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恩格斯“两个转变”的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两个转变论文,马克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上的一个悬案
马克思主义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欧社会历史条件和科学文化的背景下产生和形成的。可是，为什么在相同的条件和背景下，只有马克思恩格斯能够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成为这一科学理论的奠基人，开创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纪元，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呢？为什么当时那些为数众多的青年黑格尔分子或空想社会主义学派的后继者，尽管其中不乏才气横溢、勇于探索的优秀人物，却终于不能超越思想的藩篱，而被时代潮流抛在了后面呢？要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马克思恩格斯前期思想发展的历程，作一番具体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探明他们在世界观上是怎样实现转变的，又是怎样创立自己的科学理论的。这毫无疑问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和理论首先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可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的实质是什么，他们又是怎样完成这一转变的，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真正弄清楚。无论是前苏联还是我国的学术界，迄今一直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1844年2月，他们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表明已经彻底完成了上述转变。换句话说，这时他们已经成为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和科学共产主义者，完成了创立新的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这种说法久已成为无可非议的定论，直至最近出版的北京一著名大学的教科书仍然沿袭不疑。因此，这就确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马克思恩格斯的两次思想转折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确切地说，应该是从唯心主义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科学共产主义。这两个转变，经过了自1837年到1847年约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和生平事业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转变，也是社会主义史上一次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孕育、诞生的。研究这个转变的深刻意义正在于此。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起点，是哲学上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和政治上的革命民主主义。19世纪30年代，在德国，由于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矛盾的激化，作为官方哲学并在一个时期内几乎统治了整个思想界的黑格尔主义开始解体，分裂为彼此对立的两个学派，即所谓老年黑格尔派和青年黑格尔派。以诉诸理性，批判传统宗教、批判普鲁士国家为旗帜的青年黑格尔运动，吸引了大批具有不同哲学观点和政治倾向的激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青年黑格尔运动，实际上是借助哲学外衣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政治运动。它“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492页。以下均用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黑格尔学派发生分裂时，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接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风貌，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和政治生涯的。他们不止一次提到，自己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的。马克思甚至说过：“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恩格斯在总结他们的早期思想时也指出：“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
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革命民主主义转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经过了两次重大的转折。第一次转折，是从1837年到1844年，由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第二次转折，是从1845年到1847年，从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走向以社会生产关系出发点的历史唯物主义，从以抽象的理性概念为出发点的非科学的空想共产主义走向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出发点的科学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在第一次转折中，马克思恩格斯所接受的是当时颇为流行的一种共产主义思想。其中虽然已经包含着新世界观的某些因素的萌芽，但并不表明他们已经在思想上发生了新的质的飞跃，并不意味着已经构成了新世界观的理论基础。这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思辨方法的影响，尤其是还没有克服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束缚。他们当时向往和谈论的共产主义，还是一种抽象的理性原则，即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一种特殊的理论表现。譬如，用异化概念来表达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用人的本性同资本主义不相容来证明共产主义的合理性。他们把共产主义归结为“人性复归”、“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或“真正人的生活”的实现等等。所有这些，显然带有对资本主义的伦理批判和道德谴责的色彩，说明当时他们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没有超出对抽象的“人的解放”的追求，没有摆脱人本主义的窠臼。因此，也就还没有能够把共产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没有能够把共产主义的实现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客观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因而也就不能算是对共产主义的科学论证。
不过，我们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第一次转折时，应当注意这样一些重要特点：一方面要看到这是他们的新世界观和社会历史理论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用列宁的话说，当时马克思还没有真正“成为马克思”，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的身上表现出一种新旧思想并存、新旧出发点同在、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新思想因素的发端交织在一起的状态。这个阶段，是一个思想上充满着矛盾冲突和变动不居的过程。另一方面，在考察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演变过程时，我们的任务在于着重发掘“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列宁语）即是说，重要的问题在于着力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思想上产生了哪些新的因素，有哪些对旧的传统观念的突破，以及这些因素和突破达到了什么程度；从而发现他们怎样逐步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实现向第二次转折的过渡。这是必须把握的一条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主导线索。
在第一次转折中，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上新的因素主要是：首先，同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热衷理论思辩，轻视实践活动，宣扬“自我意识”，崇拜“批判地思维的个人”根本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就反对沉湎于夸夸其谈的所谓纯理论的批判，而具有强烈的实践愿望和投身革命激流的抱负，力图把批判的哲学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这是他们在不久以后就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并转向新的思想领域的一个动因。其次，同那些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上是坚定的真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作为未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就立志寻求一条造福于人类的道路。例如十七岁的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即表示要从事“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抱定“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的人生宗旨。随后，他们又决心同劳苦群众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从勇猛地抨击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到无情地批判造成工人和资本家尖锐对立的资本主义的世界，进而努力接近、积极参加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正如列宁所说：1842年的马克思“已经是一个革命家。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15页）这是他们终于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并转向新的思想领域的又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再次，由于以上这两个方面以及其他思想因素共同作用而结出的理论硕果，就是萌发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生长点，开始酝酿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观点。这是他们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是他们最终同青年黑格尔运动分道扬镳的主要理论标志。
但是，应当看到由此进一步转向并到达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还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如果认为到此为止，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转变已经彻底完成，新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已经创立，那就既不符合他们思想发展的实际进程，也不符合他们对自身思想演变的轨迹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的回顾与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述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史，最具权威性的根据和第一手资料是他们本人的叙述。
我们知道，马克思谈论自己早期思想发展变化的记载并不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作的一次简要概述。马克思告诉人们，他得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主要是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结果。而他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是在到达巴黎和移居布鲁塞尔期间，也就是在《德法年鉴》停刊之后。马克思又说，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是在1845年春旅居布鲁塞尔时期与恩格斯共同制定的。这是为了“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哲学信仰清算一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页）换句话说，只是在1845-1846年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才全面地清算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形成自己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见解，即新的历史观和世界观。
恩格斯在80年代曾经多次论及马克思和他的思想变化，特别是创立唯物史观的情形。1885年，他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写道：马克思在《德法年鉴》里已经把在此以前他们两人从不同的途径得出的共同看法概括如下：“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观点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6页）翌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他还指出，1841年出版的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曾经对他们起过“解放作用”。“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又说：“对抽象的人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2、247页）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恩格斯再次指出：“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指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引者注）。……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象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258页）尤其应该注意的是，同年2月，恩格斯对马克思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作的评价：这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3页）。
这些论述毫不含糊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是在1845年才“超出”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观点，彻底转向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完成了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巨大工程。至于说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建立，即从革命民主主义彻底转向科学共产主义，显然只能是在这个转变和工程完成之后，因为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石。对此，恩格斯也有过明确的叙述。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写道：“1844年还没有现代的国际社会主义，从那时起，首先是并且几乎完全是由于马克思的功绩，它才发展成为科学。我这本书只是它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3页）
综观以上所述，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所作的回顾和说明，是十分明确的，首尾一贯的。他们一再强调指出，1845年，即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他们思想发展史上的分水岭。
关于列宁的论断
学术界流行的1844年初《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完成了两个转变的说法，来源于列宁的一个判断。众所周知，1914年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所附的《书目》中说过：“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科伦）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1844年在巴黎出版了马克思和阿尔诺德·卢格主编的《德法年鉴》，上述的转变在这里已彻底完成。”（《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83页）许多论著都是以这一段话作为根据的。可是我们要问，这里说的“彻底完成”，是指彻底完成向辩证（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吗？笔者认为不能这样理解和断定。因为这不仅同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看法不甚一致，而且同列宁有关这一问题的其他论析不相吻合。
列宁恰恰是在他的《卡尔·马克思》一文的正文中这样写道：“从1844-1845年马克思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是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就是到后来他也还认为，费尔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和全面”。（《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2卷第418页）这就是说，在列宁看来1844-1845年马克思还是一个拥护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人。如果说这一段文字还不是那么明确的话，他在1915年写的《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中提出的下述重要论断就一清二楚了：“在马克思那里有很多新东西，他感兴趣的只是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继续前进，从唯心主义辩证法向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进”。接下去又说：“马克思在1844-1847年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又超过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应该说，这才是列宁对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变化所作的最科学、最准确的概括，这一概括同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自我总结是完全一致的。至于列宁把马克思“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起始时间定在1844年，而不是1845-1846年，那可能是因为他在世时未能看到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译本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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