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注意力基础观研究现状探析与未来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注意力论文,现状论文,国外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自Herbert Simon[1]把注意力(attention)这一概念引入管理学以来，注意力对决策的影响一直是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Simon认为，管理就是决策，而决策的关键是决策者如何有效地配置其有限的注意力。由于与决策相关的信息纷繁复杂，而决策者却是有限理性的，因此，对于企业而言，信息并不是稀缺资源，处理信息的能力才是稀缺资源。决策的成败取决于决策者把注意力聚焦于何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决策理论也可被称为注意力搜寻理论。[2]在决策过程中，管理者如何通过有选择地关注相关信息，有效地配置其有限的注意力，提高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是注意力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
在Simon提出注意力概念的基础上，有研究者从内容和过程两个角度来界定注意力的概念。从内容上看，注意力是指在与决策相关的众多刺激因素(stimulus)中占据决策者意识的那个刺激因素（Fiske和Taylor，1991）；而从过程看，注意力配置是指决策者把自己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配置给予决策相关的刺激因素的过程，包括对刺激因素的关注、编码、解释和聚焦(Sproull，1984)。注意力配置是决策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会影响决策者对决策信息的理解和选择，注意力配置过程包括关注、解释和行动三个步骤。首先，决策者有选择地关注和筛选一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然后，决策者解释所筛选的信息，并赋予它们一定的意义；最后，决策者在这些被赋予意义的信息的直接影响下实施决策行为（Daft和Weick，1984）。
需要指出的是，管理学中的注意力概念不同于经济学中的注意力概念。有关注意力的经济学研究基于理性人的假设，对注意力的分析采用分析物品的方法，[3，4]而关于注意力的管理学研究则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并从认知科学的视角来考察决策者的注意力及其配置问题。
下面，我们对国外注意力基础观研究的现状进行述评，内容主要包括注意力基础观的提出和研究发展以及注意力的特点、配置和测量等，然后对注意力基础观的未来研究和应用进行简要展望。
二、企业注意力基础观的提出和研究发展
在Simon提出注意力概念50年后，Ocasio提出了企业注意力基础观(attention-based view of the firm)。[3]Ocasio把注意力配置定义为决策者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关注、编码、解释并聚焦于组织的议题(issues)和答案(answer)两个方面的过程。这里的议题是指组织基于对环境的认识需要议决的问题，如机会、威胁等，而答案则是指备选行动集合，如提议、惯例、项目、规划、流程等。
与Simon只强调决策者个人注意力配置对决策的影响不同，Ocasio认为，企业是决策者的注意力配置系统，而要理解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只了解决策者的个人特征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决策者所处的组织环境以及他们对组织环境的理解。换句话说，尽管注意力配置是决策者的个人行为，但决策者总是处于一定的组织环境中，那些与决策者注意力配置相关的议题和答案分散在整个企业中。企业注意力基础观通过程序和沟通渠道、注意力结构等要素，把决策者个人的认知与组织结构结合起来，强调个人、组织和环境之间的交互影响，它的研究对象是企业注意力配置问题。
企业注意力基础观认为，解释企业行为就是解释企业如何配置和管理其决策者或高管的注意力。这一观点基于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原则：(1)决策者做出什么决策，取决于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哪些议题和答案上，这就是注意力聚焦问题；(2)决策者关注哪些议题和答案以及做出什么决策，取决于他们所处的特定环境和背景及其相关的注意力配置，这就涉及注意力情境化问题；(3)决策者如何理解自己所处的特定环境和背景，取决于企业的规则、资源及社会关系如何控制议题、答案以及决策者注意力在特定的活动、程序和沟通渠道中的分布或配置，这就是注意力结构性分布或配置问题。为了说明企业的上述行为，Ocasio提出了注意力与企业行为模型（参见图1）。
图1 注意力与企业行为模型[3]
图中的实线表示注意力聚焦（5b和5c）、注意力情境化（1a、2、5a和3）和注意力结构性配置（4a、4b和4c），而虚线表示一些不构成企业行为模型重要部分的其他影响因素或机制（1b、1c和6）。模型中各影响机制的具体含义如下：(1)决策环境。影响机制la（环境原动力）是指在具体的程序和沟通渠道中，企业内外部资源和制度都会影响决策环境，为决策提供原动力。机制1b（文化和制度“工具箱”）是指不同层次的文化和制度程序，向决策者提供了用于指导行动的议题和答案的集合或者“工具箱”。机制1c（环境嵌入）表示企业的规则、资源和社会关系都嵌入并形成于企业的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2)议题和答案。机制2（议题和答案具体化）表示通过构造企业活动和沟通系统的文化产品和物品来对议题和答案进行具体化。(3)程序和沟通渠道。机制3（议题和答案的可用性和显著性）表示企业程序和沟通渠道的空间、时间和程序维度影响决策者注意议题和答案的可得性和显著性。(4)注意力结构。机制4a（对议题和答案的评价）表示企业的注意力结构决定决策者对可用议题和答案的评价和解释。可用议题和答案的价值在企业中分布不一，取决于企业中的规则、职位、参与者和资源互动的结果——劳动分工。机制4b（引导决策）表示企业的注意力结构引导企业决策行为进入一定的程序和沟通渠道。机制4c（利益和特性结构）表示企业的注意力结构通过利益和特性结构系统来激发决策者的行动，并决定决策前提。(5)决策者。机制5a（参与结构）表示决策是企业程序和沟通渠道参与者进行互动的产物。反过来说，参与结构取决于企业决策者的时间、精力和特性，以及其他渠道对他们的要求。机制5b（议题和答案的确定）表示决策者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议题和答案上，进而设定决策情境。这种注意力的集中既受到情境特性，即议题和答案的可得性和显著性（机制3）和渠道参与者互动（机制5a）的影响，又受到注意力配置决定因素，即价值观、合法性和相关性以及决策者的利益和特性的影响。(6)企业行动。机制5c（企业行动的选择）表示决策者会根据自己所注意的议题和答案做出选择。这种对议题和答案的注意是对环境刺激因素做出被动反应的注意力、努力和意志准备的结果，而这些注意力、努力和意志准备由决策者所处的特定程序和沟通渠道所决定。机制6（对后续行动的影响）。企业行动一旦确定，就成为企业决策环境的组成部分和后续企业行动的输入因素。
企业注意力基础观为我们理解企业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首先，在认知科学、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战略过程学派理论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注意力聚焦、注意力情景化和注意力结构性配置这三个彼此相关的原则，奠定了基于注意力的企业行为理论的基础。其次，建立了基于注意力观的企业行为过程模型，强调了程序和沟通渠道在配置决策者注意力、影响注意过程的多样性以及设定环境方面的作用。该模型以注意力这一核心概念为基础，将各种影响企业行为的文化、社会、认知和经济机制都融合在一起。最后，企业注意力基础观有助于解释企业是否及如何适应环境变化，它还强调注意力结构以及程序和沟通渠道与企业的环境适应能力之间的关系。
目前，有关注意力基础观的研究主要与战略管理研究相结合，运用高阶管理理论（Hambrick和Mason，1984）来考察高管团队的注意力配置与企业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战略注意力基础观(attention-based view of strategy)。Cho和Hambrick以美国航空业放松管制为背景，考察了注意力在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战略变革之间的中介作用。[5]他们通过考察放松管制对管理者注意力的影响，来说明产业环境对管理者注意力配置的影响，进而阐明了注意力对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战略变革的中介作用。此外，他们还研究了由产业环境变化导致的高管团队构成和薪酬变化对高管团队注意力配置的影响。Nadkarni和Barr通过把有关战略决策的经济学观点和认知科学观点结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科学地理解高管团队战略决策的框架，并为正在兴起的战略注意力基础观研究提供了新的洞见和方法。[6]他们认为，管理者认知（注意力）在产业环境与战略决策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产业环境会影响高管的注意力焦点，而高管的注意力焦点则会影响其对组织环境变化做出战略反应的速度。他们的这项研究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高管信念的形成、信念与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环境、高管认知和战略决策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这项研究还提供了测量管理者注意力焦点和环境—战略因果关系的有效方法，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Bouquet和Birkinshaw(2008)研究了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为获得母公司的资源支持如何吸引母公司注意力的问题。[7]他们认为，跨国公司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注意力配置，取决于子公司在跨国公司整个组织架构中的地位，即子公司对整个公司的重要性；海外子公司不断向母公司表达自己的诉求，也是获得母公司注意力的有效手段；海外子公司的诉求与母公司注意力配置之间的关系，要受子公司与母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和子公司向下游辐射的能力(downstream competence)的调节。他们把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注意力分为支持注意力、可见注意力和相对注意力三种。支持注意力是指母公司对子公司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关注和支持，可见注意力是指母公司对子公司所取得成就的关注和认可，而相对注意力则是指子公司感受到的来自母公司的相对于其他子公司的关注和信任。此外，Yu等(2005)从注意力基础观视角研究了企业的并购整合过程，Gebauer(2009)研究了高管的注意力焦点对制造企业制定与实施服务导向战略的影响。
除此之外，注意力基础观发展的另一个方向是把注意力研究层面由个体扩展到组织乃至产业。Simon等的早期注意力研究主要关注管理者个人的信息处理过程。Corner和Keats(1994)提出了连接机制(linking mechanism)的概念，把个体与组织层面注意力处理过程连接起来，从而实现了注意力研究由个体向组织的过渡。Hoffman和Ocasio(2001)把以往局限在个体或组织层面的注意力研究延伸到了产业层面，他们开发了对产业层面注意力进行实证检验的方法，即选定产业某一重要沟通渠道来检验假设，并提出了一个产业层面的注意力理论模型，把社会文化、产业结构与注意力联系了起来。在最新的研究中，Barnett(2008)通过把注意力基础观与实物期权推理法结合起来，考察了在不确定条件下管理者注意力配置对实物期权项目组合中的项目关注、发起、维持、实施或放弃等方面决策的影响。[8]
三、注意力的不同特点
在注意力基础观视角下，注意力具有持续性、可转移性和选择性的特点。注意力的持续性是指管理者按特定顺序对多个目标持续施加注意力。[9]由于施加注意力的顺序是特定的，持续性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认知因素对注意力配置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虽然认知过程会对注意力的配置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注意力的持续性会减弱认知因素对注意力配置的影响。例如，Greve的序贯注意力模型表明，一个目标的高效实现会导致管理者的注意力转向下一个目标，从而使得企业一次只追求一个目标。[9]
Kanfer和Ackerman(1989)等从学习目标入手考察了情境因素对注意力转移的作用。Greve的激活模型[9]表明，一个目标的低效实现有可能导致另一个目标的低效实现，从而使得在一个目标还没有实现的情况下管理者转而去追求其他目标。与转移性不同，注意力的持续性是一种冲突准解决手段(quasi-resolution of conflict)，即持续性导致管理者按照某种特定的优先顺序，而不是通过取舍来对待不同的目标。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在注意力转移或持续的过程中，管理者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来实现目标？Cyert和March认为，实现目标的顺序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时间、因组织而变，并且还会因不同组织的“优势联盟”(dominant coalition)偏好的变化而发生变化。[10]
人们的意识范畴具有局限性，任何心理内容只有在意识范畴之内，才具有清晰性和鲜明性，也就是注意力研究中所说的信息流被关注以后才能对决策产生作用。因此，注意力的另一个特点就是选择性，当人们面对众多的刺激因素时，会把注意力重点配置给予刺激因素有关的任务，这就形成了注意力基础观所论述的信息处理的第一步。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强调注意力的选择性，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管理者有选择地配置注意力能提高获得有利于判断和行动的信息的速度、准确性，从而提高注意力的持续性(Laberge，1995)，进而为企业进行战略决策提供便利。[4]
管理者选择关注哪些事件取决于各事件的显著性（Fiske和Taylor，1991），而显著性又取决于个体、组织和产业如何在外部环境中界定这些事件的作用。就个体层面而言，注意力配置是指个体把时间和精力配置于环境刺激因素（Hoffman和Ocasio，2001）。与个体层面的注意力相同，组织层面的注意力也是有限的（March和Shapira，1982；Levitt和March，1988），但不同的是，组织层面的注意力会因为管理者所处的特定组织环境或他们对组织环境的理解的变化而变化。
信息的丰富性导致注意力的稀缺性(Simon，1996)。在信息丰富的情境中，管理者面对大量的信息，但他们能够配置在信息上的注意力却是有限的，因此，他们只能有选择地关注信息并做出决策。特定的知识结构会影响信息处理结果(Walsh，1995)，也可以说，知识结构会影响注意力的配置（White和Carlston，1983）。由此可见，信息的选择过程就相当于学习过程。那么，如何才能保证选择过程顺利进行呢？生成型学习方式(generative learning mode)研究表明，人脑在信息处理过程中会主动选择、关注、感知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组织、编码、存储和激活，最终自主进行意义构建（Osborne和Wittrock，1983)。对注意力进行合理配置能保证进入大脑的信息都经过严格的过滤和筛选。
Marton等(1997)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注意力选择性配置模型。该模型为不同的项目和不同的自上而下影响引入了不同强度的刺激因素，并假设刺激强度最高的项目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并获得最多的注意力。也就是说，在许多项目相互争夺管理者注意力的情形下，管理者会把自己的注意力配置给他们所关注的项目，从而会减少对其他项目的关注。一项比较典型的注意力选择性配置研究就是Hansen和Haas(2001)关于内部知识市场注意力竞争的研究[11]。该研究探讨了电子信息供应者如何通过竞争来获得信息使用者注意力的问题。具体而言，他们的这项研究假设在组织内部存在一个内部知识市场，信息供应者大量供应某种类型的信息，并且为争夺组织内部信息使用者的注意力而展开竞争。他们的研究得出一个有趣的结论，即竞争性知识市场信息供应悖论：供应者提供的信息越少，就有越多的信息受到关注。
四、注意力配置
管理者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同时关注所有的事件，因此，对有限的注意力进行有效的配置就显得尤为重要。注意力配置一直是研究者认识和解释组织决策的一个重要视角。[10，12]
（一）注意力配置的概念及特征
注意力配置是一个过程性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者必须不断把自己的注意力配置给环境中不同的刺激因素(Sproull，1984)。注意力配置受到注意力结构的影响，而注意力结构又因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而异。[2]Mintzberg(1971)和Kotter(1982)分别从内容和时间两个维度考察了注意力配置问题。从内容维度，他们动态分析了注意力配置的分散性、繁杂性、多样性特征，静态分析了管理者注意力配置的外在行为指向性；从时间维度，他们分析了注意力配置的短暂性和易受干扰性。
早期研究往往把社会结构和组织结构与管理者的注意力配置分离开来，忽视了社会和组织结构对注意力配置的引导作用，因此，早期的注意力配置研究缺乏层次性和系统性。Ocasio(1995)运用程序化路径、沟通渠道和注意力结构等概念把个人的信息处理行为同组织结构结合起来，从而推进了注意力配置研究的层次化和系统化。
（二）注意力配置的制约因素
目前，学者们还没有就注意力配置是否受某些特定因素的影响这个问题达成共识。但随着注意力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渐发现，除了组织行为之外，社会结构、企业环境、个体认知、群体认知等多种因素都会制约企业管理者的注意力配置。甚至有研究者认为，注意力配置可能要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结构、环境等因素（Abrahamson和Hambrick，1997；Ocasio，1997）。而且，注意力配置与决策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个体的注意力配置与组织的活动、程序、情境等因素密切相关。[13]
首先，个体的注意力配置要受到他们所处环境的制约（Ross和Nisbett，1991）。个体会根据环境的变化改变自己的注意力配置方式。D'Aveni和MacMillan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一般情境下，成功企业的管理者会对企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施加等量的注意力，但当企业陷入危机时，管理者便会更多地关注与危机相关的外部环境。与此相反，失败企业的管理者在面临危机时会否认或忽视外部因素，而更多地关注内部因素。[14]这一研究结论与相关战略研究文献所提出的假设相一致，即成功企业关注与外部环境相关的关键影响因素（如顾客诉求、需求增长等），而失败企业由于受资源约束和威胁刚性效应等的影响而对危机因素视而不见。值得一提的是，注意力配置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注意力配置在影响组织的环境适应能力的同时，也会改变对环境因素的认知。Gavetti等发现，组织可以通过改变认知，并向自己所选定的问题持续施加注意力来提高组织绩效。[15]
有哪些情境会制约注意力配置呢？根据相关的情境理论，决策情境必须简化到能被管理者理解的程度。因此，与注意力配置密切相关的情境是经过加工分解后的客观情境，也就是Ocasio所谓的“特定情境”[3]。换言之，注意力配置取决于企业所制定的规则、拥有的资源和社会关系等。
Gibson和Earley(2007)发现，高动态情境下的信息处理过程需要大量的注意力和注意力焦点。这种状况正是Shiffrin和Schneider(1977)所描述的“控制性处理状况”。相反，自动化处理只需较少的注意力。在自动化处理的情形下，管理者能同时关注若干事件。管理者一旦把自己的注意力施加于某个或某些注意对象，那么就不易改变、压缩，或者说不易忽视注意对象，与注意对象相关的行动就趋向于常规化和惯例化。Ocasio（1995和1997）认为，对控制性和自动化信息处理的区分有利于我们理解决策行动和注意力配置之间的关系。
五、注意力测量
注意力测量是注意力基础观实证研究的关键和难点。在实证研究中，关于管理者注意力的数据，可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公司文件、管理咨询公司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等方式或途径来获取。[11]目前，测量注意力最常用的方法是自动化文本分析法(automated text analysis)。[5]这种方法通过分析企业文件来获得高管的知觉重点，即高管重点关注的事务。具体而言，首先选择一系列与被考察企业的战略问题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并对它们进行分类。然后，对企业的相关文件（如董事会决议、会议纪要、备忘录、电子邮件等）的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得出关键词在文件中出现的频率。每个文件中提到的某些关键词的次数，可以用来测量管理者的绝对注意力；而涉及某些关键词的语句的长度与信件总长度的比值，可以用来测量管理者的相对注意力。
Levy(2005)通过分析公司年度报告公布的股东信件以及书面和口头沟通内容考察了企业高管的知觉重点、心理结构和过程。[16]他分别选用竞争对手、顾客、供应商、战略伙伴和外部环境五个关键词，以及董事会、员工、股东和高管四个关键词测量了企业高管配置给外部和内部环境的注意力；在测量高管的注意力广度时，他先选若干表示外部环境的关键词，再用p值计量所有句子中出现以上某一所选关键词的次数，最后用公式1—∑(p[,i])[2]计算高管注意力的广度。[16]此外，Yu等(2005)跟踪记录分析了1995～2002年被考察企业业务单元双周例会上高管发言的话题、讨论的问题和所花的时间，用以测量高管配置给企业并购整合过程的注意力。
除了上述自动化文本分析方法以外，研究者还提出了其他一些界定和测量注意力的模型和方法，如注意力配置模型、信息平行处理模型和交互记忆系统等。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1.注意力配置模型。注意力配置模型把学习目标设定为情境变量，把管理者的注意力焦点从完成任务的最终结果转向完成任务的整个过程（Kanfer和Ackerman，1989）。该模型不但验证了情境变量（或因素）对注意力配置的影响，而且阐明了管理者为了有效完成任务，在面临新的复杂任务时，通常把他们掌握的知识作为注意力的来源（Kanfer和Ackerman，1989；Kanfer，1990；Locke，2000）。
注意力配置模型表明情境因素不但与注意力相关，而且对注意力具有转移作用。很多研究者很早就提出了注意力配置与决策环境相关的观点，Kanfer等构建的注意力配置模型为实证研究开发了一种规范的方法，可用来验证注意力配置与决策环境之间的相关性，证明情境因素与注意力配置之间所存在的关系，而且还使更多的研究者认识到研究注意力转移性的重要意义。
2.信息平行处理模型。在认知学派中，Corner等构造了战略决策信息平行处理模型(parallel process model)[17]。该模型基于个人和组织层面的信息处理过程，把组织层面的信息处理过程分为关注、编码、存储、检索、选择和输出等步骤。
信息平行处理模型认为，管理者应该在有关决策的信息被编码之前就注意这些信息，然后再赋予这些信息以特定的意义，即对信息进行编码。管理者会把编码后的信息存储在自己的记忆中，在决策时重新对储存的信息进行检索，最后便是决策，而决策结果就是信息平行处理过程的最后环节——输出，这当然是管理者最关注的环节。不同的组织类型会对信息平行处理过程的关注和编码环节产生不同的影响。Corner等(1994)认为，注意力配置就是对信息的关注，有关决策的信息应该在被编码之前就得到管理者的关注，因此，关注信息就成为信息平行处理过程的第一个环节。[17]
3.交互记忆系统。交互记忆(transitive memory)的概念由Wegner[18]率先提出，它是指基于团队成员不同专长、通过分工合作来获取、储存、记忆和交流信息的行为。交互记忆系统由心理学领域引入管理学研究[19]，被认为是影响工作团队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Lewis等(2007)研究发现，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成员知识的细微差异会导致一起共事的成员之间不能引起对方的注意，在交互记忆系统低效运行（如团队成员存在巨大知识差异）的情况下，团队成员只能注意到那些适应交互记忆系统结构的需要。对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团队成员之间只有经过长期合作才能形成交互记忆系统。在交互记忆系统中，每个成员不但自己具备某些特点，而且还知道团队其他成员具有哪些专长，通过彼此了解和分工合作来完成任务。交互记忆系统的本质在于：就像每个人都有记忆一样，长期形成的工作群体也会形成记忆系统。[19]
Lewis等(2007)认为，干涉交互记忆系统先进入者的注意力焦点，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成员交互认知过程。交互认知过程会影响先进入者考虑自己的知识深度和广度，通过交互记忆系统，先进入者会把自己的注意力焦点转向新成员所掌握的知识，进而有可能把他们的知识融入团队乃至组织知识。实证研究表明：把团队或组织成员的注意力优先集中在与战略相关的事项而不是执行任务上，可以帮助他们在执行任务的同时贯彻组织的战略。
除了上述具有代表性的方法和模型之外，还有用于测量组织注意力的监督(surveillance)模型[20]和激励搜寻(motivated search)模型（Cyert和March，1963；Mintzberg等，1976），以及用于解释组织与个人层面相连接的注意力处理过程连接机制（Corner、Kinicki和Keats，1994）等诸多注意力测量模型。
六、注意力基础观研究展望
尽管自Simon提出注意力概念迄今已有六十多年，关于注意力的理论研究，尤其是有关企业注意力基础观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总体而言，注意力基础观仍然没有成为当前管理研究和实践的主流观点。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注意力基础观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需要研究者掌握扎实的管理学、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也就是说，注意力基础观研究需要一定的跨学科背景支撑，而在学术分工越来越精细的今天，研究者要达到这样的要求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二是注意力测量难的问题影响了主流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实证研究方法在企业注意力基础观研究中的应用，从而导致相关研究难以开展或者研究成果不容易在顶级管理学期刊上发表。这种情况在近几年有所改善，我们相信，将来注意力基础观研究一定会引起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重视。
从目前的情况看，注意力基础观研究将呈现以下几个发展趋势。首先，进一步开发测量注意力的量表和工具。对注意力的有效测量是注意力基础观实证研究的关键和难点。由于注意力配置具有极强的个性化特征，因而很难用某种统一的方法和模式来对注意力进行测量。就连对注意力概念本身，研究者也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统一的定义。他们一般关注的是企业高管的注意力配置问题，但由于这涉及企业机密，因此很难获得相关数据。此外，很多与注意力配置有关的决策过程并没有准确、完整的记录，因而根本无法得到关于企业高管注意力配置影响企业决策的真实情况和数据。在未来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克服上述困难，开发出有效测量注意力及其配置的工具和方法。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实证研究方法以外，还可以引入数学模型、计算机仿真和实验等方法，以更好地理解现有的理论，并创建新的理论。特别是计算机仿真和实验方法，是研究管理者认知机制的有效方法，可以为我们理解注意力配置与组织环境、高管特质、企业战略决策等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如前所述，注意力基础观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要求研究者坚持采用多元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并应该避免由于过度强调主流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研究实证方法而造成的偏见和困境。
最后，任何理论最终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注意力基础观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就是我们很难将它有效地应用于具体的企业战略决策实践。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把注意力配置与企业战略决策联系在一起的成功实例。由于注意力基础观研究往往都与高管的行为有关，而管理行为的艺术性往往大于科学性，这给理论联系实践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要更多地直面管理实践问题，运用注意力基础观的相关理论去解决管理实践问题，为解决实际管理问题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