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风格上的性别差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差异论文,性别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众所周知，以索绪尔学术思想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现代语言学，自本世纪初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基本上只注重语言的内部研究，研究对象主要是拟想的人（an idealized man）所具有的纯粹语言知识和能力，至于语言与社会的种种联系（也包括语言与性别的关系），统统都被排除在其研究范围之外。
从60年代中期起，社会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使这种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性别的社会差异与语言使用的相互关系问题，也因此而成为不少语言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初期的研究大多是从语音、语调、词汇、句式等方面去考察女性用语与男性的不同之处，注意的主要是语言形式结构上的特征，范围比较狭窄，有较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重点逐渐转移到了交际中的话语风格方面，视野比以前大为开阔，力图在更高的层次上较为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语言使用与性别差异的关系问题。本文将就这方面的研究及有关问题做一概括性评述。
2.语言学家们对社会交往中话语状况的考察表明，在话题的选择、话语量的大小、话语方式与策略等方面，男女之间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
2.1关于话题的选择，对各种情况的人群进行过调查，所有结果都显示，两性各自经常谈论的话题很不一样。总的来看，女性较多谈论的话题往往涉及个人（personal）、关系当前（immediate），而男性喜欢的话题则相反，较少直接坦露自我（impersonal），与即时情景常保持一定的距离（distant）。
例如，E·Aries（1976，1982）调查的主要是中产阶级，调查发现，女性在朋友（尤其是同性朋友）之间较多地说起个人的情况、坦露自己的情感；而男性则很少这样做，他们谈得较多的是体育、政治、各种竞争以及各自的见闻。J·Klein（1971）调查的是传统的工人阶级家庭，结果表明，男人们在一起主要谈与工作、体育等有关的事情，几乎从不说起家庭生活与家庭成员；可女人们在一起说得最多的就是家庭，如孩子、家务、夫妻关系等。同样，B·Myerhoff（1980）对美国一犹太社区中老年人的调查也显示，在日常闲聊中，男性爱谈些较为抽象、观念性的东西，如政治、经济、宗教等；女性却常常议论与个人生活直接相关的事情，如子女、食品、健康、邻居、家务等。
话题选择上的性别差异不只限于成年人，在少年儿童中也同样存在。J·Brooks Gunn和W·Matthews(1979)、M·Gookwin(1990)等分别考察过白人和黑人子女的日常话语状况，他们发现，白人男孩较多地谈论体育运动、交流各种讯息，白人女孩却较多地谈论学校的事情、坦露内心思想；黑人男孩比较喜欢宣扬自己的“成就”，黑人女孩则更多地议论各自的外貌、打扮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2.2对于话语量大小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有着一种相当普遍、固定的看法（stereotype），那就是女性说话比男性多。这一看法影响很大，翻翻英语词典就不难发现，象babble,chatter,gab,gossip,nag,prattle这类有“罗嗦”、“多话”含义的词语，只要词典中有例句，大多是拿女性来做例子。
然而，社会交往中的话语状况实际上并非如此。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调查研究都得出与之相反的结论。在绝大多数场合，包括街市、家庭、饭店或咖啡馆、朋友聚会、社交活动、各种会议、电视讨论、体育比赛、音乐会等等，男性说的话往往比女性多。特别是在男女之间的对话中，这样的情况更为突出，夫妻之间也好，朋友、同事或同学之间也好，基本上都是男性说话的时候多于女性（Romaine，1994）。
有趣的是，有人曾在某次社交聚会上连续三个小时观察一对夫妇，发现在此期间丈夫说话的时间是妻子的五倍之多。然而，事后向在场其它人征询他们对这对夫妇的印象时，竟然人人都觉得丈夫说话不多而妻子非常健谈（Chaika，1982）。这个实例应当说颇有代表性，它表明，在评判言语行为时，人们对男性和女性分别使用着不同的标准。
2.3许多有关研究（Zimmerman & West,1975;Eakins & Eakins,1978;Edelsky,1981;Coates,1986;Tannen,1990）的结果都向我们显示，话语风格上更多、更深刻的性别差异存在于话语方式与策略方面。
总的说来，女性在交谈中表现得比较合作，通常是大家轮流讲，人人都有说话机会，很少发生个别人长时间占据发言权的情况。开始讲话时，女性倾向于明确提及前面别人已经说过的，并尽量将自己要说的与之相联系，比较注意保持交谈的连贯与顺畅。因此，她们往往会围绕一个话题谈上较长时间，话题转换较为缓慢。说话过程中女性比较注意听者的反应与参与，并使这种注意在言语上有所表现（如较多使用we,you这类可将听者包括在内的人称代词、以Let's开头的祈使句及附加疑问句等）。
当别人说话时，女性常有较积极的反应，不时地用mm hmm,yeah等表示自己在注意倾听，还间或对说话内容发出感叹、予以评论或提出问题。她们很少打断别人的说话，即使打断，一般都要带上一句道歉的话。如果要表述不同意见，说话也比较委婉，犹豫、含糊之处较多（常用sort of,maybe,I guess之类的闪避词语），很少直接向别人的看法提出挑战。
相比之下，男性在交谈中常表现出较强的竞争性，倾向于由自己来控制话题的选择与说话的机会，不肯轻易向别人让出发言权，结果可能是某些人说话的时间明显多于其它人。开始讲话时，男性较少提及别人前面说过的话，而只顾说自己想说的，因此话题转换会比较突兀，交谈中跳跃较多，连贯性不强。对于听者，男性往往也不如女性那么注意其他人的反应与参与。
在别人讲话的时候，男性的反应较为迟缓，经常是在别人的话讲完之后，而且反应较简短，多半是不置可否，少有肯定、赞同的评论。男性打断别人说话的情况比女性多，表示歉意的却很少，打断别人时说话的口气也较直接、生硬。作为说话者，被人打断的男性一般都会发出明确的抗议之词，而女性则多以沉默相对。所以，男性之间的交谈常常说话声音较大，相互对立与攻击较多，争吵、吼叫、诅咒、威胁、讥讽等情况都显著地多于女性之间的交谈。
3.有不少研究者还着重考察了异性之间进行交际时的话语状况。他们发现，在异性交际中，男性和女性的话语风格仍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与同性交际时相比，有的差异更为突出；而且，这些差异常常会对异性之间的交际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3.1研究表明，在异性交际中，女性一般都比男性更为积极地提供交谈话题，可是，到底就哪些话题来谈论，却基本上是由男性来选择和决定的。例如，P·Flshman（1978）用录音方式调查了一些夫妻在家里的谈话情况。她发现，妻子为进行交谈而提出的话题都比丈夫提出的多了将近一倍，然而，其中大半都得不到丈夫的响应，只好放弃不谈。相反，丈夫提出的话题虽然不多，却几乎全都得到了妻子的积极反应，因此能进行讨论。
另外，与同性交际时相比较，异性交际中女性说话的时候明显地减少了，男性则往往说得更多了（Aries,1976,1982;Romaine,1994）。这样，异性之间的交谈经常都是在男性的控制和掌握之下。
情况之所以如此，还在相当程度上与话语方式与策略的性别差异有关。男性能够有较多说话机会，易于就自己喜欢的话题进行谈论，可以基本上控制和掌握谈话的进程，原因之一就是女性通常表现得比较合作，对男性的谈话反应多半很积极，而男性对女性的谈话却很少有足够的关注与响应，使女性不太容易获得说话机会，即使有了机会，也很难说到男性所说的那么多。
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交谈中男女双方相互打断的情况（interruption）很不一样。有不少人做过这方面的专门研究（Zimmerman & West,1975;West,1979;Coates,1986;Tannen,1990），结果发现，无论是成年人还是青少年，男性打断女性说话的比女性打断男性的要多得多。差异最大的时候，男性打断女性的占所有打断的96%，女性打断男性的仅占其4%。这样，女性获得的说话机会时常会因为男性频繁的“侵犯”而丧失。有调查还显示，当自己说话被人打断时，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以沉默相对，沉默的时间往往也比男性更长。毫无疑问，这种差异只会加剧交际过程中男女之间的“不均衡”状态。
3.2男性和女性的话语风格如此不同，这势必会给异性之间的交际带来一些问题和困难，甚至可能导致误解与对立。这种情况就好象共同进行一场游戏，双方却因循着各自不同的游戏规则，矛盾和冲突自然就很容易发生。
D·Maltz和R·Borker（1982）等人对这方面的问题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例如，他们发现，男性和女性对交谈中提问（questioning）的使用往往有不同的意图与理解。交谈中，尤其是对方说话过程中，女性一般提问较多，其目的常常是表示自己对谈话确有兴趣，在注意倾听，使对方谈话的兴致得以保持。也就是说，女性把提问当做维系与推进交际的一种策略。男性则不同，他们提问较少，如果提问，主要是想获取信息。因此，除非确有必要，男性很少向对方（特别是女性）提问。所以，女性常常认为这是男性对交谈缺乏热情与兴趣的表现；反过来，女性不时地提问则可能被男性视为对自己说话的干扰。
同样，对于交际过程中那些有较强进攻性的言语行为（verbal aggressiveness），如吼叫、骂人、挑衅、打赌、反驳、贬损、威胁等等，男性和女性的看法相去甚远。女性倾向于把这些言语行为看做是针对个人的不友好表现，是对正常交谈的破坏，因而对此多持否定态度。相反，男性似乎都认为这类情况在交际中（尤其是朋友之间）不仅难以避免，而且不可缺少，否则，谈话就可能索然寡味。
即使是话语风格上很细微的差异，有时也会造成交际双方的误解。例如，男性和女性在交谈中对“肯定性最低限度反应”（positive minimal responses）的运用与理解就不一样。在对方说话时，女性较多地发出yes,oh,mm hmm 这类反应，意在向说话人表明“我正听着，请继续讲”；男性听人讲话时则少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在他们看来，这种反应意味着“我同意你的说法”。所以，在异性交际中，女性的反应可能被男性误认为是对自己说法的赞同，或者由于女性反应的频繁出现而让男性产生疑惑，觉得女性的真实态度难以捉摸；女性说话时，由于男性的反应大大低于女性的期待，女性就会以为男性听自己说话时心不在焉，并很可能为此而感到恼火。
话语风格上的这些性别差异，不仅容易引起两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还常常使得异性交际以失败而告终。如S·Romaine（1994）指出，妻子对丈夫发出“Why don`t you listen to me?”之类的抱怨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夫妻之间的交际失败可以说是离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4.对于话语风格上的性别差异，许多语言学者并不满足于对其进行充分的描写，而是在描写的同时深入探索，试图对差异产生的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探索的路径不同，解释也各种各样，比较有影响的有以下几种。
4.1不少人主要是从男女之间的社会差异去解释他们在话语风格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R·Lakoff(1975)、L·Milroy(1980)等指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充当的角色、活动的领域和身居其中的社交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语言的使用。在这些方面，男性和女性的状况往往很不一样，所以很容易由此形成不同的话语风格。
P·Trudgill（1983）等人还认为，两性的话语状况之所以会有差异，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行为（包括言语行为）及行为方式有着不同的期待与要求。这些期待与要求以“固定模型”（stereotypes）的形式普遍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构成几乎无所不在的强大的社会压力，使人或者自觉地、或者被迫地依照这些模型去规范自己的行为。凡是不符合这些期待与要求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常规的偏离，并常常遭到社会的反对和否定。例如，在现代西方社会，女性的话语风格常使一些职业妇女在工作中处于不利地位，与男性竞争更加困难；但是，如果她们以男性的风格对人说话，又可能被认为没有女人味，并招致男性和其他一些女性的非议（Romaine,1994）。
4.2D·N·Maltz和R·A·Borker（1982）、Tannen（1990）等人则尝试从文化的角度来探寻话语风格性别差异的产生原因。以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在内的有关研究成果为依据，他们提出，造成话语风格上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男性和女性各有不同的交际亚文化背景（communication subcultures），对交际中双方的关系往往有着几乎截然相反的取向。
有关研究表明，在成长过程的主要阶段，男孩和女孩基本上只在各自同性别的同龄人圈子中交往，与异性来往的时候不多。男孩的交往圈一般比女孩的大，女孩的圈子大多比男孩的紧密、稳固；男孩的活动常具有较强竞争性，参加的人较多，在年龄等方面的差别也更大，所以区分上下等级的倾向比较突出，语言多用于争辩、发号施令，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控制地位，相反，女孩的活动多讲究合作，同伴之间较为平等，语言主要用在友好的闲谈上，以建立和巩固亲密的关系。
正是由于各自有着完全不同的亚文化交往圈，成长中的男女在习得语言与交际的同时，也分别习得了迥然有别的话语风格，并将其保持到成年以后，终生难以改变。
4.3对于上述这些解释，也有一些人提出了批评意见（Coates,1986;Uchida,1992;Montgomery & Reid-Thomas,1994）。他们认为，这些解释虽然不无道理，但仍缺乏深度，它们只注意到了社会表面的差异，却忽视了差异背后更具本质性的权势和支配问题，即男性在社会体制中通常占据着有权势的支配地位，女性则基本上处于没有权势的从属地位，而这才是造成两性行为差异的根本原因，话语风格上的性别差异正是这种不平等状况在言语交际中的体现。
例如，男性在交际（特别是异性交际）中通常对话题有较强的控制欲望，倾向于谈论自己认为比较重要、比较有趣的事情；喜欢对别人的问题发表指导性议论，却很少愿意向人述说自己的问题；打断别人说话的时候较多，但同时又讨厌别人打断自己说话；对别人的讲话较少做出女性那样的积极反应，只注重让别人听自己讲，等等。所以，男性和女性的话语风格也被人分别称为“有权势的风格”（powerful style）和“无权势的风格”（powerless style）。
P·Brown和S·Levinson（1978）的礼貌策略研究似乎也给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持。按照他们的理论，礼貌策略分为积极、消极两类：积极策略以接近为基础，主要通过表现和肯定双方的共同之处来满足对方的积极面子（positive face）；消极策略则以回避为基础，主要通过不影响或尽量少影响对方行为自由来满足其消极面子（negative face）。从广义上说，消极面子也就是对权势的要求。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群体（如男性）倾向于采用消极礼貌策略，而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如女性）则较多运用积极礼貌策略。不同的策略自然会导致不同的话语风格。
5.对话语风格上性别差异的考察和探索，可以说是语言与性别关系研究向纵深的推进。对此，似乎有必要特别指出以下几点：
首先，这方面的研究虽然还远远说不上成果丰硕，但其意义却超出了它自身的范畴。一方面，它可以提供对社会和社会人的某种洞察，深化对语言使用与社会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认识，进而影响人们的观念、态度及行为；另一方面，它又能促进语言学与其它有关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在研究范围、途径、方法、指导思想等方面带来不同程度的突破，向传统的和正在成为传统的语言学理论提出颇具挑战性的问题，这无疑有助于语言学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性。话语风格与性别的关系可能比现在已经认识到的更为复杂，影响和制约言语行为的社会因素在任何时候也不仅仅只是性别。研究中依然还有“简约化”（reductionism）倾向存在，片面和偏颇在所难免。而且，迄今为止，绝大多数研究所考察的对象是使用英语或其它西方语言的人群，其中又以中产阶级居多，范围有限，研究成果的意义也有限。在不同的语言文化中，话语与性别的关系可能很不一样。F.L.K.Hsu（1981）曾指出，在美国文化中，性别特征可以笼罩大多数的环境；在中国文化中，则往往是环境比性别差异更重要。可想而知，两性的话语风格在汉语和美国英语中的状况一定会有诸多不同之处。
最后，应当看到，如T·Kuhn（1962）在论述科学范式问题时曾说过的，科学和知识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纯粹的，总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外部力量的影响。语言与性别关系的研究，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及其思想的影响。耐人寻味的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当中女性特别多，人数显著地超过男性，这种现象在学术界似属罕见。既然性别可以影响话语风格，那么，它会不会影响学术研究？这或许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讨的一个问题。
标签：女性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