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学礼[1]2016年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亚经济合作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进程,本文仅是对这一进程的技术性解释。区域经济合作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但由于未能考虑到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因而难以刻画其全貌。事实上,各国在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时不仅要权衡经济得失,也要权衡政治得失,不仅遵循市场逻辑,也遵循权力逻辑,可见,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更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问题,而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解读区域经济合作的新视点。依循这一思路,本文首先从供给的角度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分析框架,进而鉴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危机驱动型”特点,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历程分为亚洲金融危机后的起步期(1997~2009年)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深化期(2009年以来)两大阶段,分阶段地考察了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并对其发展前景进行了预测。本文的根本目的旨在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思考区内外博弈约束下区域公共产品得到有效供给的条件;第二,思考两次金融危机后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同结果及其成因;第三,思考地区实力格局转换背景下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及其影响因素。全文共分为7章。第1章“绪论”,对本文的选题立意、已有研究及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研究方法、结构安排、创新及不足进行了概括性介绍。第2章“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概念与理论解释”,对全文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首先,本文中的“东亚经济合作”并非泛指东亚地区内任何时期、任何形态的合作,而是一个专有名词,特指20世纪90年代后期正式启动、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理想目标的经济外交实践。其次,论文对区域经济合作已有的理论解释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发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明显强于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正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区域层次的拓展和应用。最后,论文对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渊源、脉络和局限性进行了简单介绍。第3章“区域经济合作的公共产品理论分析框架”,构建了贯穿全文的理论主线。首先,论文阐述了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公共产品的关系,通过剖析“区域公共产品”的逻辑内涵界定了产品的供给模式、扩展了产品公共性的判断标准、明确了产品的形态和内容,进而将上述概念操作化,使其适用于东亚经济合作的实践。其次,论文用“预期收益”、“供给成本”和“外部性”三个要素刻画出单个国家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决策变量,并赋予它们新的理论含义。在此基础上,论文以国家异质性和利益相关性为切入点,强调非平等的成本分担、非均衡的收益分配和域外大国介入的阶段性,从根本动力、内部约束和外部约束等方面尽可能地完善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论证了各国实现合作供给的条件,即:在厘清不同国家收益敏感性和成本敏感性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供给机制重塑各国的成本-收益结构;承认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与域外大国的利益相关性,妥善应对其介入。第4章“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进展及成效”,是对1997年后十余年间东亚经济合作历史的理论解读。首先,论文分析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起因,指出这是区域公共产品需求不断“发酵”的必然结果。其次,考察了本阶段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容和特点,即:贸易类区域公共产品是供给重点,投资类区域公共产品是其“副产品”,两者都呈现出明显的“质次价廉”特征。随后,论文用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本阶段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效,结果表明:尽管存在较为严重的“面条碗效应”,但东亚公共产品供给确实较大地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发展,因而是相对成功的。最后,论文分析了实现相对成功供给的三条原因:各供给方都以绝对收益为主要关注点;供给的总体成本较低,且大国的选择性激励降低了小国的个体成本;外部性较小,且“开放的区域主义”和美国的有限介入较好地实现了外部性的内在化。第5章“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困境及突破”,是对2008年后东亚经济合作困境的理论解释。首先,论文考察了全球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合作的深度经济一体化趋势,以及该趋势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需求,进而区分了东亚对高质量区域公共产品的一般需求和重点需求。然而,现实问题是,东亚各类区域公共产品的“优质化”进程都陷入了困境,导致这一困境的成因有三个方面:各国对相对收益的竞争削弱了供给的根本动力,高昂的供给成本强化了供给的内部约束,美国的全面介入强化了供给的外部约束。最后,论文考察了东亚各国为突破“优质化”困境所采取的策略:RCEP已经成为东盟主导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尝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成为中国引领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新模式,二者都对突破困境有一定帮助,但相比之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更为积极。第6章“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前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对未来东亚经济合作趋势的理论预测。论文首先明确了东亚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前景的确定性,即:供给主体的范围已不可避免地泛化到东亚之外,实现“纯粹东亚”供给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各类区域公共产品将形成多层次共存且无法相互替代的局面;供给机制将更加多元化且长期并进。但我们不能确定的是:东盟能否继续充当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心,中日之间的供给竞争将走向何方,美国主导的“亚太化”供给发展前景如何。最后,要实现区域公共产品的可持续供给,就必须将已然分化的预期收益再整合,促使主要大国承担更多的供给成本,在TPP、RCEP和“海上丝路”三大供给平台的竞争与互融中将外部性内在化。第7章“我国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战略选择”,是对我国今后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的理论思考。在崛起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双重身份下,我国能否有效提升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取决于三个方面,即:是否有着清晰明确的战略定位以解决供给意图和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能否选择合乎实际的供给策略以协调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关系,如何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化解现实中的具体风险。但无论如何,“大周边”地区已经成为我国走向强国之路的战略依托带,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从而为我国多层次、全方位的经济外交提供新的动力和空间。最后是“结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彭述华[2]2007年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方法，以主导问题为切入口探讨东亚经济一体化问题。作为铺挚，绪论对选题、概念、文献与理论分析框架等问题进行基本的简略陈述。国际经济学有关理论表明，国际区域一体化通过成员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将有助于各国谋取经济福利，并能促进有关政治安全目标的实现。但东亚为什么不能切实实现符合各国经济福利诉求和政治安全需要的地区经济一体化?东亚经济一体化迟滞是不是主导之争造成的呢?主导问题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问题之一。然而，怎样才能将属于权力竞争范畴的国际主导与归属国际合作范式的经济一体化这两种看似冲突的研究变量纳入同一理论架构，又不至于因“水火不容”而产生理论悖论?什么样的主导模式不至于背离国际一体化的合作逻辑?本文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淘金”，提出了国际一体化的“大国和平主导”的观点，并希望以此来阐释本文选题的相关问题。第二章主要对权力、制度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作用与影响进行讨论。国际关系研究有两种主要取向：一是以市场失灵为核心；二是以权力关系为焦点。前者主张以制度提供信息，用制度保障合作，这是国际关系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取向。后者主张权力是制定规则的基础并决定结果，这是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取向。本文首先把权力与制度作为核心变量，并将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放入权力与制度构建的理论坐标，力图澄清权力与制度对于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影响与制约。在对国际一体化的权力、制度与主导相关问题进行了一般性的简略的理论分析后，文章对权力关系作用下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之争，以及制度机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东亚地区的制度缺失是制约地区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重要因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也需要通过强大的主导力量才能推动制度创设。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不但有一个严肃的主导问题，也面临一个机制创设问题，二者构成密切互动的因果关系。第三章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中的几个突出因素进行了讨论。东亚地区具有经济政治多样性，地区政治关系呈现复杂化与“政治破碎带"特征，使东亚国际关系又具有典型的“外部干预性”特征，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就与美国等外部因素形成某种敏感关系，只有消化了美国因素，才能解决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由于地区大国中国和日本在东亚经济格局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重要影响，使中日关系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变量；然而，近期以来，中日关系中“斗嘴的巨人”现象凸现了某种“主导情节”，中同竞争与“不合作”造成的互相制约构成了核心国家主导性“缺失”难题，因而造成了东盟主导的“悖论”。东盟作为中小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面临能力不足的“尴尬”，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难以发挥“引擎”作用。东亚地区“安全困境”与民族主义等因素也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形成制约。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对东亚一体化“大国和平主导”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家能力是决定一国在竞争中能否获胜的主要手段，国际一体化推演了某种“大国主导”的逻辑。然而，“大国主导”这种能力主要不在强制性方面，而在于说服与施惠的能力，它与某种国际威望相伴而生，并为追随者所认同与接受。国际一体化主要基于合作的主导模式，重视主导的道义与制度规范的作用，将使主导大国的强制倾向受到制约。大国将更多地利用协商甚至实惠的手段来取得主导地位。国际一体化需要相应的国际制度机制作为保障，国际一体化的“大国主导”是一种“直接主导”而非“霸权主导”。由于国际制度机制是国际一体化的重要变量，“大国主导”打上了深深的“制度烙印”，加之，大国需要对中小国家做出和平与安全承诺，大国还需要通过自身在经济政治资源方面的绝对优势提供诸如安全、市场等“国际公共产品”，并对小国因经济一体化做出调整付出的代价做出补偿，来换取小国的政治支持。因此，成功的国际一体化主导模式应该是一种“大国和平主导”模式，欧洲一体化的“法德核心”是“大国和平主导”的典型案例。国际一体化不但演绎了“大国和平主导”的逻辑，也有一种内在的“大国和平主导”需求。“大国和平主导”观点为阐释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理论视角。实际上，东亚“区域化”历史进程中的演绎了某种大国主导的逻辑，日本作为“雁阵模式”的主导者与中国作为“东亚产业链”的“轴心”，在东亚地区整合中发挥了一定的大国主导作用。毫无疑问，“大国和平主导”也许能够为解决日渐显现的东亚主导问题提供思路，也能为解开中日关系“症结”提供一剂良方。未来东亚经济一体化对大国和平主导有一种必然的内在需求。东亚经济一体化需要“大国和平主导”，那么，东亚地区哪些国家能够担当这样的角色呢?通过对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问题的初步理论分析，本文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中国和日本最有可能成为主导国，中日合作主导是最好的主导模式。中国是东亚疆域最大的国家，也是东亚最大的市场，又是东亚经济的“发动机”，中国参与并主导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由于主导地区一体化能够获得政治经济收益，中国主导符合中国利益。基于日本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经济科技实力，它能够在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发挥其主导性。而且，日本在地区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已经表现出一定积极动向，中国应该采取与日本合作的主导战略，通过东亚的“法德核心”来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东亚经济一体化需要在中日积极合作的基础上，通过创设一定的地区制度来实现。
康学芹[3]2013年在《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界80年代以来在”温特尔”主义国际分工背景下,在多边贸易谈判进入僵局情况下,国际经济区域合作迅猛发展起来,成为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竞争的主要形式,国际经济发展中区域、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形成的产业集聚成为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产业组织形式。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十八大报告中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又进行了深入发展的部署。而中国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发展历程,又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国际大国在中国周边布满势力,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必定充满艰辛与挑战。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突破性的、符合现实需要的选择,通过穗港澳增长三角的经济辐射带动珠三角地区、华南乃至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经济辐射核心区域成为中国整体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增长极,成为中国经济对外交往的甬道,成为中国经济整体跃迁的前提与基础。本研究以经济发展需要在开放体系条件下才能够可持续发展为思想指导,基于当前“温特尔”国际分工背景,边界效应转变为线索,以国际经济学、区域空间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学科为理论基础,跨学科对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促进经济增长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对其运行机理进行深入探讨,通过静态、动态经济效应两个维度探讨粤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总结其可供借鉴的经验,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发展经验不仅丰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对中国乃至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发展、区域合作都具有现实参考价值。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主张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平衡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要出现区域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涓滴扩散效应达到整体的发展,这就涉及到在整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有效投资顺序问题,打破常规的按部就班的发展顺序,会催生一些环节或地区跳跃式、更高效发展。在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经济、文化、生活、民族都呈现多元性,可以清晰的看出经济发展水平呈“东—中—西”阶梯状分布,而且层次间落差较大,如果全国采取平衡发展最终结果只能是“不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只有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因势利导,充分利用一切资源发展经济才有可能发展起来,此意识对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的实证研究实质上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道路的实践证明。经济学理论中对外贸易、国际投资促进一国经济发展有深刻系统的论述,区域合作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贸易创造、投资创造使区域内部成员间要素更有效配置,相对区域合作之前内部成员间更外向性、更开放；对外贸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增加及增加程度是衡量区域合作绩效的最传统也是最有效的静态经济效应研究方式,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证明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的绩效；而为什么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会对“后厂”地区的经济模式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这就是在次区域合作过程中生产制造企业根据空间经济学原理进行生产区域选择形成产业集聚,产业集聚会创造、解放生产力,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经济效应,往往比容易计量的静态经济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更大影响更长远,产业转移调整、产业集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一切都源于在区域合作过程中区域间空间相互作用、协调；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本身就是在参与方积极主动的相互协商中发展进行的,制度在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中起了重要作用甚至是合作前提,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的进展与中国内地改革开放进度密切相关,而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体现就是边界效应的转变,促使边界以前的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转移,所以整个研究以大陆开放政策制定、边界效应的转变为线索来研究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对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产业集聚、经济增长的作用。本研究主体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前三章内容,主要是对研究的国际分工背景、本文思想渊源、前人研究基础进行梳理总结,为后面的研究打下理论根基；第二部分包含第四章、第五章内容,第四章主要基于国际经济生产制造区位选择理论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空间经济结构进行分析,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香港、澳门、中国华南乃至大陆经济发展都具有攸关历史意义,第五章主要利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相关理论、以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历程边界效应转化程度为线索,分阶段定性分析了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前店后厂”模式的形成、发展演变升级,分析了合作对华南区域外向型经济形成,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带动的城镇化运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CEPA签订以来穗港澳增长三角制度化下经济发展、意义以及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三部分主要基于相关理论构建模型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实证分析,包含第六章、第七章内容。首先利用经济增长收敛测度出穗港澳增长三角模式对“后厂”地区经济发展有正效应,随后对穗港澳增长三角促进经济发展运行机理进行一系列实证检验分析。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合作方消除边界屏蔽效应是一切合作工作开展的前提,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对引力模型核心方程加入新变量进行扩展,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的转化进行实证分析；利用区位熵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集聚进行实证研究机理探讨,最后基于前面实证分析本章落脚在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促使“后厂”地区对外贸易高速发展,吸纳大量港澳直接投资,快速形成外向型经济对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在引力模型理念指导下,基于时间序列计量模型进行了协整、格兰杰因果检验,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第七章通过测度大陆与香港、广东省与香港的贸易成本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合作过程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解读,在贸易成本趋势分析中对穗港澳增长三角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国内外影响因素、事件、政策进行了分析。第四部分是前面分析基础上形成的对本研究进行总结性质的第九章,通过与五个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次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比较、评析,得出穗港澳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的国际上一般性具有参考意义的经验与特征；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今后发展的具有可供借鉴参考价值的经验、特征。
吴航[4]2004年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东亚经济一体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特征，并对世界经济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东亚经济尤其是中国经济经过多年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与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尤其是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迅猛发展相比，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明显滞后。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东亚经济如何实现一体化等问题就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利用制度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归纳演绎法、系统研究法等方法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思考与研究。 研究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应对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产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并推动国际经济竞争由国家间竞争转向区域间竞争，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具有必要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性是以足够的区域经济实力作保证的，东亚具备这样的经济实力，因而东亚经济一体化具有现实可行性。 自由贸易区相比关税同盟更可能使贸易创造大于贸易转移，这为东亚经济一体化选择自由贸易区形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双边自由贸易是多边自由贸易的基础，这决定了东亚经济一体化应在多边自由贸易框架下通过大力发展双边自由贸易来实现。在东亚各经济体之间，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条件良好，二者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可行性，而且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突破口，对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从整个东亚范围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对双边自由贸易思想的实践；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看，成员国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同样是切实可行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景光明，但仍面临一些发展障碍。为了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健康发展，中国和东盟应统一认识，形成共识，消除对双方经济竞争性的恐惧;应大力推进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双边自山贸易进程;应加快建设中国国内统·人!tJ’场;应加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政治互信，共同培育相互理解、和睦相处的环境;应采取积极措施缩小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经济发展差冲，实现互惠互利;应妥善协调区域外关系，加强中口韩合作，培育中美共识。
张震龙[5]2005年在《“两湖”平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选取“两湖”平原,即湖北省的江汉平原、湖南省的洞庭湖平原作为研究对象,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并提出了“两湖”平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本文紧紧抓住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这一主题,从区域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研究入手,分析和比较国内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进经验,考察和分析了“两湖”平原开发的历史进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经济增长、产业集群、城市集群、中央商务区(CBD)、县域经济、投资环境、管理创新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索。在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外延与特征以及对“两湖”平原经济一体化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两湖”平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型,提出了“两湖”平原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集群、城市集群、CBD 以及县域经济发展策略,理清了“两湖”平原经济一体化中的投资环境建设、区域管理创新的思路。对“两湖”平原经济一体化的结构和运行机理进行分析,阐明了区位条件、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区域环境等因素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影响。本文运用经济学的区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空间结构理论和区域经济管理理论原理,深入分析“两湖”平原的经济地理特征、区位条件、发展现状和途径; 系统研究了“两湖”平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区域管理制度创新、政策设计及其特点,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两湖”平原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成就、经验和问题; 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对国外和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了“两湖”平原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 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两湖”平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相关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证明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推进区域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提升区域经济整体实力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同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探讨了区域经济冲突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阐明了经济增长、产业集群、城市集群、建设CBD、县域经济发展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互动关系。本文采用了“两湖”平原经济发展的大量数据,运用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建立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宏观经济发展模型。对“两湖”平原市和县(市)经济实力进行综合排名,并进行了综合评价。最后,深刻分析了“两湖”平原经济一体化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其他区域的发展态势,提出了构建增长极、实施一体化发展、促进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路。
史伟成[6]2011年在《区域性公共产品与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文中研究说明从亚洲货币基金设想、到“清迈协议”的签订、再到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东亚金融合作在区域内各成员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及合作意愿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取得重大突破,这颠覆了传统经济一体化理论发展阶段论的逻辑。它是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所暴露的东亚国家的银行和金融制度的脆弱性以及区域内没有相应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网络的危害性之下,东亚所做的金融合作实践探索。危机给东亚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开启了东亚金融合作的跨越式发展。东亚外汇储备库就是在东亚虽然不具备欧洲、北美一体化的程度和传统,却在区域流动性支持上实现突破的成果,为未来区域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立及其相关建设是东亚各成员在应对金融风暴冲击的实践中所形成的合作共识的升华。由东亚各国(或地区)按约定比例共同出资,成立维护东亚金融秩序稳定所需的流动性支持。它是目前在东亚尚不具备关于主权让渡谈判条件的形势下,还能寻找到合作共识的突破点。而现有经济一体化理论很难解释东亚金融领域率先开展的这种合作模式。于是,需要寻找新的理论视角来解释。因为东亚外汇储备库的构建模式及其金融稳定性作用具有区域性公共产品的特性,所以本研究通过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作为分析方法,对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进行论证,来探索东亚发展和合作所需要的新思路。本研究通过对东亚金融合作的区域性特征、东亚外汇储备库的供给方式及有效管理等相关建设议题进行系统分析,来验证区域性公共产品理论对于东亚外汇储备库建设的适用性,并为未来区域金融合作提供制度建设的参考；同时,通过比较东亚与其他区域金融合作形式的异同,并结合东亚的经验教训来探索未来东亚金融区域合作的发展和可行性路径。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借由参与东亚外汇储备库的建设,积极参与区域金融合作有助于为中国提供稳定的外部金融秩序,维护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在区域一体化浪潮之下,它也有助于中国在周边战略、区域战略及多边战略选择上做出科学的定位并创造了条件,更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参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理念,实现战略的优化。因此,它具有影响全局的重要意义。
杨娟[7]2016年在《近代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个旧锡矿开发研究》文中认为本文选择个旧锡业作为研究对象,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视角下研究近代个旧锡矿的开发。认为在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个旧锡业在生产规模、生产技术、产品销路方面都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变化,个旧锡业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成为了云南省财政经济、对外贸易的支柱。在这一过程中为了适应国际锡业市场的发展需求,个旧锡业生产者也不断改进生产,努力融入世界市场,加快了云南地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但也正是由于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国际经济的波动,国际局势的变化都对个旧锡业的发展有严重影响。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探讨个旧锡矿在近代以前的开发情况及开发目的。云南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开采锡矿,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云南锡矿的开发仅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由于生产技术落后与锡需求量不高的原因,锡的产量与开发规模很小。第二部分论述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历史转折。由于云南地处高原,交通运输不便,在鸦片战争后个旧大锡虽已开始销往国际市场,但出口量一直受到限制,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历史转折始于蒙自口岸的开放,近代交通条件的改善最终成就了云南的对外交往与个锡对外贸易的兴盛。第三部分,讨论近代以前云南矿业开发与近代矿业开发模式的不同特点,首先揭示历史上云南矿业开发在政府控制下以国内市场为主的特点,其次论述近代云南矿业开发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为主,私营矿业占大多数的制度模式变化。第四部分,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技术改良与销路变化。首先分析传统技术条件下个旧锡矿的生产技术、产品与出口路线；其次分析近代以来西方技术对个旧锡矿开发的影响；再次从经济角度出发,论述云南炼锡公司之锡矿直销外洋给个旧锡矿带来的影响。第五个部分,揭示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规模及经济效益,说明个旧锡矿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成为云南地方财政的有力支撑。第六部分着重分析近代锡矿开发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弊端。个旧锡矿在近代的大发展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进行的,形成了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模式,这种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首先是受到法国殖民者把持下的滇越铁路公司不断加价的苛扰,其次国际锡业市场的行情变化对个锡的生产、销售都有严重影响,再次,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经济封锁及空袭使个旧锡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兰天[8]2005年在《欧盟经济一体化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当人们回顾二十世纪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时候，毫无疑问地会把欧盟经济一体化看作是划破历史时空的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它创建了包括经济、政治、金融、科技、社会、外交、防务与司法等各个领域名副其实的全方位一体化区域组织。欧盟经济一体化以其形成时间之早，经济一体化程度之高，参加成员国数目之多，总体经济实力之强，对当代世界经济影响之大，堪称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楷模，而达到这样的境界不仅需要勇气和胆略更需要智慧和谋略。 欧盟经济一体化充分体现出区域一体化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和形成而出现的一个历史性的潮流。区域一体化既借助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又与经济全球化并行不悖，相互促进。欧盟经济一体化得益于其自身得天独厚的制度因素和制度条件，成为经济一体化及区域一体化的先导者和经济一体化及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为成功者。 欧盟经济一体化扭转了欧洲历史发展的走向，彻底改变了欧洲地缘政治的面貌和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它同时带给世界深刻的历史变革。这种变化的本质或核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跨国界合作与融合做出的不懈追求和大胆尝试，是牺牲部分国家主权、突破民族国家界限、建立超国家调节机制与体制的一种有益的探索。欧盟经济一体化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大历史背景下闯出了区域一体化的新路，构建了独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欧盟经济一体化正是凭借着其独特的法律制度模式、具有超国家特征的体制模式、区域整合的治理模式和切合实际的目标模式，创造了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概念以及国际关系的新准则和新理念。 经过50多年的风雨坎坷历程，欧盟经济一体化从最初的六个成员国发展到今天拥有二十五个成员国、人口总数达到4.56亿、总面积400万平方公里、经济总量与美国不相上下的世界最大的区域集团。欧盟经济一体化通过超国家性的宏观调控，对地缘经济、地缘政治以至整个欧洲面貌的巨大变革的影响力，显现出其生命力、凝聚力、吸引力和辐射力，这些力量鲜明地表现了欧盟经济一体化代表时代潮流，体现了历史规律，顺应了欧洲人民要和平、求发展、促
陈志恒[9]2006年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引入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生与演进的内在规律,探讨了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缓慢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推动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可行路径。笔者认为,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困难重重的原因,不在于经济一体化的动力不足,而主要在于一体化阻力过大,即东北亚地区具有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地区认同尚未形成、政治互信程度较低”的分极区域特性,造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交易成本过高,以至于超过某些成员可能预见的一体化收益,从而大大削弱了一体化的热情与动力。突破区域经济一体化成本约束的路径有二:其一是合理限定一体化的起步范围,如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之后再逐步扩展;其二是合理选择区域合作起步的领域,如首先建立东北亚能源共同体。总的来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区主义意识正在增强。
陈廷根[10]2006年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研究》文中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地区主义浪潮推动下，东亚经济整合的趋势不断加强。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动因、目标模式、发展前景、路径选择以及大国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为进一步探讨东亚一体化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东亚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成为一种必然，也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其目标模式可以从自由贸易区开始，向共同市场和货币一体化迈进，最终实现完全意义的一体化。由于东亚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等方面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东亚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双边到多边，从次区域到区域合作是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目前，东盟已成为事实上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启动者和领导者，东亚其它国家也尊重和希望东盟继续发挥主导作用；“10+3”机制在今后一定时期是加快一体化进程的最佳途径。但是，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最终实现需要中国来主导，需要中国扮演更为重要更加积极的角色。 东亚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美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中国作为核心大国，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目标和发展方向负有重大的责任，应该而且也有能力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可以通过采取八大战略措施来发挥更为重要更加积极的角色，即：积极主动发展对外关系共建和谐国际环境；树立大国形象承担大国义务；转变主权观念，调整安全战略，维护东亚和平、稳定与繁荣；协调经济政策，主动参与公平合理的国际机制建设：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加快经济发展，增强经济实力，提高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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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近代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个旧锡矿开发研究[D]. 杨娟. 云南大学. 2016
[8]. 欧盟经济一体化模式研究[D]. 兰天. 东北财经大学. 2005
[9]. 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D]. 陈志恒. 吉林大学. 2006
[10]. 东亚经济一体化研究[D]. 陈廷根. 暨南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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