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传统家教思想的现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家教论文,意义论文,传统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们的日常家庭生活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令当事人困惑难解且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诸如“小皇帝现象”，即独生子女的娇惯放纵、缺乏合理教育的问题；“代沟”现象，即家庭内部不同年龄者思想感情交流中的障碍或隔膜；夫妻关系的不协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第三者插足”或离婚率的增加；婆媳关系不和和老年人缺乏家人的照顾、孤独，等等。
这一系列在我们身边发生的问题告诉我们，家庭问题是当代社会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它远不如国家大事那么重要，也不能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它们却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安定、和谐能够产生出不容忽视的影响和作用。而具体到个人，其影响和作用更加明显、突出。追溯一下那些为人民、为社会有过杰出贡献的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成长的过程，我们将发现和谐的家庭环境和良好的家庭教育支持着他们、影响着他们，再看看那些青少年犯罪者的案卷，往往是家庭不和以至分裂和缺乏良好的家教，致使他们误入歧途。
正是这些正反的经验、教训，使人们意识到，在社会、学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又一种教育，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探讨、研究有关家庭教育问题的行列中来。
然而，应该看到，由于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对于家庭教育比较地忽视，没有将它放置到应有的地位上来；同时，对于传统的家教思想，往往视为封建伦理道德“三纲五常”一部分，在对“忠”，“孝”思想进行无情批判之时，也摒弃并批判了传统的家教思想。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传统家教思想更是作为所谓的“四旧”的一部分而被横加扫荡，弄得直到今日，许多人都尚未从这种认识的误区中走出来。近些年来，人们虽逐渐认识到了家教的重要性，但有的人比较热衷于介绍西方的家教思想理论，并且不乏这样的认识，以为可以像引进某一成套设备那样，简单地引进西方家教思想，即能组建出中国的家教体系来。
事实是，像我们只能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一样，要创立起新时代的家教思想体系，只能认真继承传统的家教思想理论，敢于并善于吸收其精华，在现实生活的需要和运用中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才有望达到预期的目的。凭空设计、随心所欲的“创新”或从国外移植，都不可能创建出新时代的家教思想体系来，更不能满足今天社会对家教理论思想的需要。
传统家教思想之所以应成为新时代家教思想体系的基础，是因为其在中国由来已久，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已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社会历史之中。
在中国，有关家教思想的形成、发展和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密切相关。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具有极浓厚的宗法色彩。在这样的社会里，家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既是生产的基本单位（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同时也是生活、教育、娱乐和防卫的社会基本单位。因此，在中国，家庭教育是由来已久，且备受重视，无论是王孙贵族、官宦家庭，还是平民百姓之家，概莫能外。他们或口口相传，或形诸文字，或简单朴素，或深刻概括，把一些祖传下来的、自己经历体味的立身治家的道理，传授给自己的后人。这些道理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的传承而日渐丰富、全面，由个别的经验、体会逐渐系统化，上升而成为理论。这样，早在隋朝仁寿年间，就已有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这种专门论述家教的书籍问世。自从这部全面、系统而又具体详尽地阐发有关家教的一系列准则、被后人尊称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的专著问世以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各种各样的家教著作不断出现，其内容也越来越丰富。
由于中国传统的家教思想无一不紧扣家庭的生存和发展这一主题和目的，所以，它从一开始就具有积极的人生和社会价值，在纳入儒家思想并成为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基本教育的系统工程之一部分以后，其积极用世的倾向也便越加突出。所谓修身，即讲求个人修养，其目的是为了齐家；而齐家，主要指家庭的和谐、发展，只有家齐，才能国治，所谓国治，即政治清明，实行儒家的政治理想和原则；治国是为了平天下，只有把国家治理好了，才能保证天下太平。从而，把个人修养、家庭的和谐与国家、社会的安定、繁荣联系在一起。
剔除其中的封建时代宗法制的烙印和维护封建专制政治统治的旧时代色彩，其基本思想脉络和内容，仍然能为建设新时代的个人，家庭文明所利用。
中国的传统家教思想，主要依据具体家庭或家族生活的实践，是对活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因此，其内容不仅十分广泛，而且比较地切实。诸如为人处世、待人接物之道；读书治学、立身成才的具体方法、措施，理家聚财、和亲睦邻的基本原则，注意事项；以及做官之道、御民之术等等。至今读来，多有可资借鉴之处。就连其中的那些渗透儒家说教的一些思想观念，换一种角度来认识或阐发，也有其积极意义。
传统家教思想中所蕴含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视和强调家庭中的承继、繁衍关系，由此而形成中国传统家教思想的核心——“孝”、“悌”观。“孝”被奉为“人道之始，百行之原”，因此，虽“贵”为皇帝、大臣，“贱”为平民百姓，均须讲求“孝”、“悌”。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的“君体篇”中，就告诫其后为帝的李氏子孙，必须“奉先思孝”；而清雍正帝的《圣谕广训》亦“以孝弟开其端”，把“孝”推到极至；说它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认为“尧舜之道，不外孝弟”，要求为人子者“自当内尽其心，外竭其力，谨身节用，以勤服劳，以隆孝养”。虽然作为封建统治者，他们提倡“孝”道，较多地含有政治上的考虑，目的主要在于倡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道德，但也不可否认，其中也有如清康熙帝那样的超逸政治需要、更多出自天伦的真孝、诚敬。这在他对祖母的至诚关爱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正是由于他有着发乎内心的对老人的爱戴，所以他才能说出“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恃善心，行合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斯可谓真孝者矣。”为子尽孝要“诚敬存心，实心体贴”，要“出乎天伦至性”，”惟以顺适为安，自然为乐，并不以朝见日期限定礼法而称孝”〔1〕等名言，实实在在道出孝敬老人的真正内涵。
不可否认，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出于强化其政治统治的目的不断渲染、引导，致使传统家教中的“孝”道，较多愚忠、愚孝、注重形式主义、甚至于包含有扼杀人性内容的封建糟粕，从而超越和背离了“孝”的本质内涵。但只要我们摒弃其中封建性的内容，剔除其陈腐过时的形式，采撷其中健康、积极的内涵，重视其强调家庭的承继、繁衍关系的基本内容，把它用来倡导建立现代家庭中的“敬老爱幼”的精神文明，当能起到推陈出新的积极作用。
其二，传统家教思想中对于勤俭持家非常强调，并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主要依靠节衣缩食来维持，所以逐渐形成一种勤劳、俭朴为尚的观念，并影响到社会各阶层。广大的中国农民千百年来一直身体力行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并以此影响其后代。这种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特别是那些名臣、名相，大都推崇或遵循汉代肖何的“师吾俭”的生活准则，并以此教诲其子孙。如，北宋王旦曾说过：“我家盛名清德，当务俭系，保守门风，不得事于泰侈。”要求家人保持俭朴家风。明代名臣庞尚鹏在其治家准则中关于节俭治家的内容具体而切实：“妇主中馈，皆当躬亲为之。凡朝夕柴米蔬菜，逐一磨箕稽查，无令太过、不及”；“女子六岁以上，岁给吉贝十斤、麻一斤；八岁以上，岁给吉贝二十斤、麻二斤，十岁以上，岁给吉贝三十斤，麻五斤，听其贮为嫁衣。妇初归，每岁吉贝三十斤、麻五斤，俱令亲自纺绩，不许雇人”；“待客，肴不过五品，汤果不过二品，酒饭随宜”；“子孙各要布衣蔬食，惟祭祀、宾客之会，方许饮酒食肉。暂穿新衣，倖免饥寒足矣”；“亲戚每年馈问，多不过两次，每次用银多不过一钱。彼此相期，皆以俭约为贵，过此者拒勿受，其余庆吊，循俗进行，不在此限。”“待客品物，本有常规，如亲友常往来，即一鱼一菜即可相留。……今后客至，肴不必求备，酒不必强劝。淡薄能久，宾主相欢，但求适情而已”〔2〕。 清代的曾国藩一贯崇信节俭为立身持家之本。在他临危时留给女子的遗嘱中即强调“除劳字俭字之外，则无安身之法”〔3〕。 平时常告诫其子女“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4〕。为此， 他要求子女家人衣食尽量简朴，“切不可日趋于奢华”，甚至规定“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5〕； 即使在生日亦“不可宴客称庆”；“居室“不宜太宏丽”；还要求“家中外须讲究莳蔬，内须讲求晒小菜”等等。当听说其子修理老家旧屋花了七千多串钱时，他竟勃然大怒。为了不使子孙后代养成奢侈习气，他表示“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子孙，惟书籍尚思添买耳。”〔6 〕就连中国传统习俗极其重视的婚丧礼仪，古代的有识之士也不主张铺张浪费。例如，东汉张霸临终前即嘱咐其子“不宜归茔，可止此葬，另藏发齿而已。”并强调一定要遵循孔子的“速朽”之说，即浅埋薄葬而已〔7〕。 官至三公的张酺亦告诫其子，死后丧事从简，一定不要在墓地建造祠堂，可以建造用稻草杆盖顶的草屋，在草屋下举行祭祀就可以了。东汉杨震对死生之事很达观，他说过“死者士之常分”，并告诉诸子门人，一旦身死，只“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塚次，勿设祭祠”〔8〕。就连外戚梁商，官至大将军，其家极盛极贵， 但对自己的葬礼也不主张大操大办，而是要求其子梁冀，在他“气绝之后，载至冢舍，即时殡敛。敛以时服，皆以故衣，无更裁制。殡已开冢，冢开即葬。祭食如存，无用三牲。”〔9〕对于婚嫁礼仪， 古人也有反对讲排场，并不搞铺张浪费者。如曾国藩嫁女，陪嫁极少。而史搢臣在《愿体集》中对婚礼铺张浪费、攀比斗奢行为的批评直至今天仍能发人深省，他指出：“世人于嫁女一事，必夸奢斗靡，苦费经营，往往有因一嫁一娶而大伤元气者，事后追忆所费，其实正用处少，浮用处多。”他特别分析了富者、贫者两种情况，认为富盛之家，“与其金珠满箧，币帛盈箱，彩轿几筵，极一时之盛。何如佐以资本，代置庄田，为彼日后之恒产”；而贫寒之家，“与其以仪文未备而待时，何如以迁就团圆而成事。”他特别反对那种“不计家资厚薄，或称货以备钗环，或废户以供花烛，迨至入门之后，向之繁文缛节，转眼皆空。今之典借花销，俱成实累”的作法，告诫人们，为婚事而消费，“何益之有！”〔10〕
即在最高统治者——皇帝当中，也不乏倡导勤俭生活作风者。如，曹操登上皇帝宝座后，为教诲家人，也为争取人心，在《内戒令》中一再表示自己生活节俭，“不好鲜饰严具。所用杂新皮韦笥，以黄韦缘中。遇乱无韦笥，乃作方竹严具，以帛衣粗布作里。”又说“吾衣被皆十岁也，岁岁解浣补纳之”。就连因嫌铜制水器“恶臭”而改用银器时，亦认真解释原因，并下令“改以木作”。他还禁止“家内不得香薰”〔1 1〕。 唐太宗李世民在《帝范·崇俭篇》中还就此讲了一通道理：“圣世之君，存乎节俭”，要“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即生活尽量地节俭，这样，在其“处薄而行俭“示范作用带动下，社会才可能“风淳俗朴，比屋可封。〔12〕宋太祖赵匡胤一生比较节俭，自称“为天下守财”，特别是在位多年后，仍坚持初衷，恪守信条，不事铺张，崇尚廉洁节俭，并要求其家人也要如此。一次，其女儿永庆公主身着缀满翠鸟羽毛的绣花短衣，他不准她穿，并告诉她“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转贩易，伤生渐广”〔13〕，他亦说出这样的道理：“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养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14〕清康熙皇帝也奉行“躬行节俭之为天下先”的信条〔15〕，还告诫其家人，”民生本务在勤，勤则不匮”，“勤可以免饥寒”〔16〕，等等。
当然，不可否认，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躬行勤俭的封建统治者寥如晨星，整个社会实际上是盛行奢靡、腐化的生活作风。然而，讲求勤俭始终是一种被提上正统地位的社会观念，由此而被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所讲求，所信守，因而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精神品质之一。
其三，传统家教思想中多有忠于职守、廉洁奉公的说教。如前所述，按照儒家学说，居家治国多有相通之处，因此，传统的家教思想从勤俭持家出发，要求人们走出家门，亦如在家一样仍要勤（勤于职守）、俭（廉洁）。西周姬旦即告诫其子“慎无以国骄人”，且以自己“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为例说明勤政精神的必要〔17〕。李世民则用自己在位十三年“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18〕的实例，教诲其子应明白为君王者“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19〕的道理，康熙皇帝则不断回顾往事：“天下大小事务”“皆一人亲理”，“料理军务，日昃不遑”，“一日三四百本章”，“悉亲览无遗”，以此教诲其子女“一切事务，总不可稍有懈慢之心”〔20〕。
封建时代的名臣，名相更以勤勉著称，且以此教诲其家人、子弟。曾国藩即这样劝导其弟：“办理营中之事，教训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谕众。”〔21〕希望他们“守一‘勤’字，终日劳苦”〔22〕。明代于谦，连任19年的巡抚，长期离家在外，在给13岁的儿子的题诗中，他写到：“衔命年年巡塞北，恩亲夜夜梦江南”，把公务，私情分得清清楚楚，以此劝勉孩子“莫负青春取自惭”〔23〕。从一介书生而官至两江总督的清人彭玉麟，在给家人的书信中大谈其治军之道：“‘勤恕廉明’四字，乃带勇者须知”，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勤”，要“黎明即起，集军点卯。或操练，或查营。”他认为“勤能造就精练之军”〔24〕。
在强调勤于公事的同时，传统家教思想中也十分重视灌输廉政为荣，贪黩为耻的观念。康熙皇帝曾指出，为官者须节俭，因为“俭则可以养廉”，“俭以成廉，侈以成贪”〔25〕。东汉范迁为官清廉，其妻要他多留一些俸禄以为后人产业时，他断然拒绝并正言道，“吾备位大臣而蓄财求利，何以示后世！”〔26〕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了，其死后家无余财。南朝徐勉恪守清廉家风，且常告家人，“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清白”。〔27〕北宋陈执中官至同平章事，其婿欲求差遣，他不仅拒绝所请并告诉他：“官职是国家的，非卧房笼箧之物，婿安得有之？”〔28〕欧阳修在其特意撰写的家训中强调要继承“廉而好施”、决不妄取的家风，明确要求走上仕途的子侄们“官下宜守廉”，“除饮食物外”，不要再买“官下物”，以免占公家的便宜〔29〕。被后人尊称为“青天”的包拯则在家训中留下“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30〕垂训千秋的名言。清末爱国英雄林则徐亦谆谆告诫子女，“俸禄而外”“妄取民间或下僚”的“污手之钱”，“决不要一文”〔31〕！
亦如腐败、奢靡是地主阶级难以根治的痼疾一样，贪官污吏乃是专制制度的必然滋生物，儒家关于为官必须廉洁的说教禁制不住封建官吏对钱财的追求，但也要看到通过家教思想而传承和不断扩散的奉公守法、为官清廉的思想观念，为大多数中国人认同，并形成一种精神禁制效应。这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历代都有为数不多清官出世的原因；也是封建社会制度不断得以部分自我修复的原因。
其四，传统家教思想奉行儒家“修身”之说，推崇正人君子模式，因而极力提倡为人正直、谦恭、诚实、守信等道德修养。去掉其封建内涵和色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例如，东汉名将马援告诫其子侄所说的不可“好议论人长短”，而要学习别人“敦厚周慎，口无择言，廉约节俭，廉公有威”等优点〔32〕。累官大司农少府、太常的张奂则要子女谦恭谨慎，切勿“轻傲耆老，侮狎同年”；曾任太丘长的陈寔则训诫其子孙：“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33〕三国时人向朗给子女的遗言：“贫非人患，惟和为贵”〔34〕，等等，都极富哲理性。而诸葛亮《诫子书》中所说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薄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35〕；林则徐劝告其子的“入世者苟非先胸有成竹，立定脚跟，必不免为所（指世途风涛）席卷以去。”故而“应息息谨慎，步步为营。若才不逮而思徼幸，或力不及而谋躐等，又或胸无主宰，盲人瞎马，则祸患之来，不旋踵矣。”〔36〕以及曾国藩开导其弟、教诲其子的“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凡人一身，只有‘迁善改过’四字可靠”，“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猛省内省，决然去之”，“一心应向平实处努力”，“勤奋以图自立”，要以“‘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37〕等有关个人修养的概括、总结，实在可为今人所采纳。
其五，传统家教思想中，始终贯串着对教育的重视，十分强调子女应当勤奋好学、立志成才，不仅把读书当作家庭、个人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而且把“耕读之家”作为封建家庭的理想模式。所以，曾一度以为“读书无用”的刘邦，在当上皇帝以后，不仅后悔自己往昔的行为，更亲手敕书给太子，要求他“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38〕信奉“学而优则仕”的儒生们自然强调学习的重要性，还有人视之为立身安命的第一步。然而，古往今来，更有眼界高远者，例如，唐元稹教诲其侄儿还只是要他们“佩服诗书，以求荣达”〔39〕，相比之下，欧阳修的眼界要高远得多了，他把学习与悟道联系在一起：“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40〕明代郑晓在其《训子语》中指出：“大志非才不就，大才非学不成”；林则徐教诲其子说：“读书贵在为世所用，徒读死书而全无阅历，亦岂所宜。 ”〔41〕这些认识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读书做官的路子， 把学习与做人并与经世济国联系在一起了。
显而易见，传统家教思想中有相当部分内容为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加之，作为家教思想的载体的家训、格言、民谚等，贴近生活，雅俗共赏，易懂易记，因此从形式上看，也多有可借鉴之处。
当然，在借鉴、利用传统家教思想时，必须清除其中的封建糟粕。对于那些带有封建色彩、旧时代特征、过时的东西则须予以改造，如旧时代的“孝道”，不可简单地承继过来，而是要清除其中的封建愚孝的内容，改造为尊重老人。
还应看到，传统家教思想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它不能也没有完全规范我们今天家庭生活的全部内容。现代家教思想，主要还得根据现代的、越来越社会化的家庭生活来加以总结和创造。因此，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要善于从当代世界文化中吸取有益的营养。
以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家教思想为起点，在创建新时代精神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将能够创造出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的社会主义的家教思想来。
注释：
〔1〕〔2〕清康熙《庭训格言》，转引自成晓军主编《帝王家训》第226—230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庞尚鹏家训》，录自《丛书集成初编》。
〔3〕曾国藩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谕纪泽》， 见《曾国藩全集·家书》。
〔4〕曾国藩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谕纪泽》，同上书。
〔5〕曾国藩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预立遗嘱谕二子。同上书。
〔6〕曾国藩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谕纪泽》，同上书。
〔7〕《后汉书·张霸传》。
〔8〕《后汉书·杨震传》。
〔9〕《后汉书·梁统传》附。
〔10〕史搢臣《愿体集》，转引自成晓军《慈母家训》第220—221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版。
〔11〕见《曹操集》。
〔12〕《帝范》，选自《永乐大典》。
〔13〕〔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太祖开宝五年。
〔15〕〔16〕〔25〕《圣谕广训》，录自《四库全书子部》。
〔17〕见《史记》鲁周公世家。
〔18〕〔19〕李世民《戒子通录》。
〔20〕康熙《庭训格言》，选自《钦定四库全书·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
〔21〕曾国藩咸丰十年七月初八日《致沅弟季弟》，选自《曾文正公家训》，传忠书局版；《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版。
〔22〕曾国藩咸丰十年七月十二日《致沅弟季弟》，同上书。
〔23〕于谦《题诗示冕》，见《于忠肃集》。
〔24〕彭玉麟家书，选自《清代四名人家书》。
〔26〕《后汉书·郭丹传附》。
〔27〕《南史·徐勉传》。
〔28〕录自吴处厚：《青箱杂记》。
〔29〕〔40〕见《欧阳文忠公集》。
〔30〕《宋史·包拯传》。
〔31〕〔36〕〔41〕林则徐家书，转引自《清代四名人家书》。
〔32〕录自《后汉书·马援传》。
〔33〕录自《后汉书·陈寔传》。
〔34〕录自《三国志·蜀书·向朗传》注引《襄阳记》。
〔35〕节录自《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诸葛丞相集》。
〔37〕选自《曾文正公家训》、《曾国藩全集·家书》。
〔38〕刘邦《手敕太子文》，录自严可均校编《全汉文》。
〔39〕据《元氏长庆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