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的结构过程分析及其启示_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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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2-0044-05

一、演化经济学的结构-过程分析方法理论渊源及基本构成要素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是信奉均衡思想的,认为世界的理想状态和最终状态是均衡。均衡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秩序观。尽管秩序并不等同于均衡。(注:1968年,哈耶克在芝加哥做的题为“作为一个发现过程的竞争”的讲演中曾公开宣称“经济学家们通常把竞争中所产生的一种秩序称作为均衡。而均衡是一个有些误人子弟的概念。因为,这样一种均衡假定,所有事实已经确知,因而竞争也就停止了。而我宁肯使用‘秩序’而不是‘均衡’,是因为至少在讲座经济政策的层面上,‘秩序’要领有其优点,那就是,我们能说秩序达到了某种程度,况且秩序也能够通过一个变化过程而保留下来。与经济均衡从来就不真正存在相比,当说我们的理论所描述的某种秩序是理想型的时候,至少有其正当理由。”)但实际上任何经济系统都不仅仅如主流经济学所宣称的只有因果性、有序性、普遍性、必然性、统一性;它还包括偶然性、无序性、个别性、错综性、多样性、模糊性、矛盾等等。只有有序性的经济、社会是僵死的;而只有无序性,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将不能形成任何有组织的结构与过程,从而也就不可能保持任何新生事物,获取进化或发展。只有稳定,则导致灾难、冲突的爆发,无法应对外部竞争;而只强调无休止的动态,则缺乏连续性,没有持久的目标和价值,容易产生轻率的行为。演化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这种有序与无序、稳定与创新、必然与偶然的统一与矛盾。如演化经济学理论根源之一的老制度经济学的凡勃伦-艾尔斯的工具-礼仪两分法便体现了稳定与创新的统一,他们认为由制度构成的礼仪性价值是稳定的、滞后的,而经济的发展源自技术等工具性价值变迁。另一个演化经济学的鼻祖熊彼特则将处于稳态的经济比喻为循环流转,而企业家的创新则是对此的打破。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纳尔逊和温特则以惯例作重点考虑,但仍将惯例分为经营特点、投资惯例和搜寻惯例。其中搜寻惯例意味着潜在的创新。普利高津的分叉理论也是稳定与创新的结合。分叉点附近意味着不确定性与多样化,但两个分叉点之间的却是系统的稳定状态。如同基因一般使经济系统处于稳定状态的作用因子包括自然的约束,使得经济行为主体秩序化的偏好(包括伦理和宗教规范)、技术、法律和经济与社会制度等。它们决定着一个经济系统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称为“结构”。而经济生产中所应用的技巧、资本品、产品的数量和价格、消费的分配等的变化与存在则如同生物学中的表型一般是无序、创新和偶然的根源。由此可见演化经济学要研究的是不同层次上的演化,既包括具有稳定性的基因上的如惯例、技术、习俗、传统的演化,也包括经济现象的演化。

演化经济学强调结构-过程分析方法,这对于解决有序与无序、稳定与创新、必然与偶然的统一与矛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结构-过程分析方法由行为主体、结构性约束、社会互动、历时动态变化和后果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1.结构性约束。结构性约束来自社会建构的制度矩阵,来自生理的、生态的、物理的和环境等对人类行为具有制约性的一切因素。

2.行为主体。结构-过程分析方法中包括个体行为主体和诸如组织化群体、企业、政府机构、党派等集体行为主体。

3.社会互动。互动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结构性约束与具有能动性的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另一个是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社会互动表示的是具有特定角色、地位和社会关系的行为主体在结构性约束规定的“小生境”中从事经济实践的过程。互动的方式可以是冲突、矛盾、竞争,也可以是合作等。

4.动态历时变化和结果。历时性的分析不仅包括质上和量上的变化,还包括一种持续性保持的分析。前者来自由于新知识、学习行为、无意识结果、意识形态变化或是生态的、物理的条件变化而带来的对结构性约束的改变或创新;后者则是由于惯例性的行为。

二、结构-过程分析的具体内涵

首先是结构的约束性。我国的学者陈平认为经济研究应该关注生态经济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和经济管理结构。[1](P5)而贾根良则认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技术体制、文化认知模式和生态地理系统等亚系统的非线性作用导致了经济现象的复杂与多样。[2]演化经济学认为结构性的约束来自三个方面:1.自然的、物理的、时空的约束。2.传统的约束。这包括历史遗留下来的道德观、共享价值观、信仰体系、文化甚至以往曾实施的经济政策。3.各种正式制度规则的约束,如法律系统、民主体制等。人的能动性不仅取决于行为的意图,还在于结构对可以行动的权利和资源的规定。传统的约束和正式制度共同构成了约束人行为的社会规则体系。但演化经济学的结构-过程分析方法不仅仅强调了结构的约束性作用,更重要的在于各种约束之间的“共同进化”的思想。也正是由于结构性的约束和其内在的“共同进化”的思想成为一个社会持续性、稳定的保证。

演化经济学的行为理论强调行为的唯一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前者意味着不同的认知结构、组织规则、历史传统建构和形成了特定的行为主体,是创新的直接来源;后者则强调结构性约束下产生的社会确认机制是行为相对连续性的保证。“重要的是具有习惯和目的的社会化的和个体化的个体”。[3](P58)个体不是固定的,而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社会过程的一部分,是个体意志交汇和集体对个体控制的联合的‘交易’的参与者”,[3](P68)行为主体体现了一种部分-整体关系。所以结构-过程分析既强调行为主体受到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强调行为主体具有能动性。人性是复杂的,决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所宣称的那样是理性最大化的个体,也不是文化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下的被动僵化的个体。但演化经济学的结构-过程分析首先强调行为主体行为的惯例性,“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purpose-seeking)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遵循规则(rule-following)的动物。”[4](P7)“习惯于是可以被理解成由文化过程和个人在某时刻以前所积累的经验所决定的标注行为。熊彼特认为,若没有习惯的帮助,无人能应付得了每日必须干的工作,无人能生存哪怕是一天。纳尔逊和温特认为,一种行为若能成功地应付反复出现的某种环境,就可能被人类理性固定下来成为习惯。”[5]康芒斯认为“我们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开始生活的——我们在婴儿时代以纪律和服从开始生活,我们继续作为已经存在的组织的成员,因而只有遵守反复的和重复的惯例——这就是所谓现行组织的意义——才能获得生命、自由和财产,顺利地、安全地并且得到大家的同意。”[6](P58)而凡勃伦则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支配着个人生活的那类历史最悠久、最根深蒂固的习惯——关系到他作为一个有机体的生存的习惯——是最顽固、最难避免的。”[7](P79)“传统对于了解规范至关重要,因为人们常常按照习惯行事,而不是靠所谓的理性选择。即使社会规范最初是通过理性谈判或慎重选择而产生的,这些规范也是经过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才传给后代的。这一社会化过程就是让人们习惯于某种行为模式。……这自然意味着,某种社会习惯一旦学到手,便不可能像根据简单的信息便可摒弃一种观点或信念那样轻易地改变。”[8](P278)行为主体的其他任何行为,无论是学习、模仿、试错或是比较都不可能摆脱惯例性行为设定的背景。

其次是人的理性最大化行为。这种行为是与目的性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但只是“修正者、调节者而不是行为的起源”。[3](P61)这并不是人们行为的主要方式。再次,是人的想象行为。如沙克尔认为不确定性是想象和新知识发现的前提。想象关注的问题是在非秩序环境中的决策如何做出,未来可能事件的概率计算,不可能事件的排除,是对什么是可能发生的评价。“未来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的。”[9](P100)最后,是人的非理性行为,如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演化经济学的人性分析是现实主义的。

经济过程是一个行为主体能动性与结构性约束连续变化的过程,一个自我复制、自我持续的没有最优的开放过程,这个过程是行为主体与结构之间相互作用产生行为的持续、创新或质上变化的累积因果过程,如心智模型、知识体系、行为惯例,甚至是整个经济结构的持续或变化。结构性约束使得在社会实践过程具有章法和秩序,并体现在行动者在具体时空情景下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而行为主体则在运用结构中的规则和资源的同时在具体时空中维持或再生产出结构。这正如恩格斯所言:“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10](P506)“个体与集体都是有目的的行动者,都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做出选择,自我反省,参与系统的构建,甚至破坏现有的系统。”[11](P2)

笔者认为结构-过程分析方法中的过程分析着重分析两方面问题,一是时间的作用,二是行为主体的异质性与互动关系。首先是时间的因素,过程分析是一种历时动态分析,它包含着过去对现在的影响,如经济政策制定中路径依赖问题;现在对未来的影响,如新政策指导下的经济结构的转换。在这个历时分析中侧重两种机制即多样化机制以及选择机制的作用。前者是指与经济效率相关的变化如技术、政策、个体的权利,国际经济关系等带来的压力改变了系统中行为主体反应战略的不同有关。后者则包括如试错、谈判、讨价还价和强制等。但选择机制的决不仅仅是效率选择,选择机制首先与政体(governance regime)的性质,如谁是主导行为主体、关系是怎么样的有关;其次还受到文化背景,特定的价值观和规范的影响。其次,过程分析强调异质性和互动。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性个体和企业的假设不同,演化的分析视角强调人、集体、组织甚至地区的异质性。异质性假定是创新行为、突现发生的根源。异质性的假定决定了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与互动关系,“任何系统的结构——它的部件之间许多循环的、连锁的、有时候时间-延迟的关系——在决定系统的运行情况方面往往和它的个别部件本身同样重要。”[12](P100)总之,对于社会经济系统来说,重要的是因素或子系统之间的非加性、相干性,也就是说它们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在行为的互动中、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中实现创新、复杂与多样。

三、经济政策的作用在于为结构与行为主体之间提供特定的互动与关联方式

与主流经济学追求最优的资源配置的静态或比较静态分析的方法不同,演化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分析采取的是一种结构-过程分析方法。结构-过程分析方法的科学哲学基础是批判实在论。我国学者贾根良教授认为批判实在论的基本理念是“经验的(经历与印象)、实际的(除经验以外包括事件和事物状态)和真实的(除实际事件和经验外包括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13](P36)三者的非同步性质(out of phase)。批判实在论对经济政策分析的启示是政策制定者看到的经济现象是其背后复杂的经济结构作用的结果,似乎具有直接联系的两个经济因果关系的事件需要研究其内在的经济结构性关系。这就避免主流经济学的只注重直接分析而忽略结构分析的机械论逻辑。

八木纪一郎认为威廉姆森的治理的三层结构对演化的经济政策分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4]具有独立机制的“治理”是被个人的“行动属性”和制度环境中的“变动参数”决定的,但“治理”的状态影响和改变着个人的“偏好”和“制度环境”,从而构成了双重反馈。如图:

图1:治理的三层结构(威廉姆森,1996)

通过演化的结构-过程分析方法,笔者认为经济政策的作用在于利用如技术性政策、制度性政策、创新政策等中介实现结构性约束与行为主体之间的统一,提供结构性约束与行为主体之间、各种行为主体之间的特定的互动与关联方式。无论是技术性的经济政策、数量性经济政策还是制度性或是结构性的经济政策带来的是一种新的互动方式,一种新的宏观的经济实践的情境,一种对微观主体具有反馈性影响宏观变量的规定。结构-过程分析方法下,制定一个经济政策首先要考虑的是结构性的约束,这来自自然的、物理的、技术的约束;来自社会构建的各种行为规则体系的约束,如符号化的法律、明文条例等;来自不可符号化的传统、文化等。这种结构性的约束必须要考虑到时间的作用,既往存在的、现存的和即将出现的结构性约束都要考虑。一项好的经济政策必须与自然的、国家的政治体制、文化和传统下的惯例、非正式制度等协调一致,考虑本国的社会规范、文化遗产和历史传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一项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会引起社会的断裂或失范等问题。正如英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巴克在1927年《国民性及其形成中的诸要素》中所说:“懂得民族的心理基础和总体性格的人握有制定政策的金钥匙。”[15](P3)例如我国人多地少的自然状态形成的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对我国的农地制度改革、农业产业化的进行都有着直接的影响。经济政策分析的切入一定要从一个国家固有的结构等基础层面入手,先分析对一项经济政策实施有作用的稳定性因素。第二,经济政策的制定要考虑到与过程有关的行为主体的各种行为,这包括:1.创新行为。经济政策可能引起行为主体的策略性行为,引起经济政策的变异。或是政策制定者通过经济变化而改变心智模型和效用函数,从而引起政策的创新。演化的政策行为强调的是沙克尔的“创造性选择”,而不是主流经济学讨论的“反应性选择”。2.学习与适应行为。适应与学习是循环与累积因果关系的首要应用。学习包括横向的学习,即不同地区或国家经济政策的借鉴与模仿、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流与商议;纵向学习,即学习传统,本国的制度积累。适应行为则体现了霍奇逊对制度的“向下重组因”的强调,即制度对人的志向和行为取向的塑造。3.试错与实验行为。建立在可错主义基础上的演化经济学强调经济政策的试错与实验,以从中改进和优化最初的经济政策。4.选择行为。这其中包括伯恩斯所定义的P选择(权威人士对规则有意识的主动选择)、S选择(社会结构中的人的选择)和M选择(保留有效规则,淘汰无效规则的选择)。5.模仿、教育等扩散行为。最后,结构-过程分析强调自然、生态、技术、社会等共同演化,而不是一种粗放的,不考虑资源约束的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社会在整体上被看作是一种相互联系的系统。经济政策要考虑到自然资源的使用存量与流量、人口状态等可持续发展问题。结构-过程分析方法可以用下面这个图加以阐释:

图2:经济政策分析的结构-过程分析初步框架

图3:经济政策分析的过程分析图示

三、结语

面对主流经济学在经济政策分析中的注重配置效率的静态分析和对复杂现实忽略的缺陷,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演化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可供替代的药方,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叛道者诺斯所言:“经济理论是静态的;我们所生活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世界,静态的理论体系所提供的错误的政策是一贯而持久的……然而,最近演化经济学的确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发展。”[16](P68)让我们期待演化经济学给我国的经济政策制定带来更多的启示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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