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市场精神：中国经济特区的文化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特区论文,使命论文,精神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全方位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特区如何再创辉煌？如何继续发挥先驱者和试验区的作用？我们认为，除了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已经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之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是，培育现代市场经济精神。这是经济特区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践赋予经济特区的使命。
一、韦伯理论与东亚经验的启示
培育现代市场经济精神的战略意义，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一系列影响深广的理论中，可以得到启迪。
韦伯提出并探讨了近代资本主义如何产生的问题。近代资本主义是在欧洲产生的。我国明代后期曾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最终没有生长出资本主义；东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而不是从自身中产生出来的。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只是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产生？西方国家具备了哪些东方国家所不具备的历史条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著作中认为，就社会的制度性因素而言，西方国家与中国等东方国家各自都有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生长的因素，也都存在一些阻碍因素，因此，从制度性因素方面说明不了问题。而从精神性因素方面看，西方国家则有一种独具的条件——一种激发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宗教意识，即新教伦理，而东方国家就缺少这样一种能够成为启动力量的宗教伦理。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产生的“规范性”条件。它是一种现世的经济理性主义，包含了追求利润、敬业、自律等观念。新教的禁欲主义及其天职观念，驱使人们为了确证上帝的恩宠而勤勉工作，追求财富，同时又保持自身的节欲，从而促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韦伯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儒学与道教。在他看来，儒学作为一种伦理上的终极托付，就其社会功能看，可以说是一种宗教伦理。儒教当然也是一种现世理性主义，但“儒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适应现世，而清教的理性主义旨在理性地支配这个世界。”（《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7页，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正因为二者的精神取向迥然不同，所以新教伦理激发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儒教伦理则阻碍了这种精神的产生，从而也阻碍了资本主义产生的一个前提——规范性的精神因素的形成。在这里，韦伯强调了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重大意义。
韦伯通过对世界文明的比较研究，提出这样的观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制度性的支持因素，另一个是精神性、规范性的支持因素，即“资本主义精神”。这两种因素是相对独立的，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促成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如果缺少了其中的一种因素，另一种因素也将失去它的历史意义。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精神，即使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因素已经形成，也难以发展、成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反之亦然。
韦伯的上述理论，为解释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数十年来已为西方学者普遍接受。60年代以来，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经济近代化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的经济腾飞，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因。日本和“四小龙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从西方直接移植过来的，但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却高于西方国家，超过了这种体制的原生地。这表明，东亚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并非只是取决于来自西方的经济体制，而且还应有一种西方国家所没有的独特因素在发挥作用。一些西方学者首先探讨了这一问题。他们发现，这些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在儒家文化圈内，有着一种共同的文化资源，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文化背景，这就是儒家文化。因此，他们提出了“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发展”的问题，并对韦伯关于儒教伦理阻碍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观点提出质疑。在他们以及一些东方学者看来，韦伯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精神，只是经济合理性观念的一种“西方模式”，东亚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起飞和发展有自己的独特道路，体现东亚地区的经济合理性观念的东亚企业精神，也具有东方文化的显著特色。儒教伦理激发不出韦伯所说的那种资本主义精神，但却塑造了东亚企业精神；它对异军突起的东亚资本主义经济所产生的作用，相当于新教伦理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起飞中所起的作用。对东亚发达地区经济腾飞的历史经验的这一总结，虽然否定了韦伯关于儒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没有亲和性的断言，但却进一步论证了韦伯的这样一个重要结论：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需要相应的精神力量的支持。
对于如何理解韦伯理论和总结东亚经验，目前存在各种不同看法。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在促成东亚经济起飞的诸多因素中，文化因素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也是可有可无的；按照韦伯的观点，近代资本主义一旦产生之后，移植异国他乡并不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撑。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指新教禁欲主义——引者）的支持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2 页）有人认为：“在韦伯这一观点的蕴涵脉络之中，很明显可以推演出，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一旦突破发展出来以后，其他地区并不需要特殊之宗教伦理的支撑而重复同一突破发展的过程即可采借运用这种经济组织”（杭之《一苇集》，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82页）， 并据此而否定了“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这一议题的意义。其实，这种推演并不符合韦伯的意思。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产生时期，新教徒对财富的大胆追求是借助于新教禁欲主义的天职观念的——我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不是为了自身的享乐而工作的。随着这种为上帝而工作的天职观念转化为视劳动为天职的工作伦理，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因素便产生了。到了大获全胜时，资本主义已经建立起一套成熟的政治、法律和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资本主义精神是可以理解为纯粹的适应的结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52页），因为，人们“只要涉足于那一系列的市场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他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同上书，第38页）。可见，韦伯之所以说获胜的资本主义不再需要宗教伦理的支持，并不是因为此时已不再需要资本主义精神，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精神及体现这种这种精神的经济合理性行为，现在已不必借助于宗教观念的启动，就可以在成熟的市场关系和经济秩序中塑成。韦伯并没有论及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的移植问题，按照他的基本理论推论，东方社会“采借运用”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同样需要精神力量的支持。
世界上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也移植了西方的经济组织形式，但却运作不灵、效率低下。导致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忽略了现代市场经济精神的培育，市场体制缺乏相应的精神力量的支持。而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取得成功的一条主要经验，就是在体制移植的同时，也致力于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发掘、利用和转化，从而促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精神的形成。
人们探讨东亚经济起飞的文化动因，论述儒家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着眼于东亚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企业的管理方式和经营之道。其实，这些都只是表层现象。儒家思想影响的深层意义，在于启动东亚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精神的产生。现代市场精神，如韦伯所说的追求利润的意识、合理合法的观念、敬业尽职的态度、勤勉节约的精神等，并非一定要新教伦理才能启动。在儒家传统中也能找到这种精神的因子，可以通过重新阐释而加以转换和开发。东亚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都进行过这种转换和开发。台湾当局在60年代开始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中，就开发了儒家的有关思想，以重新解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从而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扫除了思想障碍，提供精神支持。日本在移植西方经济体制初期，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利用，也启动了现代市场精神的产生，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日本移植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期，儒家的重义轻利、贵农贱商的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成了体制移植的重大阻力。因此，许多有识之士致力于破除这种传统观念，建构近代经济伦理，以作体制移植的精神支持。其中涩泽荣一通过对儒家经典《论语》的重新诠释，论证了经济行为的道德意义，对市场经济的顺利建立和健康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论语·雍也篇》载，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在孔子看来，“博施济众”已不只是仁道，而是圣德，是圣贤人格的表现。涩泽荣一抓住了这一点，进而发挥说：“博施济众”的前提条件是手中拥有货殖，拥有财富。为此，就必须经商谋利，追求财富。因此，经商谋利、追求财富是善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他不是一般地说明追求财富的道德意义，而是将之作为成就圣贤人格的必要手段，与人生的终极追求直接联系起来，赋予经商谋利以超越的意义。这与新教伦理把追求财富视为确证上帝恩宠的天职观念乃异工同曲。与此同时，涩泽荣一又批判、改造了朱熹的禁欲主义思想。朱熹把义、利完全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涩泽荣一批判朱熹把财富、货殖、利的追求统统视为“人欲”予以否定的片面性，阐述了经济行为的道德意义。他指出，追求财富是为了“博施济众”，因此不能用来自我享受；而要做到“博施济众”，还需要个人生活的节欲、克俭。他对朱熹禁欲思想的扬弃与新教伦理对天主教禁欲观念的改造，也极为相似。在当时，日本的有识之士曾尝试过引进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和功利主义，但都未能成功，而涩泽荣一利用了日本原有文化资源，用“六经注我”的方式对儒家思想作了现代诠释，从而建构了“道德经济合一”的理论。这一理论孕育了日本近代工商伦理，启动了现代市场精神的萌生，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至5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之时，道德经济合一的工商伦理已经塑造了日本几代企业家的精神面貌，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观念。因此，日本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有了制度上的保障，而且也获得了精神支柱。
韦伯理论和东亚经验，对我国经济特区发展市场经济，具有重要启迪意义和借鉴作用。虽然韦伯讲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问题，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毕竟是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典型，因此，他关于市场精神与市场经济发育的内在关系的见解具有普遍的意义。东亚经验虽然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但东亚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另一种的典型，而且我国创办经济特区时的区位选择，本来就意味着要与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有关国家作比较，从而吸取它们发展经济的经验和教训。
从韦伯的理论和东亚经济腾飞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有制度上的保障，而且需要有相应的精神支持。如果没有表现为一定的观念体系和社会心态的市场经济精神的支持，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建立，即使建立起来了，也难以有效地运作和发展。这一启示对于我国经济特区尤有重要意义，因为经济特区已在全国率先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在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在新教伦理的孕育下，先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而萌生；在东亚发达社会。精神建构与体制移植同步进行。显然，对于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特区来说，培育市场精神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社会主义市场精神的观念体系
以上分析表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需要有市场精神的支持。没有市场精神支持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没有灵魂的躯壳。中国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驱，是当今社会各种矛盾的集合部和焦点，也是市场经济的运作与种种背时的观念发生最强烈的冲突和对抗的前沿阵地，因而也是呼唤市场精神最急切的区域。大力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精神已成为中国经济特区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和首要任务。
要完成这一使命和任务，就必须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精神的实质。这一精神从内涵上看，是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动力、目标和条件的观念体系；从功能的角度看，它具有论证、支持性功能和规范性功能，即论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现时代的合理性，予以道义的支持，并为市场经济发展扫除精神障碍的功能，以及规范市场经济主体的非理性行为，使之符合市场经济运作机制的功能。具体地说，它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利益驱动观念 在西欧的整个封建中世纪，禁欲主义箝制着广大国民的思想，追求利益、满足物欲被视为莫大的罪恶，这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精神障碍之一。作为这种社会矛盾产物的宗教改革运动所派生的新教，宣传赢利、发财是得到上帝恩宠的表现，并逐渐赢得广大信徒的认同，这就为人们堂而皇之地投身工商业追逐利润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精神障碍。在我国，数千年来，“君子罕言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存天理灭人欲”的传统价值观，以及“不患寡只患不均”的自然经济伦理观，源远流长，流弊深广。近数十年来，在产权模糊、劳动产品由全社会统一调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与活动主体的利益之间没有直接联系，致使各类经济活动失去了原动力。对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追求被看作与全社会利益对立，受到各种打击，包括舆论批判和道义谴责。个人对利润和金钱的追求更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这种状况与上述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前夜的状况极其相似，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最突出的精神障碍与箝制因素。因此，在当前必须理直气壮地阐明对利益、利润的追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经济活动的原动力，论证利益驱动机制的合理性。要宣传为全社会的利益而劳动或经营光荣，也要宣传为小团体或个人的利益守法劳动或经营有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等道德要求作为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不应作为经济法则强加给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而只能是一种精神的感召。既为合理的个人利益正名，又以公而忘私的道德理想加以引导，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精神与资本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的重大区别。
效率效益观念 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实现最高的利润，这是市场经济利益主体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它与自然经济慢悠悠的牛车风格和自给自足的惰性心态，以及计划经济的高耗低效形成鲜明对比。为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加强管理、运用科技，因而效率效益观念理所当然地包括管理观念和科技观念。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加强管理、运用科技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降低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使之能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出售，从而获得超额利润。所以一切节约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效率观念的核心是时间节约的观念。此外，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因此，必须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研制适销对路的新产品，从而实现商品的价值，获得相应的利润。可见效率、效益的观念，也包括质量观念和创新意识。为了保证经济活动的高效率，为之服务的行政领域和社会其他所有领域也都应该确立服务观念、效率观念、时间观念和科学管理的观念，克服官本位意识，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消灭腐败现象，以行政系统的高效率运作服务于经济领域的高效率运作。
人身自由观念 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其用意在于为资产阶级发展商品经济扫除障碍。资产阶级要发展工商业就需要有大量的能够在各经济部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但是广大农奴却被死死地束缚在封建庄园主的土地上；要发展工商业就要有经营的自主权和贸易的自由、通行的自由，然而封建的等级制度、关税壁垒、诸侯割据、行会制度，却妨碍或剥夺了工商业主的自由。于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了争取人身自由的口号。这实际上是为农民争取离开土地的自由和为资产者争取经济活动的自由。在今天的中国，市场经济要发展，同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科技、管理人才，但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以及维系这种束缚的户籍制）和员工、科技、管理人才的单位所有制，却阻碍了人力、人才的流动，妨碍了市场经济发展对人力和人才的需求和吸收。而政企不分、企业缺乏经营的自主权，一切听命于行政指令的现象，更是数十年来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确立多年来人们所忌讳谈论的人身自由观念，争取个人或法人的自由权利，已成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人身自由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权的重要内容）。这十几年来，进城的民工由涓涓细流汇集成浩浩荡荡的民工潮，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在各地大量涌现，户籍制度也有松动和改革。这些都表明我国公民的人身自由度、迁徒自由度和变换职业的自由度日益提高，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和智力的支持；而政企分开、法人独立、自主经营也已成为必然趋势并在逐步实现。所以，“人身自由”的口号的提出和深入人心，只是早晚的事情。当然在现阶段，对人身自由的促进和保障应考虑到社会稳定这一重要因素，不可操之过急，只能稳步达到。
中国经济特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行者，目前又处于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过渡的阶段，因而对高素质的劳动力和科技、管理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企业法人对经营的自主权和自由度的要求也比其他地区更加强烈。经济生活的这些客观要求，反映到观念层面上，必然形成人身自由的观念和行为自由的观念，从而为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活动的自由，提供道义的论证和舆论的支持。
机会平等观念 如上所述，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他们所要求的平等，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深刻阐发的，是商品经济的根本规律——价值规律在观念上的反映。价值规律是天生的平等派，它要求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各利益主体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确定商品的价值，并按照商品的价值等价地进行交换。然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僧侣、贵族的特权，封建国家沉重的赋税，封建割据所形成的各种关卡，以及各种行会对产品价格的垄断，使得价值规律在生产和交换中的贯彻困难重重，使得工商企业的利润无法实现，甚至被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剥夺。这就迫使新兴的工商业阶层提出“人人生而平等”这一在封建等级制度下骇人听闻的口号。其目的在于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反对封建特权、行会制度、关税壁垒，从而真正实现商品的等价交换，获得经营工商业所应获得的足额的利润。由此可见，机会的平等是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但是在我国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这十几年内，由于双轨制的存在，由于部分行政权力的腐化和滥用，也由于为了某种特殊目的而对某些地区和企业（如特区和外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在经济活动的许多领域里机会是不平等的。官倒与民商之间有平等吗？沿海特区与内地在招商引资方面有平等吗？乡镇企业与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原辅材料和信贷资金的供应上有平等吗？国有企业与受宠的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在税收方面有平等吗？这一切都是妨碍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健康发展的消极因素。其结果是使处于人为不平等关系中的弱方在竞争中衰亡、破产。由此可见，在当前牢固确立、广泛宣传市场经济中机会平等的观念，使之深入人心，是建立市场精神的题内应有之义。
在近十几年内，中国各经济特区在各种优惠政策的支持下，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坦率地说，由于有各种优惠政策的支持，经济特区与其他地区的竞争是不平等的，但在一定的时期却是必要的。现在这种政策优势正在失去，因此对于特区人来说，克服“吃小灶”、“靠优惠”的观念和习惯，深刻领会“机会平等、“公平竞争”的精神实质具有重要意义。只有敢于与其他地区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通过公平竞争，再造优势，才能永葆辉煌。
合理节制观念 节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竞争的节制，二是消费的节制。节制的观念古已有之，但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节制是统治者限制社会冲突、巩固既有的社会秩序的手段，也是小生产者克勤克俭、防灾应变的手段，甚至成了迫使下层民众禁欲以提供物质财富供上层统治者纵欲的精神工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提倡合理节制消费，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背景和意义，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增加投入生产的财力、物力，以维护和扩大社会再生产，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产生更多的利润，形成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新教伦理之所以能够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组成要素，就是因为它鼓励广大清教徒节制，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但竞争无度、无序也是破坏市场经济的杀手。因而西方近代思想家在提出自由、平等的口号的同时，也大力宣扬“博爱”。其目的就在于节制无序无度的恶性竞争。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费尔巴哈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但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如果纵欲过度会伤害自己，如果妨碍了他人追求幸福就会引起他人的反抗，因此，“必须对己以合理的节制、对人以爱”。总之，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对过渡的消费和恶性竞争进行合理的节制，辅之以“爱”。
在我国，市场经济刚起步，综合国力还很弱，但先富者花天酒地肆意挥霍的现象却相当普遍，国民超前消费的状况也很严重。这些现象在几个经济特区更加突出。在经济活动中，不讲诚信、假冒伪劣、狼争虎斗的恶性竞争也比比皆是。在一些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劳资关系相当紧张，工人的劳动条件、食宿条件之恶劣，企业主对工人盘剥之残酷，已到了骇人听闻、酿成工潮的地步。从最近报章披露的一些情况来看，劳资关系紧张的问题在几个经济特区也比较突出。因此，在当前，提倡合理节制，培育博爱观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法制观念 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是保障市场经济主体权益，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保证市场经济有序、健康运作的需要。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机制，它要求介入这一经济场的所有主体的行为，都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自由、平等、博爱、诚信等观念是一些道德规范和道义要求，它们对经济行为的约束是软约束。因此，还需要一整套反映市场经济规律和机制的法律体系，来规定市场主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并以强力保证执行。这既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权益的保障，也是对其行为的约束。同时也要破除人治观念，对负有调控经济活动之责的行政机关进行硬性约束，使之依法行政，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不致滥用职权破坏经济活动的正常运作。由此可见，确立法制观念，消除无法无天、有法不依的现象也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以上我们简要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精神的基本内涵，由这一内涵可演绎派生出一系列其他的观念，如投资意识、风险意识、敬业精神、拼搏精神、诚信精神、优胜劣败的观念，等等，从而构成一个观念体系。建立这样一个观念体系，并使之深入人心，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探索完成这一任务的路径，寻找社会主义市场精神的生长点与内在驱动力量，是特区思想文化工作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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