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时期国民党党报管理体制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报论文,管理体制论文,国民党论文,时期论文,大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辛亥革命时期至国民党执掌政权之初，国民党党报是按传统的政党报纸方式经营的，属于非盈利性质，其人员配置和经费来源都在国民党各级组织的直接领导下。1932年以后，国民党党报具有了人事自主权和财务独立核算权，其经费虽仍依赖于国民党及其政府，但比较强调营业性，增强了“造血”功能，使报社有可能走向市场，参与竞争。这是国民党党报向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的迈进。但是，随着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和蒋介石个人专制的加强，1943年，国民党重新将党报置于党的直接监督之下，党报的人事权和财务管理权限都受到限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全面改革了国民党党报的经营体制，成立了报业股份公司，确立了企业化的经营管理体制。不过，这种企业化管理体制的实质是，政治上适应“宪政”，在经济上占有敌伪新闻文化事业，吞并民营新闻事业，“党化”全国新闻事业。实施企业化管理后，国民党党报增强了经济实力，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各个中央直辖报纸均能正常发展，并有盈余。
中外报业经营管理体制，大致可分为由独资或集资经营的企业化体制和由政党或政府出资包办的政治宣传型体制两种形式。前者以盈利为目的，以报社老板或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报社社长秉承老板或董事会的意旨决定言论编辑方针和经营策略；后者以政治宣传为目的，以上级党部乃至党的中央或政府为最高决策机构，报社社长或总编辑根据党或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制订相应的言论编辑方针和经营策略。就经营管理而言，企业化报业经营管理体制优于政治宣传型经营管理体制，而且，从历史发展趋势看，政治宣传型经营管理体制必然向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转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党报全面实施企业化经营管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事例。本文试图对此作些客观的论述。
一、国民党党报经营管理体制的变更
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党报经营管理体制经历了传统党报型和社长负责制两个阶段。所谓传统党报型经营管理体制，是指报纸作为国民党的言论机关和联络机构，其人员配置主要靠国民党的领导人直接指派或由党员自觉担负，经费来源是党组织的拨款或党员捐款，这是辛亥革命时期至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初期，国民党党报所采取的主要经营管理体制。所谓社长负责制，是指报纸仍然作为国民党的言论机关，但经营形式上已取得独立法人资格，在社长领导下，报社拥有人事自主权和财务独立核算权。这是1932年春至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党报所采取的主要经营管理体制。
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化报业经营管理体制相比，上述两种党报经营效益都很低下。但是，两种党报经营管理体制相较，又有高下之分。传统型党报比社长负责制党报，经营管理体制更简单，效益更低下。其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报社的手脚被束缚，发展生机被窒息。1928年6月，国民党中央通过的《设置党报条例草案》、《指导党报条例》和《补助党报条例》三个文件①规定：“党报必须以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中央决议案、法令等为立言取材之标准”；“由中央宣传部特设指导党报委员会，专司党报之设计、管理、审核、考察及一切组织事宜”；党报如违反党的主义、政策、政纲，“得按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改组、取消津贴或惩办负责人员的惩罚”。这些规定从宣传方针、人事管理、经费来源、组织纪律等各个方面将国民党党报严格束缚起来。第二，国民党党报名义上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直接控制，实际上无法做到。由此造成管理权限分裂，影响了党报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这种情形在1932年春《中央日报》改组前，表现得十分突出。当时，《中央日报》社长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任，有名无实，实际负责的是总编辑和总经理。但“经理部和编辑部俨然独立，各不相谋，各自独立，对于服务改进，实为害甚大。”②
为了克服这些弊端，1932年春天，程沧波奉蒋介石之命出任《中央日报》社长，仿照美国《纽约时报》成例，改行社长负责制。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也制订了《中央宣传委员会直辖报社组织通则》、《中央宣传委员会直辖报社管理规则》和《中央宣传委员会直辖报社管理规则》三个文件，③对国民党党报的组织形式、人事制度、经费来源、财务管理作了重新规定。
关于国民党党报的组织形式，文件规定：（一）“凡直辖报社均归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管理监督”；（二）“直辖报社设社长一人综理全社事务，由中央宣传委员会任用，呈报中央常务委员会备案”；（三）“社长之下分设经理、编辑两部，各设主任一人分理各该部事务，由社长呈请中央宣传委员会任用，社长得兼任一部主任”。由于社长负责制的确立，党报虽然仍处于中央“管理监督”之下，但已初步具备了独立的法人资格，事权归于统一。
关于国民党党报的经费来源，文件规定：（一）“凡本党党员主办之日报或期刊，均可请求本党中央或各级党部补助经费”；（二）“凡直辖报社，以各该报之营业收入充之，不足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由中央决定令当地政府给予津贴”。国民党党报的经费虽然仍依赖于国民党和政府，但由于强调营业，减少了“输血”的成份，增强了“造血”的功能。
关于国民党党报的财务管理，文件规定：（一）“直辖报社采用报社财务会计独立制，会计员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派，受社长之指导，办事会计事宜”；（二）“直辖报社于每年度开始，须造具营业计划书、收支预算书，并附预算决算对照表各两份，于上年度最后月份十五日以前呈请本会核定”；（三）“直辖报社于每年度终了，须造具营业状况报告总表（甲乙两种）、资产负债表、营业损益总表、财产目录各两份，于次年度第一月份内呈报本会备查”。独立会计制度的确立，既可加强报社内部的经营管理，又便于上级主管部门随时考察报社的经营状况，从而能促使报社走向市场，参与竞争。
上述文件表明，社长负责制的国民党党报虽然仍属于政治宣传型管理体制，但它已在传统型党报的基础上向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迈进了一步。问题是，国民党党报经营管理体制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顺利发展。随着国内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和蒋介石个人专制的加强，1943年4月和6月，国民党中央制订了《中央宣传部直辖报社组织规程》、《中央宣传部直辖报社分社组织规程》、《中央宣传部直辖报社分社管理规则》三个文件，重新加强了对国民党党报的控制。这些规定和1932年确立的社长负责制相比，大大后退了一步。
首先，在组织形式上，文件规定：（一）“直辖报社由本部指挥监督”；（二）“直辖报社设社长一人综理全社事务，由本部任用，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备案”，“直辖报社设主笔一至三人，由社长呈准本部任用之。首都中央日报得设总主笔一人，由本部任用，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备案”；（三）“社长之下设编辑部、经理部、总务处。编辑部设总编辑一人，经理部设总经理一人，总务处设总务主任一人，分掌各该部事务，由社长呈准本部任用之”。④这样，重新将党报置于中央的直接“指挥监督”之下，并且在社长之外平行设立主笔或总主笔，严重削弱了社长的权力，损害了报社独立自主的地位。同时在总编辑和总经理之间增设总务主任，人为地制造了编、经两部和总务处之间的矛盾。
其次，在人事制度上，文件规定：（一）“直辖报社及分社之职员、技工非经本部许可不得兼任社外职务”；（二）“直辖报社及分社之职员有升迁调补时，应按月造送工作人员动态月表及各项有关人事表册，如系新任工作人员，应附工作人员调查表、保证书等呈部凭核”；（三）“直辖报社分社应按月呈报小组会议考核月表及小组会议纪录以凭考核”。社长以下，职员、技工等所有报社成员均由中央直接控制，而且言行受到监视。这样，就大大削减了报社的人事自主权，增加了报人的恐惧感，挫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再次，关于财务管理，文件规定，直辖报社及其分社除了应于每年年度开始或结束，造具相应的营业计划书、营业预算书、营业状况表等项报表外，“于每月月终，应依中央颁布党务机关会计规程规定，造具营业状况报告表（甲乙两种）、资产负债表、损益表、损益计算书、财产增减表、固定负债目录表、现金结存表，呈部审核。”这些规定实际上取消了报社财务部门独立核算的会计制度，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报社各项业务的拓展。
二、国民党党报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的确立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党报经营管理体制的变更，造成了国民党党报体系的严重混乱。一方面，由于国民党中央及其领导人对该党党报的严密控制，使报纸体系内部上下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趋于激化。蒋介石认为，“中央日报是代表政府及其个人发言的机关，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大局，所以要求非常严格……稍有差错，必遭训斥。”⑤处于严厉训斥之下的国民党报人动辄得咎，惴惴不得自安，由此，导致了频繁的人事变动。以重庆《中央日报》为例，1940年秋程沧波被迫离开社长职位后，何浩若、陈博生、陶百川、胡健中等走马而过。长者不及两年，短者仅有月余，“弄到中央宣传部一时找不到适合的人选”。⑥另一方面，由于管理体系混乱，一部分国民党报人尤其是广告业经理人员中滋长了以职谋私的腐败行为。他们“充满着私心，他们在报馆的服务，与其说是忠于报馆，毋宁说是忠于自己。因为忠于自己，有时竟不惜以报馆的利益为牺牲，从而满足私人的利欲。……他们的腰包诚然饱了，报馆的收入却大受打击。”⑦
同时，由于当时物价飞涨，国民党中央对党报的拨款相对减少，国民党报人的生活陷入贫困。以贵阳《中央日报》为例，1943年国民党中央补198120元，每月平均16510元；1944年补助该报经费297180元，每月平均24765元。1944年比1943年补助经费增长了50%⑧。但同一时期的物价上涨指数和法币发行指数，分别上涨了228%和151%。⑨可见，国民党中央对党报的拨款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减缩了。
如何摆脱困境，改善经营，成为一部分具有事业心的国民党报人所思考的问题。由此，他们提出了国民党党报企业化的口号。早在1940年4月1日，程沧波就在《中央日报》发表《新时代的新闻记者》一文，他指出：“我观察中国的新闻事业，如果要希望新时代的报纸负起新时代的使命，必须使新时代的报纸尽量企业化。报纸本身必使成功一个独立的生产的企业，然后报纸的各种机能才能充分发挥。”“新闻事业在将来必然发达，新闻事业在将来必然企业化，都是固定的趋势。”但是，这种观点遭到了蒋介石的尖锐批评。1940年7月他在中央政治学校对新闻专修班学员发表谈话指出：“现代新闻事业的经营，决不是纯商业的性质，而是要求达到宣达民意、指导舆论、贯彻国家宣传政策的目的。”“我们一般从事新闻事业的人，平日受了党国的培养，负了革命的责任，不能精诚尽到职责，反而藉此只图赚钱，这比贪官污吏，真是罪恶还大！”⑩在这种严厉斥责下，程沧波被迫离开《中央日报》。
程沧波离开了《中央日报》，但国民党党报企业化的呼声并未止息。他的继任者陶百川再次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1942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陶百川提出了“改进党报经营体制”等三个提案。他认为，“党报的经营方法目前已有问题。它的缺点之一，是报馆象衙门，办报象做官，人手多而效率反低，有党的补助费而运用不得其道，以致事务不能开展，更谈不到自力更生。”“这些不仅是人的问题，也是制度问题。”(11)因此，他主张：“本党设立中国新闻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管理处，对所属报社，除言论编辑方针须听命于中央宣传部外，统筹兼营”(12)。根据这种设想，陶氏的副手詹文浒在1943年春，于营业编辑皆拟具远大之计划，惜任事不久，未得行其态而去。”(13)陶、詹二氏的主张虽不为国民党中央所重视，但却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党报确立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适应“民主宪政”的气氛，为了垄断全国新闻事业，也为了摆脱自身的经济困境，从1946年7月开始，国民党党报普遍组建报业股份公司，实施企业化经营管理。率先实施企业化经营管理的是成都中央日报社。1946年7月1日，该报改名为《中兴日报》，并刊登启事称：“兹为加强基础，广开业务起见，特自本年七月一日起改为公司组织，并将报名改称《中兴日报》，期以独立之精神，发挥企业化之功用。”接着，上海中央日报社奉令着手筹备企业化计划。据该报1947年度《业务报告及检讨事项》(14)记载，该报于1946年5月着手试行，旋奉令停办，1947年5月18日正式成立公司组织。第一次董事监事人联席会议决定，扩充资金为25亿元，除将原有资金7亿元提高140%，计升股为16.8亿元外，其余之数按党股占75%，商股占25%的比例，分别增募。
在国民党党报实施企业化经营管理过程中，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的是南京中央日报社。据该报社《三十五年度工作报告》(15)称，“本报于三十四年度复刊之初，即开始企业化准备工作，故自动改于（三十五年）元月起先就业务许可范围内试行实施。”1946年3月，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该报社社长马星野建议“南京中央日报社首先实施企业化，并率先自动停领津贴”。这一建议得到陈果夫、陈立夫的支持，他们遂“促成中央银行批准中央日报购结外汇三十万美元之事”(16)。
在此基础上，1947年5月30日，南京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告成立。陈立夫、陈诚、陈布雷、马星野、黎世芬等42人参加了成立会。会议由陈立夫主持，讨论和通过了《南京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选举产生了由陈立夫为董事长，包括于右任、胡健中、陈布雷、马星野等15人组成的董事会，和以陈诚为监察长，包括戴季陶、程沧波等5人组成的监察会。会议任命马星野为南京中央日报社社长兼发行人，黎世芬为总经理。《南京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包括总则、股份、股东会、监察人、职员、决算及盈余分配、附则等，共八章三十条。南京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党报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的确立。自此，国民党各中央直辖党报普遍开始实施股份制的企业化经营管理。
三、国民党党报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的实质和意义
国民党党报确立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实施企业化经营，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
从政治上来说，国民党党报实施企业化经营管理，是适应国民党从“训政”到“宪政”统治方式的转变而出现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积极准备反共内战的同时，也打出了“民主宪政”的旗号。1945年10月“双十协定”的签订和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表明国民党人被迫接受了和平民主的方针。1946年10月国民大会的召开，在国民党人看来，标志着从“训政”到“宪政”的转变。与此相适应，国民党党报也必须作出一些民主自由的姿态。对此，成都《中兴日报》的改版社论说得十分明确：“结束训政，实现宪政，……中国国民党在成都的言论机关，易名改组，从中央日报到中兴日报，也便是秉于整个党的意志，从训政时期国民党报纸，蜕变为宪政时期的国民党报纸。”(17)
从经济上说，国民党党报实施企业化经营管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膨胀在新闻事业中的表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接收了大量敌伪产业，其中包括一些民间财产。这些财产有的落入“劫收大员”的腰包，大部分由国民党当局无偿占用。由此引起了收复区人民，特别是那些被剥夺财产的人民的强烈不满。如何既占民产，又平民愤，是包括国民党党报在内的所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所遇到的共同难题。于是，国民党很快找到了股份有限公司这种形式。1945年底，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制订的《党营电影事业企业化过渡办法说明》(18)露骨地表示：“为实现党营电影事业企业化，除将现有党营大中央电影摄制场蜕化为民营组织，并尽可能优先利用战后在各地所接管之日伪电影事业之资产及业务，作为本党电影事业之基点外，过渡期间，仍有暂时办法以资应用；实际上该场仍自属于党，惟为灭除吸收外资时之猜忌与障碍起见，表面上仍力求事业之专业化与企业化，并尽量避免党部之直接控制或党营等字样。而在运用上，尤应尽可能利用现有政治上之优越地位，如确定接管日伪电影事业机构之产权及股权、特准申购法价外汇购料，安洽国家银行低息贷款或透支等，以扩充业务，造成既成事实。一面尽量扶植及奖励党员，尤其对电影已有基础与经验者，从事于各部门业务之商业组织，借收指擘之力。庶于民营组织成立之时，本党得以确实掌握整个事业，造成事业党化及养党之最终目的。”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国民党党报乃至整个国民党党营新闻文化事业确立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并普遍实施企业化经营的实质在于，占有敌伪新闻文化事业，吞并民营新闻事业，“党化”全国新闻事业。这是国家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在新闻文化事业中的疯狂扩张。在这种企图之下，国民党党报股份公司有两大“妙用”：
第一，它可以帮助国民党党报“合法”地无偿占有和使用所接收的敌伪新闻机构和民间报业。这些产业除极少数民产被低价购进或被原业主索还外，大部分被折为股票，纳入公司资本。其中敌伪产业作为“党股”由国民党党员承领，民间产业则作为“民股”由原业主持有。原业主虽然成了公司的股东而参与“分红”，但由于“党股”占75%以上，且“分红”极不合理，实际上被排斥在报业股份公司之外。
第二，它可以帮助国民党党报利用“控股”的方式吞并民间报纸，达到垄断全国舆论的目的。在接收和改组上海《申报》和《新闻报》的过程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使用的正是这种手段。名义上，国民党在《申报》资本原额1.5万股中收购6千股，在《新闻报》资本原额2万股中收购5千股。实际上，在申、新两报股额中，国民党“党股”均占51%以上。(19)这样，两报作为民间报纸已不复存在，而变成了纯粹的国民党党报。和其他国民党党报所不同的是，它们仍标榜“以民营报纸立场，为国家尽宣传职责”的宣传方针。
国民党党报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的确立，既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新闻事业中的扩张，那么它在报业股份公司的形式上必然是不健全的、不合理的。从股票形式看，它采取的是记名股票，不许自由买卖或转让，而且党股必须占到75%以上。这种企业不是股份有限公司，而是有限责任公司或无限责任公司，它具有极大的垄断性。从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权限来看，《南京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任期三年，具有召集股东大会、审订各项规章、决定人事任免等各项权力，而监事会任期仅一年，毫无权责可言。党报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监事会无权监督经理人员的工作，势必产生严重的腐朽性。从利益分配来看，《南京中央日报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所有收益除去各项费用外，按下列比例分配：股东红利50%，董事监察人酬金5%，社长及员工奖金20%，员工福利基金10%，社会事业补助金15%。一般民股只能在50%的余额中一次分得红利，而党股则可通过多种途径四次分得红利，极少数“董监事人”更可按5%的比例获取暴利。此中不平，至为明显。
国民党党报企业化经营管理体制，就其实质而言，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新闻事业中的扩张，是为维护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党专制的统治服务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这是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的一件大事。
国民党党报实施企业化经营管理后，资金来源有所扩大，由原先纯粹依靠国民党和政府拨款变成由国民党和政府以法人名义投资入股（党股）和公开吸收社会闲散资本入股（商股）。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报纸的经济实力，摆脱了过去那种因资金短缺而造成的困境。以上海《中央日报》为例，在1946年1月试行企业化经营管理前，该报虽然接受了大量的敌伪产业，但资本总额仅7亿元。1947年5月该报正式成立股份公司后，其资本总额迅速增加到16.8亿元。(20)其他各国民党中央直辖报纸亦大致如此。因此，在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各国民党中央直辖报纸均能“处物价波动、百业萧条之际，仍能如常发展，得有盈余。”(21)
国民党党报实施企业化经营管理以前，国民党中央乃至蒋介石对其党报事无巨细横加干涉，结果造成党报体系内部上下之间、左右之间矛盾重重。报人心无恒态，人事变化不居，以至于“没有人抢夺《中央日报》社长的‘宝座’，弄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选。”(22)实施企业化经营管理后，一批具有现代意识和新闻工作经验的国民党报人脱颖而出，比较固定地担任各报社社长。不过，国民党政权已在风雨飘摇中，报人的努力于事无补。
注释：
① 这三个文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722，卷号400。
② 程沧波《廿四年中的一段》，台湾《中央日报》，1952年2月1日。
③ 这三个文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711(5)，卷号66。
④ 这三个文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711(5)，卷号259。
⑤⑥ 马之骕《新闻界三老兵》，台湾经世书局1986年版，388页、389页。
⑦ 詹文浒《报业经营与管理》，正中书局1948年版，155-156页。
⑧ 国民党中宣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711(5)，卷号259。
⑨ 史全生《中华民国经济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472页。
⑩ 蒋介石《怎样做一个现代新闻记者》，《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40年9月出版。
(11)(12) 陶百川《我们的信念》，《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报，1942年12月1日。
(13)
詹文浒《报业经营与管理》，正中书局1948年版，1页。
(14) 《上海中央日报业务报告及检讨事项》，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全宗006，卷号22。
(15) 《南京中央日报三十五年度工作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656(4)，卷号5612。
(16) 《六十年来的中央日报》，台湾裕台公司中华印刷厂1988年版，28页。
(17) 成都《中兴日报》，1946年7月1日。
(18) 《党营电影事业企业化过渡办法说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718，卷号241。
(19) 马光仁：《战后国民党对申、新两报的控制》，《新闻研究资料》第33辑，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
(20) 《上海中央日报社业务报告及检讨事项》，上海市档案馆档案，全宗006，卷号22。
(21) 《南京中央日报股份有限公司业务报告书》（1948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656(4），卷号5613。
(22) 马之骕：《新闻界三老兵》，台湾经世书局1986年版，3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