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克服危机年”能否克服危机？——从韩国大企业结构调整新变化看韩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韩国论文,危机论文,结构调整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新变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牛仁亮：作为学生辈，能有机会同戴园晨老师共同讨论这一问题，十分荣幸。1998年，在韩国金融危机中登上总统宝座的金大中，上台伊始，便提出了三年内实现韩国经济复苏的经济目标，并将98年定为“结构调整年”，将99年定为“克服危机年”，将2000年定为“重新腾飞年”。然而，98年已经过去，韩国企业结构调整进展甚微，尤其是在大企业集团的整改消肿方案实施中遇到极大的阻力，以致于临近98年岁末，金大中总统不得不亲自披挂上阵，直接主持并出台了《推进五大集团结构调整协议》，要求韩国现代、三星、大宇、LG和鲜京五大集团按照发展核心产业的要求，进一步调整经营机制，改善财务结构，解除债务相互担保，增加经营的透明度。还要求五大集团在进行产业互换的同时，将各自高负债并扭亏无望的分公司，或出售、或合并、或重新分立，到99年末，要将这些集团所属的系列企业从269个减少到150个。这样，通过非核心产业的变卖，可将所获的近20兆韩元（相当于250 亿美元）用于还债，以降低其负债率。看来，韩国经济结构调整才刚刚开始。结构调整能真正见效吗？这既需要时间，又需要有力度的配套政策。因为由来已久的韩国大企业问题，不仅具有深厚的政策和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其调整的实质在于，收缩大企业存量利益，这就必然会遇到大企业各种方式的抵制。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不作根本调整，韩国就难以“克服危机”，更难以实现“重新腾飞”。韩国政府实际上面临一个痛苦的两难选择。
戴园晨：我赞同牛仁亮同志这一看法。一般而论，这次金融危机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危机国本币高估、外汇短缺；二是危机国金融监管制度漏洞太大；三是国际炒家趁机作祟；四是企业累积了大量问题。因此，韩国政府把整改企业作为治理危机的主要方面之一，并对大集团提出了如下整改措施：
第一，调整对大集团的支持政策：（1 ）从过去的全面支持变为现在的“有选择”的支持；如从支持大集团经营汽车、钢铁、造船、化纤等传统产业，转向支持通讯、信息、生物工程等新兴高科技产业的经营。（2）要求大集团加强与中小企业的协作， 并对发展中小企业提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建立和强化以扶持中小企业为目标的“信用担保基金”。
第二，不再对濒临破产的大集团提供政府保护，而且鼓励对有严重问题的集团，实行破产、兼并和外资收购，并大大放宽外资收购商持股限度。如外资对非金融公司投资或收购，其股权比例可超过50%。为避免造成危机的连锁反应，韩国政府对有问题的集团处理政策，更多的是向兼并和收购倾斜，而不是破产。
第三，要求企业降低负债率，尤其是要求大集团将其高达83%的负债率，到1999年末降至66%，并提出降低负债率的具体途径：（1 ）拍卖部分不动产；（2）拍卖集团内的部分企业；（3）卖掉集团持有的部分股票；（4）要求大股东出资增加大集团资本金。
第四，改变集团财务结构，提高企业经营透明度：（1 ）集团内关联企业不能再进行贷款的互相担保；（2）会计制度要实行国际标准； （3）集团对其关联企业的投资额不得超过该企业净资产的25%；（4）对集团出现的资不抵债情况要按资不抵债数额的一定比例冲减或抵销集团的资本金。
第五，要求大集团收缩经营范围，以达到对外提高国际竞争力，对内给中小企业发展腾出必要空间的目的。具体要求是：各集团都要选定自己的“核心产业”，一般为3—4个。这一要求过去曾提出过，但这次的进步在于，过去要求集团选定“核心企业”，这次变为“核心产业”，这就把导向倾斜到产品的质量、技术含量、成本分析和规模经济方面来。
第六，调整大集团权力结构，强化企业监督。（1 ）增加小股东权限，把诉讼权的1%的股份限额降低为0.05%，并把查帐权的3%的股份限额降低为1%。（2）扩大员工取得股份的限额，把该限额从10%扩大为1/3。（3）取消集团内的综合管理部门，以各企业为单位独立经营运作，以弱化大股东操纵企业的行为。（4 ）强化外部审计功能和内部会计约束。要求企业监督人员构成方面减少管理层人员；要加强外部审计；通过修改法律，把会计业务负责人列入“可处罚的”企业负责人审计对象内。（5）弱化大股东对集团的操纵权， 要求大集团取消财团主席一职，成立集团理事会。
然而，上述这些整改措施经过一段时期，并未被企业尤其是大企业集团真正采纳执行，相反，一些大企业集团，如现代、三星、 大宇、 LG和鲜京五大集团仍在继续扩张，增强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力。据统计，韩国30家最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由97年的400%继续膨胀到98年的550%。大企业结构调整进展缓慢，企业的生产和投资依然萎缩，需求不旺，外贸出口难有改观，这不仅影响了国家信任度的恢复，难以吸引外资，而且对于克服金融危机的影响，使韩国经济复苏更加困难。因此，韩国在大企业结构调整方面必须进入实质阶段。
牛仁亮：韩国政府对企业出台的上述新政策，是其基于对本次金融危机原因的一个重要判断，即：韩国企业问题是其发生金融危机的基础原因。就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而言，其表层原因，是经常项目出现巨额赤字，外汇过度短缺，致使政府不得不放弃本币高估的汇率政策，宣布实行自由汇率。本币贬值如果能正常回归到其价值区间，则会有利于出口，从而减少或消灭经常项目赤字，进而缓解外汇短缺问题。但是，本币贬值引发各种负面因素的连锁作用，从而产生了极大的负效应。但就问题的实质而言，正是由于企业的大量外债和不良资产，才构成危机链条中的其他各个环节得以表演的深层基础。在韩国，一方面，企业巨额的直接短期外债，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98年1月底， 在海内外的韩国外债总额高达2044亿美元（海外为532亿美元）。2000 余亿美元的外债相当于韩国97年GDP的70%（按97年底汇率计）， 这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外债风险警戒线，因而极易引发支付危机。
另一方面，企业超大量的不良资产是银行不良债权的根本基础。银行的支付能力崩溃，是金融危机的直接表现。而其支付能力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表面看，由于银行不良债权过大，但实质上，银行不良债权恰恰是企业不良资产的金融表达。97年，韩国商业银行亏损高达76447 亿韩元，约合50亿美元。97年9月份，银行的不良债权高达28.5兆韩元， 约合180亿美元，占总贷款的15%，与此同时， 综合金融社的不良债权规模已超过了其本身的资本金。然而，银行不良债权之根源，来自于企业的不良资产。97年韩国的韩宝、大农、真露、三美、起亚、纽靠、泰一精密等大企业集团因其不良资产过大，资不抵债而相继倒闭，进而引发大批关联企业破产。仅十大亏损企业的无力还贷额就高达170 余亿美元。而98年有更多的企业破产，最终导致银行不良债权比重达18%，从而使银行信誉严重亏损。
戴园晨：牛仁亮同志的上述认识，抓住了导致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企业问题为什么会成为危机基础？我们应从这些企业问题中汲取那些经验教训？我认为，韩国企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过度负债
截止96年底，韩国企业的总负债为750兆韩元，是当年GDP的1.9 倍。一般企 业的负债率在75%，30家大企业集团的负债率高达83%以上。而美国只有60%，日本为67%，台湾为50%左右。高负债率使企业的支付能力变得极为脆弱。97年一年，韩国就有17000 家企业发生了支付危机。
2、短债长用，短筹长贷
在过度负债基础上，短债长用、短筹长贷使企业的潜在支付危机随时可能变为现实。一方面，企业直接拆入的短债，常常被用于大型项目投资。这些大型项目的投资回收期往往是短债期限的若干倍。在韩国大部分企业负债结构中，其流动负债都大大高于流动资产。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采取短筹长贷的办法，支持企业搞长期投资。
3、财务流动性差
企业财务流动性差，而且不断趋于恶化，是企业集团盲目扩大规模的必然结果。而流动性恶化又是企业支付危机的直接信号。这里，我们简单列举一些数据：
A、韩国企业现金净流量的增加额在不断下降
1994年韩国企业现金净流量增加额为17亿韩元，而1995年为14亿韩元，1996年为6亿韩元。 这说明韩国企业现金净流量的增加额在逐年下降，其中95年比94年下降19.7%，96年比95年下降55.3%。这种下降反映了韩国企业财务的流动性，早在95年就已开始恶化了。
B、企业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绝对减少
企业现金流量可分为营业活动与投资活动两类。从营业活动角度看，近年来，出现了绝对量减少的现象。如1994年，韩企业营业活动的现金净流量为141亿韩元，1995年减少为109亿韩元，1996年再减少为60亿韩元。这就是说，用于企业营业活动的现金净流量95年比94年减少22.8%，96年又比95年减少44.2%。
C、企业用于投资活动的现金流量居高不下
1994年，企业用于投资活动的现金净流出为288亿韩元，1995 年为396亿韩元，1996年为382亿韩元。用于投资的现金净流量数倍于用于营业活动的现金净流入量，清楚地表明，韩国企业主要通过大规模举债进行投资。上述从韩国全体企业看，企业流动性问题的确有恶化之势。以下从97年3月到98年1月倒闭的25家大企业看其现金流量，问题更加突出了。
单位：亿韩元
1994 1995 1996
营业活动10675103
投资活动-683 -550
-583
现金增减-81.5 7.5 -45.8
从上表可以看出，这些企业三年来投资活动的现金净流出分别等于营业活动现金净流入的644%、733%、563%； 而企业的筹资能力随之相应下降，达到一定程度后，企业营业活动的现金流量则会出现赤字，如果此时仍然举债投资，则随时都可能出现支付危机。
4、规模大，效益差
韩国经济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大财阀经济。97年韩国的前30大企业集团创造的附加价值（不含折旧费）占GNP的比重接近20%， 其销售额占全国总销售额的70%以上，其负债总额占全国总负债的38%。但是大集团的经济效益却差得惊人。96年底，30家最大集团的年平均周转率只有1.05%，资产收益率只有0.21%，销售利润率只有0.53%。96年韩国前49家大企业集团的纯利润只有6500万美元，如果加上已破产的韩宝集团，前50家大企业的纯利润就是负数。
5、重复建设，恶性竞争
集团为了做大，常常不计成本、不顾风险盲目扩大其规模。例如汽车业，有关研究表明，96年全球汽车已经饱和，当年生产能力只发挥了75%，全球生产能力为6800万辆，而实际需求只有4000万辆。然而韩国三星集团还是于97年7月进入汽车产业，成为韩国继现代、起亚、 大宇、双龙、亚细亚和现代精工之后的第七家汽车生产大企业。直到此次危机之后，三星才考虑退出汽车领域。
6、经营主业不清，注重外延扩张
三星集团的业务，分布于食品、造纸、纤维、石化、重机、造船、百货、保险、酒店等行业；现代集团涉猎的行业有：汽车、造船、机械、半导体、电脑、家具、雷达等；大宇集团的业务范围也极广泛，有汽车、电子、建筑、金融、商业、造船、钢铁、化工、机械等。就某个大企业集团看，其经营业务无所不包，就若干个集团对比看，它们经营的业务大多数都高度重叠。这种外延型、数量型的业务扩展，导致了资金资源和管理资源的分散化，从而弱化了其本应达到的竞争能力。
牛仁亮：我觉得，韩国企业还有三个问题应引起我们注意：
其一，财务不透明与集团内部互相担保
大企业集团为扩张其规模，需从银行获得更多贷款，从而采取了集团内部关联企业之间相互提供贷款担保。而这一行为的另一基础是，集团财务不透明，这使银行对其财务状况难以作出正确判断。这种互相担保贷款造成三方面不良后果：一是进一步抬高集团的负债率，（这也是大集团负债率大大高于企业平均负债率的重要原因）；二是加大了银行对企业之间财务判断的难度，进而使银行风险增大；三是在相互担保链条中，如果有一家企业倒闭，则会出现一系列企业的连锁倒闭效应。
其二，贷款利率高，工人工资高
这两高是造成企业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扩大企业规模是大集团梦寐以求的目标，因此，它们并不计较贷款利率的高低。对中小企业而言，它既无较高信誉获得高利率外债借款，又无能力获得低利率的国内商业银行贷款。 它的出路主要是， 从综合金融社借取利率高达15%—30%的贷款。
在工资方面，韩企业不断走上与其能力不相称的高工资道路。以制造业为例，其工资增幅93—96年平均为12.1%，而同期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才7.6%，其工资增长幅度比经济增长幅度高达50%以上。 高工资与高利率一样，都是受企业追逐“无限扩充规模”这一主旋律支配结果。
其三，“三缘”型公司权力构架
从公司的治理结构看，大企业集团多属于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主干组成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重合的权力构架。例如，现代集团中，郑园永家族直接掌握了核心企业——“现代建设”55%的股份，以及“现代水泥”45%的股份。集团内的24家主要企业中，就有16家企业由郑氏家族控股。1995年进入世界经济500家大企业排名的12家韩国大企业中， 就有10家属于“三缘”型。这种情况下，由大股东执掌经营大权，带来以下问题：其一，高层管理人才难以市场化，从而也就达不到最优化；其二，家族垄断式管理，容易走向黑箱操作，从而使公司内部监督不具有效性；其三，关联企业以及绝大多数小股东的利益难以受到应有保护。可见，这种公司架构必然伴随着低效率。
戴园晨：既然韩国企业出了这么多问题，且这些问题又是金融危机的基础原因，那么，人们不禁会问，这些问题是为何形成的？诚然，这些问题的形成有各种复杂原因，但政府多年来的政策导向，可能是至关重要的。韩国政府从60年代开始培植大集团，而且取得了重大进展，尤其是大企业集团为韩国经济起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与此同时，政策向大集团的过度倾斜，也埋下了今日大集团问题的祸根。韩国政府在导致大企业集团的问题的主要失误是：其一，鼓励发展大企业，鼓励企业扩大市场份额，对其实行贷款优惠。其二，过度保护大集团，甚至达到包庇地步。其三，政府与大集团关系过于暖昧，不仅常常给予其贷款优惠，而且经常通过税收补贴来给大集团“吃偏饭”。总之，韩国政府在政策上对大企业的过度支持和过度保护，酿成了目前的苦果。这对发展和改革中的我国极具借鉴意义。
牛仁亮：那么，我国在大企业政策上应吸取韩国哪些经验教训呢？就规模而言，我国大企业同韩国大企业相比，还是小弟弟。因为韩国早就有10多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而我国至今尚无一家企业能够入围。 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情况，使我国在培育大企业集团过程中，可以避免韩国大企业所走过的弯路。韩国大企业的经验教训，对我国至少有以下启示：
1、对大型企业进行资产分类，把好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闸门。 企业问题是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闸门。与控制银行风险相比，控制企业风险不仅更为必要，而且它是事前控制，从而会减低风险，减少损失。因此，建议首先对国有特大型企业的资产进行分类，以便更早地掌握企业不良资产以及严重程度，从而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以有效防止企业不良资产的扩大，与此同时也就有效防止了银行不良债权的增加。这一分类，至少可考虑以下内容：一是资产重置价值低于其原值维持费用；二是资产变现性出现困难的程度；三是可能贬值的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
2、建立企业问题预警系统，有效防范企业风险。 建立企业问题予警系统，即不是等到企业问题已严重到无法收拾的局面，最后不得不用破产这一被动方式解决问题，而是在其问题处于不同的严重阶段，提出予警，出示“黄牌”，迫其改进。
企业问题予警系统至少要包括以下指标：（1 ）企业债务与资产比例，可分为正常区、问题区、危险区和破产区。（2 ）企业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例，可分为可承受区、难以承受区、危险区。（3 ）企业流动借款与流动资产比例，该比例同样可分为正常区、危险区。（4 ）企业现金流入水平，在结算制度没有重大变化情况下，也可将其划分为若干区段，以标识流动性出现问题的严重程度。
3、分步实现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以提高企业财务透明度。 韩国企业问题之所以迟迟不被发现，原因还在于，其财务会计制度不透明。我国情况也基本如此。因此，我们应未雨绸缪，从现在起，就着手会计制度与国际接轨的准备工作，争取用5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这一目标。 另一方面，进行这一工作，对我国加入WTO也是十分必要的。
4、建立对企业“随机审计制度”，以提高对企业监督的有效性。 对企业监督的失效，是韩国企业问题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我国国务院于去年推出了稽核特派员制度以及成立大企业工委，无疑，这是一项加强控制企业风险的重要举措。这里，为进一步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并同时降低监督成本，建议在我国试推行“随机审计制度”。基本设想是：（1）事先建立严密的审计科目、审计程序、问题界定标准以及罚则； （2）审计可分为专项、重点和常规三个大项；（3）每次对哪个企业进行审计，采取即时随机抽样方法来确定，审计人员和被审计企业，都无法事先得知；（4）被随机审计的企业，若触犯罚则， 最后所受到的处罚，就大大高于非随机审计标准。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国家对企业的监督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对企业监督的有效性。
戴园晨：牛仁亮同志的意见和建议有一定道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我们国家一定要有选择性支持大企业集团。这方面韩国有太多的教训。近期，我国已有人对我们鼓励发展大集团的政策产生疑虑。其实，就规模而言，我国大企业与韩国大企业相差甚远。韩已有10多家大集团进入世界500强，而我国于97年下半年才提出2000 年努力争取进入世界500强的5家企业名单。重要的是，在向大企业进行政策支持时，千万要注意以下方面：
第一，在鼓励其市场占有率、出口额的同时，更应注意鼓励企业的经济效益。
第二，从现在的起步阶段始，就应要求各大企业集团在经营范围定位上，不能无所不包，而应少而专，利用大企业的优势，实现规模经济和先进技术的利用，目标定位一定要放在国际竞争力方面。
第三，向大企业的政策倾斜，不仅是通过产业政策导向，而且应约束其经营同中小企业有很大替代性，且资金收益相差不大的产业与产品。
第四，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和韩国金融危机，形成了强迫这些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压力，通过汰弱扶强，逐步转向良性发展。我国虽然没有发生危机，但吸取教训，更要自觉地推动和引导结构调整。
此外，应当看到，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各国中小企业对稳定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同时，各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足，对克服危机的不利之处。在我国，中小企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持力量，它的健康发展是国有企业改革攻坚的必要条件，中小企业更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它更是我们防范和消化金融风险的重要支柱。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把支持发展小企业作为一项大政策。韩国早在五年前就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银行。但时至今日，其中小企业发展十分缓慢。究其根源，关键是政策不配套和落实不到位。我们应切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