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与失能者转变为独立实践推理者如何可能
——基于麦金太尔“依赖性的理性动物”的考察
□贾凌昌
摘要： 如何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是麦金太尔后期德性理论的重要关切。 麦金太尔基于人与动物的相似性认为儿童与失能者拥有难以避免的脆弱性， 而脆弱性的摆脱与否在于共同体为其提供依赖的程度。 资本主义共同体无法提供有效的依赖， 唯有建构基于正义的、 慷慨的本地共同体才能为其提供充分的依赖， 从而使儿童和失能者转变为独立实践推理者。 然而， 本地共同体的乌托邦嫌疑使儿童与失能者向独立实践推理者的转变充满重重困难。
关键词： 独立实践推理者； 依赖性； 正义的慷慨； 本地共同体
伴随麦金太尔思想的生成，学术界对其的关注度也随之高涨，特别是对其美德伦理、社群主义、实践推理、道德叙事等都有不同解释与阐述。然而遗憾的是，人们对麦金太尔晚近基于人之脆弱性而形成的依赖性德性关注并不够。在麦金太尔看来，儿童、失能者拥有难免的脆弱性，为了摆脱这种脆弱性并实现幸福，他们只有转变为独立的实践推理者才有可能。在麦金太尔那里，所谓独立的实践推理者就是在不同类型的文化和经济以及实践语境下，能够运用和发挥理性的人。在儿童与失能者变为独立实践推理者的过程中，因脆弱性导致的对他者的依赖不可避免，而要实现依赖性① 在文章中有的地方用了依赖性，有的地方用了他者的依赖，之所以这样使用是因为：儿童与失能者由于拥有脆弱性从而需要依赖性加以支持，而依赖性的实现在于他者依赖的提供。也就是说，任何人都有依赖性特质，而要实现依赖性必然需要他者的依赖。正是在他者依赖的过程中个体依赖性才得以实现，从而独立实践推理者也得以最终成就。 ，本地共同体的设计又是必要的。是故，脆弱性、依赖性以及本地共同体在儿童与失能者成就独立实践推理者过程中的意义揭示就是不能避开的肯綮。
一、脆弱性：儿童与失能者何以要转变为独立实践推理者
麦金太尔在《依赖性的理性动物》开篇就提及了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我们人类在各种各样的苦难面前非常脆弱，大多数人都会受到严重疾病的折磨。而在对抗它们的过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生存，更不用说是幸福，都要依靠他人，因为我们要面对身体上的疾病和伤害、营养不良、精神缺陷和困扰，还有人类之间的攻击与忽视。这种为了寻求保护和维持生计对他人的依赖性在幼年和老年格外明显。”[1]6
从实质意义上说，确实是因为人类在生成与繁衍中面临着难以避免的灾难性现实从而形成了对他者的依赖。人类每每遭逢无法避免的灾难，在灾难面前人类都显着异常渺小和脆弱。其实，即使某一个体从来没有经历过任何外在的灾难，他也面临着无法摆脱的脆弱性(如来自于心理的脆弱性)。麦金太尔也承认并区分了这两种脆弱性：其一是来自于自身的脆弱性，可以称之为内在脆弱性，比如说疾病的侵扰，心灵的困惑。其二是来自于外在的他者的攻击，称之为外在脆弱性，如粮食饥荒，捕鱼者的海上风险，甚至国家面临的战争风险等。
换句话说，人们确实面临着难以避免的脆弱性，这也正如兰德曼所描述的，从生理角度上看，人天生就是软弱的，自然并没有给予人类在各种不利自然条件下如何生存的本能，也就是说，人的各种器官没有为了适应特定的生活条件而被特定化。兰德曼认为，特定化在正常条件下对动物来说全是优点，但一经条件变化，它却演化为不利条件，即特定化只适合特定的生存条件与环境，环境的改变会导致非人类物种的消逝和灭绝。人是一种非特定化动物，非特定化在某种自然环境作用下可能确实不是优势，但兰德曼认为，人没有单一的、只适合于他的生存环境，在每一种新的环境中，他都能发展出适合于环境的行为，并以此来保护自己。要实现这种保护，人要不断发展自己的潜能，并要寻求他者的帮助，“而人类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他可能做的一切；更不可能做到任何其他的人所能够做到的一切。”[2]526也就是说，正是这种脆弱性使人们必然要寻求某种依赖。
然而，即使人类面临种种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本身也并不可惧，更加可惧的反而是人们对脆弱性的忽视或者无视，以往和正在发生的事实已经并正在证实着这种担心。必须承认，儿童与失能者在面临脆弱性时确实需要更多的依赖性，但人们却没有给予这种特殊的依赖性提供充分的阐释和行动空间。因为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即使不存在脆弱性，人类个体与个体之间依然需要相互依赖。换言之，是否关注脆弱性对依赖性没有任何影响。然而，事实并不是如此。
3.2数据分析:1)农村居住农民有献血经历的比例和无偿献血知晓率均很低。2)对献血认识不足,血液的生理知识、免费用血惠民政策了解得不够。3)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献血次数越少的农民对无偿献血相关知识就越欠缺,越不愿意接受无偿献血,对无偿献血政策的知晓率也较低。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献血次数就越多,对无偿献血政策和相关知识的知晓率也也相对较高。4)对血液生理知识知晓率极低。5)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认为献血对身体有害。
他者提供了实现过渡的资源。麦金太尔提供了一份详细的资源清单，这种资源既包括物质资源又包括精神资源，如在儿童时期需要的护理、喂养以及衣物提供，在成长过程中提供的教导、约束与建议。在他者向儿童和失能者提供资源时，麦金太尔列举了这样几个原则：(1)差异性原则。由于个体所处的环境以及自身气质并不相同，特别是每个人面对的困难也不相同，这就导致每个个体所需要的资源是相异的，于是，他者在给予内容和方式上也应该有所不同。(2)重点性原则。对儿童和失能者，麦金太尔尤其给予了关注。由于人们有可能遭遇不同的灾难从而必然需要他者的帮助，这种帮助有可能是非常稀缺的资源，甚至是超出人们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但作为他者必须对这些特殊性给予重点性关注。(3)推己及人原则。每一个人都处于一种能力欠缺的等级体系之中，在不同的等级体系之中，每个人所处位置不同，但这个位置是动态的，是会发生变化的，而在不同的位置上，人们的需要体系是不一样的。任何人都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成为需要他者给予的人，所以我们理应成为给予者。恰如博姆所言：“你的父母亲、朋友、邻居都希望你在行为上能够表现得慷慨大度，并且着眼于以后的互惠互利。”[4]57但有人对麦金太尔的资源供给观存有异议，即这种资源给予究竟是无偿给予还是有偿给予的问题。在笔者看来，麦金太尔的资源给予应该是排除了利益交换之外的资源给予。从经济学角度上说，麦金太尔这样的主张没有太多意义，因为任何人都处于某种交往体系之中，作为个体直接或间接地为他者提供了这样或那样的资源(这在交往领域是必然的)。所以，必须从非利益交换角度理解麦金太尔，这样也才能把依赖性理解为一种德性，依赖性是一种慷慨性，具有仁义和正义性质，否则麦金太尔对依赖性的德性进行论证就失去了必要。事实上，麦金太尔也正是从非交换角度来论证资源给予的，这从《依赖性的理性动物》后续关于“正义的慷慨”之论证中得到了认证。
言下之意是，麦金太尔认为儿童与失能者理应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而要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就不能忽视人的脆弱性和依赖性，“成为有效的独立实践推理者是种成就，但在此过程中他人总是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1]68因而问题就演变为，究竟他者在儿童和失能者向独立实践推理者转变过程中供给了什么呢?这种供给是有效的么?
房颤是由于心房活动不协调而导致心房舒缩功能受损的一种快速室上性心律失常，可诱发脑卒中、心力衰竭、外周血管栓塞及心肌缺血等并发症，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不利影响，永久性房颤与非永久性房颤相比，并发症更为严重，预后效果更差，故而有必要加强对永久性房颤因素的控制，降低非永久性房颤进展为永久性房颤的风险[1] 。血管紧张素Ⅱ（AngⅡ）受体拮抗剂、他汀类药物为常用药物，联合应用可对房颤起到综合防治作用[2] 。本研究旨在探讨缬沙坦联合氟伐他汀治疗高血压合并非永久性房颤对房颤负荷、心率及预后情况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二、何种依赖：他者供给
在麦金太尔看来，对他者的依赖需要通过人与动物的相似性得到证明。很早以来人们就对人的动物性给予了关注，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隶属于人类，但他承认动物也具有明智的属性。然而，“虽然我们与所有其他物种之间的差别非常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在最早的幼年活动以及之后的很多方面，我们面对世界的方式都与其他智能动物相同。”[1]11换言之，最早期的贡献和人类生存的动物性是密切相关的，从母亲怀孕到孩子出生再到后来，他们一直关心着我们。不过，人与动物确实存在区别：海豚并不能审视人类的这种关心，而我们人类却可以去审视人对人的关心。换言之，“人类有可能理解他们从孕育到死亡过程中的动物身份，从而理解在过去和未来不同的生命阶段中他们需要他人的关心，也就是说，那些曾经受到关心的人将不时需要关心他人，而那些曾经关心他人的人也将不时需要他人的关心。”[1]68那么，究竟他者在儿童和失能者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过程中为其提供了何种关心呢?
没人知道卓别林和爱因斯坦究竟是怎么成为好朋友的。《城市之光》首映的那天，爱因斯坦原本是在洛杉矶参加学术会议，却硬生生被卓别林拉到影院为电影捧场。身为好朋友的爱因斯坦看得很走心，看到最后还忍不住擦起了眼泪。
麦金太尔承认，现代道德哲学对个人自主性和独立选择能力做出了特别强调，这有其合理性，但在儿童和失能者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的过程中，麦金太尔赋予他者依赖更重要的地位，即在麦金太尔那里，成为有效的独立实践推理者，对他者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诚然，麦金太尔也看到了，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需要自我建构，但另一方面更加需要对他者的依赖。这种思路明显不同于查尔斯·泰勒。在泰勒看来，个体同一性的定义需要通过重要的他人获得，虽然一个他人消失了，但还存在另外的他人，他人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建构着我们的同一性。看上去，泰勒重视他者的作用，但他更加倚重自我对同一性的定义。“重要的他人的贡献，即使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开头，也无处不在延续……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将自己从那些热爱、关怀、在生命早期塑造我们的人们中解放出来，但我们应该努力在可能的、最完满的程度上独自定义自己，尽最大努力去理解并且因此控制我们父母施加的影响，避免陷入任何这类进一步的依赖之中。我们需要这些关系去实现自身，而不是定义自身。”[3]43这样看来，麦金太尔需要证明他者依赖思路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虽然麦金太尔经常把脆弱性与依赖性置于一起共同使用，但脆弱性是依赖性的前提，没有脆弱性就没有依赖性。不过，麦金太尔更加倚重依赖性，脆弱性只是作为论证的手段而存在，从根本上说，麦金太尔是要阐明人的脆弱性是需要依赖性加以捍卫的。虽然从后来关于动物性的阐述中我们看到麦金太尔强调了人与动物的相似性和共同性，但其实这依然是在强调动物的脆弱性，从而用人与动物的相似性来论说人的脆弱性，正是这种脆弱性说明人是需要依赖性加以捍卫的。然而，在麦金太尔那里，即使脆弱性和依赖性存在优先序列，二者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成就独立的实践推理者，“而我要论证，如果要充分实现独立的理性行动者的德性，就要伴以我所说的承认依赖性的德性；而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就会掩盖理性行动者的某些特征。此外，这两组德性对于实现人类这种理性动物独特的潜能来说都是必需的。确定这些德性如何以及为何必需，是理解它们在人生中本质性地位的先决条件，而人类的幸福正是通过这样的生活实现的。”[1]12
无论是作为实践推理者还是前实践推理者，都需要保持对未来的思虑尤其是要对未来之好如何实现进行思考。“但是作为实践推理者，我必须能够想象对我来说不同的可能未来，能够想象我自己以当下为起点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重要的是，我应该能够设想较近和较远的未来，并且给不同行为方式在未来产生的结果赋予大致的或然性。对此知识和想象力都是必需的。”[1]62-63在麦金太尔看来，儿童和失能者都拥有想象力，但想象力也会受到偶然因素的威胁。除掉这些偶然要素，独立实践推理者由于本身对未来缺乏想象的限制导致其可能无法给儿童一些关于未来的可能性观念。而这一点，对失能者的影响会更大，因为失能者往往会失去更多发展的可能性。然而，在麦金太尔看来，这似乎看到的只是表面的现象，看上去，失能者它们本身被剥夺了更多发展的可能性，好像原因在于它们自己，毕竟他们处于失能的境地，但掩藏在背后的却是独立实践推理者对儿童和失能者的忽视。我们进一步分析。假设A未失能，那么他可以得到正常的独立实践推理者的合理期待与对待，比如他可以得到来自他者的100%的资源对待。但如果A处于失能状态，A就非常有可能得到他者50%的资源对待或者更少，因为他们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伤残，从而导致他们被剥夺了诸多可能性。换句话说，失能者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正如麦金太尔所说：“那些苦难造成的障碍是否能够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克服或避免，而这不仅取决于这些残疾人本身的资源——在这方面的个体差异很大，而且取决于他人贡献了什么，而他人的失败之处可能恰恰在于没有想象到各种未来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残疾会导致什么结果不仅仅取决于残疾的个体，而且取决于他所属的群体。”[1]63麦金太尔指出，想象力不仅在独立实践推理者中存在缺失状态，而且在儿童以及残疾人身上都普遍存在。这是因为，在儿童阶段，他们没有接受到关于想象力的教育。换句话说，教育在这方面是失败的。这有两种表现：其一是教育灌输了一种错误观念，即对人们特别是失能者来说，他们的生活取决于无法控制的外在环境，从而压制了他们对未来想象可能性的感觉。譬如，B在一次人为的灾难中造成了终生残疾，这时他业已成就的事业可能毁于一旦，于是势必造成他会将生活的不幸归因于外在的环境，而教育可能对此进行错误的引导，从而使人们失去重建未来可能性的希望。作为教育，理应给失能者提供希望之光，而不是为外在恶之环境提供佐证或注脚，但教育往往充当了这样的角色。其二是教育会鼓励对自我放纵的幻想做出让步，夸大人们的想象，模糊现实期望与一己想法间的区别，这一来，人们就无法认识到选择是存在限制的。教育失败的表现极有可能使人们成为有缺陷的独立实践推理者，因为：“这两种失败都与未能充分理解他人在我们的生活中所发挥以及能够发挥的作用有关，他们既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我们的可能性。”[1]63-64因而，作为他者，必须能为儿童和失能者提供关于未来以及可能性的合理想象，否则就不是合适的施教者。
取6周龄健康雄性Sprague-Dawley(SD)大鼠40只，体质量100～140 g(安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随机分为4组(n=10)：即空白对照组、Nif组、CsA组、Nif+CsA组。各大鼠均于安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SPF级分笼喂养，温度20～26 ℃、湿度40%～70%；饲以标准饲料，自由饮水，12 h昼夜循环。
三、他者依赖的捍卫：本地共同体
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需要对他者的依赖，这种依赖受到某种给予和接受框架的宰制。麦金太尔认为，人们处于某种给予和接受框架之中，一旦人们撇开了某种接受和给予语境，不仅儿童与失能者无法成为独立的实践推理者，而且实践推理者也无法成就个体的好与公益之好。在一种具体的接受和给予框架之中，总有人没有接受过他者的恩赐和帮助。关键是，为什么有人没有得到他者的眷顾和帮助呢?在麦金太尔看来，一方面是因为个体的道德败坏，另一方面是给予和接受网络内嵌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存在系统性缺陷。恰如福柯所描述的，给予和接受的恶制度化网络总是权力不平等分配的结构，权力倾向于平等，但也为不平等分配提供了设计结构。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现代政治结构无法为独立实践推理者成就提供现实性场域。何以资本主义的现代政治结构提供不了这种支持?又有何种政治结构能够提供此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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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太尔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尚未对什么是真正的好、何种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达成一致，它们只是在不断地妥协中寻求一种所谓的科学治理。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政治共同体追求善，而要实现这样的善，需要全体公民的参与，政治理应是所有公民关心的事物，即这种共同追求的善与好理应是人们的共同追求，但现代民族国家无法对这种善达成一致。从此意义上说，麦金太尔同桑德尔一样，他们都在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框架内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及现代民族国家进行了攻讦，正是在对现代民族国家与民主分析中，麦金太尔认识到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和公益不可能在此中获得实现。进言之，在麦金太尔看来，只要人们参与到这个网络之中，就存在着迫害与剥削的可能。而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译本序言中他也说道，与人类对现代社会的经济、科技和政治文明所抱有的日益增长的确信相比，人类对自身的精神生活尤其是道德生活以及由此形成的诸种伦理学观念，始终缺少这种共有的确信和理解。这在罗尔斯与诺奇克那里同样如此，他们都承认，社会是基于个体获得组成的，每个人都带有不同的利益倾向，即使他们因某种目标聚合在一起，但个体始终居于主体地位，于是就极有可能破坏这种给予和接受的网络。“现代社会通常——至少在表面的显现上——无非是陌生人的集合，这些陌生人各自都在最小限度的约束之下追逐其自身的利益。”[6]319换句话说，一种共同的美德始终无法达成。
麦金太尔接着说道，现代民族国家的统治方式是一种基于不同经济与社会利益之间达成妥协的过程，利益的得与失与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谈判能力以及在具体谈判中发表意见的能力密切关联，此中的关键是金钱，因为金钱能够维持政治权力的资源，如选举资源、媒体资源以及和大财团公司的关系等。正是对金钱的使用使不同利益相关方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结果是，尽管大多数公民都分享了诸如最低的安全秩序这样的公共利益(public goods)(虽然这种分享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政府对这些利益的分配却完全没有反映人们在理性探究规范的支配下通过广泛的共同思虑达成的共识。”[1]109这样一来，就极有可能将那些需要接受的人排除在外，然而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在自己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中失去重要利益。
因此，在一种无法达成道德共识的社会以及道德破碎的时代，普遍性共同体无法实现，进而导致的是给予和接受的网络体系受到破坏。为此，麦金太尔建构了基于人的依赖性的美德，上文对给予者和接受者德性的描述适合于此。但即使人们拥有了这种德性，如果没有一种有效的共同体，其作用依然无法得到彰显，独立实践推理者依然无法获得实现。何种共同体是适合的呢?麦金太尔基于社群主义立场找到了“本地共同体”这一方式：“现阶段最要紧的，是建构文明、理智与道德生活能够在其中历经已经降临的新的黑暗时代而继续下去的各种地方性的共同体形式。”[6]335
麦金太尔的本地共同体和米勒团结的社群(solidaristic community)类似。米勒在《社会正义原则》中提出了三种基本关系模式，即团结的社群(solidaristic community)、工具性联合体(instrumental association)以及公民身份(citizenship)。其中，团结性社群主要存在于家庭之中，更为松散的形式是俱乐部、宗教团体、工作小组、职业协会等，更大的范围则是宗教性社群和集体农庄。在团结性社群内部，正义原则是按需分配，每个人都被期望依据其能力为满足别人的需要作出贡献，责任和义务则视每种情况下社群联系的紧密程度而定。麦金太尔借鉴了米勒团结的社群概念，特别把农场作为本地共同体的典型。因为只有农业和渔业对以往的德性规定进行了保留，并且德性只有通过本地共同体才获得递传。“良善的农业为获得延展需要德性，反之它又护卫了德性。”[7]237
麦金太尔进而指出，正是本地共同体才能为依赖性提供现实性场域，理由在于以下方面。
按照麦金太尔的想法，儿童要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一定要把自己和欲望进行区分并能合理评价欲望，而这需要形成动机集合，并将行动的理由从外在的理由转变为内在的理由。要做到上面这些，拥有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是必要的。如何建构这两种德性呢?自我习惯养成是首要的，但他者教育与引导也是必然的。第一，作为他者，包括父母、其他家庭成员等必须拥有那些能够传授给儿童的习惯，如果他们没有形成习惯，就谈不上如何去传授给儿童习惯。第二，关心儿童和教学内容，在此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对儿童的天赋有所识别，即将没有天赋的人摒除于教育之外也是好教师的重要标志。独立实践推理者成就中的“大人”(麦金太尔语)至关重要，作为大人，就是要教会孩子，但教会孩子的不仅仅是那些取悦于大人的事情，而是为了能够实现好和最好的结果的行动。这对有些大人来说确实是困难的，由于他们没有能够接受良善的教育或其他原因导致他们根本不可能教会孩子，于是，孩子在早期学习中就变得有缺陷了，除非大人或教师是成功的，他们能够教会孩子学会面对矛盾并能够对矛盾进行反映。故而，对老师来说，也需要对自己进行改变，虽然改变也是困难的。“老师的缺陷不仅因为这个任务难度很大，而且因为老师也曾经是有缺陷的学生。”[1]69于是，教师建构德性就成为一种必要。“因此如果想要理解对人类来说如何生活才是好的，我们就要知道对一个独立的实践推理者来说怎样才是卓越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独立的实践推理者的德性是什么。”[1]64第三，对父母亲来说，他们必须为孩子提供安全感和正确的反应性认识。麦金太尔认为，需要“作为人之本性的概念是全部道德理论讨论的核心”[5]45，也就是说，包括儿童和失能者在内的需要都不能对人的本性进行屏蔽和曲解。然而，随着德性与事实离异趋势的显现，需要已经被道德哲学所抛弃，是故，必须重拾亚里士多德对道德观念的解释，特别是可以将德性表征为需要的表达和外显。因为，“道德生活与需要的追求虽然有些不甚清晰的东西作祟，但它们的联系却是得到保护的。”[5]43如是，麦金太尔认为，父母亲应对孩子的需要做出反应，如不能做到这点，儿童就无法获得基于外在现实的对自我的充分感觉，儿童就被剥夺了成为充分区分幻想和现实的人所需要的东西。进一步说，如果父母亲没有及时对孩子的需要进行捕捉或作出反应，并在没有顾及他们需要的时候又强加了另一种所谓的需要给孩子。“这样的小孩就无法获得对外在现实和他自身的充分感觉。他被剥夺了成为能够充分区分幻想和现实的人所需要的东西。”[1]74当然，对父母亲来说，需要把孩子作为持续的关心对象，并且无论孩子处于何种失能状态都要给予关心。
(1)在本地共同体之中，它允许独立实践推理者对政治决策中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即共同体成员认为有必要通过共同的思考从而得出共同结论的关键性问题，制度化思虑形式以及普遍性接受决策程序是必要的。
与北三县跨界的点、线、面全覆盖的多功能生态绿色安全格局；以通州与北三县两河之间大尺度绿色空间为核心，以河流水系为依托形成蓝绿交织的网络化格局，构建森林40%、水面10%、农田25%、城乡25%的生态网络。同时，围绕以农田为基质、以森林湿地为重要斑块、以“三河五路”为骨架的生态格局，减少依托河流水系、道路绿地和农田林网建设的自然型生态廊道。
符合临近水源，遗址点分布较为密集且出土实物文本较多较全，代表性较强，可以作为昂昂溪文化突出代表的是五福及滕家岗等处遗址。
(2)本地共同体使正义的慷慨这一德性与已经确立的德性保持了大体一致。正义的慷慨是儿童走向独立实践推理者过程中的核心德性，确实要看到每一种正义关系都需要不同的规范加以衡量，但没有任何简单公式可以概括所有规范性要素。虽然麦金太尔后来转向了新托马斯主义，但早期加入共产党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经历使他依然在寻求马克思主义的帮助。即在本地共同体之中，马克思主张的按需分配方式对他者的帮助是最合适的。一方面，按需分配满足了“正义的慷慨”之德性；另一方面，它能为孩子和失能者提供尽可能的资源。但在现有的资本主义框架内，人们不可能运用这一方式，但麦金太尔同意，我们依然可以运用一种不完美的方式应用它，比如前文提及的“家庭农庄”方式。
从最普遍的情感上讲，对儿童和失能者来说，他们确实需要更多的关心，他们本身并不希望是脆弱的，但却因种种原因造成了他们的残疾和脆弱。历史上，人们会在一般意义上承认依赖性，但却没有特别承认以脆弱性和苦难为基础的依赖性。在麦金太尔那里，如果仅从一般意义而没有从特殊角度即残疾或者伤害等角度关注依赖性，道德哲学的进路就会非常不同，也是不完整的。麦金太尔指出，在伦理学发展历程中，大多数人都把病人、伤人或残疾人看成是道德行动者慈善行动的对象，从而预设了道德行为者都是理性和健康的存在，这样一来就会把残疾人视为“他们”，而不是“我们”。进而这会导致理性而健康的行为者设计的伦理极有可能把“残疾”伦理剔除在外。并且一旦采取类似斯密的思路，就会使人们对德性的理解产生很大差异。也就是说，当不把残疾人视为“他们”而视为“我们”，即把道德行动者的主体扩展到残疾人和失能者时，道德哲学的结论就可能完全不同。换句话说，道德主体状态是道德结论得出与设计的重要因素。阿德勒在《超越自卑》中曾表明，对待生活中的不愉快经验，存在着三种态度：一种是屏蔽型，即不愉快根本不会影响人们，此情景下，人们会努力改善不良环境；二是反射型，即感觉不愉快会对人们造成影响，此情景下，人们也会把不愉快带给世界；三是感受型，即让人们用行动感受生活不愉快造成的影响。阿德勒进而认为，对这三种人的解释都会表现在他们的行为里，除非他们改变他们的解释，否则，他们的行为就不会有所改变。据此，如果不同的主体拥有相异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对道德设计也必然是不同的。
(3)一种基于代理人选择的发言权设立。本地共同体能为所有人都提供思虑和对话的权利，无论是作为独立实践推理者还是前实践推理者或根本无法推理的人，都拥有发言权。对限制或根本无法推理的人，需要有代理人为他们发声，代理人在一种政治结构中有正式的地位。同时，对话应该是正义的，即每个人说话时要坦诚，不能装腔作势，欺骗他者，并要对所要表达的观点给予合理的时间。
(4)这种政治结构与形式将儿童与失能者的利益作为公益或作为平等的分子进行了纳入和考虑。“按照这种方式构建起来的共同体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它们重视小孩和残疾人的需要。”[1]120在麦金太尔看来，小孩和残疾人永远不能组成现代意义上的利益群体，并且他们的需要仅仅依靠家庭提供是不够的，尽管地方共同体提供的资源不是无限制的，但我们不能因为将来孩子或失能者无法给予回报而不去关心他们，只有当孩子或失能者没有受到预测回报的限制，他们才算是得到了真正的关心。于是，他者依赖也才得到真实的实现。
四、本地共同体的乌托邦陷入：他者依赖的困难
麦金太尔主张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必然需要他者的依赖，然而，如果没有本地共同体的设立，独立实践推理者也难以形成，正如他所说：“如果有人切断自己与最初像学徒一样恭顺地在其中学习的共同活动的联系，将自己孤立于那些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找到其意义与目的的共同体，就会使他自己不可能找到任何外在于他自己的善。”[6]329不得不说，这的确是不错的设想，但试图在本地共同体之中实现一种基于他者依赖的独立实践推理者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麦金太尔所理解的善究竟是何种善呢?这种本地共同体是否能够提供他所说的善呢?对麦金太尔来说，他对善的理解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德性之后》阐明的最高善与亚里士多德主张的目的论相耦合，但在《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以及《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中，他又把以往拒绝的人之幸福重新作为最高善加以追求。这意味着，麦金太尔必须明确在本地共同体之中追求的善究竟是何种善，唯此，才能为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构建前提性条件，否则，独立实践推理者成就的方向就是不明确的。
其次，是否存在一种本地共同体呢?麦金太尔所期望的农庄和渔业合作社在现代社会框架中是否是可以运行的共同体呢?笔者赞同米勒的说法，国家是首要的分配机构，国家的政策和实践促成了社会正义或者社会不正义，国家通过不同的部门几乎在每个物品的享用中都施加着影响。因而问题就是，麦金太尔的本地共同体与国家究竟是何种关系，他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呢?本地共同体必须考虑国家的制度设计与安排，然而一经本地共同体向国家给予谄媚，本地共同体就可能会演化为某种利益平衡的政治框架。姚大志将麦金太尔的本地共同体界定为“经济乌托邦”。他认为麦金太尔把农业和渔业生产给予了理想化的诠释，因为以小生产者作为主体的传统农业和渔业在目前社会环境下不可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它根本无法与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和渔业保持竞争性地位。对此，麦金太尔辩护道：“这些当然是乌托邦式的标准，在乌托邦之外很少可能实现，而且即使实现也有很多缺陷，这一点我之前已经指出了。但是努力以乌托邦式的标准生活本身并不是乌托邦的，尽管那确实意味着要拒斥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目标。”[1]119换句话说，麦金太尔虽然在表面上没有承认本地共同体是乌托邦，但已经在实质上承认了本地共同体的乌托邦嫌疑。社会发展确实需要传统，但对传统的回归也必须保持对现代的敬畏，没有现代因子的介入，单纯地寻求传统的帮助可能最终变成一种乌托邦。
再者，本地共同体的本地究竟以什么作为限度呢?是否在本地共同体之中，正义的慷慨之他者依赖就必然会实现，毕竟究竟对什么是正义，谁要施加更多的慷慨，人们无法对此达成一致意见。麦金太尔认为，在本地共同体之中施加德性就可以，但德性没有制度或程序正义进行捍卫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对此，米勒悲观地认为，普遍正义的寻求是不可能的，那怎么办呢?斯图亚特·汉普夏力图用程序捍卫社会正义，在他那里，程序就是为避免毁灭性冲突而设计的。然而，何种呈现又是合理和有效的呢?所以，本地共同体这一命题存在诸多漏洞，可能需要进行修补才能更好地完成使命。
总之，麦金太尔对儿童和失能者如何成为独立实践推理者给出了向他者寻求依赖的路径，并且提供了这种路径的本地共同体保障。但由于本地共同体本身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困难，并无法处理好与国家的关系，从而使本地共同体提供的他者依赖是困难的。这并不是不可弥补的，不过，这种弥补在资本主义的现有国家框架内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当自然灾害发生时，对受灾区域的全信息感知为应急救助决策、灾后评估、挽救生命财产和降低损失提供了保障，是综合国力的象征.因此，面向自然灾害的应急物联网相关理论与技术，已经引起了科研机构、相关企业及学者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在国防、科研及应用领域中，应急物联网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1](美)麦金太尔：《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人类为什么需要德性》，刘玮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2](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3](加)查尔斯·泰勒：《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4](美)克里斯托弗·博姆：《道德的起源——美德、利他、羞耻的演化》，贾拥民、傅瑞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5]A.Maclntyre.“Note from the Moral Wilderness”， in KelvinKight，ed.，Notre Dame ，The Maclntyre Reader ， IN：University of Noter Dame Press，1998.
[6](美)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7]A.Maclntyre.“Politics，Philosophy and the Common Good”，Kelvin Knight， Notre Dame ，The Maclntyre Reader ，Indiana：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98.
How Children and Disabled Persons Achieve Independent Practical Reasoners—— Investigation of MacIntyre-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JIA ling-chang，Shangrao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How to become an independent practical reasoner is an important concern of McIntyre’s later virtue theory.Based on the similarity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Macintyre shows that children and disabled people have unavoidable vulnerability，and whether the vulnerability can be eliminated depends on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provided by the community.The capitalist community can not provide effective dependence.On the contrary，only by constructing a generous local community based on justice can it provide sufficient dependence and transform children and disabled people into independent practical reasoners.However，the local community has been unable to get rid of the suspicion of utopia.
Key words： independent practical reasoner； dependence； justice generosity； local community
中图分类号： B8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023( 2019) 06-0013-07
作者简介： 贾凌昌， 上饶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五大发展理念下善治生态型构的中国逻辑及其进路研究》( 16BKS063) 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6-10
DOI： 10.19648/j.cnki.jhustss1980.2019.06.03
责任编辑 吴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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