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后实践论与美学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践论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不同意杨春时、张玉能的论点，认为其观点系建立于外来文化基础上的美学思想，不能解释美。
作者提出重建美学应以中国古典文化的超越感性和超越理性的悟性思维方法，克服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偏向，在现代科技发展的基础上，将人性与现代感性形式相结合来认识美和创造美。
当前美学界出现的“实践美学”〔1〕和“后实践美学”〔2〕之争，实际上是不同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之争。实践美学从实践本体论出发，认为美既不在物，也不在心，而在人的社会性物质实践活动。因此，实践美学是以人的社会性本质为基础建立起的美学理论。后实践美学出于改变实践美学一统天下局面的考虑，汲取当代西方美学的思想成果，促使美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化格局。在这个基础上，又综合各家学说，确立了“生存”这一“哲学反思唯一能够肯定的东西”，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推导出整个“美学范畴体系和审美的本质规定”〔3〕。 因此后实践美学是以人的生存性本质为基础建立起的美学理论。本文认为，美是一种不为物质生产实践的本质所规定，又产生于物质生产实践之中；美以人的肉体存在为物质基础，又超越人的肉体生存性而进入纯粹精神状态；属于“人格境界——物质外化”的特殊存在现实。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我们将在分析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基础上，探讨建构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美学体系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
众所周知，实践美学是中国第二代美学的主流思想。五十年代末，以李泽厚为代表的“社会派”，在其所提出的美是由人创造的主张中，已经具有了实践美学思想的萌芽。七、八十年代实践美学迅速发展壮大，除形成了十分完整的理论体系，还形成了李泽厚的社会实践积淀美学，刘纲纪的社会实践自由美学，蒋孔阳的多层累突创美学等几个影响很大的流派。实践美学具有几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实践美学都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建构理论的基础。其次，实践美学都视实践为本体论范畴，认为人类是通过生产劳动自我生成的，人类社会是通过生产劳动，由自然转化的。第三，实践美学都限定了实践的社会活动性质，而将人的个体生存活动和族类性活动排斥在美学范围之外。所以，实践美学关于美的最终认识是：“美是一种社会属性，即美是人类社会中才有的一种价值，美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4〕。
实践美学由于科学地把实践范畴引入美学研究，这样就在以往物质本体论和精神本体论之外，增加了实践本体论这一新的解释方式。同时，实践美学高扬人在改造世界中的能动作用，又使美学从素朴的自然阶段推进到能动的人类学阶段，为美学找到了恰当的理论出发点，使美学真正具有了人的科学的意义。另外，实践美学不但把实践视为理解对象的方式和范畴，还把实践视为造就功能和形成特征的方式和范畴，在实践的认识功能之外又发现了实践的创造功能。
实践美学虽然具有上述积极方面，但作为一种科学性要求甚高的理论，尚有一些不够严谨之处。
第一，实践美学以人的社会实践作为建构理论的基础，从逻辑的角度讲出现了两大失误：一是外延失之宽，另一是外延失之窄。说其外延失之宽，是由于实践本体包含了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凡经人的社会改造、留下人的印记的事物皆可为美，这样就必然把社会实践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等等非美的结果也视为美了。说其外延失之窄，是由于实践美学仅仅从人的社会属性要求实践，美是只存在于社会集团内部，只和人的社会本质相关的事物，至于社会性之外的个人性和族类性，便无美可言，这样就把美的主要存在范围排除在美学领域之外了。很明显，这些都不符合美的存在现实。
第二，实践美学对实践的概念界定是根本错误的。关于实践范畴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实践是理解对象的认识方式；实践是实现主客体统一的中介过程；实践是决定本质的本体依据。实践美学建立的正是所谓的实践本体论，对这种新观点，已有学者论证了它所存在的三方面错误。第一，其理论前提混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第二，其理论依据背离了经典作家的原意；第三，其理论实质抹杀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根本对立〔5〕。从当代哲学对实践的研究看， 把实践理解为认识论的范畴和过程论的范畴，符合实践本身的实际。如果认为实践的本质能决定实践成果的本质，便夸大了实践的作用。由于实践创造了万事万物，所以，以实践的本质规定美的本质，既不能将美与其他的实践结果相区分，也不能正确分析和认识美的特殊本质。
第三，实践美学的理论构成存在重大缺陷。实践美学坚持实践本体论，实际上摒弃了实体观念。因为实践本体恰恰是没有本体，美变成了既非物质又非精神的人的社会实践行为。由于缺乏实体基础，实践美学所描述的美是无法认识甚至无法思维的。同样，由于缺乏实体基础，实践美学本身也没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能够形成思维的焦点。所以，实践美学从形成之日起，除喋喋不休地用实践观点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生成与发展规律，将自己完全委身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认识体系之中外，从来不曾形成具有明确内容和明确价值的独立美学思想体系。
二
后实践美学是近十几年来国内美学研究中出现的一种“叛逆性的、新的美学思潮”〔6〕。 后实践美学的特点是：建构理论时更多地汲取西方当代美学的最新成果，即向西方美学开放；没有统一中心，各种观点、学说并出，呈现多元化格局。后实践美学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七十年代末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涌入时期，当时一批勇敢而又多思的青年学者，在不断地把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介绍进国内的同时，从理论上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进行了积极肯定的探讨。他们一方面描绘着西方现代主义的“美妙”前景，另一方面对现实主义予以了尽情的嘲笑。进入八十年代，许多艺术创作人员开始实践各种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并在新诗中崛起了所谓“新的美学原则”，与此相适应，理论界对现代主义者所津津乐道的西方哲学，如叔本华的意志哲学，克尔凯郭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柏格森反理性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和尼采的文化哲学等等，予以了充分的介绍。这种现象很快影响到美学界，具体的表现便是人们对反映论美学和实践论美学孰是孰非的关注热情消退，转而致力于对西方当代美学思想的译介和消化。中国进入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以后，一批研究美学的学者开始大量借鉴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哲学、接受美学以及后结构主义等西方美学思想，探讨并初步形成了一些略具雏形的后实践美学思想，如体验美学、生命美学、审美活动论等等。不过这些新的美学思想独立的内容还比较少，存在着对西方美学直接移植的偏向。对此，杨春时撰文指出：为了克服后实践美学上述理论缺陷，尚须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和综合”〔7〕。 在这个认识基础上，杨春时首先为多元化格局的后实践美学确立了一个统一的中心——“人的社会存在即生存”〔8〕；其次， 杨春时以“生存”作为逻辑起点，推导出了后实践美学的“范畴体系和审美的本质规定”〔9〕。 至此，一个可以言说的后实践美学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了。
后实践美学以其全新的思维方法和思维角度，以其对美的现象存在的特殊关注焦点，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尤其是在反映论美学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实践论美学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下，后实践美学思想的问世对于美学科学全方位的发展，有其积极的意义。另外，后实践美学“形而下”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将美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审美学理论，并使美学由学者们的抽象思辨变成人民群众可以掌握的审美规律上，不但是对传统“形而上”理论体系的重要补充，也具有实际的效用和意义。
后实践美学作为一种新生美学思想，尽管还很不成熟，甚至没有完备的体系，且未来能否代替实践美学成为主流学派也未可断言。不过，从后实践美学的现状来看，还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理论不足。
第一，后实践美学主要汲取西方当代美学思想。然而，这种思想本身却是一种正在衰亡的思想。西方当代美学对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美本身”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而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细致、琐碎的现象问题上，这样便不可避免地存在思维非中心化和价值虚无主义倾向。还在本世纪中叶之前，已有不少西方学者就认识到，西方当代美学思想并不是美学理论的归宿，相反，它的无聊感和零碎性正在使它走向终结。维特根斯坦、韦兹等人的美学理论企图证明所有美学问题都是不能回答的，美由于缺乏一种适当的方法因而是无法解释的。这种美学上的取消主义十分恰当地刻画出西方当代美学穷途末路的窘况。后实践美学挥舞西方当代美学这面正在飘落的旗帜，难免使人为它的生命力深深担忧。
第二，后实践美学在理论构成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逻辑矛盾。西方当代美学是以费希纳提出舍弃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演绎思辨，而采取“自上而下”的经验归纳为其形成标志的。借鉴西方当代美学建立起的后实践美学，由于不能分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种思维方法的矛盾特征，一方面津津乐道于“各种观点、学说并出，呈现多元化格局”的“自下而上”的体系特点，一方面又要“综合国内外已有美学研究成果”，找到一个“坚实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创造具有权威性的一元化格局的现代美学体系〔10〕，即从“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中寻找出路。这样，“多元格局”和“非多元格局”，“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这些完全矛盾的内容在后实践美学的理论中统统都到了肯定，从而导致自身陷入“自相矛盾”的逻辑困境。显然，这种明显违反逻辑基本规律的理论，目前还难以被视为是一种科学的理论。
第三，后实践美学所可能在中国造成的“后殖民主义文化”倾向不容忽视。早有学者指出，本世纪以前，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文化财富的侵吞是以殖民主义的压迫与掠夺方式进行的，本世纪中叶以降，这种文化渗透，则以“后”殖民主义的权力话语运作的方式实现的。“当第一世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主题成为第三世界向往和追求的目标时”，便不期然地将其历史文化放逐于主流话语的边缘地位，从而使其永远禀有一种滞后的自卑情节，“使其只能在一次次虚妄地割断自身的历史中，以‘跃进’、‘赶超’、‘取代’的激进方式言说，最终使美好愿望和文化蓝图夭折于母腹之中”〔11〕。后实践美学强调恢复“五四”以来向西方开放的传统，然而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东方在打开门户之后，由于片面地强调对自身文化的开放和现代化，往往不自觉地掩盖了西方文化的后殖民主义侵入事实。更深一层说，在大量借鉴西方文化改造自身文化的表象下面，潜伏的是一种对传统信念和精神价值的危机感。这种文化的毁损犹如生态环境的破坏一样，一旦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我们将何以葆有本民族文化的元气？
三
上述分析，便引伸出美学重建，尤其是中国美学重建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重建首先应该立足于美的存在现实，即美学理论应该是对具体的客观存在的各种美的现象的科学解释，美学研究应该返朴归真，回到对什么是美这个根本问题的专门探讨上来，而不是企图去构造一个本来没有的题目，诸如实践本体论，或者研究美之外的课题，诸如生存决定论等等。其次，这种重建还应该找到一套适合于美学研究的特殊思维方法，使美学成为既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又有独特研究方法的真正完全独立的学科体系。由于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都是在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美学体系，所以，在研究对象上越谈越洋，越谈越脱离中国大众；在研究方法上越来越偏向理性主义的纯粹抽象，越来越陷入分析、解释、推理的重重困境。鉴于此，我们认为，美学研究应该在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指导下，走开启中国传统美学悟性思维的道路，即恢复中华民族对美的传统认识角度——人的最高本质和人的境界修养，并通过内省的智慧跨越语义符号、逻辑公式的平面，直接进入美的深层内涵，利用悟性思维的直觉认识能力透彻美的全部奥秘。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建立在对人的最高本质即族类本质的认识之上的美学思想。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2〕。这就使我们认识到，为了生存而追求肉体利己的目的是人低级的生物性本质，人类分裂成社会以后又形成了人的狭隘的集团内部的社会性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则是对人的单个性生物本质和人的单个性社会关系的超越。所以马克思研究人，是从个人性出发，但不是从孤立的利己主义的个体生存性出发；马克思研究人，也从社会性出发，但不是从作为异己力量对人的支配的社会集团性出发，而是“用全面的方式，因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来掌管他的全面本质”〔13〕。因此，马克思对人的全面本质，即人的“类本质”、“类属性”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说：“人把自己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4〕人的本质的形成过程与动物本质的自然生成性相反，人是依照存在和生成的次序构成了自己的“类”存在物。在生成过程中，人的生物性本质和社会性本质仅被视为是揭示“类”的本质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把这种历史过程看作是人的“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动”〔15〕。那么，经过这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过程，实现了自己“类”的存在本质之后的人是种什么状态，马克思说：“人在他的物种意识里证实了他的真正的社会生活，……因此，人，纵然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他毕竟还是一个整体，一个理想性的整体”〔16〕。这就告诉我们，实现了“类”的本质觉醒的人，虽然不丧失个人性，具有强烈的个人意志，但同时又表明自己是具有能与同类一起生活的、具有“类”的特性和“类”的限定的“类”存在物。“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那个对象同时既是他自己的为旁人的存在，又是旁人的存在，而这旁人的存在也是为他的存在”〔17〕。所以，人虽然是个体的具体的和社会的集团的存在，但他要成其为人，还必须实现“类”的存在，和他的“类”本质毫无间隙；而“类本质”作为人类的共同本质，人类整体的目的和要求，也必须是它的每一个分子的目的和要求。这就是人的“类”本质和“类”特征的实质。
“类本质”、“类特征”的具体显现是人的艺术性需要。艺术性需要是人在生存需要和社会需要满足之后，超越个体需要和集团需要所实现的“类”的需要；艺术需要本质是人的特有本质也是人的共同本质，在艺术性本质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人便从个体生存和社会制约的无望痛苦中解放出来，省悟到一切人的肉体的、社会的本质并不是人的真正本质，省悟到我们在日常状态下实际上并不了解自己，丧失了人的意识，因此在这种对人的最高本质的体验中领悟到人的终极价值。马克思把人的“类”本质视为人本身固有的（内在的）本质，并认为当人把本身固有的（内在的）本质运用到对象身上来制造，便是美的制造，即“人还按照美的规律来制造”〔18〕。
中国古代文化是反省人生的智慧，它最重视的不是确立对于身外世界的认识，而是始终不倦地致力于成就某种高度完善的人格境界。和西方思想相比，它思考的是人性善恶和人之本质，而不是物的属性和物的规律。这和马克思对人的“类”属性的认识基本一致。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人格的完善，人与人的合谐，是人生和人类的最高追求。而这种高度完善的人格境界，当它感性现实地外化为物的属性，成为直观和情感体验的对象的时候，便理所当然的被解释为美的具体存在。由于把人格境界的完善视为世界的最高存在，此外再无更高存在，所以中国古典美学便以人作为美的最终皈依。这同西方或者把美皈依于上帝，或者皈依于物的自然属性完全不同。透过艳丽之极的现象之美，中国古典美学渗透着深刻的人性内容和高尚的人格精神。一般而言，中国古典美学在对美的认识中，始终不曾脱离人的丰富生动的感性生活，同时又内在地超越了它，上升到了远比日常的现实世界更高的精神境界。所以中国古典美学较早地达到了对人的“类”本质的自觉，富于一种深邃的人的意味，这是西方美学所不能企及的。
美学重建要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悟性智慧中寻找出路，这种认识还有其他一些考虑。
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美的认识是所有认识中的最高学问，在涉及思想的诸多领域中美处于最高的位置。但在西方，最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是与上帝交往的神学，宗教境界是比人格境界更高一层的境界。即便是那些用理性主义研究世界和人生的思想家，也将美学置于十分低下的地位。鲍姆嘉通说：“美学，指教导怎样以美的方式去思维，是作为低级认识方式的科学，即作为低级认识论的美的任务”〔19〕。由于美学在西方没有什么价值和地位，“在大学里，除了少数哲学系讲美学以外，就没有系再开美学课了”，“即使在哲学系，也只有很少人听课，也不是每年都开，一般一个学期就完了”〔20〕。而在中国，由于历史性的宗教观念淡薄，最高境界的精神追求便不在人格神的上帝，而是现世人生的完善人格和完美境界。在这个意义上，美学在中国自古到今都处于各种精神活动的最高地位。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思想的产物，而且也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思想。是自己的民族、时代、性格的代表。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成就伟大人格和美的境界的人性自觉，我们将到哪里去寻找我们民族的灵魂？由此，我们便不能同意在所谓的向西方文化的开放中，用仅仅是对低级认识方式加以研究的西方美学取代作为最高精神追求的中国美学。
其次，美学是研究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之外的第三种存在的学说，即“人格境界——物质外化”的特殊存在现实。美是感性和理性的融合，又是感性和理性的超越。融合是说，美超越感性和理性，但又不脱离感性和理性；超越是说，美融合在感性和理性之中，但又高于感性和理性。作为融合性的存在，它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是融化在“情”与“理”之中的一种成分和因素；作为超越性的存在，它控制、引导、主宰人的欲望和理智。显然，在这样一个特殊认识对象面前，西方美学的纯粹理性主义和纯粹感性主义的认识方式便显得无能为力。纯粹理性主义将一切都纳入理性认识的范围，在工具理性（科学技术）和实践理性（社会法规）的强大支配下，人不过是单一社会向度的语言符号或“机器的附件”。纯粹感性主义则要人们完全回归“感性”的动物本能冲动，又使人在动物感性和肉体欲望的支配下，变成了物质的奴隶。与此相反，中国美学走着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它把自然界、人和社会同一种特定的人格理想联系起来，强调在“情”与“理”的统一中去认识世界。这种认识方式虽然严重阻碍了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但由于它执着于在日常的实践行为中寻找脱离动物感性和社会理性的超越境界，并且形成了了解此境界的悟性思维方法，所以对于认识美的特殊存在现实，具有西方美学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
综上所述，由于中国古典美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人的最高本质的自觉，所以在通过沉思和修行等活动以实现这个最高人格境界的过程中，同时形成了最接近美学意义的思想体系，即认识美之为美，实际上是认识人之为人，只有认识了人，才能认识美。这些关于美的独到的认识成果和认识思路，是我们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思想体系的极好基础。
当然，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美学重建，也要清楚地看到中国古典文化所固有的一些弱点，诸如无体系性的零星所悟，小生产者的相当狭隘的原始自由意识，本体论探讨中的虚无主义、神秘主义倾向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借鉴西方美学和中国当代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加以改造和克服的。
总之，以中国古典文化的超越感性和超越理性的悟性思维方式重建美学，将克服实践美学以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取代美的研究的偏向，克服后实践美学以西方思想取代中国思想的偏向，并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将我们祖先所设想的最深广、自觉和高尚的人性内容同现代最丰富多采的感性形式结合起来，认识美，创造美，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作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注释：
〔1〕参见张玉能：《坚持实践观点，发展中国美学》，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
〔2〕参见杨春时：《超越实践美学，建立超越美学》，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1期。《走向“后实践美学”》， 原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
〔3〕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载《学术月刊》1994 年第5期。
〔4〕张玉能：《坚持实践观点，发展中国美学》，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4期。
〔5〕参见庞学铨：《也谈实践唯物主义的几个问题》， 原载《杭州大学学报》1972年第6期。 董武清：《关于实践的本质及其深层含义》，原载《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2期。 刘道镛等：《论对实践观的三种理解》，原载《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6期。
〔6〕〔7〕〔8〕〔9〕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原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
〔10〕杨春时：《走向“后实践美学”》， 原载《学术月刊》1994年第5期。
〔1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与价值反思》，原载《文艺研究》1993年第1期。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13〕〔14〕〔15〕〔16〕朱光潜译：《经济学——哲学手稿》，原载《美学》第2期。
〔17〕〔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169页。
〔19〕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97页。
〔20〕李泽厚、王德胜：《关于哲学、美学和审美文化研究的对话》，原载《文艺研究》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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