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缅语的分类和白语的归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缅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可用类型、地域和谱系三种分类法分类。类型学根据语言共时的语音或形态的特征进行分类，地域分类法依据语言的接触关系产生的共性分类，谱系分类是在追溯语言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工作。谱系分类把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放在一起说明它们都是来自古代的原始语。18世纪开始，由于一代又一代语言学家的努力，经历了一百多年才建立起印欧语系。谱系理论的提出至今也已有一百多年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以新的理论基础支持了谱系理论，谱系分类法在今天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分类法。谱系分类以语系—语族—语支—语言—方言等逐级的分类法来表示亲属语的发生学关系。
一 谱系分类的原则
1786年W.琼斯根据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古英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方面显示出系统的相似情况认为这决不是偶然的，这些语言一定出自同一原始语，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原始印欧语。印欧语最初以“一百”的读音为标志分为K类和S类。进一步的分类，如日耳曼语族的建立以大约为公元前500年发生的西部语群，即K类语言的一次分化为依据。原始日耳曼语的辅音发生了系统的变化，不送气清塞音p、t、k 变为送气音，浊送气的bh、dh、gh变为浊塞音，浊塞音b、d、g变为清音。 罗曼语族以其与古拉丁语的形态比较为依据。印度—伊朗语族的建立以梵语和伊朗语的古文献为依据，东部的语言，即S类语言在语音和形态上与K类语言比较有它们自己的共同的特征。（注：《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印欧语不同语族的分立是以诸语族语言历史上的语音和形态的共同特征，即语族原始语的共同特征为依据的。
语言同源关系的论证和谱系分类研究都是依据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对不同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语言历史作出的解释。语言的历史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所追溯的语言史已远远地超出了史料所记载的历史。在印欧语研究中建立起来的历史语言学现在仍然是研究语言历史的主要理论依据。
以历史语言学的眼光看来，亲属语和方言没有本质的区别。今天的亲属语就是古代的方言，今天的方言也可以看作是不同的亲属语。我们都承认语言是一种系统，自索绪尔以来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语言的系统性还表现在语音、语法和词汇的各个方面。就语音系统来说，有音位系统、声韵系统（有音节声调的语言表现为声韵调系统）、音节系统和音节的节律等。20世纪下半叶的后结构主义关于自组织系统的思想萨丕尔在他的《语言论》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述。语言的语音、语法系统各自相对独立的演变已为许多语言事实所证明。语言历史年代学说明语言核心词的衰变是有规律的，同出一源的两种方言一千年之后保存下来的同源核心词的词根相当于方言自身二千年后所保留的。在语言的历史演变中语音、语法形态和词的变化又是相互关联的。语言内部不同的系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词的同源关系表现在语音和语义相关的对应上。亲属语的同源关系常常利用这种相关来说明。词的形态又与语音结构的演变相关。
与语音和形态历史相关的同源词是发生学关系的重要证据，如A.梅耶在《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所提供的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和亚美尼亚语（亚尔明尼亚语）数词同源关系的论证是一种经典的方法。语音和形态的历史演变是谱系分类的主要依据。汉藏语的分类中汉语和苗瑶语族的分类是以语音的历史演变特征为依据的。李方桂先生最早提出划分汉语方言的语音条件。丁邦新先生说明：“以汉语语音史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分次方言，用现在平面性的条件区分小方言。”（注：丁邦新：《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丁邦新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8年。）王辅世、毛宗武先生以古鼻冠塞音声母的演变特征为苗瑶语谱系分类的依据。（注：王辅世、毛宗武：《苗瑶语古音构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梁敏、张均如先生曾绘过一幅很直观的“侗台语族谱系图”，并根据核心词的同源情况说明仡央语群应是侗台语族的一个语支。（注：梁敏、 张均如：《侗台语族概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李永燧先生也是依据中国境内藏缅语族语言核心词的词根同源情况和形态的历史渊源关系说明缅彝语的关系。（注：李永燧：《羌缅语群刍议》，《民族语文》1998年第1期。）在汉藏语的分类中， 尤其是藏缅语的分类中常见到一些学者把亲属语的共时特征作为建立语支和解决语言归属问题的证据，看来这些学者并不了解谱系分类的原则。
二 藏缅语分类的依据
考古发掘和汉藏语的关系表明距今五、六千年前汉语和藏缅语在黄河流域地区已成为不同的方言，汉语分布在黄河下游地区，藏缅语分布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商时，汉语已分布到今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地区。从殷商甲骨卜辞所记录的汉语看，词序已有固定的格式。到了汉代汉语已成为典型的分析形态的语言。大约距今四千多年时古藏缅文化已经南下进入四川。古藏缅文化从黄河的中上游是一波又一波地南下，这代表着古藏缅语的传播也是如此，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藏缅语的历史分布。原始藏缅语应是一种以缀加前缀为主的粘着形态的语言。分布在南亚地区的藏缅语自从离开黄河上游地区之后则较少与北方的藏缅语及汉语接触。试比较下面的一组汉语和藏缅语词：（注：下文所引藏缅语材料未加注说明者分别引自《藏缅语语音和词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P.K.本尼迪克特著《汉藏语言概论》（J.A.马提索夫编，乐赛月、罗美珍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1984年）。）
（注：甲骨卜辞假“月”为“夕”，应读音相同。）（注：A Dictionary of the Ado-Miri Language,J.Herbert,Lorran,1907.）
以上藏文记录的古藏语的3个词的词根都已失去塞音尾。*-ma 和*-ba是藏缅语古老的名词后缀，可能它们原来与词根的结合较紧密，使词根的塞音尾脱落。后起的*-mo、*-pa等没有这种作用。“日”藏缅语的词根应是
被后面的*-m同化的结果。 从《诗经》等先秦的材料中还可看到上古汉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常常带有前缀音节，或称为词头，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中已有说明。今天的景颇、那加、博多等不同语支的语言仍保留着原始藏缅语构词或形态上的这种方式。汉语的“夕”*zak可能是藏缅语借词，“夜”上古音*lak是从*zlak 这样的读法中滋生出来。“月亮”，阿昌语和卢舍依语是古
的音节紧缩为前缀辅音。数词中也有这种情况
（注：Tangkhul Naga Grammar and Dictionary withIllustrative Sentences,Rev.W.Pettigrew,1979.）
我们看到不同的语言变换着数词的前缀。卢舍依语境外学者将其归于库基—那加语支，“三”和“四”的读法仍可与古藏语比较。古藏缅的g-、b-前缀在那加语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原始藏缅语前缀音和词根构成的双音节节律在景颇和那加语支的语言中仍保留着。顺便说一句，白语的“一”和“二”与羌语的“一”、景颇语的“二”可能分别有渊源关系。
那加语“一”又为ākha，khatkha中为了保持双音节的节律让词根紧缩成-t-。古藏语“眼泪”
现代景颇语双音节节律常常把多音节复合词缩成两个音节的词。（注：戴庆厦：《景颇语单纯词在构词中的变异》，《民族语文》1995年第4期。 ）节律的作用由此可见。藏语中有以*r-辅音前缀， 试比较下面的这一组词：
藏语和景颇语代表着藏缅语中两种不同历史类型的语言。藏语的名词和形容词多加词尾，景颇语多用带弱元音的前缀。这种类型的差别是藏缅语较早时期的历史演变造成的。藏缅语分化后，原始藏羌—彝缅语向加词尾的方向发展，前缀音节往往紧缩为前缀辅音。前缀辅音在古藏羌语支和彝缅语支的语言中分别为两种情况。原始藏羌语中原来用来标志词类的前缀音节紧缩为前缀辅音，其功能已为后缀音节所替代。动词词根前有语法意义的前缀辅音仍是活跃的。在古彝缅语中[*]s- 这样的使动前缀也渐脱落，用屈折或分析形态的方式来表示。景颇、那加、博多语支的语言仍保留着原始藏缅语的以前缀音的缀加为主要手段的形态。
原始藏缅语分化以后才有的语音演变是塞擦音的出现、小舌音在一些语言中的消失和音节声调的产生。塞擦音一千多年前的古藏语中已有两套。秦汉之前的北方古藏缅语中已经出现塞擦音，汉语的“草”“炒”“鹾”等当为藏缅语借词。（注：吴安其：《汉藏语同源问题研究》，《民族语文》1996年第2期。）“盐”藏文tshwa，彝语tsho[21]（南华）、tsha[21]bo[33]（巍山），独龙语
， 达让僜语pla[35]，拉祜语
，博嘎尔珞巴语olo，卢舍依语a-lo。 “孙子”藏文tsha bo，彝语li[55] po[55]（南华）、
，格曼僜语
，基诺语a[44]li[44]。由于藏文有[*]pl- 这样的音位空缺，我疑心古藏语tsh-可能是〈[*]pl-。今天的博多语中仍没有塞擦音。藏缅语的小舌音主要保存在彝缅语和羌语等中。（注：参见《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导论”部分，马学良主编《汉藏语概论》“羌语支”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彝缅语较早出现音节声调，克伦语、白语、彝语等声调发生的基础是元音分松紧。缅语的声调与克伦语的有对应关系。（注：P.K.本尼迪克特：《 汉藏语言概论》， 第159 页。陈康：《论彝语支声调系统的发生与裂变》， 《民族语文 》1997 年第1期。）这种对应关系应是古代某一时期有相近的音节结构的缘故。
藏缅语的谱系分类可以以它们的语音历史演变为依据。藏缅语不同的语言的形态演变与它们的语音演变有一种相关关系。景颇、那加、博多等语言仍保存着藏缅语较为原始的粘着形态的形式。（注：孙宏开在《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1992年第5 期）中已提到：“凡是黏着形态丰富的语言，一般说它在各方面都是保留藏缅语中古老成分较多的语言。”）藏羌、彝缅诸语多数已成为分析形态的语言，只有少数在粘着和屈折形态的方式上走着自己的道路。藏语和两种门巴语“动词的某些语法范畴用屈折形态表达，如体、式、使动态。也有用助动词或其他虚词等形式表达的”。（注：孙宏开：《论藏缅语的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民族语文》1992年第5期。 ）孙宏开先生在谈到藏缅语人称代词格的形式时说明：“当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分析了这些‘格’的形式和历史来源后发现，它们都是和历史上作为黏附形式的‘格’后附成分有密切关系。”（注：孙宏开：《论藏缅语的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续）》，《民族语文》1992年第6期。 ）藏缅语中这种现象很普遍。白语人称代词的主格和所有格也用这种屈折形式来区别。据目前的研究看上古汉语中没有藏缅语的这种格形式。
藏缅语的谱系分类也可参考它们核心词同源词根的情况。藏语与羌语、缅语、景颇语、那加语一百核心的同源数分别为42、32、24、22。缅语与景颇语、那加语、克伦语的核心词同源数分别为25、15、35。（注：博多语的核心词与缅语、景颇语同源的占30%和27%左右，与那加语的占25%左右。）景颇语、那加语与藏语和缅语比较同源的核心词根保留下来的较少，我们可以套用语言历史年代学的公式估计它们的分化年代。根据以上的研究，藏缅语族的语言可分别归为藏羌、彝缅、景颇、那加和博多5个语支。
梅耶曾这样说：“至于词汇，那是语言中最不稳固的成分。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使词趋于消失，而代之以一些新词。土著的词汇里面所加入的新词会和旧有的一样多或者更多：比方在英语的日耳曼语词汇中，就加入和日耳曼语的成分一样多的拉丁语和法语的成分。有时甚至整个词汇所属的语系和形态所属的语系不同：亚尔明尼亚的齐干语（ Tsigane）的形态和语音完全是亚尔明尼亚语的，而词汇却完全是齐干语的。”（注：A.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28页。）不过我们看到白语的词汇并没有空洞化到只有汉借词，仍保留有相当数量的藏缅语词。而目前藏缅语的分类中常见到利用基本词汇“同源”的比例数来划分方言或决定语言的归属。这种方法是未经严格论证的。本尼迪克特先生还认为汉藏语的比较中“词汇是主要的，形态和句法是次要的”。（注：P.K.本尼迪克特：《汉藏语言概论》， 第2页。）
三 白语的归属
本尼迪克特40年代的汉藏语分类中把白语归入汉语族。 50 年代和60年代罗常培、傅懋勣、徐琳、赵衍荪先生先后都把白语归入彝语支。（注：罗常培、傅懋勣：《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概况》，《中国语文》1954年3月号。徐琳、赵衍荪《白语概况》， 《中国语文》1964年第4期。）戴庆厦、刘菊黄、傅爱兰90 年代论文中把白语归入藏缅语南部语群，这个语群分为缅彝、土家和白3个语支。 （注：戴庆厦等：《关于我国藏缅语族系属分类问题》，《藏缅语族语言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马提索夫在1997年的汉藏语国际研讨会上仍将白语归入藏缅语，自成一语支。（注：孙宏开、江荻：《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之争及其源流》，《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2期。 ）郑张尚芳先生在1999年的论文中表示了与本尼迪克特相同的意见，认为“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注：郑张尚芳：《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 《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1999年。）
白语的系属，首先要讨论的是属于藏缅语族还是汉语族。如果两种语言或一组语言是从古代的一种语言中分化出来的，或者说它们曾经是相近的方言，它们就有亲缘关系。比较研究的理论依据是结构主义的语言历史观，即语言的系统，语音系统和形态的来源是单一的。（注：A.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9 页。）应该说，以语音为代表的语言的结构从古到今是逐渐演变而来的，不是不同的系统混合出来的。白语的语音与彝缅语的较为接近，与彝语一样有松紧元音的对立，鼻音尾正在逐步消失。白语的元音松紧、声母清浊是声调的伴随特征，如同-p、-t、-k是中古汉语和闽、客方言入声的伴随特征那样。
（1）白语语音的历史演变
白语剑川方言有8个声调，4松4紧。55调有松紧两种，紧的55 调是由于汉借词后起的，用来表示现代汉语去声借词，这一点《白语简志》已经说明。（注：徐琳、赵衍荪：《白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4年，第12页。）松调中的35调碧江方言中对应的为紧调类，主要读作21调。如剑川方言读作35调的入声汉借词“席”“笔”“国”“觉”“业”“失”“法”等字碧江方言中都读21调。这些都是近晚的借词。固有词中较少读35调的，如
“来”、α[35]“不”（或读作α[31]与碧江的α[ 42] 对应）。可以考虑剑川的35调也是后起的。剑川方言松的55、33、31和紧的44、42和21调的发生无疑与元音的松紧有关。
剑川方言33和31调音节的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可变读为浊的，碧江方言的对应声母都读作浊的。（注：近晚的上声汉语词借入后读33调，清声母字（阴上字）如“火”xui[33]、“鼠”sv[33]、“手”
、“鼓”ku[33]也是这样。）中古入声汉语浊塞或浊塞擦音声母老借词一般读42调，清的读44调。剑川话21调固有词有的声母为可读浊送气。如
“肉”、mα[21]“拔”等。《简志》中用清塞音和清塞擦音表示浊的，连同元音的松紧都用声调来区别。那么白语音节调的发生最初应与元音松紧和声母清浊有关。大理方言中55调又由于声母的送气和不送气分化为55和35两个调。汉语在上古时期产生音节调，最初可能有平、上、入3个调，南北朝时已有平上去入4个调。唐时一些方言中因声母清浊分化为8个调。今吴方言多数地方的音系仍是如此。 白语中有许多中古汉语的借词，中古阳平字剑川话中都读作21调。诸方言包括碧江方言，历史上有过塞音和塞擦音声母的清化。中古汉语阳平字音借入白语读21调，有的浊声母已经清化为同部位不送气声母音节。所以21调字声母中不分布送气清声母。
原始白语因元音松紧有两个原始调，后又因声母有清、浊不送气和浊送气分化为6个声调。古白语的6个调剑川方言中的读法如下：
┌清声母 A1 55 ┌清声母 B1 44
松调┤浊声母 A2 33 紧调┤浊声母 B2 42
└浊送气声母 A3 31 └浊送气声母 B3 21
剑川方言的35调应来自33调或31调，如“不”剑川可读作α[31]、α[35]或jα[35]，大理读作mu[33]。彝语“不”喜德话a[21]，弥勒话A[21]，南涧话ma[21]等。原始彝缅语和原始藏缅语应都是* ma。
白语中古和中古以前的汉语入声的借词读作紧元音，如同彝语等的紧元音是古塞音尾引起的，白语的紧元音亦应是古塞音尾引起的。假定白语塞音尾消失前归并为
，根据以上的讨论古白语“虎”的读音可拟为
，藏语阿力克话rmuk。所以可以假定浊送气声母的白语固有词一些原本是有浊辅音前缀的，浊辅音前缀是产生A3和B3调的条件之一。
（2）语序和后缀
彝缅语族的语言如彝语、傈僳语、 哈尼语等句子的语序通常是SOV，名词的修饰语在后。白语的语序不同于这些语言。白语有一些“例外”的语序，应是古白语正常的语序。
与现代白语通常SVO 语序不同的是白语中人称代词或人物称谓作为宾语时带no[33]或
，可放在动词的前面， 也可放在主语的前面。（注：徐琳、赵衍荪：《白语简志》，第77页。）在否定句和疑问句里不加宾语助词，宾语一般要放在谓语动词的前面。白语的一些固定用法，词组、俗语的词序或后缀的用法是值得注意的。在词组中宾语放在动词或介词前面的如，“故意”
（注：出处和用法见赵衍荪、徐琳《白汉词典》，恕不一一注明。）
汉语的“鸡公”“鸡婆”是古代某些名词修饰语在后的语言带入的底层词序，而白语的此种构词方式是古代白语的正常词序。拿白语的“例外”的语序与傈僳语、彝语、土家语等彝缅语比较，可以看出它们是一致的。
（3）白语的核心词
“血”剑川、大理、碧江suα[44]。试比较哈尼语“血”si[31]，原始彝语[*]swe[2]、拉祜语[*]suh（布莱德雷）。（注：D.布莱德雷：《彝语支源流》，乐赛月、陈康、鲁丁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
（注：独龙语“野鸡”“疯”的说法为杨将领提供。）
（注：米佐语（Miju），分布在印度阿鲁那查尔邦，即僜语的一种方言。参见Miju Dictionary,A.Boro,Printed at SaraighatPrinters.）
上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其”用于领格，“之”用于宾格，“其”和“之”也可以指物。“之”为近指，“其”为特指。第三人称代词在汉语和藏缅语中的出现晚于第一第二人称代词。上古汉语中不用“某”作第三人称代词或远指的指示代词。（注：郑张尚芳《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中认为白语远指词
为古汉语“某”。 ）《说文 》：“某，酸果也。”或为不定代词。《公羊传·宣六》：“使勇士某者。”[注]：“某者，本有姓氏，记传者失之。”
“一”剑川、大理α[31]，碧江α[42]。（注：剑川大理的31调和碧江的42调有对应关系，当与碧江方言中声调的合并有关。）剑川、大理的ji[44]“一”是稍早时的汉借词，ji[35]“一”是近晚借词。汉语“幺”如《说文》所释，“小也，象子初生之形。”口语中以“幺”表“一”。如骰子一点称幺，是后来才有的，不能认为白语的α[31]来自汉语的“幺”。“幺”上古宵部字，读作
以上挑选的白语核心词应与藏缅语有同源关系。白语中的汉借词有上古、中古和近晚的。对于白语中的古借词，许多前辈学者作过研究。如赵衍荪、徐琳先生在《白语词典·附录》中说明的“头”“眼”“嘴”“肝”“皮”等词。近来郑张尚芳先生举出的相当于上古末期的有“禾”（稻ko[21]＜[*]ga），“谷”（粟）sv[44]，“犬”
，“袴”（裤）
，“屐”（草鞋）kε[42]， “曲”（民歌）khv[44]，“岁”（年）suα[44]等等。 上古末期和中古时期《切韵》中合口的，白语中往往带-u-，除上述的“袴”“犬” “岁”外，还有“月”
等等。白语称月亮为“明月”。汉代以前“明月”指下一个月，《左传·昭公七年》：“其明月，子产立……。”其他如以“头”、“子”原为构词成分的词，在汉语中的出现又稍晚。“头”
也应是晚起的词。汉语中“头”作为词尾， 产生于六朝之时，宋元以后较为普遍。（注：王力：《汉语史稿》（中册）， 中华书局，1980年，第231页。）“骨”剑川叫做
“骨头”。剑川方言中“子”为词尾，用得更多。“子”为汉语的词尾，从文字上看为魏晋以后，中古时期北方方言中才普遍起来。反映晋代北方方言的闽方言和唐代北方方言面貌的客、吴、粤方言“砂子”只叫做“砂”，白语“砂子”为so[55]tsi[33]。又如“长”，是澄母字，端知的分化为唐时。（注：《王力文集》 （第十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03页。 ）“长”剑川方言读作
。后来的西南官话浊塞和浊塞擦音声母已清化，这个词借自明以前的南方方言，应在宋元之间。
白语的常用词，包括一些核心的词不断地被借来的汉语词所替代，白语的固有词反倒较少使用或在合成词中才能找到。“月亮”碧江方言叫
白语在语音、语法和核心词的构成上与彝缅语比较接近。词汇上与汉语的相近是借用造成的。大量汉借词的借入应是唐之后，明清以来从西南官话借词。古藏缅语中曾出现两种方言，一种是原始藏羌—彝缅语，另一种是原始那加—景颇—博多语。前者标志词类的前缀音演变为前缀辅音，其功能往往为后缀音所替代。白语的后缀音节[*]-po应来自原始藏羌—彝缅语。如藏文“老人”rgan po，“主人”bdag po，“客人”mgron po等中的-po。 藏羌语支和彝缅语支语言分化后彝缅语中现出了前缀辅音和词根声母不能并存的支系，白语和彝、缅诸语都是这样的语言。白语中可与古藏语带*r-前缀的词比较的同源词读作A3或B3调。 此类情况为依据可假定原始白语是彝缅语的一种方言，共同经历了前缀辅音消失的历史演变。如藏缅语族其他语言用前缀表示使动和自动的不同，彝缅语中除了使用分析手段以外对应的是用声母清浊或送气不送气来区分。
（4）白语秦汉时分布在滇西北
剑川和大理方言的方位词已借用汉语的“东”“南”“西”“北”。碧江方言“东”
“江尾”，与纳西语的方位表达方式相同。在组成的词上古今或有所不同，这一群体的方位概念说明他们原来居住在上游在北，下游在南的江河岸边。春秋战国时期滇西地区为“昆明人”，他们的经济生活和农业活动有密切关系。滇西北另有北方迁来的民族，使用石棺墓。滇西北的澜沧江、怒江便是北南走向的大河。“昆明人”是较早从四川进入云南的古藏缅人，白族等是稍晚进入的滇西北的藏缅人。春秋时期西南地区不同民族的支系已较复杂。
战国时期云南地区的汉文化还是较微弱的。云南地区到了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大墓的习俗才渐中原化。上古末期和中古时期，大理（古称楪榆）是四川通往身毒（古印度）等地的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注：江玉祥：《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白族的兴盛与南昭国的建立有密切关系。白族行火葬。《蛮书》卷八：“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惟收两耳。南诏家则貯以金瓶，又重以银为函盛之，深藏别室，四时将出祭之。其余家或铜瓶、铁瓶盛耳藏之也。”白族作为氐人的一支，其火葬习俗来自古氐羌人。较早时岷江上游地区的石棺墓中的二次葬者，有拾骨葬和火葬。（注：童正恩：《四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中国西南民族考古论文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其已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者烧其尸。”白族这一藏缅支系到达云南可能是战国至汉代，其习俗不同于同一时期分布在洱海地区的昆明人和滇池地区的“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