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与在内地“造几个香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香港论文,一国论文,两制论文,在内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构想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他亲自指导用这一构想先后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于1988年6 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这一大胆、新颖的设想是“一国两制”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通过“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对于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需要引起我们认真的思考与研究。
一、“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设想的提出及其基本含义
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再一次向世人郑重宣布我们国家对香港政策五十年不变。邓小平说：“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那么五十年怎么能变呢？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实际上，五十年不变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后是不需要变。所以，这不是信口开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7页。以下如引自第3卷只注明页码）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 尽管对这一设想邓小平没有作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但联系到邓小平关于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联系到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可以明确看出这一段话至少包含这些含义：
第一、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有利于促进内地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这不是权宜之计，这是从实际出发，同中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紧密相联的战略决策。
第二、为了实现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中国要更加开放。在内地造几个“香港”，正是更加开放的一个重要构想。正如邓小平在同一个讲话中讲的：“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第266 页）这其中也包括学习借鉴香港的先进经验。
第三、我们有雄心壮志也有能力再造几个社会主义的“香港”，我们有坚定的信心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提供坚强的后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不会也没有必要改变“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
笔者认为，邓小平提出的内地造几个“香港”，其本意也就是要融香港的资本主义优势和大陆的社会主义优势为一体，建造几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香港”，从而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这样的香港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呢？可以假设为达到那个时候亚洲“四小龙”的水平，包括生产力、公共设施、电讯、交通、运输、贸易、金融、产业科技水平、行政管理、吸收世界投资的软硬环境、外汇收入、人均收入、人民生活水平、公共秩序、人民的道德风貌、社会风气等等。这一设想的提出，再一次反映了邓小平的深邃的战略眼光和实现伟大目标的坚定信念。这一设想因其大胆新颖，一经提出就引起世人的关注。
二、内地造“香港”是着眼于为“一国两制”统一祖国大业服务，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腾飞服务的战略决策
1、这是着眼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思想。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长期战略发展作出的抉择。在中国的改革开放、繁荣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香港作为通向国际市场的桥梁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五十年’，到本世纪和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这就是我们制定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想法。”（第103 页）今后，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建设几个具有香港实力和水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香港”，这无疑是锦上添花，必将带动一大片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加快现代化的进程。
2、为“一国两制”服务，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要保证“一国两制”的实施和祖国统一的实现，关键在于作为国家主体大陆地区的社会主义要日益强盛。80年代初，邓小平在谈到80年代三件大事时讲道：“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势，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0页）在谈到香港问题时，邓小平也指出，“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无数的事实都说明，搞好经济建设，增强国力，国家兴旺发达，人民生活富裕，安居乐业，是实现“一国两制”的基础。在这中间，在内地成功地建造几个香港，这是国家实力的一个重要体现。国家强大了，香港才能回归，才能保持长期的繁荣和稳定。国家贫弱，就要受人欺负，在国际舞台上就没有发言权，就无法实现祖国的统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是坚持“一国两制”方针长期不变的根本前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使社会主义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就是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充分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也是保证“一国两制”方针长期不变的重要措施。我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方面不变，即不改变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改变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保留原来的两种制度在一国之内的并存。“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第217—218页）
3、更加坚定地执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以来，我们首先兴办了四个经济特区，利用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崭新试验，取得了很大成功。后来，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批准在海南省建立经济特区。之后，又开发开放浦东，开放沿江、沿边城市和全国省会及一些有条件的城市，形成了全国范围的对外开放的格局。现在，在引进外资，引进人才，引进先进设备，学习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可以在国内某些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进行试验，甚至可以直接学习研究香港从宏观上如何保证市场经济运行的机制，包括总体上的香港发展经济的管理经验。当然，这不是说要把资本主义的香港完整的引进，即再搞几个现在那样的香港。而是在内地选择几个改革开放搞得较好的城市，把香港资本主义的优势与内地社会主义优势有机地融为一体，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香港。这将表明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对外开放中，一个高度开放的香港自由经济，对于配合中国推行发展战略，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够产生多方面的积极效果。所以，我们珍惜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发展。因此，邓小平表示，不仅要保持香港的政策不变，而且还要在内地多造几个“香港”。“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第267页）这种更加开放的政策， 也会打消一些人担心中国政策会变的顾虑，从而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大业。香港的顺利回归，是实现祖国统一的第一步，它会影响到台湾回归祖国的进程。“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第86页）
4、这是一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新形式下的和平共处、 和平竞赛。或者说是和平竞赛的新形式。当我们把历史的眼光投向新中国诞生前后，就可以看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当时作出对香港、澳门的安排，就已经考虑到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对新中国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当时审时度势，明智地作出了“暂不收回香港”的战略决策。1949年2月， 斯大林的代表米高扬秘密来华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时，毛泽东对米高扬讲：“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转引自《毛泽东与斯大林》第529页）毛泽东作出“暂不收回香港”的战略决策， 主要是为了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 在50 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中国面临两个超级大国同中国为敌的局面，香港作为中国从国外引进资金、技术的渠道，开展进出口贸易的窗口、沟通中外民间（包括同海外华侨）往来的桥梁，其作用就更加凸现出来。
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世界历史进程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突出表现为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发展还有很大的余地，在某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还保持着相当强的发展势头。因此，必须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将有一个长期共存的过程。建造内地的“香港”，进一步表明“两制”不仅可以并存共处，而且可以相互合作、共同发展。资本主义的香港和我们在内地要建造的“香港”可以携手并进。同时，在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大业上，也可以学习与借鉴台湾经济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内地造“香港”，为我们参与国际竞争架设了桥梁，形成了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纽带，从而把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对外开放城市的实践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大大增强我国经济的竞争实力，并对我国的中部、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开发产生强大的辐射及推动作用。内地的“香港”在经济建设中起示范作用，其经济实力、人们的生活水平、社会风气等都能与香港相媲美，并驾齐驱。
长期以来，香港经济有依赖大陆经济、特别是南方沿海地区经济的一面，也有服务于中国大陆经济的一面。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香港经济同祖国大陆经济这种既依存又服务的双重关系和效应，表现得非常充分。目前，港商仅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就设有2.3万家合资企业和8万家来料加工工厂，雇用着400多万内地工人，从1979年至1995年， 港商回内地投资设立的企业已经超过16万家，实际投资金额高达993亿美元。 港商对内地的投资总额约占外来投资总额的60%，对国家来说，这是一笔宝贵的建设资金；对香港来说，则是抓住了一个发展的机遇。与此同时，中资企业在港投资也达400多亿美元， 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与繁荣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资还参与香港房地产、运输、仓储、零售、保险、制造等各行业的投资。他们在为香港经济繁荣作出贡献的同时，也在推动两地经济合作方面扮演了积极角色。在贸易方面香港和内地互惠互利、共存共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已成为香港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一大转口市场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内地的发展为香港成为重要国际港口和贸易中心发挥了重大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香港的繁荣是与祖国的改革开放同步的。这种相互依存、互利互补、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良性关系，正是实施“一国两制”的经济基础，体现了两种制度的和平竞赛关系。
可以预期，当通过努力，有规划、有领导、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直接服务于内地经济建设，其过程将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探讨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经验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尝试。它在利用资本主义方面，要比经济特区、开放城市等更集中一些，程度上也高一些。而正是通过这种在内地造“香港”的实践，可望加速我国内地社会主义主体的经济实力，使其同“港、澳、台”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国两制”下开展和平竞赛。这种内地的“香港”在我国的经济格局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发挥其特殊作用，都将成为运用市场经济的带头羊，成为迅速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佼佼者。这方面，只要看看这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可望成为内地香港选择范围的地区社会经济获得突飞猛进发展的事实就很清楚了。
据统计，近年来，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高度发展，主要经济指标跃居全国前列，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社会主义优越性真正显示出来。现在，广东正在力争到2010年赶上香港。“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他们”。（第378页）
上海正通过开发开放浦东新区从而实现整个经济振兴和新的腾飞。权威资料显示，今年上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可望突破3000 美元大关，按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这意味着上海即将从下中等收入阶段开始步入后工业化的上中等收入阶段，将迎来更大规模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并由此带来经济的更快发展。上海规划要在15年内赶上目前经济发展速度居亚洲之首的城市国家——新加坡。
厦门面临台湾海峡，有地缘相邻、亲缘相连和语言相同的有利条件，又与金门仅一水之隔，如果两岸实现“三通”，厦门发展为“自由港”可能为期不远。在海南省，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三角区以及14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有可能建成若干个内地“香港”。
可以预计，如果在内地建造起几个像广东珠江三角洲那样未来的较大区域的“香港”，或像上海未来那样超过香港的大香港，同国内其他的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一起相互辉映，彼此赶超，势将形成一股促进我国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巨大力量。那样，经过50多年的努力，就能够实现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
5、保证“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维护祖国的统一。 “一国两制”是一种新事物，缺乏经验，会碰到许多新问题。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不希望看到中国的强大，不希望中国的统一。邓小平曾多次深谋远虑地告诫：在收回香港后，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要有思想准备。“应当估计到九七年后会有人捣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乱不可能不出现，不出现才怪，有了军队就不能胡作非为了。”（转引自《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第132页）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再一次提到：“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第220 页）应付解决这些问题，根本的要靠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有了国家的强大，有了内地的“香港”与香港并存发展，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我们就能够应付各种预料不到的事情，就能克服各种干扰，保证“一国两制”方针的长期不变，最终实现祖国的统一。
三、进一步解放思想，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而努力奋斗
在内地造几个“香港”，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也不是靠一日之功就可以建起来的，需要长期的努力和艰苦奋斗。邓小平在谈到香港的中国人可以治理好香港时说到：“香港人是能够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干得好的。”（第60页）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使我们的思想从那些被实践证明为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不合乎经济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当然，敢闯、敢冒不等于盲目乱干，不等于急于求成，要很好地规划，尊重客观规律，一步一个脚印。要大胆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的先进经验，要更加开放。要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抓住机遇，珍惜机遇，用好机遇，千方百计地发展自己，发展经济。
当前，全国上下都在思考，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要把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笔者以为，认真研究探讨在内地造几个香港的构想，领导机关，决策部门把其纳入规划，并付诸实践，对于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无疑是重要的一着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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