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到中心的艰难跋涉--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的生存状况_流动人口论文

从边缘到中心的艰难跋涉--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的生存状况_流动人口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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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流动人口数量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加大,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及由此而引发的冲突和矛盾日益凸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识之士普遍认为,能否解决好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将对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产生重大影响。本期特推出下面的长篇通讯,以便让大家对这一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希望该问题能尽早得以合理解决。

放学了,6岁的小红像往常一样收拾书包,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捡拾着路边别人扔下的饮料瓶,并把这些瓶子放入早已准备好的塑料袋内。到家门口时,小红已装了一大塑料袋的饮料瓶。有人吃惊地问她为什么这样做,她脏兮兮的小脸上露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静:妈妈是收废品的,我帮助妈妈捡饮料瓶可以多卖些钱,这样我就能继续在这里上学了。

小红是去年随妈妈来到郑州的,和许多的流动人口子女一样,她正从城市的边缘向中心艰难地跋涉。为进一步了解像小红这样的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状况,以及他们学习、生活的环境,记者在郑州市通过几个月的跟踪采访,亲历并记录下了他们在城市生存的艰辛与无奈。透过这些,记者也看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企盼。

走进学校

没有操场的公办流动人口子女学校

2005年4月23日早晨8点钟,在河南省财经学院的操场上,一个个身着整洁服装、手中高举各色旗帜的小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向主席台走去。

这是郑州市文化路一小分校在租赁的场地上举办的第一届春季运动会。会场上维持秩序的,除了该校全体老师外,还有财经学院的老师,他们都是早早赶到这里,主动帮忙的。郑州市文化路一小分校招收的全部是流动人口子女。这些学生都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运动会,第一次看到这样壮观的场面。他们认真参加800米长跑比赛、运球比赛……在这里,每个学生都像快乐的小天使。

郑州市文化路一小分校成立于2003年8月,是一所公办民助性质的学校, 现有学生1400多人。学校没有操场,去年的运动会就是在约20平方米的课间活动场地里分年级进行的。校长程俊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心让孩子们参加一次真正的运动会。今年初,她四处奔走,最后在企业家娄季青的帮助下,以低廉的租金租用了财经学院的操场,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租用的校园原是一家废弃的工厂,三面被饭店包围,上课的时间能闻到从饭店里飘出来的呛人的油烟。据程校长说,刚搬来时,学校和饭店之间没有围墙,许多饭店人员经常在学校出入,校内唯一的厕所成了周围几家饭店的公共厕所,一到夏天,校园里垃圾苍蝇满天飞。考虑到学生的安全与健康,金水区教文体局投资近200万元,除购置教学设施外,还给学校拉起了围墙,给每间教室安装了日光灯和抽风机。程校长说:“现在学校的环境比前年好多了。”

每个星期一,程俊梅就会带领老师们,分成几个小组,逐间教室挨个检查。“这个娃娃发型不合适,中午剪短。”“这个孩子的指甲长了,修一下。”两个小时后,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每个孩子都接受了检查。程俊梅说:“这本该由父母做的工作,在我们这里,归学校。”

每天下午放学,班主任老师必须等孩子们一一走完后才能下班。常常是班主任领着一群学生,站在校门口,等待着家长一个个先后到来,无论刮风下雨,从未间断。这样的风景,亮丽了文化路一小分校的每一个傍晚。

“学校没有图书,没有电脑,没有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也没有活动场地”,这是令程俊梅校长最头疼的事情。由于学校场地紧缺,孩子多,因此安全问题成了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天的课间,所有老师都高度警惕,生怕孩子们拥挤发生事故。

租用的校园再有两年时间就到期了,程俊梅希望到时候能够新选校址,为学生建一个大大的操场,让学生每年都能参加正规的运动会。

举步维艰的民办流动人口子女学校

自郑州市政府取消了流动人口子女上学所需的各种证明和手续后,流动人口子女上得起学了,上学方便了。据郑州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2004年秋季,市内4个区就近分配了3292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进入初中一年级学习,按每班45人计算,相当于73个班的规模。在流动人口子女相对集中的区域,公办学校无法全部满足他们插班就读的要求,因此,一部分学生仍旧选择了民办的流动人口子女学校。一直以来,这类学校被习惯地称为“民工子弟学校”。

郑州市育人学校位于管城区的七里河村,学校占地46亩,现有学生600多人。据校长刘亚敏介绍,学校招收有幼儿园、小学和初中的学生,全部实行封闭寄宿式管理,有专门的生活老师照顾低年级学生的生活。

赵小红是郑州市育人学校的生活老师,负责近30个小学一年级女孩的日常生活。每天早上5点钟她就起床,5点半准时喊醒学生,然后一个个地给她们梳头,6点半,学生衣着整齐地去上早操,她开始给学生们叠被子、打扫卫生,7点20 分到餐厅为学生打饭,8点20分,孩子们去上课,她开始为学生洗衣服。晚自习后, 学生回到宿舍,她要给她们洗脸、洗脚、剪脚指甲,熄灯前为她们盖好被褥。半夜经常有孩子尿床,“一晚上起床四五次是常有的事情”。

赵小红说:“每当看到这么小的孩子离开父母,我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她们父母的生意忙,没时间照顾孩子,在学校里,我们就是孩子的亲人。”

尽管学校的老师都在尽心尽力,然而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民办学校在社会上的信任度还不高。校长刘亚敏说:“我们学校餐厅、浴池、微机室、仪器室、图书室一应俱全,并依据物价局的收费标准执行一费制,但我们得不到学生家长的信任。这让我们既尴尬又无奈。我们现在不奢望政府的过多支持,只是想脚踏实地为教育办点实事,让在我校接受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真正能够快乐地成长。”

一直致力于创办民工子弟学校的杨万霖深有感触。春笋学校是他所创办的学校中条件较好的,有颇具规模的教学楼,教师也都是中专以上学历的师范毕业生。早在2001年底,该校就被称作是“郑州市条件最好的民工子弟学校”。2003年6月19日,在郑州市金水区政府《致流动人口子女家长的一封公开信》张贴的同时,取缔条件简陋的民工子弟学校的通知也张贴了出来。金水区的8所民工子弟学校被正式取缔,而春笋学校却因为附近公办学校接收能力有限,幸运地被暂时保留了下来。

在近10年的努力中,杨万霖创办过3所民工子弟学校, 为数千名上不起学的民工子女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然而,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春笋学校,因办学条件达不到验收标准,至今没有得到合法身份。

郑州市金水区教文体局社会力量办学管理科的有关负责人说,虽然在金水区教体局的帮助和扶持下,春笋学校在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旧没有达到民办学校要求的标准。他们表示,将继续帮助春笋学校进行整改,希望能使其尽早合法化。

没有“城市化”的公办学校插班生

2004年5月, 河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实施意见》,规定入读公办学校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奖励、评优、申请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建立学籍、发放毕业证等方面与其他学生一视同仁。尽管如此,在进入公办学校后,来自同龄人异样的目光仍让这些民工子女时刻感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

“城里的学生都很干净,普通话也标准,我在这里总感觉低人一等。”来自信阳的12岁的男孩小杨说,“他们都穿漂亮的衣服,我家里穷,一个季节只有两套衣服替换,因此我不敢站在他们面前。我在老家从不说普通话,在这里,同学们经常笑话我。有一次上课,老师让我用‘彷徨’造句,由于我的发音不准,念成了‘芳芳’,班里很多同学都笑了……”

这是一个在公办学校插班的农民工孩子所遇到的尴尬。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不少乡下来的孩子,在大部分是城市孩子的公办学校里,独自品尝着一份孤独、自卑,甚至还遭受歧视和欺负。

心理学专家、南京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博士生导师傅宏教授指出,农民工子女已觉察到了自己与城市孩子的差别,这种差别让他们感受到的强烈的不平等,将加深他们的被歧视感、对立感和自卑感,导致他们不敢与人交往。如果不对他们进行真正有效的教育,他们很可能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对抗情绪。

前年秋季,郑州市纬五路二小按政府文件的要求,无条件接收了100名小学生。在这些学生中,因为当时入读一年级的正好50人,为了能更好地因材施教,纬五路二小把这些学生专门编成了一个班,称作一(3)班。 但让学校老师们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班的部分家长提出了许多意见,他们认为老师对这个班学生的教育没有尽心,让学生心理上受到很大的压力,要求把孩子们分散到其他班上课。

该校校长王瑛说,其实学校为了这个班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无论是在管理上还是在资金投入上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保护孩子的自尊心,避免出现公办学校插班生的尴尬,让这些孩子能够和城市的孩子一起真正接受均等的教育。可没有想到的是,所有的努力竟然遭遇到了这样的不理解。

走进家庭

住澡堂的孩子

小强是文化路一小分校二(2)班的学生,他有一张圆乎乎的脸, 脸上的表情很丰富,眨巴眨巴的黑眼睛惹人喜爱。

小强的妈妈在大铺洗浴中心干杂活,每天的工作包括打扫卫生、拖地以及给工人们做饭,一个月的报酬只有300元钱。尽管工资不高, 但妈妈看中了这里能带孩子管吃管住的“优越”条件,已经在这里干了整整三年了。为了供儿子上学,她省吃俭用,多年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4月的一天,她穿一件七八年前的、 已无法系上纽扣的上衣参加家长会,班主任杨月英老师看不过去,就把自己的衣服送给她。妈妈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给小强交学费和支付两人的生活费用外,已经所剩无几。为了省点车票钱,她整整3年没回叶县的老家了。

每天晚上12点,等洗澡的客人都走后,小强和妈妈才能在澡堂里休息。早上5点多钟,妈妈就起床打扫卫生、烧饭,6点半做好一大锅饭后, 除了叫醒熟睡的小强起床外,还得给在洗浴中心的工人们盛饭。7点半,妈妈骑自行车送小强上学。中午11点放学,妈妈准时出现在校门口,吃过午饭再送小强回学校。下午4点半,妈妈把小强接回所谓的“家”里,小学毕业的她就放下所有的事情,给趴在脏兮兮的小桌子上写字的儿子辅导作业。

提起爸爸,小强眼睛里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从出生到现在,他仅见过爸爸3次,很难在内心里对“爸爸”产生感情。而每每这时,小强的妈妈总是两眼含泪:“已经一年多没有音信了。”说到孩子的将来,她摇摇头,叹息一声说:“不知道啊,我现在的状况可能无法供他读大学,但是只要我活着,就会尽一切可能让他上学。孩子将来能够找一份工作,堂堂正正做人,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吃地摊的孩子

出了小强家门,紧走几步,进入一个小吃街,走过狭窄的小巷,经过好几个同学的家门,再穿过一个小小的挂满衣服的天井,七弯八拐,就到了小军家——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小黑屋子。屋子里只有一张床,床上堆着凌乱的衣服,挨着门口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面是乱七八糟的做饭工具。小军说,他妈妈已经出门好久没回来了,家里只有他和爸爸。

小军的爸爸在科技市场做搬运工,每天天不亮就出门,生意好的话一天可以赚20元,生意不好也就是几块钱,有时甚至一天一分钱也赚不到。由于爸爸这些天生意好,根本顾不上做饭,小军的一日三餐就和他爸爸一样在地摊上随便解决。一个月,除去房租100元钱,所剩的钱全用在父子俩“填饱肚子”上了。

小军由于先天性弱视没有及时治疗,引起斜视,戴着厚厚的镜片,左眼700度,右眼600度。小军的爸爸说,给小军治眼睛已经花了1万多元钱了,依然没有治好,这成了他心头永远的痛。据小军的班主任讲,可能是受家庭的影响,小军不爱说话,性格孤僻,学习成绩在班里属于中下等。

谈及小军的学习,小军的爸爸说:“我也是没有办法啊,我每天必须得去挣钱,首先得养活我俩,然后才能供他上学。我这样的工作没个准点,不可能每天都去接送他,也根本不可能给他天天按时做饭,至于学习只能靠他在课堂上学的几十分钟了。”

经常送小军回家的杨月英老师说:“在学校给孩子布置一点儿家庭作业,可是孩子回家连学习的桌子都没有;在学校教孩子要爱清洁,讲卫生,可孩子的家里到处都是脏兮兮的;在学校教孩子要尊重他人,文明礼貌,可是有些孩子的父母却经常吵架,甚至谩骂厮打……在学校里学习5天,经过2个休息日,他们又回到了以前的生活,‘5加2等于0’了。”

家庭教育的缺失令人担忧

去年冬天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文化路一小分校一(1)班班主任王艳霞老师像往常一样,和孩子们一起在校门口等待着来接孩子的家长。

天色越来越晚,其他的孩子都被家长们接走了,只剩下小童一个人了。王艳霞那天穿得有点薄,一阵冷风吹过,她打了个冷战,可仍然拉着小童的手在校门口等着。后来,她想起办公室还有件旧衣服,就对小童千叮咛万嘱咐,让他等在门口不要动。然而,等她拿着衣服匆匆忙忙赶到校门口时,小童却不见了。王艳霞急得顾不上穿衣服,跑着四处寻找小童。正准备骑自行车回家的一位老师得知后,连忙骑上自行车去找,终于在附近的一条路上把小童找了回来。

冬天的晚上,天黑得早,晚上8点多钟,相隔1米就已经看不清人脸了。这时候小童的爸爸仍旧没有来。由于小童刚转来没多久,王艳霞没有他爸爸的电话,也不知道他家住哪里,只好依旧等待。8点半的时候, 小童的爸爸骑摩托车急匆匆地赶来了,看到儿子后,把他抱上摩托车就准备走人。这时,小童回头对站在寒风中的王艳霞说:“谢谢老师。”没想到小童的爸爸竟然说:“赶快走,谢什么啊,这是她应该做的。”听到这话,王艳霞呆呆地站着,望着摩托车飞驰而过后留下的烟尘,心里很不是滋味。

据其他老师反映,别的班级也有这样的情况。在学校里,老师对学生要求稍微严格一点儿,就有家长不满了:“你们老师管那么多干嘛,我又没有要求自己的孩子非得学习好,来你们这民工子弟学校上学,也就是图个将来能认男女厕所……”

纬四路小学的一位班主任说,开家长会时,让家长在一张调查表上签名。一位家长竟然说:“老师,俺不会写字,您替俺签吧。”班主任哭笑不得,不由地想:这样的家长能给孩子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呢?

文化路一小分校的校长程俊梅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是孩子整个教育链条上的重要一环。部分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缺失,造成教育链条的断裂,这种现状令人担忧。我认为,政府既然放开政策,让这么多的农民工涌入社会,那就应该对他们负责,比如建立农民工培训机制,充分发挥劳动、司法和教育等部门的服务功能,让这些家长从遵守交通规则、讲文明、讲礼貌等小事做起,逐渐规范自己的行为,为孩子作出榜样。”

走向理想

经费问题何时不再让人头疼

自郑州市砍掉限制流动子女入学的门槛之后,大部分的孩子都不再为上学的问题而发愁了,但是看了目前收留流动人口子女的学校存在的普遍困难,我们不得不沉思:如何尽早解决经费问题,让这些流动人口子女真正享受到均等的教育?

纬四路小学的书记赵恒说,2003年8月,他们学校按照金水区教文体局的通知,一下子接收了约900名的流动人口子女,原本拥有电脑室、图书室、 舞蹈室的综合楼变成了教室,学校的各项资源都显得紧缺,经费不足也就成了学校的主要问题。

还有教师提出:这么多民工一下子从农村拥入城市,给原本教育资源并不富裕的城市增添了巨大压力,大班额教学等问题接踵而至。而农村却大规模合点并校,师生流失严重,教学质量更是日渐下降。他们认为,政府在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的同时,也应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文化路一小分校的一位老师说:我们每个老师都是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为的是让这些流动人口子女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得到均等的教育。而我们学校的大部分老师是统一考核后招聘来的,一个月只有600元钱,没有养老、医疗、失业保险,也没有住房公积金等任何保障。我们希望能在政策的支持下,尽早解决后顾之忧。

“我们在安置这些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的过程中的确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金水区教文体局的一位负责人说,“在租用校舍、增加教师上,我们都有很大的投入,仅改造文化路一小分校就投入了近200万元,几个学校总投入在500万元以上。即便如此,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困难,经费问题也是令我们最头疼的问题。”

广东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说:“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是作为社会管理的决策者,应该把一些事情交给社会做,交给市场做。现在的民工子弟学校需要政策方面的开放和倾斜。第一,要允许;第二,要扶持。”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闫凤桥指出,关于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尽管我国已经下发了很多文件,然而中央和地方、流入地和流出地往往有很多扯皮的现象,使得我们很多好的政策落实到基层时已经和预想的目的不一样了。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政策,但每个政策是否有配套的措施,是否进行监督和评估,这是政府应该考虑的问题。另外,加强资源整合,加大对农村教师的培训力度,让留守农村的孩子也受到正规的教育,这也是国家发展的长远之计。

让每一朵流动的小花茁壮成长

对于大多数在城市公办学校随班就读的农民工子女而言,不同的成长环境,使得这些“插班生”在沐浴城里灿烂阳光的同时,也极易在心灵上留下自卑的阴影。如何让这些孩子树立信心,尽快地融入都市生活,这也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重中之重。

纬四路小学是全国人大代表视察过的学校,也是金水区乃至郑州市接收流动人口子女较多的学校之一。赵恒书记说:“这些流动人口子女来学校时,我们专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让这些孩子发自内心地喜欢学校。由于接收的学生多,我们只能对这些学生进行编班,余下的几十个孩子进行插班。为了让他们感受到平等,学校四处订阅彩色教材;为了能保证优质的教育,学校还专门挑选省骨干教师担任这些班的班主任。班主任对‘插班生’关爱有加,尽全力让每一朵流动的小花都得到阳光雨露的滋润,茁壮成长。”

小刚是纬四路小学四年级的“插班生”。一次课后,班主任张老师在给他补课时,无意中看到他脖子上有一层一层的黑东西,以为是污垢,就旁敲侧击地提醒他要注意个人卫生。小刚低着头,连声应允。然而,第二天上课时,他脖子依然很黑。课后,张老师悄悄地把小刚叫到跟前,才发现他脖子上的不是污垢,而是蜕皮后结成的一层层的痂。小刚知道已无法隐瞒真相了,只好坦白了自己患有皮肤病的事实,边说边掀开上衣,肚皮上露出大片的蜕皮。看着这个不幸的孩子,张老师心中涌起了阵阵酸楚。

那段时间,小刚变得非常消沉,上课无精打采的,下课一个人在角落里发呆,还把上衣领子高高地竖了起来,极力想藏住自己的“隐私”。张老师注意着小刚的一举一动,多次找他谈心、聊天,并在卫生课上布置任务,让学生查阅皮肤病的症状和治疗方法,希望大家用班集体的爱心温暖他。全班同学热情很高,四处查找治疗这种皮肤病的信息,后来终于打听到北京有一家医院专门治疗这种病。小刚的父母得知这一消息,来到学校向大家道谢,并打算尽快带小刚去治疗。经过这件事,小刚不仅感受到了学校的温暖,而且克服了自卑心理,逐渐变得自信了。

纬四路小学校长张秀芳告诉记者,在该校就读的借读生占在校生总数的50%以上,为了使民工子女更快地融入都市生活,学校从抓学生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做起,保护学生的自尊心,表扬学生的点滴进步,培养学生的自信。学校在编班时考虑借读生和本地学生的比例,通过开展“夸夸我们的家乡”“家乡话比赛”“手拉手,一起做个好朋友”等班队活动,增强他们的自豪感,消除其生活和学习上的顾虑。

浙江教育学院肖远军博士认为,让流动人口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这更有利于他们融入都市生活。在班主任和同学们的关心帮助下,这些孩子和城里的学生一起平等交流,一起成长。无论今后他们是回农村,还是留在城市,在公办学校学习的这些日子都会影响他们一生。“读书不仅是读课本,还包括读老师、读同学。”在肖博士看来,“读同学”“读老师”比“读课本”更重要。同学之间交住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让农民工子女和城里的孩子一起上学读书,了解城里孩子的生活、学习,有利于他们个人发展,便于尽快融入都市生活。

同一片蓝天下的期待

据纬四路小学的赵恒书记介绍,学校现在一个班级有近80个学生,每个老师都在超负荷地运转,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一位班主任说:“既然已经接收了这些学生,那就要为他们的成长负责。我们不仅在为学生当老师,也为家长当老师。”

四年级的小花刚来的时候不会说普通话,现在她在教卖菜的爸爸说普通话;二年级的小兵刚来时不讲究卫生,穿的衣服和他爸爸一样又脏又破,但上个月小兵的爸爸却穿着整洁的衣服,还特意打了领带来参加家长会……

据了解,大部分流动人口子女刚转来的时候,各方面的知识都很欠缺。有的孩子竟然不知道什么是草坪,老师就把语文课堂搬到公园里,让孩子们零距离接触、了解草坪;一些孩子没有照过相,老师就找来照相机,给孩子们拍照,并教孩子们如何使用照相机……教师们凭着对教育的一腔热血,用自己的爱心和耐心,为流动人口子女撑起一片蓝天。

在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问题上,有专家指出,政府在政策上进一步加大倾斜力度是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首先,一定要抓好国家已颁布的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相关政策的落实;其次,各级领导,尤其是区域教育政策的决策者必须从思想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有可能在政策上采取一系列的“倾斜”,只有这样,才能让这些流动人口子女快乐地成长。

纬四路小学的一位班主任说:“移动公司开通的‘校信通’工程是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的很好的实例,给家校沟通架起了桥梁。我们在网上给家长们发信息,他们的手机就能接收到。只可惜,家长的手机若是联通的,就无法进行这样的交流。真希望社会各部门都能够像移动公司一样,伸出援助之手,共同关注流动人口子女。”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流动人口不是不重视自己的孩子,而是较低的文化程度和较差的生活现状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去配合学校关注子女的教育。政府不是对教育不投入,也不是政策不倾斜,而是各部门在执行政策时协调不够。希望这些家长能够配合学校搞好学生的教育,社会能够多关注流动人口子女,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提供机会让孩子去实践。这样,他们才能够在城市这文明、平等的氛围中健康成长。

“民工子弟学校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物,在当前城市化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承担着过渡性的任务。”浙江教育学院肖远军博士说,“随着政府的日益关注,各部门之间相互协调努力,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区不断扩大,农民工和当地居民混住,而一些基础较好、经济实力较强的民工则成为城市居民。那时,民工子弟和城市孩子接受均等的教育,他们各方面的素质和城市的孩子一样,民工子弟和民工子弟学校都将会渐渐消失。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理想。”

“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这是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教师节前夕,考察北京玉泉路民工子弟小学时,在学校黑板上的题词。

2005年的教师节就要来临。我们期待着,未来某一天,这些从边缘向中心艰难跋涉的流动人口子女能真正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在同一片蓝天下,带着一份又一份来自他乡的爱,带着一个又一个希望与向往,自由飞翔。

(文中涉及的孩子均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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