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性财政政策的四点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看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今年5月27日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宣布财政政策将由“积汲”转向“中性”起，中性财政政策一词不胫而走，有关它的讨论异常热烈。由于这不仅是1998年以来在财政政策称谓上的重大变化，而且牵涉到财政政策内容及其实施方式的重大调整，因而，很有必要对中性财政政策问题进行明晰的论证。
“中性”是个比较适当的表述
在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实施了6年之久。6年多来，尽管宏观经济形势经历了不少甚至十分重大的变化，但至少在取向上，积极财政政策并未随之调整。即使在中国经济走出持续数年的低迷状态而呈现出快速增长、甚至全面扩张势头的情况下，先后于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仍旧作出了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决策。此后的一段时间，随着方方面面、上上下下反经济过热的声浪越来越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反应却颇为不同。货币当局已经数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表现出了强烈的反通胀意向；财政部门则态度暧昧，面对社会各界的企盼和责难，始终没有脱出继续“积极”——扩张的轨迹。
应当说，财政政策之所以在变化了的宏观经济环境面前反应迟缓，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背景。正是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社会因素的制约，才束缚了财政部门的手脚，禁锢了财政政策的运作空间。但是，作为宏观调控三大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其作用的特点就是相机抉择和逆风行事。无论从哪方面讲，它都不能以不变应万变。更何况，事实上，即便在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旗帜下，今年的预算安排已经进行了旨在降低扩张力度的稍许调整：（1）3198亿元的财政赤字，相对于它所面对的分母——今年的GDP而言，实际的赤字率较之去年已经下降；（2）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从去年的1400亿元减少至1100亿元，并且明确，今后将逐步调减至零；（3）长期建设国债的投向，由过去主要用之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至在建重点工程项目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和支持启动拟议进行或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等等。所以，鉴于财政政策本身的作用特点和现实财政政策的实际变化，应当也可以对财政政策的称谓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样做，既可以标识财政政策实践上发生的变化，师出有名，也可以争取主动，求得舆论的理解和认同。
在财政政策的称谓上，我们曾使用过诸如“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等各种表述。不过，在国际上，比较规范且得到广泛认同的表述无非三种：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相对而言，我们以往的表述比较模糊，难以直接标识其致力的方向和确切的内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化，可以选择的称谓空间已经变小。所以，按照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等三种规范化的表述给今后中国财政政策定名，已经势在必行。
就现实财政政策的可能取向和实际发生的变化而言，我们既不是在继续致力于扩张，也不会一下子改行紧缩，所能做的和已经做的全部事情，只不过是由过去的一心瞄准扩张、全力追求扩张转为适当减少扩张、逐步逼近中性。故而，可以认为，无论扩张性和紧缩性，都不能标识现实财政政策的取向和内容。唯有中性，才是关于现实财政政策取向和内容的适当表述。
“转向”是个更为贴切的提法
事实上，中国财政收支运作由追求“积极”转向“中性”，早在提出中性财政政策概念之前就开始了。只不过最初的提法，是积极财政政策要逐步“淡出”。后来，又有人仿照经济体制转型和增值税转型的概念，将其称之为财政政策“转型”。
仔细审视这些不同的提法并加以比较，可以认为，“转向”相对于“淡出”、“转型”来说，是个更为贴切的关于现实财政政策取向和内容调整的表述。
“淡出”的字意，在于慢慢地退出。把它放在积极财政政策实践上，可以理解为财政政策要逐渐退出扩张的轨道。就现实的财政政策调整来看，逐渐退出扩张的轨迹固然是其应有的动作，但除此之外，退出扩张轨迹之后的作力方向也应进入视野。“淡出”有了前一层含义，后一层的内容则未能同时体现出来。
“转型”原用于描述制度的转轨，或说两种制度体系之间的转轨运作。而财政政策的调整，无论是致力于扩张，还是致力于紧缩，抑或致力于中性，只不过是财政政策在取向和内容上的一种相机抉择，表明财政政策作力方向的相应变化。将“转型”用之于财政政策调整，既难免有“小题大做”之嫌，又易同制度层面的转轨相混淆，甚至弱化制度层面转轨的相对重要性。
“转向”本身就是一种调整或变化的意思，将其应用于财政政策，可以理解为财政政策作力方向的调整或财政政策取向的变化。同“淡出”相比，它既有退出以往扩张轨迹的意义，也涵盖了作力方向调整的内容。同“转型”相比，它既可区别于制度层面的转轨动作，又可将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意义凸现出来。而且，从财政政策的变化规律看，它也为今后财政政策的周期性调整预留了空间——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周期性变化，财政政策可相应做周期性转向，或实施扩张，或实施紧缩，或致力于“中性”。
实施“中性”是一个渐进过程
所谓中性财政政策，就其本来含义，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就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而言，对中性财政政策的基本要求，就是不给经济运行带来扩张性的影响。
当然，即便在理论层面上，中性财政政策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且不说现实中的财政收支运作不可能实现有完全意义上的平衡，在人类历史上，也几乎从来没有过哪一个国家财政收支完全相等、一分不差的记录。所以，“中性”不过是财政政策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是财政政策致力于实现的一种境界。实行中性的财政政策，不会一蹴而就，可能要经历二个相当的过程。起码，我们不能指望财政收支安排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扩张之后，一下子走向平衡。
现实中面临的诸多问题，就是一帖可信手拈来的清醒剂：比如，今年的财政收支盘子已在年初确定且运行了半年之多，要将高达3198亿元的财政赤字或者全年7022亿元的国债发行规模大幅度压缩下来，既不符合实际，也难免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之不采取压缩行动而产生的更大的负面影响。
又如，同财政收支有关的每笔数字的背后，都有既得利益的牵涉。即便抛开存量调整的企图而专注于增量，在国家利益被部门利益、地区利益、集团利益和个人利益严重肢解的今天，它的调整，肯定要经历各方利益主体阻挠甚至演化为激烈矛盾冲突的多重磨难。稍有不慎，就可能中途夭折，或者，被打折扣。
再如，前面所论及的制约财政政策转向的若干因素，并未随经济形势的日趋明朗而消失，亦不会随着中性财政政策的提出而削弱。在长达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的惯性作用下，它们的存在和运转，对于财政收支的调整，无论如何是躲不掉、绕不开的一道乃至数道坎儿。
还如，同以往相比，这一轮的经济扩张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对于它的诊治，显然还拿不出可称之为成熟的药方。迄今为止，中央关于宏观调控措施的定调是不搞一刀切，不走回头路，不踩急刹车。既反通胀，又防通缩；既要控制部分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又要切实加强和支持经济发展。整体宏观调控措施的推进尚且如此难以把握，那么有别于以往单纯的反通胀或防通缩的财政政策，须兼容两个方面目标的所谓中性财政政策的操作艺术，则更须花费相当的气力去探寻。
故而，权衡利弊，瞻前顾后，比较恰当且可行的选择是，在保持财政收支本身和经济社会全局平稳运行的前提下，通过“渐进”式的一系列安排，逐步地降低现实财政收支安排的扩张力度，逐步地逼近“中性”财政政策的效应境界。
“中性”财政政策的作用空间
1.在支持重大改革举措出台中追求“中性”
应当看到，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说整体过热也好，言局部过热也罢，其最根本的原因，无非要归结到体制缺陷和结构失衡两个方面。而且，其最终的解决，都要依赖于改革举措的到位和市场体制的完善。因而，财政政策转向“中性”的过程必须要同市场化的改革进程相衔接。在推进改革、深化改革的棋盘上，谋划“中性”举措。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26年来的历程，还可看到，财政改革一直是整体改革的开路先锋，始终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改革启动初期如此，进入到制度创新阶段亦如此，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仍要依赖于财政改革的推动。鉴于中国财政在支持改革方面的传统和经验，也鉴于当前财政收支存量——包括既有赤字——调整的难度和风险，在着眼于降低扩张性的财政宏观调控安排中，将新增财政收入和国债收入重点投向支持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是既十分适当又一举多得的：（1）避免在财政收入增长和财政支出膨胀之间形成“直通车”，不为人为抬高财政支出规模预留任何空间；（2）用在支持改革举措出台上的支出同政府的其他支出相比，所带来的扩张效应相对较小：（3）在“以改革促增长，以改革促发展”的旗帜下，实现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4）加快体制转换步伐，铲除各种行政性手段借这一轮调控之机“复归”的土壤。
2.在结构优化中控制或压缩支出规模
在经历了6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之后转而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力求控制或压缩财政支出的规模是当然之举。但是必须注意到，我们是在国民经济结构和财政支出结构“双失衡”的条件下追求“中性”目标的：一方面是总需求过度扩张和经济增长过快，而使投资需求过度和消费需求乏力以及工业增幅迅速和服务业发展迟缓并存；另一方面是财政支出规模总体膨胀，但“三农”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生态工程建设和能源交通建设等项目严重欠账。
在如此的背景下控制或压缩财政支出规模，只能坚持“有保有控”——支出总量控制下的结构性调整。这就要求我们用“区别对待”的思维，安排好各种财政支出的进退。或向某些项目倾斜，或适当压缩某些项目支出，或严格控制某些项目支出。比如，相对减少扩张色彩浓重的基本建设支出并相对增加旨在实现“五个统筹”目标的公共事业项目支出；严格控制单纯消费性且呈迅速膨胀之势的行政经费支出并适当增加公共性明显且相对短缺的科教文卫支出；适当压缩带有鲜明计划经济体制色彩、以“行政审批”手段拨付的支出并相应增加于推动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减少“行政审批”有功的各种与支持改革有关的支出，等等。这样做，亦符合作为中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目标的公共财政制度建设的要求。
3.迅速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
按常理讲，必须付出“减收”成本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的实施，其产生的效应是扩张性的。实施它，特别是在这个当口实施它，显然同中性财政政策的初衷相背。
但是，必须注意这几年的中国税收一直处于高增长状态，并且，税收的高增长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财政支出的急剧膨胀。今年上半年的税收增长幅度已经高达26.2％，并且，照这个势头走下去，全年的税收增长额将达5000亿元上下。我们对于增加出来的这部分税收收入的投向，就不能不给予特别关注了。如果不做任何特意的安排，那么，在当前的各种体制性缺陷的作用下，以往的情形仍会再现。5000亿元上下的税收增长额，肯定会“直通”为财政支出的膨胀额。如果那样的话，不仅有违于中性财政政策的目标，而且会通过抬高财政支出和税收基数给将来的控制和压缩财政支出规模行动设置了障碍。将这种特殊的国情同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可能效应联系起来，利弊权衡，孰轻孰重，结论是不言自明的。
从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的本身来看，制约其迟迟未能付诸实施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担心收入振荡，财政负担不起。今年又加上了一条：可能产生扩张效应而形成“逆向调节”。根据上述的分析，既然可能的扩张效应同税收增长“直通”为财政支出的不适当膨胀比起来已经变得相对次要，那么，利用税收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量为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买单”，就是一个追求“中性”的势在必行之举。
进一步看，在以往支撑中国税收高速增长的因素中，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诸如政策调整、物价上涨和加强征管所带来的其他增收效应，都是难以持续的。方方面面的分析已经表明，目前正是中国税收增长的巅峰阶段。联想到新一轮税制改革早晚要启动，早启动肯定比晚启动好。抓住眼下的收入增长“旺季”，将已经绘就的新一轮税制改革蓝图尽快加以实施，以税制结构的率先优化为整体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打开通道、铺平道路，又是我们一再论证过的值得追求的目标。
4.立足于做好货币政策的“配角”
财政政策的转向是加强宏观调控、发挥财政政策宏观调控作用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要像过去6年那样，继续扮演宏观调控的“主角”。在宏观调控体系中，货币政策更适宜于总量调节，财政政策更适宜于结构调节以及反通胀实践更须货币政策担当“主角”的道理，在此不再赘述。
需要再三强调、必须时刻牢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6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实践的惯性作用加上各种体制性缺陷的惯性作用，大大挤压了当前财政政策的作用空间。奢望财政政策在抑制或防止经济过热的舞台上继续扮演“主角”，绝对不是现实的思维。所以，在中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所形成的现实“搭配”中，前者是“配角”，后者是“主角”。前者要立足于“配角”，对后者起“补充”或“托底”作用。
5.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
加强税收征管和堵塞税收流失的意义，早已到了人们烂熟于心的地步。税务部门以往加强税收征管的行动，已经带来税收实际征收率的迅速提升，从而大大拉近了制度税负和实际税负之间的距离，也已通过各种传媒让人们广为知晓。笔者在此想指出的是，在财政政策转向“中性”之后，加强税收征管的意义又多了一层——压低非政府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扩张因素。所以，进一步加强税收征管，把该征的税尽可能如数征上来，又是一个同中性财政政策目标相一致的常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