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合作治理的伦理观念与视野论析——《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价值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视野论文,观念论文,价值论文,行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0)01-0037-03
钱穆曾说过，“研究制度，必须明白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1]在人类社会治理模式变迁的背后，实际上也是一种管理或治理基本理念的变迁。20世纪后期以来，从以效率为核心的企业家政府逐步向以公平、服务为核心的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就是一个由治理理念与治理模式在互动中同构理性社会治理模式的过程。社会治理变革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一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伦理化的方向，因而，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对于推动现代公共行政的发展也展现出积极的理论建构功能。长期致力于中国特色行政伦理学体系建构的张康之教授，其近作《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以下简称《视野》)一书正体现了治理模式的变迁、建构与新观念、新视野的互动与同构，即作者在从行政伦理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确立行政伦理学应具有的新观念和新视野的过程中，建构了基于信任的社会合作治理理论，实现了思想王国与制度王国的统一。
一、作为完善社会治理模式的合作治理理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意味着人类必须过着群体或组织的政治生活。“就我们各个个人说来以及就社会全体说来，主要的目的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2]而人类要通过组织过上“优良的生活”，就必须基于组织进行一系列的协作活动。作为协作治理发展的一种高级形态，合作治理是各种社会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而进行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广义的合作概念包括“互助”、“协作”、“合作”三个层次：互助是感性的，是合作的初级形态；协作是工具性的，是合作中的较高形态；狭义的合作既是理性的，又是抛弃工具性的，它是人类群体基于公共利益的一种共存、共在和共同行动的形式。[3]从历史发展来看，有了人类社会的组织生活就会有一定程度的协作活动。但协作往往是出于工具性的目的，如果各种利益主体是基于信任基础上的有效协作，那么这种能够促进公共利益与和谐实现的协作就很容易发展成为合作。各种平等的社会主体运用合作理念、思想、原则进行治理，就是一种合作型治理。
转型的过程中，“一种合作与竞争的强有力结合正引导各国走向更高级的繁荣、自由和社会和谐。”[4]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在让社会充满了活力的同时，也加剧了利益冲突和矛盾的尖锐化；而基于信任的合作却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以瓮安事件、孟连事件、石首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目前现有的公共治理和基层社会自治(西方一般称公民治理)这两种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还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基本要求。社会的和谐治理，就是要“从各个层次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5]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合作共治的社会。“治理是由共同的目标所支持的，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克服挑战而使服从。”“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6]因此，从制度上保证公民大众广泛、有序、有效地参与政府主导的各种社会治理活动应成为各级政府公共治理的常态。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的顾问和服务者。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公民治理，是指我国基层社会公民依法主导基层社会决策与治理的一种社会自治模式。但是目前，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在事实上陷入了公民治理的困境。[7]公民参与“是公民进入公共领域生活、参与治理、对那些关系他们生活质量的公共政策施加影响的基本途径。”[8]公民大众参与社会治理，最重要的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分享一度由公共部门完全垄断的公共决策权，加快政府决策走向合作决策的步伐。基于信任的合作治理，是指各种社会治理主体以自由而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在我国，基层社会更迫切需要以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来推进中国特色的公民治理，从而让公民治理在中国真正运转起来。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社区合作治理模式，即在构建基层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社区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以合作促和谐，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与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
二、《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的视野
《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正是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从跨学科、国际化的视野，建构了基于信任的社会合作治理理论体系。
从体系上来看，《视野》突破了传统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框架，从行政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研究行政伦理。作者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在公共行政从控制导向向服务导向转变，从效率导向向公正导向转变的过程中，通过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去为整个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提供全新的理论支持，通过促进公共行政学理论范式的变革去作用于公共行政的实践，重塑公共行政的体系、制度、行为模式，进而为公共行政的实践确立起一个全新的方向。[9]的确，公共行政从控制导向向服务导向的转化，从效率导向向公正导向的转化，实际上也是公共行政从科学化、技术化转向伦理化的过程。正是基于对这样一种公共行政发展的历史趋势的把握，《视野》一书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中去触摸历史的脉动，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体系进行了创造性的建构。在对目前社会治理的困境作出认真分析的基础上，《视野》明确提出了构建基于信任的社会合作治理的构想，以求由此开辟出一条实现公共行政的公平正义之路。
从《视野》的内容来看，它为我们展现的是一幅观念创新和学科前沿性叙述的图景。当今的社会正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然要体现这个社会发展趋势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这个转型集中表现为社会治理模式将由政府主导的治理转变为政府与多元治理主体“共治”的社会合作治理。在张康之教授看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树立合作的理念，走合作型治理的道路。也就是说，随着社会自治力量的成长，政府需要努力去与社会自治力量谋求共识，共同建构合作治理体系。[10]政府在合作治理过程中所发挥的将是引导功能而不是控制功能。
张康之教授把信任作为治理的变量引入到了社会合作治理的话语体系中，他指出，“信任是合作的前提，有信任才会有合作，公共行政在当前迫切的任务就是营建普遍的信任关系。”[11]张康之教授是把信任作为一种可以开发的资源看待的，他认为信任因素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介入，是能够使社会治理得到新的资源的支持。他指出，在各种信任关系中，政府诚信又是最重要的。一些地方普遍缺乏政府主导的社会信任机制，是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频发的深层次原因。“只有当信任与合作完全一体化的时候，即当合作型信任关系出现的时候，人类才真正进入一个普遍合作的社会，人们之间的合作才不只是工具和手段，而是稳定的社会关系。”[12]当前，打造诚信政府，建立普遍的信任关系，在信任文化的基础上构建政府与公众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模式，应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
《视野》是一部在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中来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定位的著作，让人们在一系列的解释框架中去认识我们当下所遇到的问题。在《视野》中，我们不仅看到作者在《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公共行政中的哲学与伦理》、《公共管理伦理学》中所提出的那些已经为学术界所熟知和广泛应用的“统治行政管理行政-服务行政”等解释框架，而且又增加了“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合作型信任”、“互助-协作-合作”、“中心-边缘结构”等新的内容。认真地品味《视野》中的这一系列解释框架所构成的整体，能够看到思想流动的轨迹。
《视野》是一部具有大视野的著作，如果说它的一系列解释框架给予我们的是纵向的大历史观的话，那么，在横向的层面上，它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国际化的全球性视野。这不仅是因为作者始终站在学科的前沿，熟知从罗尔斯、帕特南、吉登斯到卡蓝默等西方学者关于合作的思想，而是把合作治理的研究置于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的历史背景之下，把握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后国家主义”历史趋势，并对全人类的社会治理作出了前瞻性的预测。在《视野》中，我们处处都能解读出作者瞻望未来时的那种激情洋溢的胸怀：在后工业化的进程中，合作与和谐的呼声是时代的最强音，而人类也只有在合作中才能走向和谐治理。全球化是对世界中心-边缘模式的彻底瓦解，它将要造就一个自主、平等的合作秩序，即把人类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合作共同体。[13]在这些富有激情的文字背后，所勾勒出来的是一幅理性的图画，那就是预言人类社会走向合作治理的必然性，不仅是在一国或一个地区内部的合作治理，而是世界范围的“全球合作治理”。
虽然《视野》给予我们的是全球性的视野，但是，其目的显然是要解决中国问题。目前，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这是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极其特殊的“中国实际”。中国行政学研究中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应根源于这一“实际”。《视野》充分地表达了这种努力，作者在大量引进“西学”的同时，结合中国的实践和国情作出了独立思考与探索。在《视野》中，作者甚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构建的问题。比如，作者认为，无论是整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都无法对合作治理作出准确的描述，只有同时超越了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只有深入到对人们之间的合作关系的把握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合作形态的认识和理解层面上去，才能走上建构合作治理体系的道路。所以，《视野》所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本土化的努力。真正本土的也就是世界的，基于本土思考的合作治理显然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三、《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的伦理精神与学者的使命
在人类社会中，思想并不稀罕，人人都有思想，可是，能够有广泛影响的思想必然是有学术支撑的。《视野》是一部有思想的著作，思想与学术的统一，决定了这本书将是一本有着广泛而持久影响的著作。《视野》的学术贡献在于，它提出了打破学科门类而进行学术研究的路径，而且，在这本书中又无处不体现出了这一研究方法。来自各门科学的知识被作者娴熟地运用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让人惊叹学术是可以达到这样高度的。说穿了，这是一种问题导向的研究所达到的学术境界。[14]钱穆先生就治学问题早就指出，“近人治学，都知注重材料与方法。但做学问，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意义不同，则所采用之材料与其运用材料之方法，亦将随而不同。”[15]钱穆先生所道出的，无疑就是张康之教授所说的“问题导向的研究”。所以，对本书的理解，就需要我们从“问题导向”的角度去认识。这是一本问题导向的著作，它不限于行政伦理的话语范围，而是在思考社会治理及其变革的问题，各门学科的知识都被作者随手拈来，从属于解决问题的需要。可以说，这是一部打破了既有学科界限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张康之教授试图超越已有的学科，对既有各学科知识进行了一次以问题为引领的综合，从而构建了一门全新的学科——社会治理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视野》是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视野》一书对中国当前的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些感悟性的意见，阅读这些意见让我们同著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而言，需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需要首先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现实情况则是，由于长期以来无法摆脱西方学科体系以及学术话语加予我们的桎梏和由之产生的路径依赖，我国的很多学者用西方人的头脑去强行地思考和解决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做了一些“伪建构”的工作。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习惯于运用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学术、思想标准，把中国的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放置在西学的框架中加以品评，这对于真正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无益的。所以，当前我国的行政学研究工作需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让一切研究工作都从现实的需要出发，不带任何框框。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才能取得创新性的成果。张康之教授的《视野》一书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表现出了立足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际和胸怀世界的全球化眼光去进行探索的努力，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是一种拥有面向世界、面向历史、面向未来的整体观，拥有纵深地把握现实的自觉追求并对现实加以理论提升，拥有主动打破学科界限而综合性地运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去解决现实问题的学术自觉。[16]他认为，在中国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同构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学术研究者不能仅仅对我国行政过程中的失范行为进行简单和被动的回应，而应具有前瞻性，要努力根据人类历史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去前瞻性地探讨人类未来社会治理的可能性，并自觉地作出积极的建构性理论探讨。[17]
就科学研究是一项自由的创造性活动而言，研究者必须从学术良知出发，实现学术研究的自觉性。他说，“我们所说的学术自觉是根源于中国现实的研究、真正出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目的、真正在对中国现实的研究中去提升理论的做法。”[18]但是，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行政学的研究现状来看，“存在着大量的用西方理论和方法来裁剪中国现实的做法，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目的，而是把中国现实作为证明西方理论的工具”。[19]所以，学术自觉对当前中国学术界来说是非常迫切的。张康之教授指出，中国的行政发展需要越来越多的具有学术自觉的学者，“他是自尊自信的，在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多种诱惑面前能冷静自持、不随流俗，能够从现实出发，能够以中国的行政改革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完善为己任，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同时又对他人的思想观点抱持宽容的态度。”[20]在这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视野》作者本人的本土化追求，而且是对这种追求的呼唤，是希望中国学者都能自觉地从中国实际出发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
总之，《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一书系统论述的基于信任的社会合作治理理论，是对现代公共治理和公民治理的扬弃、完善与超越，对于建构具有国际化的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学科体系和完善我国现代社会治理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作者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在建构社会合作治理理论体系的过程中，从行政伦理的角度出发，在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维度上考察人类社会治理的变革并预测了未来前景。这是一本具有新观念和新视野的学术成果，特别是作者提出的合作治理理论以及所作出的模式描绘，对于人类社会治理的进步，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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