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183;历史学#183;历史哲学——李大钊对历史学几个相关概念的马克思主义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学论文,几个论文,历史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长期担任历史学教授。在李大钊短暂的一生中，历史研究工作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虽然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有重大的开拓，但尤以史学研究领域建树最大。(注：建国以来中外学术界对李大钊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然而大体上研究的是“作为革命家、思想家的李大钊”，未能充分注意到“作为学者的李大钊”的一面。事实上，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开创者，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领域卓有建树，尽管其分量有所不同。而就历史学的建设而言，李大钊显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创始人。关于李大钊在各学术领域的具体贡献，可参见拙著《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李大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关心中国史学的发展，在《狱中自述》中，他说：“钊夙研史学，平生搜集东西书籍颇不少，如已没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注：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引《李大钊文集》版本同)，第239页。)李大钊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到史学领域，构建了颇具特色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并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作出突出的贡献。(注：李大钊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尤见其历史哲学的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参见拙作《李大钊与历史哲学理论》，《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李大钊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有特殊的贡献，参见拙作《李大钊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李大钊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学术界对李大钊史学思想已有所研究，但毋庸讳言，确实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史实的重建、概念的诠释、研究理论的更新等。在笔者看来，要对李大钊的史学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对李大钊所认知的有关史学的概念进行探讨，应该说是一个重要工作。故本文只作一点基础性的工作，就李大钊对历史学几个概念所做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进行分析，以窥见其运用唯物史观建构史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努力。
关于历史的概念
对“历史”作出严格的界定是进行史学研究和建立历史学的前提条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李大钊是第一个对“历史”作出唯物史观说明的学者。
对“历史”作出正确的界说是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要求。被称为中国近代史学之父、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创建者梁启超，曾力图运用西方的进化论来重新解说历史。梁启超1901年出版的《中国史叙论》、1902年出版的《新史学》是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体系的奠基著作，他对“历史”进行了进化论的解释，他说：“史也者，论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在于“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认为，以前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梁启超对“历史”的定义突出历史的因果关系及其文化的内容，但却是以进化论为指导，把“历史”归纳为“人种”、“种族”的发达与竞争，甚至认为因为地理因素“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页。)梁启超是以进化论来界定历史和历史学的，其中蕴含着中国学者力图建设科学的历史学的积极努力。以进化论来解释历史学对于打破封建观念对历史学的束缚，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解释历史，也不能够完全战胜封建史学观念，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有倒退的危险。梁启超在“五四”后就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改变了他早期关于历史的进化发展具有“公理”和“公例”的观点。如他在“五四”后说：“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1页。)梁启超在“五四”之后的变化说明，“历史”要得到科学的界定，中国历史学要在科学的轨道上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史学家是难以承担此重任的。历史学的发展要求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历史”进行科学的解释，以推动史学的进步。李大钊适应中国历史学建设的要求，以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努力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新局面。
李大钊对“历史”这一概念的唯物史观解释，一开始是从探讨“史”的本意和在实际生活中的内涵出发的。“史”的本义是什么?在日常生活中“历史”一词又被怎样的使用?这是认识历史的涵义所必须研究的问题。李大钊首先对“史”的原义在各国的不同进行了考察。根据李大钊的考察，中国古代对“史”的解释，一是指记事的人(即是书记官)；二是指“掌记事者而言”，含有“书役”之义。日本训“史”字为フヒト，原指“归化的人而专从事于文笔的事者的姓”，“史”字经过变化而有“记录”的意思。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中，“历史”皆由希腊语及拉丁语Historia变化而来，本意为“问而知之”；把“问而知之”的结果写出来，即为记录，即是History。德语和荷兰语中的“历史”，原皆指发生的事件或偶然的事变。通过考察，李大钊指出，各国文字对“史”之本义都有不同的解释，这是导致对“史”的理解发生混乱现象的重要原因。而“历史”一词在日常生活中又有新的涵义，对此李大钊又进行了考察。在李大钊看来，“历史”一词在日常生活中不仅仅表示“记录”，还应具有三种涵义，一是指“民族的经历或发展的过程”，二是指“历史书籍”，三是指“一种科学的学问”。(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0、297、294、295～296、296、295、295页。)李大钊在对“史”之本义和常用义分析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来寻求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解释。
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解读，力图寻找“历史”一词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特有内涵。他指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马氏似把历史和社会对照着想。他固然没有用历史这个名词，但他所用社会一语，似欲以表示二种概念：按他的意思，社会的变革，便是历史；推言之，把人类横着看，就是社会，纵着看就是历史。”(注：李大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04页。)事实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做为历史，强调社会变革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马克思主义正是以社会经济生活为中心，通过对“社会变革”的研究来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结论。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将社会作为历史的研究对象，很自然地强调“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并包含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他指出：
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
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地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
李大钊对“历史”的定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与梁启超以进化论为指导对“历史”的界定有着根本的不同。李大钊依据唯物史观对历史的界定突出“人类生活”为其基本内容，“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这一对“历史”的界定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突出“人类生活”在历史中的地位，使历史与历史记录得以分辨，从而赋予历史以社会生活的内容和不断发展的特征。封建史学家把历史资料、历史记录、历史典籍、历史传记等本身看做为历史，并由此认为历史是不可变动的。一提起“历史”这个名词，人们便联想到《二十四史》、《二十一史》、《十七史》、《史记》、《紫阳纲目》、《资治通鉴》乃至希罗多德、格罗特等人写的《希腊史》，以为这些便是历史。李大钊指出，这些“只能说是历史的纪录，是研究历史必要的材料；不能说他们就是历史”。“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李大钊所说的“活的历史”，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去得”，就是强调历史的社会本质属性和历史不断发展的特征。虽然现代资产阶级史学家依据进化论也承认历史是进步的，具有发展的特征，但并不认为历史应从“人的生活里”去寻找，而是在所谓的“人类理性”中去寻找。李大钊对历史发展性特征的揭示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认为历史就是“人类生活”的“行程”、“联续”、“变迁”，因而历史也就是社会的变革，这就使历史的发展性特征建立在人类生活、社会变革的基础上。
第二，从历史是社会变革的命题中揭示了历史所蕴含的丰富性内容。唯物史观把人类社会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换言之，历史的研究只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去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掌握，李大钊依据“历史是社会变革”的观点阐明历史应当是包含人类文化的内容，从而使历史领域大大拓宽。他指出：“历史既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的变革；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因为文化是一个整个的，不容片片段段的割裂。文化生活的各体态、各方面，都有相互结附的关系；不得一部分一部分的割裂着看，亦不得以一部分的生活为历史内容的全体。”(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即是说，由于历史以“人类生活”、“社会变革”为考察对象，因此作为“人类生活”的“各体相”(表现为各种文化)都应理所当然成为历史研究的内容，只不过不能以其一部分来取代“历史内容的全体”。李大钊认为，历史以社会变迁为研究对象，其内容是丰富的，不仅社会上的政治、法律和经济是历史的内容，“其实道德、学术、宗教、伦理等等，所谓文化的理想，亦莫不应包含在历史以内”。但这不是说，在构成历史的各种内容中，各部分都处于同样的地位。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社会上层，全随经济的基址的变动而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由此可见，在历史内容中，“经济关系”是其主要的部分。李大钊对历史内容的阐释在于批判过去那种以政治为历史的惟一内容的观念，从而凸现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人类历史的丰富性。
基于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李大钊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展开批判。李大钊对政治史观作了重点批判，他指出：“从前把历史认作只是过去的政治，把政治的内容亦只解作宪法的和外交的关系。这种的历史观，只能看出一部分的真理而未能窥其全体。……人类的社会生活，是种种互有关联、互与影响的活动，故人类的历史，应该是包含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广大的活动。政治的历史，不过是这个广大的活动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不是社会生活的全体。以政治概括社会生活，乃是以一部分概括全体，陷于很大的误谬了。”(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7、318、317页。)对于历史的政治解释，李大钊认为这是西方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可以溯源到亚里士多德，而正是亚里士多德政治的历史观，后来成为西方法律学者的历史观。在李大钊看来，以政治解释历史根本不合理，这不仅因为政治是文化(广义的文化)的一部分，以政治这一部分来解释全体的文化不合逻辑，而且还由于“政治的变动，不是初级的现象，乃是次级的现象，拿那个本身是一结果的东西当做普遍的原因，仿佛是把车放在马前一样的倒置”(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7、318、317页。)。在当时的西方历史学界，政治史观以弗里曼为突出代表。弗里曼(Freeman，1823～1892)是英国历史学家，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政治史，“把历史看成是单纯政治事件的记录”(他的老友赖布斯语)，甚至提出这样的格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现在的历史。”(注：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35页。)李大钊对弗里曼的政治史观进行批判，他说弗里曼“这样解释历史，未免失之狭隘。历史是有生命的，是全人类的生活。人类生活的全体，不单是政治，此外还有经济的、伦理的、宗教的、美术的种种生活。他说历史就是政治，其余如经济、宗教、伦理、美术的种种生活，能说不算是人类的生活吗?可以把它们放在历史以外吗?”(注：李大钊：《史学概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38页。)此外，李大钊还对神学的、宗教的等唯心史观进行了批判，阐述了以唯物史观取代唯心史观来解释历史的历史必然性。
李大钊依据唯物史观说明“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正确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内容，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历史这一概念阐释的。正是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对社会生活本质的认知，“历史”这一概念经过李大钊诠释和解读而赋予崭新的意义，历史的意义和价值与社会的内涵相一致。换言之，历史是社会的同义词，不仅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并且包括人类生活的产物——文化，这就为中国历史学走上科学的轨道准备了最基本的知识学基础。
关于历史学的概念
对历史这一概念作唯物史观说明在于确定历史学对象的客观性。由此，还必须更进一步，具体地界定“历史学”这一概念，为历史学成为历史科学创造条件。历史学能不能成为科学以及成为何种性质的科学，这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所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因为历史学只有具有科学的特性，能够发现因果规律，才能具有科学的品质而上升到科学的地位，如此历史学才能成为历史科学。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历史学这一概念作了科学的界定，从而为历史学发展作出了贡献。
李大钊基于对“历史”解析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对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这一概念进行了科学的界说，指出：
史学非就一般事物而为历史的考察者，乃专就人事而研究其生成变化者。史学有一定的对象。对象为何?即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即是社会的变革，即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类生活及为其产物的文化。换一句话说，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
这里，李大钊将“历史学”定义为“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不仅避免了将“历史学”泛化为对“一般事物”的历史考察，而且科学地将历史学限制在“人事”研究的领域，这就使人类历史的演变、人类所创造的文化进入历史学家的研究视域，突出了人类社会及其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换言之，李大钊所界定的历史学重在研究社会的变革，亦即研究社会变革中的人生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按照笔者对李大钊论述的理解，历史学既然是一种“学问”(“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则必然是一种知识体系，而又重视研究社会的“变革”问题，则又势必与规律的探求相联系，亦即历史学要探求历史规律。(注：关于李大钊对“历史规律”的研究，可参见拙作《李大钊与历史哲学理论》中的论述，《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2期。)因此，历史学的科学性自是应有之义。又，历史学将人类的“文化”作为主要的内容，历史学很显然带有人文性的特色。无疑，李大钊对历史学的“科学性”的理解得益于唯物史观，而对历史学“人文性”的认知又与对李凯尔特界定历史学为“事实 学”的借鉴相联系。(注：参见拙著《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版，第195页。)
而就当时历史学研究的现状和历史学发展的趋势而言，李大钊对“历史学”概念的如上的界定不仅拓宽了史学研究的范围，使历史研究摆脱了仅仅研究政治史的狭小框框，而且使史学研究的重点发生根本性的转移，即由研究个人生存经历转移到重点研究“国民的生存的经历”。诚如李大钊所说：“人以个体而生存，又于种种团体而生存；故人生有为个体的生存，有为团体的生存。人的团体的生存，最显著的例，即是国民的生存；今日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似为国民的生存的经历。”(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将“国民的生存的经历”作为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这是对历史学的对象作新解说的必然要求，有力地冲破了旧史学主要研究个人的传统，使史学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的空间。这里要说明的是，李大钊对历史学的概念作如上的界定而主张历史研究重心的转移，并非否定历史研究中研究个人的必要性。他对那种认为“史学是专研究关于团体的生活者，而不涉及个人的生活”的说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反对在史学中极端化的倾向。在李大钊看来，新的史学虽然重点研究团体的生活，但也“不能全置个人于度外”，“盖个人为构成团体的要素，个人的活动为团体生活的本源，个人在团体的生活中，实亦有其相当的影响，即亦有其相当的意义”。为了防止新的偏向，李大钊郑重指出：“我们固然不迷信英雄、伟人、圣人、王者，说历史是他们造的，寻历史变动的原因于一二个人的生活经历，说他们的思想与事业有旋乾转坤的伟力；但我们亦要就一二个人的言行经历，考察那时造成他们思想或事业的社会的背景。”(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李大钊在对“历史学”这一概念作出新的界定的基础上，对研究团体生活与研究个人经历关系的说明，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要求的，为历史研究走上科学的轨道指明了方向。
李大钊在对“历史学”这一概念进行新界定的同时，还对史学研究方法提出新的见解。传统历史学由于其研究对象局限在个人经历上，采用的是描述的方法，不可能进到“演绎的推理”，历史研究也只能停留在经验的描述阶段。为了适应“历史学”这一概念新的界定所要求的史学范围的扩大和史学研究对象重点的转移，就必须在史学研究方法上有大突破。李大钊积极倡导历史研究方法的变革，主张历史研究方法向推理的方向过渡。他指出：“人事的生成发展，不能说不能为演绎的推理的论究，即设某种假设，在其假设之下看如何进行。此种研究法，亦非不可试行于史学。”(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传统史学认为，经验性的描述方法为史学所独有，史学不能用演绎的推理方法。李大钊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李大钊看来，经验性的描述方法只是学术研究的初始方法，而且也不为史学所独有；演绎的推理是学术走向深入的要求，史学也不能例外。对于这一意见，李大钊根据历史研究发展的趋势作了具体说明：
史学由个个事实的确定，进而求其综合。而当为综合的研究的时顷，一方欲把事实结配适宜，把生成发展的经过活现的描出，组之，成之，再现之；于他一方，则欲明事实相互的因果关系，解释生成发展的历程。由第一点去看，可说史学到某程度其研究的本身含有艺术的性质(不独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的东西是艺术的作品，就是历史研究的本身亦含有艺术的性质)。由第二点去看，史学的性质，与其他科学全无异趣。实在说起来，所谓事实的组成描出，即在他种科学，亦须作此类的工夫到某种程度；所以到某程度含有艺术性质的事，亦不独限于史学，即在地质学、古生物学等，亦何尝不然?(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
李大钊根据学术研究方法发展的趋势和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要求，主张历史研究方法的转变，这是他依据唯物史观解析“历史”这一概念并进而对“历史学”作出新的界定之后又一重大探索，对历史研究走向深入、使历史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有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
李大钊对历史学概念的科学界定使历史学的功能表现出新的内容，实现了传统史学意义上的史学功能观的超越。传统史学对史学功能的强调主要在传承文化、资政及教化等方面，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李大钊以人生的发展与需求来看待历史学的功能，他在《史学要论》中有专门一部分论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可见他是极端重视史学与人生修养的关系。第一，史学能够陶炼人们的科学态度。李大钊认为，所谓科学态度，一为尊疑，一为重据，而史家以此二者为信条，“这种求真的态度，熏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夫。”(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第二，史学能给我们以进步的世界观和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李大钊指出，历史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进步史观使我们“欢天喜地的在这只容一趟过的大路上向前行走，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这是现代史学给我们的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第三，史学研究能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在李大钊看来，史学对人生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通过史学研究能提高研究者的素质，使研究者增强获取历史事实的能力。李大钊指出：“研究历史的重要用处，就在训练学者的判断力，并令他得着凭以为判断的事实。”(注：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第317、318、317页。)李大钊所说的历史研究在使研究者获得历史判断力的同时，又获得了被判断出的历史事实，这实际上一方面是说明了史学使人们加快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进程，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史学有助于人们自身的发展特别是认识能力的提高。第四，史学能激发人们的爱国情感。李大钊指出：“读史读到古人当危急存亡之秋，能够激昂慷慨，不论他自己是文人武人，慨然出来，拯民救国，我们的感情都被他激发鼓动了，不由得感奋兴起，把这种扶持国家民族的免于危亡的大任放在自己的肩头。”(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0、297、294、295～296、296、295、295页。)也就是说，历史能感染人，激发人们的爱国之情而使人们树立报国之志。李大钊对历史学功能的描述，突破了传统史学关于史学的传承文化、资政、教化的观念，而特别强调史学对于培养人们的科学精神以及对人生修养的意义。这是李大钊力图统合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来说明史学功能的突出表现。
历史学的发展离不开历史观的指导，要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就必须确立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这里的“指导”含义极为广泛，当然包括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历史学”概念的重新诠释。李大钊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身份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历史学”概念的唯物史观诠释是极为重要的方面，其意义是使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得到有效贯彻，这不仅使中国的历史学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而且使中国现代史学在近代“史界革命”的基础上得到新的提升，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于历史哲学的概念
历史哲学概念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历史哲学体系大厦的建立。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历史哲学概念就有什么样的历史哲学体系。然而，当时中外学者对历史哲学的界定没有一个统一的共识。在唯物史观刚刚引进中国之时，李大钊就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力图使历史哲学概念得到科学的界说，完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础性工程。李大钊解析历史哲学是从两个层面来进行的：一是分析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二是分析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从而使历史哲学概念既体现唯物史观剖析社会的哲学意蕴，又内含历史的人文精神的企求。
李大钊对哲学与历史学关系的分析，在于明确历史哲学存在的缘由。在李大钊看来，文、史、哲都是关于人生的学问，本来不能严格地分开，只是为研究的方便而有所分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学问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在学问分立以后就必须探寻它们之间的关系。李大钊认为，史学与哲学是相通的，他依据培根的学问三分法，来说明文、史、哲之间关系的密切。就哲学与历史的关系而言，“哲学与史的关系的密切，也很容易证明。譬如老子是哲学家，但他也是个史学家，因为他是周的史官。‘班志’说：道家出于史官。可见哲学与史学也是相通的。”(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0、297、294、295～296、296、295、295页。)对于哲学与史学关系的分析，李大钊从两个方面来进行，一是从史学的角度来考察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二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哲学与历史学关系。从史学的角度来考察，李大钊认为：“哲学亦为史学所研究的一种对象”；“史学家的历史观，每渊源于哲学”；“就历史事实而欲阐明一般的原理，便不得不借重于哲学”；“史学研究法与一般论理学或智识哲学，有密切关系”。(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0、297、294、295～296、296、295、295页。)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李大钊认为：“历史事实亦属于哲学所当考量的对象之中”；哲学“尤须以史学所研究的结果为基础”；哲学可以从历史学中得到“观察法和考量法”；“研究哲学，也必以一般史识为要”；“研究某哲学家的学说，必须研究某哲学家的传记”；“须用历史研究法的研究以研究哲学史”。(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0、297、294、295～296、296、295、295页。)根据李大钊以上所作的两个方面的考察和分析，在历史与哲学关系问题上，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第一，历史学必须得到哲学的指导，这可以从指导历史研究的历史观、研究历史的规律、指导历史研究的方法上体现出来。换言之，“宗邦的权威仍在哲学”(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0、297、294、295～296、296、295、295页。)。但这不是说历史学只是被动地接受哲学的指导，由于历史学研究“人生与为人生的产物的文化”，而作为文化之一部分的哲学也自然地成为史学的研究对象。第二，哲学需要以历史学为基础，具体来说，它需要以史学研究的成果为基础，需要有“史识”和历史知识背景，需要吸取历史研究的方法等，但这不是说哲学不介入历史研究领域，而事实上哲学在“研究宇宙一切现象”的过程中也必然研究作为“宇宙的一部分”的历史。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大钊才得出这样的论断：“历史与哲学虽各有领域，而历史哲学便处于二者之间，不能说完全属诸史学，也不能说完全属诸哲学。”(注：李大钊：《史学与哲学》，《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89～290、297、294、295～296、296、295、295页。)这里，很显然在于突出历史哲学本身所应有的独立性地位。
李大钊对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关系的辨析，在于进一步把握历史哲学地位的独特性。李大钊就哲学与历史学关系的解析，已经说明了作为哲学与史学“接触点”之一的历史哲学的存在，但就总体而言，李大钊的这种努力只是在哲学与历史学之间为历史哲学进行初步的定位，而没有能够将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关系作具体的揭示。因此，要真正凸现历史哲学的地位就必须再进一步，具体地阐明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分清两者的界限，改变那种以历史哲学取代历史科学的企图。李大钊是从哲学与科学之间区别的角度来考察的，以此说明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应加以区别的必要。也就是说，李大钊是从哲学与科学的相异处切入的。因为在李大钊看来，历史哲学体现出哲学的特征，而历史科学又体现出科学的特征，故两者有必要首先从哲学与科学的分辨开始。李大钊说：“哲学的考察与科学的考察，本来不同。哲学的考察，是就一切事物达到某统一的见地，由其见地观察诸般事物的本性及原则者；而科学的考察，则限于必要时，假定某原则定理，专本于特殊研究以说明某种特定事物的性质及理法者。二者之间既有区别，则于就历史事实的哲学的考察，即是历史科学，与就历史事实的科学的考察，即是历史科学，亦不可不加以区别。”(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从李大钊的阐述中，可以看出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之间存在的界限，即历史哲学是“就历史事实的哲学的考察”，它是由哲学的特点所决定，着重研究历史事实的“本性及原则”，因而具有整体性与宏观性；而历史科学是“就历史事实的科学的考察”，它是由科学探求理法的特点所决定，但“专本于特殊研究”，研究历史事实的“性质及理法”，因而其范围及研究成果就有相对的部分性与微观性。李大钊由哲学与科学的分辨来说明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区别，是对当时学术界存在“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界域不清，互辞互用”的现象所进行的积极回应。对于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区别，李大钊认为有如自然哲学与物理学的区别，他比较欣赏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冯特·威廉(Wilhelm Wundt，1823～1920)对自然哲学与物理学关系的说明。冯特认为，自然哲学作为哲学系统的一部分，与作为一种特殊科学而存在的物理学，“自不能不异其趣”。李大钊认为，借用冯特关于自然哲学与物理学关系的说明可以界定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即“严正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间的关系，恰如严正的自然哲学与物理学间的关系”。既然过去那种以自然哲学作为物理学别名的情况已有改变，那么也就有必要将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相区分，不可用历史哲学取代历史科学。李大钊进一步认为，将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相区别是为分清两者的学科性质及各自的研究范围，是为了阐明“于历史科学之外，承认为哲学组织的一部之历史哲学存在，承认二者不可偏废”。但历史哲学地位的真正说明还应该从它与历史科学的联系中予以把握。李大钊指出，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这“二者之间，固有极密切的关系，其互相辅助互相资益的地方甚多。历史哲学，有时要借重历史科学研究的结果，利用其所供给的材料；历史科学，研究到根本问题的时候，亦要依据历史哲学所阐明的深奥高远的原理，以求其启发与指导。”(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正是在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的联系中，李大钊发现了历史哲学对历史科学具有“启发与指导”的地位。
李大钊对历史哲学地位进行研究的同时，对历史哲学的定义有新的表述。1923年4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李大钊就历史哲学提出两种表述：(1)“历史哲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哲学是于科学所不能之处，去考察宇宙一切现象的根本原理的。”这一表述更多的是强调历史哲学的学科性质，即历史哲学在学科性质上属于哲学，在学术位置上则处于哲学与历史学之间。(2)“历史哲学是研究历史的根本问题的。”这一表述是从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进行定义的，更多的是强调历史哲学的研究任务。历史哲学以研究“历史的根本问题”为任务，而这一“历史的根本问题”在其内涵上是指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或曰“根本理法”。到1924年5月出版《史学要论》一书时，李大钊对历史哲学的定义更为明确、更为科学。他指出：“历史哲学是由统一的见地而观察历史事实者，是依哲学的考察，就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为根本的说明、深透的解释者。在严密的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不当视为属于一个特殊科学的史学，当视为构成哲学的一部分者。”(注：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78～379、378、380、380、386、386～387、387、387、387～388、423、425、418～419、419、417页。)这一定义，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学科对象、研究目标、学科性质等问题作了准确的表达，从而有助于学术界更好地理解和认知历史哲学概念。
学术研究工作非常注重对所使用的概念进行界定，建立严密的理论体系更是如此。李大钊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来重新解释历史学的基本概念，赋予了这些概念新的涵义，贯串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的基本观点，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做了基础性的工作。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开创阶段就十分注意到在研究工作的基础方面努力，特别注重对所使用的概念进行界定与诠释，显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严密性的特点和指导思想上马克思主义经典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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