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个罪的罪过性质问题研究——兼论犯罪故意的含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罪过论文,若干个论文,含义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97刑法公布实施以后，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刑法的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公布了关于刑法罪名的司法解释。刑法学界对刑法分则规定的个罪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纵观学者们的观点，可以发现他们对于不少个罪的罪过性质有不同见解。例如关于以下犯罪是否是故意犯罪就有很大争议：
A 丢失枪支不报罪 （第129条）
B 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第168条）
C 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第169条）
D 违法发放贷款罪 （第186条第2款）
E 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 （第188条）
F 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第284条）
G 故意延误投递邮件罪 （第304条）
H 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 （第332条）
I 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 （第339条第2款）
J 滥用职权罪 （第197条）
下面不妨对一些代表性观点予以列举：
1.张文学主编：《刑法条文案例释解》（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认为，AI为过失犯罪；BCFGHJ为故意犯罪；D罪的主观方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2.吴大华等著：《新刑法罪名通论》（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认为，AE为过失犯罪；CFGHIJ为故意犯罪；D罪的主观方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3.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认为，擅自改变武器装备编配用途罪的主观方面为过失。这里所说的过失，是针对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所持的心态而言的，其擅自改变武器装备编配用途则是故意的。……AI为过失犯罪……HJ为故意犯罪。该书对DE等罪均未明确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而是分两个部分予以说明，即实施的行为是故意，对于发生构成要件的结果则持过失心理态度。
4.刘家琛主编《新刑法修改对照适用图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认为，ADHI为过失犯罪；CFGHJ为故意犯罪；B罪则为间接故意或过失犯罪。
5.刘家琛主编：《刑法新罪名解释》（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认为，HI为过失犯罪；BCFGJ为故意犯罪，其中J罪只能为间接故意。
6.张穹主编：《修订刑法条文实用解说》（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认为，A为过失犯罪，DEJ既可以是间接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犯罪。
7.周振想主编：《中国新刑法释论与罪案》（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版）认为，EI为过失犯罪；BCFGHJ为故意犯罪，其中D罪只能是间接故意犯罪。
8.魏克家、欧阳涛和吴雪松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罪名适用指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认为，ADEI为过失犯罪；BCFGHJ为故意犯罪。
9.陈广君、刘海涛主编：《新刑法释论》（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DL为过失罪；BCI为故意犯罪；A罪主观方面可以是过失，也可以是故意。
10.马登民、王东主编：《新刑法精解与适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认为，A罪为过失犯罪；BCFGJ为故意犯罪；DEHI罪的主观方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
以上争议的缘由何在呢？
我们知道，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有一个共同原则，即刑罚以处罚故意为原则，以处罚过失为例外。因为它们对于犯罪事实、违法性以及危害结果的认识截然不同。可以说故意犯罪是行为无价值，而过失犯罪是结果无价值。故意犯罪者是在犯意支配下实施犯罪；而过失犯罪则是在否定危害发生的心理状态下实施了犯罪。二者的罪责明显不同。因此，故意犯罪是必罚犯罪，对过失行为的处罚一般以法律有特别规定为限。日本《刑法》第38条规定：“非故意之行为不罚。但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限。”德国、意大利、瑞士、巴西等国以及我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的刑法都有类似的规定。基于这一原则，多数国家的刑事立法已形成一种立法习惯，那就是，故意犯罪在法条中不需标明“故意”，而过失犯罪在刑法条文中应当标明“过失”。如日本刑法第129条对交通肇事罪（过失危害交通罪）规定：“（一）由于过失致使火车、电车或船舰交通发生危险，或使火车、电车颠覆或破坏，或使船颠覆或破坏的，处500元以下罚金。（二）从事其业务的人员，犯前项之罪时，处三年以下监禁或一千元以下罚金。”如此规定，其优点是使刑法分则与总则保持一致，易于区分罪过的性质，而且在立法技术上也显得严谨和科学。
我国刑法在总则中规定了对过失犯罪的处罚以法律有明文规定为原则。但刑法分则未对所有的过失犯罪标明“过失”或“事故”等表明过失的限定词，这就不可避免会导致人们在理解一些条文规定的犯罪罪过是故意还是过失时发生争议。特别是对于那些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作为构成要件的结果的犯罪（如上面十个罪）而言，争议更明显。根据刑法第14、15条规定，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的区分关键在于行为人对“危害社会的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但是以上犯罪的构成要件的结果是不是这里的“危害社会的结果”？以上犯罪的罪状都由“犯罪行为+犯罪结果”构成，那么犯罪的故意是对行为的故意，还是对结果的故意呢？对此，一些学者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例如，何秉松教授主编的《刑法教科书》（注：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647页。）认为，“判断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故意还是过失，不是看行为本身，而是看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持何心理态度，持希望或者放任的心理态度，则是故意，持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心理态度，则属过失。行为人虽然是出于故意，即明知故犯，但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结果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则是过失。”于是上述AJ二罪为过失罪，FI二罪为故意犯罪。这种观点是最常见的观点，它虽然没有离开法律条文对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的规定，但过于抽象和原则，没有解决问题。又如张明楷教授著的《刑法学》（下）认为，丢失枪支不报罪主观方面……就丢失枪支而言，通常为过失，也包括意外情况。就不及时报告而言，显然是故意。就严重后果而言，一般为过失，但不排除间接故意的可能性；但对严重后果无过失时，也排斥本罪的成立，故可认为，“造成严重后果”是一种处罚条件，因而不需要对之有故意与过失，不及时报告是本罪的核心行为，故该罪为故意犯罪。（注：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81页。）这种观点对理解犯罪的故意与过失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但它把“造成严重后果”作为一种处罚条件，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侯国云、白岫云著的《新刑法疑难问题解析与适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深刻的探讨。他们认为，认定一个条文的罪过性质，首先要分析该条文规定的犯罪是行为犯、危险犯还是结果犯。当某个条文规定的结果犯时，可分析这个结果与行为人的主观愿望是否矛盾，如果矛盾就为过失，如果一致就是故意。（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版，第303页到第305页。）根据作者的观点，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的主观方面可
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笔者认为，该观点以确定某罪是行为犯、危险犯还是结果犯为前提条件来分析该罪的罪过性质，也有较大困难，因为在刑法学界关于行为犯、危险犯和结果犯的划分本身就存在很大争议（注：多数学者是从犯罪即遂形态的角度来理解行为犯、危险犯和结果犯的。参见武汉大学博士论文——鲜铁可：《危险犯研究》、《新刑法中的危险犯》，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史卫忠：《行为犯研究》。）。但是这种观点注意到把行为人的主观愿望与法定的犯罪结果进行比较，这对于区分以上犯罪的罪过性质是有启发意义的。
二
我国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一定义表明，犯罪的故意包括两个因素：一是意识因素，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二是意志因素，即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自己行为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发生。正确理解这二者无疑是区分某罪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的根本标准。有关的争议也正是围绕此标准展开的。
首先，关于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即这里的“明知”的内容和程度是什么？通常认为，“明知”是指行为人对现有事实的认识或者对未来事实的预见，也就是认识或预见表明该种犯罪构成的客观特征的事实情况。主要包括说明危害行为特征的事实（如行为性质、方式等），危害行为所指向的客体或对象的事实，危害行为对其指向的客体或对象造成的损害即危害社会的结果事实，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事实。一般说来，故意犯罪的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和行为所指向的客体和对象的明知是显而易见的，学者们的理解也颇为一致。但对于危害行为作用于其指向的客体或对象引起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的理解则存在较大的争议。通说的观点认为，故意所认识的内容应以某罪构成要件规定的事实为限，其核心内容为行为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即犯罪结果。犯罪故意所认识的结果又不是广义的行为结果，而是犯罪构成所要求特定的危害结果，这个结果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该种观点为了说明行为犯的故意也包括行为人对行为结果有认识，进而提出应该注意认识结果与实际结果的区别。认为“犯罪故意揭示的是行为人的一种心理态度，行为人对行为结果的认识是其主观心理活动。某些犯罪的结果虽然是无形的，或者是无须证实的，例如侮辱、诽谤行为等，但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对其行为的结果没有认识。……认识结果是主观的表现形态，是先于实际结果产生的，实际结果是客观的外化形态，是后于认识结果产生的，不能将二者等同，”（注：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到第24页。）还有观点认为，对危害结果的明确认识是犯罪故意最根本的明知内容，但这并不排斥行为人对其行为的性质、犯罪客体等客观事实情况的认识，这是由犯罪构成要件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所决定的。这里的危害结果是广义上的危害结果，包括具体或抽象的危害结果、有形或无形的危害结果以及已经发生的或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任何犯罪都有危害社会的结果，但并不是所有的犯罪都以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构成的要件。如果把明知的内容理解为作为某种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势必有许多犯罪不能确定“明知”的内容，导致无法认定罪过形式。（注：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1995年修订版，第306页到308页。）对以上观点提出异议者认为，将认识的内容局限于“危害社会的结果”，从而排除了行为犯成立犯罪故意的可能性；或者要求行为人具备并要求司法者查明行为人对于抽象的危害社会结果
的认识和态度；或者要求行为人具备并要求司法者查明行为人对构成要件以外的某种具体危害结果的认识和态度，这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的。因而这种观点主张以“构成要件的事实”取代“危害社会的结果”（注：贾宇著《犯罪故意研究》，武汉大学1995年博士论文，第27页。）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规定犯罪故意是对“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认识是符合我国的立法实际的。但这里的“危害社会的结果”不是仅限于构成要件的结果。构成要件是立法者设定的成立犯罪的标准与模式，作为构成要件的结果也是如此。要求行为人在实施犯罪时认识到立法者的这种规定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而且，从犯罪构成来看，有些犯罪构成还无须结果要件。这里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应当作广义的理解，不仅包括构成要件的结果，还包括非构成要件的结果。这与任何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的犯罪的本质特征相一致。依笔者之见，“危害社会的结果”既可以是与行为人追求的目的一致的危害结果（如直接故意犯罪），也可以是与行为人的目的不一致的危害结果（如间接故意犯罪）；既可以是与成立犯罪既遂的结果一致的危害结果（如杀人罪），也可以是与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的结果一致的危害结果（如挪用特定款物罪）；既可以是与日常生活中的危害社会的道德观念一致的危害结果（如虐待罪），还可以是与法律特别禁止的危害社会的规定一致的危害结果（如逃避商检罪）。另外，应当注意，这里的危害结果具有概然性，如行为人认识到的危害结果可能是不具体的，但只要这种认识与犯罪构成的结果或实际发生的结果不矛盾也就具备了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这样理解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因为行为人认识危害社会的结果是故意犯罪主观方面的内容，查明这项内容是确定某种犯罪是否是故意犯罪的必要环节，这不仅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是罪刑法定的必然要求。
同时，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是否包括对行为违法的认识？通说观点认为，“行为人已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将会产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或者说，行为人已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的社会危害性，这是任何故意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认识因素，也是犯罪故意区别于心理学上一般故意的根本标志。”（注：马克昌、杨春洗等主编《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故意的定义已明确肯定了社会危害意识是故意的认识核心。如同犯罪构成的事实特征不可能脱离其社会危害性的本质一样，行为人对结果事实的认识不可避免地要评价结果的性质，这恰恰也是犯罪故意成立的关键。实际上，行为人对结果事实的认识同时也是对结果性质的评价。至于违法性意识则是社会危害性意识的法律表现形式。只要行为人具有社会危害意识，即使其没有违法意识，也成立犯罪故意。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即对于某些行政犯（法定犯）来说，违法意识又可以决定并证明社会危害意识的有无。这时，违法意识也只是认定社会危害性的一种方式，是对社会危害意识的具体说明。（注：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页到第38页。）“认定犯罪故意，应该从社会危害意识出发，不应从违法意识出发，违法意识是社会危害意识的表现形式，不能把二者分割为两个因素。”（注：冯军著：《刑事责任论》，法律出版社。）而对此持有异议的观点认为，要求犯罪故意包括对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混淆了立法者所揭示的犯罪本质特征与行为人对其行为认识的界限；而且社会危害性的判断缺乏明确的规范性标准导致认定上的困难，这也使犯罪故意混同于一般的危害故意，从而影响故意犯罪的主观基础。因此，犯罪故意中的认识，没有必要确定为社会危害性认识，只能是违法性认识（注：贾宇著《犯罪故意研究》，武汉大学1995年博士论文，第20页到第27页。）。对此，我们基本赞同通说，但应当注意到，虽然多数故意犯罪的违法性派生于社会危害性，然而越来越多的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要通过违法性来体现，非常明显的是1997年刑法大量增加了这类犯罪。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成为判断这类犯罪是否具有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的重要内容。反对者认为社会危害性的判断缺乏规范性标准，甚至使犯罪故意混同于一般的危害故意。笔者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犯罪故意不是孤立于犯罪构成而存在的，行为人认识到什么样的社会危害结果与行为的手段、方法、对象以及行为人的认识
能力等密切相关。有些行为的实施足以说明行为人具备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行为犯便是如此。有些危害行为的主体是特殊主体，与其职责密切相关，他们在实施危害行为时，都会认识到危害社会的结果。
至于“明知”的程度，一般并无多大的争议。即它是在肯定判断——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的基础上，表现为一定会发生与可能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两种情形。而且，故意的认识程度与客观实际的发展过程可能不一致。故意的认识程度应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为准，不受客观实际的影响，更不能把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混为一谈。
其次，关于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问题。关于这一因素人们的争论不大。
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是指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也就是行为人决定犯罪行为的方向、方式，控制犯罪行为的心理过程。所谓希望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是指行为人自觉选择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它具有目的性、积极性和坚决性的特点。所谓放任危害社会的结果发生是指，危害社会的结果不是行为人所追求的目的，而是行为人为了追求其他目的，如果采取防止这种结果发生的行为，便难于达到自身的目的，因此对危害社会的结果持听之任之或者豁出去的心理态度。行为人所放任的结果是与行为人追求的结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行为人不实施放任行为，就不会达到他所追求的目的。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是构成犯罪故意的前提条件，而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则是构成犯罪故意的核心，它在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意志因素的内容不同，犯罪故意可以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前者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希望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后者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有意放任，以至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可见，直接故意不要求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而间接故意则必须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也是由它们主观恶性的不同所决定的。对直接故意而言，行为人追求的目的与危害社会的结果基本一致；但对于间接故意来说，行为人追求的目的不仅不同于危害社会的结果，而且其追求的目的还可以是正当合法的，只是刑法注重的是行为人放任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可见，间接故意的构成内容中，只有放任的意志态度，缺乏自觉实施犯罪行为的意志努力，对于间接故意而言，即使行为人认识并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但危害结果没有发生时，则并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间接故意犯罪不存在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形态。这正是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所决定的。
三
根据以上犯罪故意基本含义，对个罪的罪过性质的确定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1)以罪状的规定为基准。有的罪状对危害行为的描述已经表明该罪的罪过性质。比如用“故事”、“过失”之类的词就表明该罪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有的罪状对危害行为的特征的描述十分详细，通过分析危害行为的特征，能够判断行为人是否认识到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行为人是不是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从而断定该罪的罪过性质。也有些罪状的表述较为简略，从罪状本身难以认定罪过性质，这时应分析立法精神并结合其它方法加以确定。
(2)从罪与非罪或此罪与他罪的角度进行比较。对于那些在表面上看，既可以是故意又可以是过失地造成危害结果的犯罪，可就两种罪过进行假设和比较。如果假设为故意之后，发现该罪又构成另一更严重的犯罪，则该罪不能有故意构成。如果认为该罪只能是过失犯罪，在假设为故意之后，若发现已构成犯罪，则表明该罪还可能由故意构成。
(3)关于过失犯罪是否应标明“过失”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刑法没有对一些看似过失的犯罪用“过失”、“事故”加以限制，这不是立法的疏漏，反而是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那些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出特定的构成要件的结果的犯罪中就有一些这样的犯罪。这是立法者有意扩大犯罪主观方面，强调对这类犯罪的预防和打击的体现。可以说，这些犯罪的构成关键在于犯罪结果的发生。至于行为人对犯罪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一般不是直接故意（否则构成其它的犯罪），但具备间接故意或过失的心理有时是可以的。
下面对上述十种个罪的罪过性质予以具体分析：
第一，HI二罪的主观罪过为过失，因为：
(1)刑法第332条规定的特定的构成要件的结果是“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如果是明知这种危害结果，而故意引起的，就属于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其行为符合第115条第1款或者第114条规定的以其它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此罪比H罪重）。故该罪的主观罪过只能表现为过失。
(2)刑法第339条第2款规定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构成要件，“事故”二字表明本罪只能是过失犯罪。如果行为人明知会造成这种危害结果而为之，则构成该条第1款规定的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
第二，BCG三罪的主观罪过为故意，因为：
(1)刑法169条规定的危害行为是“徇私舞弊，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或者低价出售”，行为人对这种行为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的结果是显然明知的，这一结果与“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特定犯罪构成的结果并不矛盾，该罪罪状的表述足以认定该罪是故意犯罪。如果行为人是出于避免国有资产遭受更大损失的愿望，实施低价折股或低价出售行为而造成国家利益的损失的，虽然其主观上存在过失，但此行为不属于“徇私舞弊”，不构成本罪。与此类似，B罪也要求行为人明知其徇私舞弊行为会造成国家利益遭到损失的危害结果，否则，如果行为人是过失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的破产或严重亏损，则应以玩忽职守论处，而不构成本罪，我们认为，刑法条文中规定的“徇私舞弊”行为具有特定的法律含义，实施此行为总包含着故意的心理状态，而不存在过失徇私舞弊。
(2)刑法第304条规定的犯罪主体是“邮政工作人员”，危害行为是“故意延误投递邮件”。作为邮政工作人员，对于延误邮件投递会造成他人利益的损失的结果是明知的，这一结果与该条规定的犯罪结果也是一致的。而且，该条中的“故意”一词已明确地把犯罪过失排除在外。过失不能构成本罪。
第三，其它五种个罪的主观方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因为：
(1)A罪的主观方面一般为过失，但也可能是间接故意。行为人在丢失枪支以后，有的是出于拾到枪支者会送还自己的侥幸心理，有的是担心报告以后受到处分等。也不能排除行为人明知枪支流落社会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放任不报的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
(2)DE二罪的主体都是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他们对违反规定发放贷款或者非法为他人出具金融票证造成危害社会的结果往往是能够认识的，但在不正当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实施了危害行为，导致犯罪结果的发生。它们的主观认识既可以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也可能是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的过失。如果行为人是持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其行为又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则应当定金融诈骗罪或别的犯罪，也许有人认为过失实施本罪的危害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笔者认为，玩忽职守罪明显比本罪轻，定此罪不利于打击这类犯罪，如此定罪也不符合预防和处罚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立法精神。
(3)F罪规定在刑法第284条。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如果是合法拥有窃听、窃照专用器材者，对于非法使用的危害后果一般是能够认识的；如果是出于好奇等动机，非法获得这类器材并非法使用，这时行为人对造成的危害结果可能是出于过失。无论是持故意还是持过失的心理态度，只要造成了严重后果，都是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都应以本罪论处。
(4)J罪是由原刑法第187条修改而来。原刑法规定的玩忽职守罪一直有“口袋罪”之嫌，把玩忽职守行为与滥用职权行为区分开来，是刑事立法的迫切需要。的确，滥用职权行为本身是明知滥用而为之的故意行为，但对法定的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主观上一般表现为过失，这是较易理解的。然而，本罪的规定并不能排除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持放任即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在实践当中时有发生，这时定其它的罪名又没有法律根据。如果行为人是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则应当以其它故意犯罪论处。有人以本罪是结果犯、其法定刑是典型的过失犯罪的法定刑、惩治渎职罪的刑法体系协调一致以及滥用职权只是玩忽职守罪行为方式的补充为由，认为本罪的罪过性质只能是过失，笔者认为这几点理由都不能成立。结果犯不仅限于过失犯罪，法定刑也不能说明主观罪过，规定滥用职权罪不仅是对玩忽职守罪行为方式的补充而且更是对玩忽职守罪的重要完善，这并不能决定其主观罪过的性质。至于“维护从惩治渎职罪刑法体系协调一致的角度考虑”这一理由同样没有说服力。因为凭什么说滥用职权罪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就破坏了惩治渎职罪的刑法体系的协调一致呢？事实上，第397条第2款没有规定独立的罪名，认为该款的“罪过形式是故意”，不同于第1款的罪过形式——过失的观点，更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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