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评价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经历者、观察者，自身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思想的转折变化，见证了新文化运动引发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新文化运动之后，毛泽东在回溯历史、思考现实的过程中，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刊物、基本主张、历史地位、历史局限进行了客观评价和分析，为思想界、学术界研究新文化运动，建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记忆提供了基本思路。 一、评点《新青年》的性质与影响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一年后改名《新青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并深受其影响①。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对当时体育之弊进行了深刻分析，从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四个方面阐释了体育之效，并提出了运动之法、运动应注意之项。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1920年8月，毛泽东起草《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时，规定“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②。基于这一经营理念，《新青年》列入了文化书社经销的范围，并成为文化书社销售较多的杂志之一③。 毛泽东是《新青年》的读者、作者，也是《新青年》的经销人，对《新青年》较为熟悉和了解，有直接的观感和体会，也就有资格评点《新青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④，这是毛泽东对《新青年》的基本评价和介绍。 《新青年》创办之初，本为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的启蒙刊物。《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将办刊宗旨定位为：与青年诸君商榷“修身治国之道”，介绍世界各国“事情学术思潮”，“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⑤。基于这一办刊理念，1915-1917年，《青年杂志》、《新青年》介绍了近代西方的生物进化论、唯意志论、民约论、社会主义论、国家观念、人权学说，阐释了近代西方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关注了妇女、教育、尊孔、国民性、家族制度等现实问题，探究了青年应当具有的精神、气质与观念，提出了“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等主张。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杂志”⑥。这是对《新青年》早期性质的基本判断，符合这一阶段办刊的旨趣与理念。 《新青年》开启蒙之先，尽管“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⑦，但仍引起了有志青年的关注和兴趣。恽代英在1919年4月24日的日记中表达了这样的感受：“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⑧1919年9月9日，恽代英在致王光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青年》在当时的社会吸引力。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⑩这一心路历程的变化，足以表明《新青年》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 十月革命后，《新青年》的主旨从致力于思想启蒙逐步转变为关注具体的时政问题。针对当时“何必谈什么政治”的质疑，1918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申明：“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11)此后，《新青年》逐渐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靠拢，发表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并于1920年五一节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专刊。1920年9月，《新青年》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办刊旨趣亦由批评政治、注重启蒙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影响逐步扩大。在《新青年》的周围，聚集了一批青年，并开始成立各种组织。如长沙新民学会、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天津觉悟社、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长沙俄罗斯研究会等。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12)。这是《新青年》社会影响的另一表达，说明了《新青年》在社会团体组建过程中的思想引领、凝聚人心作用。 可见，尽管毛泽东对《新青年》未能作出全面的评价，但触及了《新青年》的性质与社会影响，从中透出的是毛泽东对《新青年》的推崇和赞许。 二、认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张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张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张，毛泽东不仅在当时给予了积极回应，而且在后来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民主是指民主精神、民主思想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科学是指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指出：“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英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13)尽管《新青年》刊发的系统阐释科学、民主的文章并不多(14)，但新文化运动顺应时代潮流倡导民主和科学，这是不争的事实。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便要求青年“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对科学进行了阐释。科学与民主的主张，赢得了青年毛泽东的认同。1919年7月，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15)毛泽东从科学、民主两个维度来反省、批判国民性，表明他对科学、民主的接受与运用。对此，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讲演时还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五四后，“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16)。因此，对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毛泽东在当时及后来均持肯定态度。 新文化运动对于以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传统道德、封建礼教，特别是被袁世凯所尊奉的孔教，进行了充满火药味的批判，称三纲五常是“奴隶的道德”，忠孝节义是“吃人的礼教”。陈独秀指出：“孔教之精华日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其存废为吾国早当解决之问题，应在国体宪法问题解决之先。”“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7)。在批判传统道德的基础上，新文化运动倡导个性解放，呼唤人格独立。陈独秀说：“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18)。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参与了对传统道德的批判。1917年8月，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指出：“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对于传统道德，毛泽东的否定性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并且主张“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20)。毫无疑问，毛泽东赞同、支持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道德、倡导个性解放的主张。1942年2月，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说：“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21)。以“极大”来形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是对新文化运动批判传统道德、倡导个性解放这一基本主张的高度肯定。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项主张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实质，是用民主主义的新文学取代封建主义的旧文学，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在《新青年》设置的所有话题中，以“文学革命”的讨论最为热烈，社会关注度最高。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较为系统地提出了文学改良的主张，倡导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一月之后，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示声援。他说：传统的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22)。1918年5月，鲁迅率先在《新青年》发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封建礼教进行控诉和鞭挞，实现了文学革命的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毛泽东赞同文学革命的主张，1919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申明：“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23)他将文学革命的基本主张呈现在《湘江评论》的读者面前，引导读者关注这些主张，表明其认同和支持态度。新文化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开始用白话文表达自己的政见，《民众的大联合》发出的振聋发聩之声，彰显了白话文的说理优势。对于文学革命的主张，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24)用“伟大”二字来形容文学革命之功，表明毛泽东对于文学革命的推崇。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还说：“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指李大钊——引者注)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25)白话文的推广应用，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毛泽东称之为“发明”，包含对文学革命的赞许。 应当说，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张，毛泽东总体上是接受和认同的，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表达了类似主张或开始实践这些主张，而且在回溯历史、建构历史记忆时给予了正面评价。 三、厘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 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是评价新文化运动不可回避的问题。毛泽东将新文化运动置于中国文化演进、中国革命发展、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来估量，科学厘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 新文化运动是“重大的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冲击了封建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闸门，这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1924年4月19日，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的中共中央第十三号通告提出，五四纪念必须发挥五四运动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恢复国权运动；(二)新文化运动。“此时国外列强之压迫，国内旧思想之反攻，都日甚一日，因此，五四运动之精神仍有发挥之必要”(26)。通过发扬新文化运动精神来应对“国内旧思想之反攻”的现实，实际上包含对新文化运动启蒙意义的褒扬。1942年3月2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的会议时指出：“中国有两个教条，一是旧教条，一是洋教条，都是思想上的奴隶。五四运动打破了旧教条的奴役，是一个重大的启蒙运动。”(27)毛泽东明确将新文化运动定性为“重大的启蒙运动”，是对新文化运动历史地位的总体估量。在评价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时，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28)将陈独秀与普列汉诺夫并提，肯定陈独秀所做的启蒙工作，实际上也是对新文化运动启蒙意义的认可。 新文化运动是民主革命的“表现形式”。新文化运动不是单纯的文化运动，具有政治革命的意蕴，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毛泽东从文化运动与政治变革关系的维度，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历史定位。他说：“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29)将新文化运动作为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实际上说明了新文化运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地位，揭示了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革命性质转变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推动了中国文化转型。新文化运动使中国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内在核心精神和整体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产生了深刻影响。在毛泽东看来，“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30)。正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文化的彻底性，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中国文化的性质，中国文化由旧民主主义文化转变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31)中国文化性质的改变，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 新文化运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新文化运动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造就了一批知识精英，促进了新型社会团体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甚至可以说，没有新文化运动，也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32)寥寥数言，勾勒了新文化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内在关系，彰显了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地位。 新文化运动推动了国人解放。新文化运动对国民性的省思、批判，对青年的期待、呼声，唤醒了沉睡中的国人，提升了国人精神，促进了国人人格独立、个性解放。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讲演时说：“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33)国人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国家独立解放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将人的解放视为国家“自由独立的希望”，进一步表达了他对新文化运动历史地位的估量和把握。 此外，毛泽东还从文化运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角度，说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地位。他说：“五四运动之成为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他反过来又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原是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要求。”(34)这种新文化运动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互动关系，也是新文化运动历史地位的表达。可见，毛泽东对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从不同维度进行了评价，体现了他的开阔视野和历史洞察力。 四、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 毋庸讳言，由于时代、认知、阶级的局限，新文化运动出现了形式主义的偏差，其社会影响也主要限于知识精英、大中城市，对于社会底层、广大农村的影响力有限。毛泽东在肯定新文化运动历史地位的同时，也客观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 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存在矫枉过正之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态度过于武断。1917年4月，陈独秀在答常乃德的信中指出：“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来之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果实行于今之社会，不徒无益而且有害，吾人当悍然废弃之，不当有所顾惜”(35)。这种态度，未能注意保留孔教之中的合理因素，采取了较为偏激的言说方式，激情有余，理性不够。二是否定面过宽，从王权、礼教到文言文，甚至作为母语符号的汉字也在否定之列。钱玄同就认为，汉字的字形、字义远不如西文，主张废除汉字。他说：“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36)这种对于汉字的态度，显然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偏激之弊，时人已有所察觉与反省。恽代英在1919年4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办刊物“大不必取过激标准”，“若取过激标准，则与社会相去太远，易起人骇怪之反感，即可以长进的少年，亦将拒绝不看。因过激则易召干涉，既损自己之兴味，后来出版物亦因此受影响”(37)。这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的看法和主张。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偏激之弊、形式主义之害，毛泽东进行了冷静思考和分析。他说：“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38)基于这一经验总结，毛泽东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辩证态度。他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39)这是反思新文化运动局限之后得出的理性认识。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所及主要是知识精英和大中城市，没有延伸至社会底层、广大农村，由此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力打了折扣。其实，新文化运动进行之时，知识界已意识到应扩大新文化运动的普及范围，使更多的国民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工农群众受益。苏甲荣说：“普及乃是现代唯一的精神。若是不要普及，那么，就没有文化运动的可言”，“我们认定文化运动是普及民众运动，不要当它是智识阶级里的交换智识”(40)。知识界在开设平民学校、提倡注音字母、推行白话文、举办通俗讲演、出版新图书、创立新刊物等方面也作了一些努力，但发展不均衡，收效不甚明显。例如，作家沙汀的家乡安县，地处四川西北。直到1921年夏，沙汀还不知陈独秀、胡适、鲁迅是何许人也。1922年秋，沙汀入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才开始接触新思潮和新文学。与沙汀比，作家何其芳接触新思潮的时间更晚。直到1927年，在四川万县上中学的何其芳还不知道五四运动，当地教育界依然视白话文为异端邪说(41)。可见，新文化在社会底层、广大农村的影响力有限。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42)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倡导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他说：“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并希望知识分子“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43)。这就指明了知识分子对待工农群众的应有态度和知识分子自身的成长路径。 五、结论 毛泽东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评价，既能放到当时的时空条件、回到历史的场景中来审视，也能置于变化了的时代条件、依据新的历史坐标来衡量，将历史的真实、现实的观察结合起来进行估量。毛泽东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采取了冷静理性的态度，既肯定了其历史地位，也揭示了其历史局限，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的文化方针、文化态度、文化立场。毛泽东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评价，能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结合起来，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肯定。在毛泽东的视域中，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44)，李大钊是“起了大作用的”(45)，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46)。对于新文化运动代表性人物的评价，体现了毛泽东历史评价过程中的主体建构与主体意识。当然，毛泽东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并非完美无缺。如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评价，分散在不同的时期、场合，没有整体性的集中评价；对于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关系，没有展开进行具体说明；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尚未做出明晰区分，更多的时候将二者合在一起进行评价。毛泽东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观点，为思想界、学术界评价新文化运动提供了参照。20世纪30-40年代，张闻天、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等人在评价新文化运动时，大多采借毛泽东的看法。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在研究新文化运动时，也多援用毛泽东的观点和定调。 注释：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页。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01页。 ③据统计，长沙文化书社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共销售杂志40余种，其中销量最大的是《劳动界》周刊(5000本)，其次为《新生活》半月刊(2400本)，再次是《新青年》(2000本)。参见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④[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⑤《社告》，《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⑦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⑧《恽代英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页。 ⑨《恽代英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1页。 ⑩[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11)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号(1918年7月)。 (12)[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5页。 (13)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 (14)据王奇生统计，自1915年9月问世至1926年7月终刊，《新青年》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内中专门讨论“民主”的文章，只有陈独秀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屈维它(瞿秋白)的《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和罗素的《民主与革命》(张崧年译)等3篇。论及“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主要讨论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宗教、人生观等)。参见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15)《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32页。 (17)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 (18)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 (19)《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20)《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页。 (22)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 (23)《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2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 (2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页。 (2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6页。 (2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2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页。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3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3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2页。 (34)《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7页。 (35)《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 (36)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37)《恽代英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7页。 (3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32页。 (3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40)苏甲荣：《今后的文化运动：教育扩张》，《少年中国》第2卷第5期(1920年11月)。 (41)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 (4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560页。 (4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45)《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4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标签：新文化运动论文; 毛泽东论文; 青年杂志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历史地位论文; 近代史研究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陈独秀论文; 西行漫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