燕舞”、“江山如画”，源自昨天“九死一生”。这使他充分意识到自己应该永远“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即让自己的壮志豪情，永远如天边明月那么高朗、明远；似大地风雷那么壮伟、激荡。这井冈山上的“风雷动”、“风雷磅礴”，深藏在他的心间，历久弥新，终于在一年后喷发而出，演化成为《七律·有所思》中的“一阵风雷惊世界”。我的理解是：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根本意愿是借助井冈山，重新激发自己三十八年前初上井冈山时的虎气；再次坚定自己一直坚持的只有斗争，只有革命，才能借以不断改造社会的信念，为他认为自己已经陷入严重危机的事业寻找出路。因而，所谓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成为他实现自己这个政治意图的惟一选择了。“重上井冈山”，毛泽东要从“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的特殊而艰难、勇敢而卓绝的经历中，去汲取作出这惟一选择的信心与勇气。这时，在井冈山头，他已经在呼唤一年后席卷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狂风暴雨。然而，历史的发展与毛泽东的设想背道而弛。“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后，几经曲折，不但没有达到毛泽东的理想和目的，实际上后来的局势连他自己都已难以把握和控制了。如果以后来这个不争的事实，来参照我们所理解的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根本意愿，就看得更明显了。那时，他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实在不行，我就再上山打游击。笔者认为这不是开玩笑的话，而是毛泽东潜意识的自然流露。而且，前一年，1964年春天，他所填写的《贺新郎·读史》一词，也可以成为我们这样理解的佐证。“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这几句词，也就是诗意化地一再强调了他所坚持认为的观点：“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再如，1965年毛泽东又创作了《七律·洪都》一诗。据考证，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是从湖南长沙出发登山的。这首七律可以视作毛泽东下井冈山后，重返南昌城所作。洪都即江西南昌，是1927年“八一起义”之地。南昌“八一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创建中国人民军队，随后，从秋收起义开始，开始了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的道路。值得我们对这首诗做比较深入探究的是这几处：诗题不作南昌，却指称洪都；引用两个典故，这两个典故却跟南昌没有多少密切联系；诗人自我解嘲道“鬓雪飞来成废料。”在这首诗中，毛泽东借助两个极为著名的典故“祖生击楫”、“闻鸡起舞”，所表达的诗情应该和上井冈山时的两首词一脉相承。这两个典故都与东晋名将祖逖有关。前者说西晋倾覆，中原扰乱，戎狄交侵，祖逖率军渡江北伐。“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此典可比喻誓愿恢复旧山河的慷慨壮志。后者据《晋书·祖逖传》记载：“（逖）与司空刘琨具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此典可比喻有志之士奋发有为。这两个典故之所以千百年得以流传，正取决于其内在的深层次含义。毛泽东用此二典的着眼点，正在于它们所揭示和张扬的一种精神状态。这两个典故的主角祖逖，也许还应该包括那个刘琨，都是毛泽东素来赞赏的那一类英雄豪杰。面对西晋末年的山河倾覆，天下扰乱，祖逖、刘琨慨然以恢复中原大业为己任。击楫立誓，闻鸡起舞，作为他们人生中的闪光之点，照耀了那个动乱的年代，也激励了后代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英雄志节，自然引发了毛泽东情感上的共鸣，成为他砥砺自己精神的利器。到“洪都”的此时此地，毛泽东想起的是有关祖逖的典故，而只字不提与南昌有关的人物故事，诸如颇有名士风流的徐穉和陈蕃，他曾十分欣赏的写过《滕王阁序》的“英发少年”王勃，更不提“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类老话。这一切表明毛泽东心中涌动的正是笔者在本文开头提到的“待从头、收拾旧河山”、“老当益壮”的豪情壮志。重上井冈山，过访南昌城，均为旧地重游。但，他在这些诗词作品中却有意摆脱单纯的怀旧追昔的情绪和游览观赏的意念，而是一直把握住抒发这种豪情壮志所必需的刚而不伤的审美方向。他在这岁逾古稀之年，还不愿意看到自己“鬓雪飞来成废料”的形象，而是执着地希望“彩云长在有新天”（均见《七律·洪都》诗句）。这一切都表现了毛泽东作为勇者、强者的那一份无法阻遏的自信，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个性和禀赋。尽管“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念奴娇·井冈山》），但毛泽东还要“再变人间”。他的这种个性和禀赋，在1965年秋天创作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中，得到了极其充分的展示与发挥。他不是在这首词中感情色彩极为强烈地高喊道：“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吗？
但是，毛泽东这种勇者、强者改天换地的凌云壮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将他自己带入了欲罢不能、骑虎难下的境地，没有出现1927年和1935年那两次“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局面，反而是“转化到了反面”。因为毛泽东认为他自己从事的事业出现了危机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反而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了重大的危机。毛泽东病重之时，曾经回顾平生，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情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他的这番话说的似乎有点孤独和悲凉。不幸的是，这和他在《七律·有所思》一诗中所显露的沉郁以至苍凉的心情，冥冥之中似乎就有一种前因后果的联系了。因此，我们通过对“文革”前夕这几首毛诗创作缘由的考析，应该理清了他那时诗词创作意图中潜隐的政治愿望和情感脉络。这几首毛诗，我们更应该从“政治诗”的角度加以解读。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万幸的是，毛泽东的这番话并没有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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