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两税合并的社会经济福利效应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效应论文,福利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背景分析
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中国的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实行两套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制，其中：内资企业名义税率为33%，实际税率在22%～28%左右①；外资企业名义税率为15%②，实际税率在10%～15%之间③。在一段时间里，这项政策在吸引外国资本、技术和人才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关于内资和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问题，学术界在2007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之前讨论了很长时间。总的来说，赞成两税合并的一方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考虑：一是在外资进入的初始阶段，税收优惠政策对外资的吸引作用较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逐渐减弱。二是中国经济成长存在着诸多吸引外资流入的因素，如中国的市场规模、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等方面的因素，税收政策只是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考虑因素之一。从中长期看，外资参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三是两税合并能促进社会公平，有利于建立公平的企业竞争环境。四是国家的某些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在两税合并后能够切实执行等。与之相反，对两税合并持担忧态度的人则认为两税合并后，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的上升会造成外商直接投资额的下降，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
在西方发达国家，统一企业所得税税率通常能使社会整体福利增加。Harberger(1962)、Shoven和Whalley(1972、1976)在他们的研究中指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各种类型的企业在成本约束条件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组织生产。当政府对不同的企业按不同的所得税率征收资本税(歧视性企业所得税)时，将导致税率高的企业的产品价格也相对较高。当政府取消歧视性的税率政策时，将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然而，在讨论我国将要实行的两税合并这一税制改革时，上述结论则不一定成立。原因在于上述研究中所讨论的企业可能不同于我们要讨论的企业，尤其是不同于我国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例如国有企业在组织生产时，其生产目标有时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达到某些社会政策目标，如实现国家的产业政策目标、上缴利税目标或就业目标等。再如我们的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他们在投资决策和融资时的行为也不同于自由竞争环境下的企业。通过包括贷款、财政拨款、国家银行贷款、国家向国际金融市场进行主权性融资(发行主权债券、接受外国政府贷款)等方式，国有企业可以比其他企业更容易得到所需的资本，却对资本回报或借款的偿还等考虑甚少。
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开考虑，对于国有企业的生产行为描述我们考虑用John Whalley和王丽(Whalley和Wang，2007)的国有企业经理(或厂长)责任制模型和职工冗员模型；外资企业我们采用常用的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生产行为模型。模拟方法为一般静态均衡模型，考察两税合并如何影响劳动力、资本等要素在内、外资企业中的配置以及这一政策对我国整体福利水平的影响等。文章的第二部分为分析模型；数据处理和参数的设定为第三部分内容；第四部分为模型的模拟结果；最后是简短结论。
二、框架分析：冗员模型与经理责任制模型
我们考虑一个封闭经济的情形。它由四个生产部门组成，即农业、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其他类型的企业，其中农业(agri)、外资企业(fie)和其他类型的企业(ope)按利润最大化方式组织生产；而国有企业(soe)则按不同于上述三种企业的行为组织生产，这里我们考虑两种可能的模型，一是职工冗员模型，二是经理责任制模型。生产方程中的投入要素有劳动力和资本两种。
(一)冗员模型。
1.农业、外资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的生产行为。对于农业、外资企业和其他类型的企业来说，我们假定其生产行为符合自由竞争条件下的企业行为。在生产规模不变的假定下，我们有：
分别为产品的价格、劳动力和资本的价格，t[,ik]为资本所得税率。在成本约束条件下，单位要素需求方程给出劳动力和资本需求表达式分别为：
2.国有企业的生产行为。和生产行为有关的国有企业的主要特征是：在要素投入上，国有企业职工人数相对稳定，并且职工的基本工资由国家的工资政策决定；资本投入也由国家控制；存在预算软约束。因此，冗员模型的建立基于以下假设：(1)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和工资由国家控制，而不是由市场决定。在数学模型的处理上，这两个变量是常数，固定不变。(2)企业的生产行为在预算约束条件下进行，即如果企业的销售收入不足以补偿生产成本，则企业就倒闭，职工就失业。因此，国有企业的职工必须通过其工作的努力程度到达一个企业生存所必需的产出。这个努力程度在模型中用λ表示。当λ等于1时，表示职工努力工作的程度为100%，无劳动力投入的效率损失；当λ小于1大于零时，表示职工工作时有懈怠的程度，劳动投入有效率损失；当λ等于零时，表示职工工作时完全懈怠，劳动投入有100%的效率损失。显然，在国有企业的冗员模型中，企业的产出部分地取决于职工努力工作的程度。(3)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即国有企业的资本投入由国家相应的主管部门和国有银行决定，一旦国有企业得到国有银行的贷款，该企业就可以“相对免费”地使用银行提供的资本；但国有企业必须无偿地向国家分红，或保证向国家上缴规定的利润。
更进一步地，假设国有企业的生产行为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示，则职工冗员模型的数学表述为：
其中：λ为员工努力工作的程度或劳动力投入的效率系数，它表示了由于冗员导致了劳动投入不能100%地转化为产出。方程(4)表示国有企业的产出水平由资本投入K和λ决定。方程(5)表示由于国有企业投资的软约束行为，其生产的一部分是为了满足国家行政支出等费用(向国家无偿地分红或上缴规定的利润而不是补偿资本投入的成本)，用R[,i]表示；另一部分是补偿劳动力成本。
3.居民的消费行为。相应的，我们将居民分成4种，他们分别是上述4个部门中的居民。在农业、外资企业和其他类型的企业工作的居民(分别用ha、hf和ho表示)，他们的收入来源于要素收入和国家的转移支付(用tr表示)，收入方程为：
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居民，其工资固定，就业固定，收入方程如式(7)所示：
4.均衡条件及模型的闭合。(1)产品市场的均衡。假设各部门的居民将收入全部用于消费，则产品市场的均衡方程为：
(2)要素市场的均衡和零纯利润条件。与常用的一般均衡模型一样，模型中的要素市场均衡条件为：
零纯利润条件为：
(二)经理责任制模型。
1.农业、外资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的生产行为。与冗员模型相似，假设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农业企业、其他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生产方式为方程(12)：
成本预算约束下，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为：
2.国有企业的生产行为。与冗员模型不同，我们在经理责任制模型中假设国有企业的产出水平是由经理的行为控制而不是由员工的努力程度决定；资本投入部分的假设同冗员模型相似，即由于资本重组和国家对国有企业在资本投入上的特殊政策，我们简单地把资本投入看成不变。而国有企业的经理由国家指定的人员担当，其行为是追求个人目标最大化而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因此，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假设经理们尽可能地将企业规模最大化以便建立最大的关系网，这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经理们将尽可能多地雇佣工人。
具体到模型中的方程，国有企业的生产方程见式(14)：
3.居民的消费行为和一般均衡条件。(1)居民的消费行为。经理责任制模型中的居民消费行为和冗员模型中的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国有企业类居民，其收入方程中的工资和职工人数不再固定。
(2)一般均衡条件。
三、模拟过程中的数据和参数
我们假设3个非国有企业部门的生产函数为CES函数形式。对于国有企业的生产函数在职工冗员模型中我们用报酬递减的生产方程(4)；在厂长或经理责任制模型中用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考虑到与本研究内容相关的一些宏观经济总量数据在近几年的变化比较大，我们选取了2004～2006年3年的统计数据作为基准情形的数据，用于模拟两税合并的资源配置效应和福利效应。基准数据均用价值形式表示，列在表1中。模型中参数的计算方法参照Harberger(1962)、Shoven和Whalley(1972、1974、1992)在他们论文中使用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缺少中国居民消费函数中休闲参数的可靠数据，居民效用方程中的休闲弹性我们一律设为0.2。这些参数数据列在表2中。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对国有企业的生产行为作了一些特殊的假定，因此在基准数据的处理上，国有企业的数据同其他部门的数据有所不同。在职工冗员模型的假定下，我们假设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固定，为0.75④，它与市场出清时的工资无关。在国有企业任职的居民，其效用函数中的休闲弹性为0.2，这个假定同在其他部门就业的职工假设相同。在经理责任制模型中，生产函数中的劳动力投入并不是由利润最大化时的一阶条件算出，而是由平均生产成本算出。
对非国有部门的三类企业生产函数中的参数计算，我们使用了一般均衡模型中常用的计算方法。效用方程中的参数计算也是如此，除了对休闲弹性我们给出了0.2这一假定以外，对生产函数中的替代弹性，使用了GTAP数据库中的值(见Betina(2005))。所有模型中使用的参数见表2所示。
四、模拟结果
(一)两税合并对部门产出及要素配置的影响。我们用基准模型同税率变化以后的情形作了比较。在模拟情形中，除了各企业的所得税率由基期税率变为25%以外，其他数据和参数均和基准情形相同。
模拟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冗员模型的假定下，根据2004年到2006年三个年份的数据，两税合并使我国总的社会福利(11)分别降低了0.18、0.17和0.13个百分点。同样，外资企业在产出水平、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方面均受到了负面影响，用2004年的数据得出的结论为，上述指标分别降低了4.1%、4.5%和3.6%；2005年和2006年的情形与2004年大体相同。农业和其他部门的各项指标均呈正的变化。对于国有企业，由于冗员模型假设了国有企业的职工数量固定，且约束方程中无资本投入，国有企业的劳动和资本变化均为零；但国有企业的产出变化在上述三种情形下分别为-3.1%、-3.5%和-3.9%，这是因为所得税合并之后，随着税率的降低，国有企业上缴国家利润部分减少，同时劳动力投入并没有增加，从而使产出减少。而产出的降低在生产函数中又体现为劳动投入效率的降低，在上述情形下，劳动效率的降低分别为5.8%、7.0%和8.2%。
在经理责任制模型的假定下，由2004～2006年的数据计算出的两税合并使我国总的社会福利分别降低了0.25、0.21和0.15个百分点；与冗员模型相似，外资企业在产出水平、资本和劳动力投入方面均受到了税改的负面影响，用2004年的数据得出的税改后的情形与相应的基期情形对比，上述指标分别降低了4.2%、4.5%和3.7%。用其余两个年份的数据进行模拟，得出的结论和2004年的情况相同。农业和其他部门的产出水平、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变化在上述三个时间变化的方向也大体相似。对于国有企业，由于责任制模型假设了国有企业的资本投入由国家的相关政策决定，因此国有企业的资本投入变化均为零；但所得税合并之后，其他部门的劳动力投入的降低使国有企业部门的劳动投入增加(由劳动力要素市场均衡条件得出的结论)，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产出变化分别为1.6%、2.1%和2.6%。模型计算结果见表3所示。
(二)冗员模型中职工工资的敏感性分析。在使用职工冗员模型进行计算时，我们假设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固定，为0.75，它与市场出清时的工资无关。该参数是一个外生变量，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该外生变量的不同取值对模拟结果的影响，为此，根据2004到2006年的数据我们作了相应的敏感性分析。分析结果见表4所示。很明显，该外生变量对模拟结果有较大影响，当工资取0.5时，社会福利降低的幅度比取0.75时要大，而当该值趋于1时，社会福利的变化却为正值。我们对这种结果的解释为：当工资取0.5时，意味着国有企业职工劳动的努力程度较工资为0.75时低，两税合并以后，国有企业上缴国家的利润降低，从而导致国有企业产出水平降低；相反，当工资接近1时，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同其他类型的企业近似相等，这使员工的努力工作程度同其他企业相似，因此税制改革后，社会福利呈正向变化。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随着我国企业制度的改革，两税合并对我国整体福利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小，长期来讲，还可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五、简短结论
我们分析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这一税制改革对劳动力、资本在我国各个部门间的配置以及对整个社会福利可能产生的影响。我们考虑了国有企业在生产行为方式上的特殊性，用职工冗员模型和经理责任制模型来模拟国有企业特有的生产行为。目的在于讨论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统一税率能够提高社会整体福利这一观点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经济国家中是否仍然成立。为此，我们使用了一般均衡模型技术，将职工冗员模型和经理责任制模型思想运用到具体的生产方程的设定。
两个子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两税合并这一政策冲击使外资企业在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以及产出水平方面均表现出负的效应。并且，合并之后我国社会福利整体水平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并不大。
另外，对不同年份模拟结果的微小变化及敏感性分析也表明，当国有企业的生产行为方式越趋同于自由竞争环境中的企业行为时，两税合并的影响越弱。可以推断，随着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两税合并对我国整体福利的负面影响将越来越小。从长期来看，还可能有非常积极的政策效果。
注释：
①对于内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率国内的报道很多，但没有一个统一的估算，因而这里我们仅根据有限的资料对实际税率作一个大致的说明。
②实际的优惠政策根据企业所在地的不同略有不同，大致为：外资企业在经济特区的所得税率为15%，在沿海开放城市为24%，外资企业多数集中在这些沿海地区和开放城市。在内地的外资企业主要分布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如果本身是高新技术企业也享受14%的税率。
③见注释①。
④0.75是相对于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基准价格1而设定的。该参数是一个外生变量，在这里的含义为：由于国有企业的冗员因素，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因此，在国有企业中就职的员工，其工资低于其他企业职工的工资(在基准情形下，其他企业职工的工资为1)。为了观察该外生变量对模拟结果的影响，我们在文中的部分作了敏感性分析。
⑤这列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
⑥工资和就业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劳动力投入由工资乘以就业得出。
⑦这里我们用产出减去劳动投入得出的残差代表资本投入。
⑧各参数取自CES生产函数，它的具体形式为Y=A[αL[(σ-1)/σ]+(1-α)K[(σ-1)/σ]][σ/(σ-1)]。
⑨这些弹性系数取自GTAP数据库，参见Betina等(2006)。
⑩包括农业部门、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
(11)社会福利在这里用的是希克斯等价福利值(Hicksian Equivalent Valuation，简称Hicksian E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