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阅读——关于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种构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构思论文,海边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一些学者将新历史主义评论观点应用于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虽引起许多争议，但的确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80年代末，艾伦·刘（Alan Liu）承袭了几年前杰罗姆·麦克甘（Jerome McGann）和玛杰莉·列文森（Majorie Levinson ）有关浪漫主义诗歌中“历史的缺席”（historical absence）的说法，（注：麦克甘与列文森的主要观点见Jerome McGann,The Romantic Ideology:ACritical
Investigation,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1983;Majorie Levinson,Wordsworth's Great PeriodPoems:Four Essays,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并进一步提出：类似华兹华斯这样的浪漫诗人对历史的“替换”（displacement）不啻于对历史的“否定”（denial）。艾伦·刘首先剖析有关华兹华斯是自然诗人的神话，认为自然在其诗中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历史“为其构成”生成意义的“背景”。 （注： AlanLiu,Wordsworth:The Sense of Histor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0.）刘比喻道：“宝石都需镶嵌，无历史作为背景， 风景即不成为风景， 而是荒野”。（注：Alan Liu,Wordsworth:The Sense of History, 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89,p.12.）自然在历史与自我之间起“中介”作用， 只是使后者的自我感觉更好一点罢了。（注：Alan Liu,Wordsworth:The Sense of History,Stanford,Calif.: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1989,p.138.）因此，刘认为，华兹华斯对景色的敏感反映了其基本的“历史感”。换言之，历史语境不光决定了诗人创作的冲动及其诗歌的质感，连他对历史背景的涂抹和否定也是被历史决定的。
经过一番推导，刘作出异常果断的结论：
时间并不存在。
情感并不存在。
自我与心灵并不存在。
因此，想像并不存在。
“存在”的只是历史。（注：Alan Liu,Wordsworth:The Sense of Histor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39.）艾伦·刘等人的观点为我们开启了一条新的思维航线。 虽然追根寻源，我们很难发现新历史主义与老式的历史决定论有什么绝对的差别，但新的思维的确更细致，涉及更多个层面，更活泼一些。依据此角度回顾此前一些强调想像作用的评论观点，难免会感到它们略有空谈心灵活动之嫌疑，因为自我与历史之间的张力可能才是创作的主要能源所在，而不是首先因为某些单纯的哲学信仰。因此，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有助于矫正过去的偏颇。
不过，相对于新历史主义对文艺复兴文学的解读，它在浪漫文学领域的应用略有不同。虽然列文森和刘等人也强调“语境”或“氛围”一类的概念，但他们的焦距更具体一些，诸如“替换”、“否定”等动词往往会有较容易确定的客体。列文森曾不满意英国学者玛丽琳·巴特勒（Marilyn Butler）未能将其历史思维进一步用在文本解构方面，于是她本人着手清点与华兹华斯文本中的“出席”物相对应的“缺席”物，譬如摄影中的“正片”
一定会有使其生成的“负片”。 “喻比”（allegory）和“转换”（transformation）是列文森关注的文本要素，而非较有机的但含义较模糊的“象征”。刘的观点则较容易让人想到18世纪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思想，后者认为人类心灵的各种活动最终都是可以解释和论证的，并无神话可言。在强调华兹华斯对历史的“否定”时，刘不只是要找回被否定掉的大致的历史张力和环境，而是最终追溯到诗文得以依赖的经验性质的立足点。鉴于这两位批评家的倾向，我们有必要对“历史”概念做细致的审视：它在何种意义上指事件，或史实，或一整套文化关系？先不说“事件”是否具有鲜明的客观轮廓，只说“文化关系”或“历史氛围”等概念是与“自我”甚至“自然”不易完全分开的。无论我们与何种批评流派认同，都不应忽略某种较生动的创作环境，但我们亦应进一步考虑到，“历史”概念与“文化”等概念一样，其含义的疆界并不是确定无疑的，并不能以某个坚硬的终端与“自我”对接，因为“自我”作为富有活力的、历史的存在，也不具备这种接口。新历史主义学者应该不会否认这些，但在推论过程中，其目光最终总要落在某种物质的或经验层面的客体上。刘盼望有一天，经过评论家的努力，“历史”终能“跨过自然的区间，直接地占有自我，……自然作为中介手段将不复存在”。（注：Alan Liu,Wordsworth:The
Sense of History,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89,p.31.）这种有意无意地将历史、自然、自我分为三个独立物的论说方式似乎反映了较机械的评论思维，我们可以想像一下“自我”（在评论家的帮助下）摆脱了中介因素与历史对接的局面，那样的情景似乎太生硬了。更何况中介因素是难以摆脱或删除掉的，不大可能会有那种对接的时刻。要知道，“自然”也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限定和跨越的“区间”。
中介因素可能并不是自然，而是经过诗人心灵处理过的自然，或经过加工的自然。另外，还可以有其它的中介因素，比如，不管诗人如何逃避或否定历史，他在转向自然并写出诗歌的那段具体时间中所使用的主要不是历史性、政治性或经济性的思维，而更多的是文学思维。文学思维（并不等同于文学作品）——或以富于艺术想像力的方式使用文化资源（当然包括文字）的思维——可能较自然而言在自我与现实之间起着更多的中介作用，它为人类维持着一个独特的世界，或可视为一个实在于历史之中或之上的世界，人类的文化传统、习俗甚至政治、经济活动等等都能体现它的存在。于是，我们也应对这个丰富的“世界”对客观世界中的事物起着中介作用这一画面有所知觉。这样说不是否定历史的真实性，只是说历史并不能等同于时事或事件，自我也不等于能够事先独立于历史的一堆皮骨。历史即使作为宏大的背景真实地存在着，也不能使读者必然地锁定文本中的历史、自然及想像的具体面目，尤其是确定哪些是被否定掉的历史面目。仅仅在此种意义上，当我们作出刘所作出的上述结论时，如果一定要说“想像并不存在”，姑且可以贸然多加一句：历史也是不存在的。否则，我们在进行文本分析时又会落入俗套，因为很难说某些具体的文学想像受到某种具体的外在因素的决定，很难否认某种具体的事物是否已经事先受到文学想像的决定或处理。
笔者在此结合浪漫文学的一些作品（以华兹华斯的诗文为重点），试论有关自然界中文学阅读与思考的构思，以图丰富我们对文化与自然之间有机关系的思考。歌德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写到维特曾受一个小山村的吸引，常驻足于村中教堂前的两株菩提树下，享受着四下的静谧。村庄坐落在山顶上，走上山路，“整座溪谷立刻呈现眼底”。维特说他“难得找到像这样惬意、僻静的去处，我从店里把小桌和椅子搬到那儿，喝着咖啡，诵读我的荷马”。（注：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侯浚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9 页。）此前，维特说他再无意涉猎别的书籍，因为不想受“束缚”。（注：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侯浚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4 页。）读荷马，是因为《荷马诗集》中有无数的“催眠曲”。（注：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侯浚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4 页。）自歌德之后的诗人常视睡梦为灵魂复苏或想像力启动的前奏，是一种自我调整的机制。维持需要用荷马的诗歌催眠，也是要用诗的韵律来调整“热血”中嘈杂的欲念。（注：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侯浚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 4页。）既是这样，诗的韵律也会不可避免地帮助他归整着眼前山谷中的自然景物，使其发生变化，不再是客观的，甚至成为阅读者思维活动的一部分，或可能产生诗文般的脉动。此外，阅读荷马也难免有找到共鸣或自我进入角色的嫌疑。如果维特读的是《奥德赛》，那么文学作品中的漂泊主题与维特在现实中的自我流放之间就产生了某种相互穿插的织体，文学、自我、自然之间的疆界就会变得模糊。
当然，俯瞰山谷喝咖啡读荷马的构思也揭示了某种膨胀的浪漫自我，甚至某种滥情的倾向。许多年后，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以讽刺的笔法仿用了这种浪漫的构思。他让爱玛与赖昂在初次见面时做了如下的对话：
（赖昂：）有一个地方，叫做牧场，在岭子高头，森林一旁。星期天，我有时候去，带了一本书，待在那边看日落。
（爱玛：）我以为世上就数落日好看了，尤其是海边。……汪洋一片，无边无涯，心游其上，你不觉得分外自由？同时一眼望去，精神高扬，不也引起你对无限、理想的憧憬？
（赖昂：）山景也一样。我有一位表兄，去年在瑞士旅行，对我讲：湖泊的诗意、瀑布的瑰丽、冰河的巨观，人就不能想像得出。松树高大无比，挺立湍流当中；有些泥草房屋，挂在深谷之上；在你底下一千步的地方，层云微开，溪谷全部在望。这些景象一定使人感动、使人神往、使人想到祷告！所以那位出名的音乐家，为了激发想像，经常对着惊心动魄的景色弹琴，现在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注：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80—81页。）
不过福楼拜的讽刺不是冰冷的，其中也包含了复杂的态度，因为艺术与自然之间的互动的确会在生活中发生，至少此段落为我们精确地勾勒出一种可以理解的浪漫敏感性。此外，在宏大而生动的景物面前，某些非凡的绪念的确可能潜入人的心灵。
赖昂和爱玛所表现的气质让人联想到卢梭的自我描绘。在《忏悔录》中，卢梭屡次提到他只有在“山石之间，在树林里”，（注：卢梭《忏悔录》，黎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38 页。）思维才能活跃起来。为达到这一效果，他让自己去面对“田野的风光，接连不断的秀丽景色……”
这一切解放了我的心灵，给我以大胆思考的勇气，可以说将我投身在一片汪洋般的事物之中，让我随心所欲地大胆地组织它们，选择它们，占有它们。我以主人的身份支配着整个大自然。我的心从这一事物漫游到那一事物，遇到合我心意的东西便与之物我交融、浑然成为一体，种种动人的形象环绕在我心灵的周围，使之陶醉在甘美舒畅的感情之中。如果我竟有闲情逸致通过我的想像把这些稍纵即逝的景象描绘出来，那该用多么劲健的笔锋，多么鲜艳的色调和多么生动的语言来表现呀！（注：卢梭《忏悔录》，黎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9 页。）
卢梭更多强调的是自然界中的思考与创作，但仅就思维被激活这一现象而言，与我们所关注的阅读行为并非毫无关联。
类似的文学构思在英国浪漫诗人华兹华斯的诗中较多出现。《序曲》第5卷是引起学者争论的热门文本， 主要因为其中所写的有关阿拉伯骑士的梦幻，或因为该卷作为文学文本，其所涉及的话题正是文学作品的作用。其中有一段诗文的内涵似仍如深土中一件有趣的文物，尚有待发掘，即梦幻开始前的一段：
那是一个夏日的中午，四周
一片宁静，我独自坐在大海
岸边的一个岩洞中，全神贯注于
塞万提斯的那本游侠史传。
慢慢地，同样的思绪涌起，前来
折磨我，而且异常密集。我感到
一丝倦怠，合上书本，茫然地
坐在石上，将目光转向无垠的
海面（1850，第57—64行）（注： William Wordsworth, The Prelude:1799,1805,1850,eds.Jonathan Wordsworth, M. H.Abrams and Stephen Gill,New York:Norton,1979。所引诗文由本文作者译出。下文所引《序曲》中的内容均同此，只在文中注明行数。）
又是这种宏大而富有戏剧姿态的构思：一位孤独的旅人在海边读《堂吉诃德》，然后思考着非凡的事情！需要说明的是，在1805年的《序曲》文本中，海边的读者或梦者并非华兹华斯本人，而是他所谓的一位朋友，因此，此处有关第一人称的安排大致无直接的现实依据。但假设诗中所发生的都是真实情节，那么，这种在海边阅读文学作品的行为可能会具有何种意义呢？即使不是真实的，诗人对如此场景的设计又具有何种意义呢？我们自己是否也会做类似的事情？如果会的话，我们如何解释这种阅读与自然之间的近距离联系呢？
美国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曾经从另一个角度谈及相关的话题。华兹华斯在《序曲》第5卷开篇处抱怨道：
啊，心灵为何不能
将其形象印在与她气质相近的
元素中？
为何善于表达精神，
却将它放入如此薄弱的神龛？
（1850，第45—49行）
“神龛”在这里的含义会引起不同的解释，但它直接所指的应是纸张或书籍。在论说这几行诗时，米勒联想到诗人对自然界中一些大石块的兴趣，认为华兹华斯不只是将岩石视作有生命的客体，而是“当他在某个岛屿或山顶上发现一块他特别欣赏的石头时，他也会产生在上面挥写或凿刻诗文的冲动”。（注：J.Hillis Miller,"The Stone and the Shell",in Untying the Text:A Post - Structuralist Reader,ed.Robert Young,Boston,London and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p.247—248.）米勒认为，这种冲动反映出诗人想赋予诗歌不朽生命的愿望。在古代，石头常被用作艺术、诗歌与图腾等象征符号的载体，用来建造庙宇与殿堂就更加平常，因此石头在人类想像中长久地保持着其特有的价值。从这一角度去理解米勒的评论，会发现其言之成理的一面，只是相对来讲，华兹华斯在石上刻画诗文的行为不常在文本中出现，他更多地是将自己的诗文或别人的文学著作带入一个更加宽阔的自然场景，在其中吟诵或默读。当然，这后一种行为与刻石之举不可能有什么本质差别，只不过我们更有必要留意大自然中的文学阅读这一现象所体现出的文化与自然之间那种更为无形、更富活力的姻亲关系及其可能的象征意义。
华兹华斯《商贩》中的商贩孑身游走于散落在山间水边的村庄之间，在自由的空间里思索和品评着人间的事情，显然是个诗人或智者的化身，体现了华兹华斯本人的许多气质。旅途上，他除了携带贩售的货品外，也常常拿上他所喜欢的某部诗作，于途中阅读。他会“在山峦之间／凝视诗歌的巨大天体／——非凡的弥尔顿”。（注：William Wordsworth,The Ruined Cottage and The Pedlar,ed.James Butle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9,pp.238—240.）弥尔顿的诗人姿态映照出商贩所意欲潜入的视角，它也是针对社会与人生的文学视角。华兹华斯说他自己在剑桥时也经常溜到外面去阅读经典诗篇，如：“在庄平顿那漂亮的磨房旁边，我随／乔叟大笑开怀。在山楂树篱下，／我听他伴着鸟儿的啼啭，讲述着／一次次浪漫的纠缠”（《序曲》，1850，第3卷，第278—281行）。就在《序曲》第5卷中的《天方夜谭》一段中，他又谈起小时候读书的经历，似乎复制了一次海边阅读的段落：
在这些
幸福的假期中，我是多么频繁地
躺在你的身旁——啊，德温河！
喃喃的河水——在炎炎烈日下，在灼手的
岩石上，虽有轻轻的西风依着
垂钓者的意愿作浪兴波，我却
专心默读，一边贪婪地吞咽，
似在垂死挣扎中盗用着太阳的
光芒！
（1850，第480—487行）
米勒有关不朽生命的概念的确有助于我们解读这类阅读经历。姑且不谈读者的心灵是否会如包法利夫人所说，在一个无限的空间里享有更大的自由，只说这种把文学著作带入自然场景中的做法有可能代表了我们自己意识不到的一种愿望，即试图将人世的时空带入自然的时空，并用后者相对的恒久性来加固前者。或可说是企图证明文学也是文化中的元素力，因而配得上四大自然元素，两种元素力并置，形成华兹华斯概念中两类优秀事物的密切融合。华兹华斯曾专门表达了对在大自然中读“好书”的人们的敬意（《序曲》，1850，第13卷，第244—245行）。对他来说，大自然的风采可以比照出人类精神追求的辉煌，因此后者也能指望获得“不可征服之永生”（《序曲》，1850，第5卷，第 19行）。另一位诗人雪莱在《孤独的灵魂》（Alastor;
or
The
Spiritof Solitude）一诗中，也像其他浪漫作家一样，诉诸风奏琴的形象，说他在等待着大自然母亲的呼吸，
于是我的诗歌将与空气的
默默低语，与森林和海洋的生息，
与生物世界的声音，与夜晚和白昼交织
奏出的赞歌，以及与人类的内心深处
产生和谐的共鸣。
（第45—49行）（注：Percy B.Shelley,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ed.Alasdair D.F. Macrae,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1.）
在雪莱之前，柯勒律治（S.T.Coleridge ）即宣称宇宙间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琴身，于是，无论是主观本体还是外在客体，其本身都成为文化物，或都是自然物与文化物的合体。（注：Samuel T. Coleridge,Poems,Sel.& Intro,John Beer,London:Dent; New York:Dutton,1974.）关于这种文学与自然的紧密结合与互动，中国的诗人与工匠制造碑刻或直接在山崖上刻写诗文的做法或可提供一点遥远的旁注：我们作为观赏者所面对的既是自然物，又是文物，使我们所谓的“有趣结合”从比喻变为实体，在实际的层面上自然与文学真地不可分割了。
但是，这种终极意义上的美学关系不只具有以上含义，还应有更加奇妙的特点。比如，我们可以针对在自然界中听音乐这一行为做一点思考，设想它有可能产生的效果。至少一个答案是：此行为有可能人为地为那事实的和永在的外部景物配上乐曲，用艺术的韵律激化或规范大自然的混沌或活动。如果我们设想被作用的外界是市场或街道，那么发生在听者的个体意识中的艺术与自然的互动效果就更有意义了。与这种听音乐的行为并行的文化活动是很多的，我们可以例举《尤利西斯》中的布鲁姆——一位平常的现代城市人——在都柏林街道上边走边读的行为可能具有的微妙效果和意义：“一边阅读，一边任他那缓慢的脚步将他引向河边”。（注：James Joyce,Ulysses,New York:Vintage Books,1986,p.124.）有意思的是，布鲁姆读的是报纸，在城市中读城中的事情，实景与幻景之间会产生何等复杂的织体！而实际的河流也可以变成阅读时产生的“意识流”。华兹华斯曾回忆说，在他人生最初的日子里，保姆的歌谣将德温河的喃喃私语织入诗的韵律（《序曲》，1850， 第1卷，第272—273行），于是在孩子的心目中，大自然由河水所代表的那一部分变得特别亲切。保姆的歌谣大概可被视作文化物吧。同样，从效果上讲，去自然场景中阅读文学，似乎是直接地将自然元素人性化，是使外在的、事实的、自然的宇宙富有含义、富于表情、作出回响，是用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为现实整容，使之经历某种转化，否则它就是粗糙、嵯峨、乏味的。简言之，这是一种无意识的创造意义、创造剧情、创造秩序的行为。细想一下，这也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典型行为，其他诗人也经常从不同角度写及这一主题，可以帮助我们扩展有关的认识。比如，叶芝（W.B.Yeats）的《为我女儿祈祷》（A Prayer for My Daughter）一诗在大海与傍海而建的房屋之间建立了一种张力，人造的建筑以室内的饮茶、着衣、上楼下楼一类的文明仪典面向着原始而狂暴的海影，实施着文明而镇定的征服。（注：W. B. Yeats, The Variorum Edition of the Poems of W.B.Yeats,New York:Macmillan,1957.）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的女性歌唱者与基韦斯特（Key West）的海景（“The Idea of Order at Key West”）， 甚至他那著名的陶罐与田纳西州的荒野， 也都涉及类似性质的文思。 （注：Gerald Dewitt Sanders et al.,eds ., Chief Modern Poets of Britain and America,Vol.Ⅱ, New
York, London:Macmillan Publishing Co.,1970.）此类相关的例子不胜枚举，就连在园中建立雕像的举动，也象征着我们对大自然所做的有形的和正式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使其骤然间发生变化，更不用说我们日常那些无以计数的非正式的文化行为了。
不过，华兹华斯以诗中自我的所为鼓励我们继续思索下去。以上所引《序曲》第 5卷的诗文中，第一人称的“我”将《堂吉诃德》合上，然后向大海望去。这应是富有重要意义的举动，若不思考此举动，以上所谈就有中途而止之嫌。合上书后，一种文化活动的停止使另一种文化活动发生，这一转变或过渡具有唐突而迅速的特点，甚至夸张地讲，有着势不可挡的重力。因阅读而活跃起来的幻视与精神的能量被连续而无形地输送到书籍之外的世界，阅读者依从某种主题线索或在某种文本内容的影响下移动其目光，使想像与现实之间产生有机的关联。而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连续的幻视转移其实是在我们不知不觉中繁密地发生着，甚至这就是我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或即等同于其本身。当我们考虑到在古希腊或在新柏拉图主义体系中，大海常被视作生活的象征，我们会意识到阅读者的心绪常会作用于生活，尤其是浪漫的阅读者。
《序曲》（1805年本）第11卷有一个写绞刑架的段落（第278—315行），说到童年的诗人曾偶然发现一处绞刑刑场的遗址，旁边的草地上刻写着决犯的名字。美国学者托马斯·韦斯科（Thomas Weiskel）认为该段落表现出阅读与读后环视之间的关联与张力。男孩读完地上的文字，向四处望去，在许多事物中，看到一个头顶水罐的姑娘，“迎着疾风艰难地迈动脚步”（第306—307行）。韦斯科说：“地上的文字使幻视力飞升，而幻视力似乎又使视者在文字中读到的死的暗示展现为实景”； “在这飞升的过程中， 阅读行为被广义上的环视取代”。 （注：Thomas Weiskel,The Romantic Sublime: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and Psychology of Transcendenc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p.179.）具体就海边阅读段落而言，解构派学者蒂莫西·巴蒂（Timothy Bahti）认为：“从过程的完整性角度讲， 停止阅读载文的书页以及转向无字书页的举动可被赋予特殊的意义，说得华丽一点，此举动以其阅读的形态预兆着思绪的产生：思绪的另一半——关于阿拉伯骑士的梦幻——即将被写出”。（注：Timothy Bahti,"Figures of Interpretation,The Interpretation of Figures:A Reading of Wordsworth's 'Dream of the Arab'",Studies in Romanticism,18:4,Winter 1979,pp.601—627.）巴蒂将宽展的海景视作一张无字的白纸，主要是为其观点提供依据，即这场梦幻的最终含义无非是阅读行为如何转变成写作行为。
但是，从更常识的角度讲，以上过程的完结当然有着更加普遍的形态，不见得非称其为写作不可，除非我们假设阅读后的一切行动都与写作有关，或都是变相的写作，比如我们各种各样的文化行为。华兹华斯本人只是告诉我们，他的阅读转变为思索（第68行）。梦幻结尾时，诗人开始考虑追随梦中的“半吉诃德”，在现实生活中去献身于吉诃德式的事业（第151—167行）。鉴于此点，我们可以将整个过程认定为阅读——思索——行动，并在此中看出典型的文化意义，因为引伸一步讲，我们的社会生活以及到处的楼宇、街道、园林等等都可被视为读后的书写，其起因或根源都与阅读行为有关，而不是必然地要与某种赤裸的历史现实发生直接的因果关联。姑且再求助于一个小小的类比。仅就行为节奏而言，诗人／梦者的经历有些像但丁笔下的弗兰西斯卡与保罗：两个恋人同读亚瑟王传奇中的爱情故事，读到动人处，产生联想，然后放下书本，开始相互亲吻，（注：Dante,The Divine Comedy, trans.John D.Sinclair,London:The Bodley Head,1958.）所做之事与书中文字所述相近。弗兰西斯卡直接称文学书籍为他俩的媒人，大致也包含我们所说的“中介”的意思，尽管我们所指的“中介”不只限于文字。
阅读具有功效性，可被读者实际利用，但是正因为这一点，我们的读后行为也具有了情节性，或称作文本性，正如作为游荡者和读者的维特有着荷马史诗人物的气质，正如堂吉诃德浑身都是其所读传奇文学的影子，也正如华兹华斯诗中的梦者欲实践塞万提斯的文本。由于他们恰好都是文学读者，其所拖欠的“文学债”如无底深渊，至少就堂吉诃德而言，华兹华斯的梦者所意欲追随的“骑士”也是个梦者，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也读了满是梦幻传奇的文学作品。我们的行为当然烙着历史的印记，但因其所谓的文本性，也永远内含着不真实的特点，与我们所读的虚构作品产生“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它对自我与历史之间的那种所谓的“互文性”至少是一种重要的补充。我们当然不必真地去海边读书，也不必带着随身听步入山林，也不必用文学的力量仅仅将岩石草木类的自然物人格化。华兹华斯在第五卷中的所为所论只不过反映了一种提纯的文化行为程式，一种突兀而赤裸的文化行为类型，甚至近似一种召集不同元素力的机构举动，一切都可能昭示自然与文化以及社会现实与主观投射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融合体。在终极的意义上，我们并不十分清楚这两个方面中到底哪一方决定了另一方，但的确比较清楚诗中的段落给予我们的直接而明晰的警示，即具有文学特性的思维是一种极其活跃的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自己的文本“挖掘”方式也并不能提供某种定论。这样说并非是在倡导怀疑论，而是表达一种认识，即评论者应当养成自我检讨的习惯，尤其是检讨寻找相对应的历史事件的研究方法。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短篇小说《墙上的斑点》（The Mark on the Wall）中，通过第一人称主人公之口，对一些考古学家自以为是的推论提出强烈的质疑。她认为他们过于憨直而傲慢，好像仅仅凭着一些瓦罐或铁钉就能推导出历史上一段真实的生活。“不，不，一切都未被证明，一切都未被知道”。（注：Virginia Woolf,"The Mark on the Wall",Modern Short Stories,ed.Arthur Mizener,New York,London:W.W.Norton & Co.,1979,p.648.）伍尔夫甚至认为我们依赖想像力比依赖历史的研究更能获取知识，至少在我们辨清“知识”的真面目之前，我们“增加了对心灵之美妙和健康的敬意”。（注：Virginia Woolf,"The Mark on the Wall",Modern Short Stories,ed.Arthur Mizener,New York,London:W.W.Norton & Co.,1979,p.649.）这其实是一种华兹华斯式的认识。于是，她设想了一个能让我们活得更“愉快”的世界，一个“静谧的、宽阔的、田野中开放着极红极蓝的花朵的世界”，“一个没有教授或专家……的世界”。（注： Virginia Woolf,"The Mark on the Wall",Modern Short Stories, ed.Arthur Mizener, NewYork,London:W.W.Norton & Co.,1979,p.649.）伍尔夫有这种愿望，是因为至少就效果而言，专家学者时常倾向于使其研究的对象显得乏味，而实际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不知发生了多少次镜像般的“折射”：
未来的小说家将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这些折射的重要性，因为，很显然，并非只有单一的折射，而是多得几近无限。这才是他们将要探索的深处，这才是他们将要追寻的幻影，而他们会把对于现实的描述越来越多地从其故事中删除，或者像希腊人和莎士比亚那样，理所当然地把现实看成就是那么回事。（注：Virginia Woolf,"The Mark on the Wall",Modern Short Stories,ed. Arthur Mizener, New York,London:W.W.Norton & Co.,1979,p.647.）
说到此处，伍尔夫笔锋急转，认为即使说这样的话，也已经是在作概括，而概括的语言总是“毫无价值的”。
伍尔夫的此类观点值得我们注意。毕竟相对于文学作品，实证式的解读方式总有圆凿方枘之嫌，忽略了文学研究最终并不是历史研究。美国现代哲学家威廉·白瑞特（William Barrett ）在审视美国知识界的状况时曾指出：“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文化事业的相当一部分努力都是简括性质的（reductive）， 即都试图以某种方式削弱人类个体的精神地位”。（注：William
Barrett,The Death of the Soul:From Descartes to the Computer, New York:Anchor Press/Doubleday,1987,p.157.）无论在文学文本的层面上还是在人生的层面上，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哪个事件支撑着哪些浪漫的意象或想像，如果不能解构出实在的意象到底遮住了何种缺席的历史，或者，如果不能将以上所述的融合体切割开，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其它的评论角度来制衡历史主义研究的冲动。而如果能确定、能解构、能切割，那么我们仍会需要这种制衡，因为有益的文学批评仍要再前行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