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走势如何？——上海部分评论家联系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纵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获奖作品论文,评论家论文,长篇小说论文,上海论文,文学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年一度的茅盾文学奖近日终于公布。文学奖的评选，主要功能并不是像流星歌曲一样制定排行榜，而是为文学事业的革故鼎新提供推进剂和参照系。茅盾文学奖是长篇小说的专项奖，从这次评选的结果，可以看出中国未来的长篇小说创作那些迹象呢？
评论家陈思和认为，这次得奖的《长恨歌》和《尘埃落定》有特色，有新意。《尘埃落定》写的是少数民族生活，而少数民族生活向来是比较难写的。小说中的农奴主读来也颇有人情味，摆脱了已往同类题材中的脸谱化传统。这对于今后以更广阔的视角描写民族生活，有一定的开拓性。但即使这样的作品，也有美学上的明显不足。《尘埃落定》的后半部在叙事上有些混沌，似乎难以把握主人公已经展开的复杂命运。有类似感觉的还有评论家葛红兵，他认为“这个小说在故事和叙述上都有夸张的地方，有的地方似乎不统一。小说对内容的依赖太多，形式上的力量依然不够。”
他们的观点都注意到当今长篇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瓶颈”：艺术表现形式上的薄弱。这其实是个老问题，尤其体现在长篇小说的结局处理上。我们的长篇小说往往出现“虎头猪肚兔子尾巴”的结构性内伤，以往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也屡屡暴露出这个软肋。从小说创作的规律来看，结尾确实是最难把握的环节。如何在无限的可能中确定人物、事件、情态的最终走势，既集中地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历史、人的生存的哲学思考，也充分表现出作家对小说叙事要素的把握力。有这方面的疵瑕并不可怕，薄弱之处正是文学创新的突破口，也许可以这样说：今后的长篇小说将会更加注重叙事的力度，追求讲述与展示的完整性，谁能在这一领域贡献出新的方法、新的视点，谁将独领风骚。
批评家杨扬对《长恨歌》情有独钟，他看重的是这部小说的启示性范式：“《长恨歌》从上海小姐的艰难世路，写出了小人物眼中的上海城市历史，这可称之为一种‘新历史小说’。”他认为，所谓“新”，关键是复活了城市人的历史经验，渲染了浓郁的城市情调。这种经验和情调可供阐释的成份很充裕，对正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大众来说有丰富的寓意。过去我们的文学重心在农村，小说中再现了大量的乡村体验。但在现代化转换中，城市的文化具有前导性，是乡村的榜样，应当成为当代人的体验中心。文学必须参与这个历史性的转移，达成新的美学升华。他特别指出，电影《生死抉择》由本届茅盾文学奖得奖作品《抉择》改编而来，就效果而言，电影的可看性超过了小说，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电影将小说中的场景从贫困山区转移到了沿海城市，提高了小说中矛盾冲突的现代性与复杂性，获得了更广泛的共鸣。
杨扬的“城市情结”表达了从文化进化角度看去的文学风景，在这幅风景中，城市文学耸立在终极视野的中心。我们的长篇小说作家们是否会向这个方向聚集？这当然是个有待实践说明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无疑的：自从茅盾的《子夜》之后，还很少有描摹城市生活的长篇小说杰作问世。几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题材上的总体态势是“农村包围城市”。与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历史发展轨迹相对比，这已经不大正常了。城市史这一巨大的叙事空间，正等待着长篇小说作家们大显身手。
青年评论家王宏图注意到获奖作家引发的创作个性发展问题。他对《尘埃落定》的感觉是“历史跨度大，叙事细腻而不琐碎，色彩斑斓而不俗媚，有现代技巧又蕴含古典情味。”作者阿来的其它一些描写当代生活的小说，看上去就没有这么精彩。原因何在？大概是作者的创作个性与题材不适应。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路径，轻易改变，结果往往得不偿失。谈到有的人批评《抉择》不讲究叙事艺术，审美方面有缺陷，他不以为然：“《抉择》在艺术上有通俗文学的性质，况且作者出于道义和信念，为了及时反映现实，有时采取边连载、边写作的紧逼式创作方式。这类文学，没有条件精雕细刻。假如真的转向精致的艺术形式，相反会失去原有的读者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文学的多元化格局中，有鲜明创作个性的作家才能经得起读者的多向选择，才有稳固的立身之本。
有评论家认为，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从茶文化切入，描写茶庄老板杭氏家族从太平天国失败至今百数十年的历史，通过茶庄兴衰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连，刻画了众多人物的性格命运各异的形象。虽描写人物过多，枝蔓甚繁，笔力有所分散，但小说将文化习俗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历史变动交融表现，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时代的风涛，凸现了我国近代历史的脉动。
平心而论，从理论上说，中国文学界并没有遗忘作家的创作个性。作家的主体性问题一度还是中国文学界的热门话题。但与理论图景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文学行动上的取向：常见的现象是反复强调“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而将“主体性与现实性的紧密融合”放置一边。更加醒目的是，在市场化、商品化的现代氛围中，不少作家成为文学产业“产、供、销”一条龙中的龙尾，亦步亦趋地追随市场阅读需求制作（而不是创作）作品。身置如此流程中，创作主体必然不断地“变脸”，逐渐地空心化，成为商业化趣味的传声筒。这次阿来、张平的得奖，会不会激发长篇小说乃至整个文学创作的“主体意识”？若能如此，茅盾文学奖“提倡题材、主题和风格多样化”的初衷才不至于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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