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社会的裂变与各阶层分析——兼论清王朝的覆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各阶层论文,清王朝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3)04-0033-07
李鸿章常常说他的时代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的原意应是指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但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用来描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自身所发生的变化，也完全可以成立。本文所要描述和讨论的，就是清政府存在的最后十年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社会和政治带来的冲击。
在进入本文的正题之前，笔者想要申明两点：
其一，尽管费正清先生的“冲击与反应”模式已经受到西方以及中国许多学者的批评，但我坚持认为，如果我们不是把近代中国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用这个模式像标准公式一样套用的话，那么这一模式还是大体符合中国近代历史的事实的。如果从哲学的角度说，就是外力的作用可以改变某一事物。本文所要探讨的晚清最后十年的社会裂变，虽然有中国内在的自身发展变革的因素在内，但总的说来，主要是西方的冲击——自鸦片战争以来几十年不间断的冲击造成的。这种冲击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裂变，导致传统社会的解体和君主政治体制的崩溃。
其二，晚清社会裂变有两种情况：第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所发生的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即旧的社会结构分解和原有的社会阶层消逝、新的社会阶层产生，具有不可逆转的特点。旧绅士阶层的逐渐消亡和新知识分子的产生就属于这种情况。第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了某些利益集团性的阶层，这种变化具有暂时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这些利益集团可能消失。袁世凯的北洋派就属于这种利益集团。
一、新绅士
绅士是传统中国社会的精英。一般来说，他们也是中国旧的知识阶层。许多学者都已指出，他们有着显赫的地位，对民众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他们的威望和影响一方面来自他们权威性的知识，一方面来自他们对地方事务的参与。中国传统的地方行政机构常常过于简单，尤其是县以下的事务，有许多今天看来是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功能，在当时地方政府却无力承担，这些事自然就落到了绅士的头上。特别是，清代实行回避制度，担任地方官的都是外省外地人，他们在一地任职不过两三年，在他们对地方情形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就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绅士”在传统的中国，或至少在清代，绅士是沟通政府与民众的桥梁，他们是清政府统治的基石。
自湘、淮军兴起以来，绅士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很多地方，尤其是湖南那样的绅权特别大的地方，如果没有绅士的合作，地方官的行政活动很难进行。戊戌变法时期，湖南的绅士们与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及徐仁铸、署按察使黄遵宪等合作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但后来绅士发生了分裂，以熊希龄、谭嗣同为首的新派绅士和王先谦为首的老派绅士意见分歧，熊希龄等激进而王先谦等持重，王先谦等势力较大，甚至陈宝箴也要对王先谦等妥协以换取其支持。
清末新政时期，绅士阶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分作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一般来说，作为传统社会的精英，绅士的地位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或者说，绅士依存于科举制。但是，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使传统绅士的队伍无法补充，依附于科举制的绅士将失去传统的社会精英地位，而且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社会的变化，他们原来引以为傲的旧知识将变得无用，他们头上原来那耀眼的光环也将黯然失色，但是他们原有的威望和影响还没有马上消失。如果要维护其权威和地位，他们必须另寻出路，出路就在于下面所说的变化。第二个方面，就在新政的实施过程中，绅士也发生了悄悄的但却是十分巨大和重要的变化。经过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事件的打击，许多绅士也像慈禧太后那样终于认识到闭关锁国再也行不通了。因此，不少绅士致力于兴办新式学校、新式企业等新政措施，就像从前他们为修建道路、桥梁、水利设施等公益事业尽力一样。绅士们参与新政，是时代潮流所趋，也是日益严峻的外患的刺激，然而就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思想观念逐渐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他们和新的事物联结在一起。其中有不少人出国考察、游览甚至留学，获得了新的知识。西此，在旧的绅士阶层没落之时，从中分化出一批具有新色彩的绅士，笔者把他们称为新绅士。
在清政府实施新政改革以前，绅士在地方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他们是地方事务的活跃分子，地方官一定程度依赖他们且对其礼让三分。新政改革实施后，他们在地方上的活动范围比以前进一步增大。然而，他们是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尽管他们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思想，也可能有共同的政治利益。直到1905年，可以说在政治上，他们互相之间很少联络，在全国范围内，他们不能作为一个声音说话。但是，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使他们发生了又一个重大的变化。清政府明令设立咨议局、资政院，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给他们提供了新的合法的活动场所，再加上报纸、杂志、电报等大众传播媒介和信息手段的迅速增加，轮船、火车提供的较以前大为便利的交通，使新绅士形成全国性的集结。由于预备立宪，朝廷放松了对集会结社的限制，他们有机会成立立宪团体，一旦有了一致的政治要求，此处一声号召，全国立即呼应。这就是学术界常说的立宪派。换句话说，在绅士这个传统社会精英消亡前，他们有了一定的变化，而且他们的势力还因为新政特别是立宪增强了。
新绅士们对局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他们是绅士，旧的绅士的威望还没有消失，他们对民众的影响和号召力非常大，如果他们抛弃一个旧政府，民众也往往会在他们的影响下跟着抛弃这个旧政府；因为他们一定程度接受了新事物，又有许多新知识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初步学会了新的参与政治的组织形式——组织政党，懂得运用报刊这种新的大众传播媒介来扩大自己的影响；由于他们许多人又是新型工商企业家，他们有足够的财力来伸张自己的政治目的。因此，新绅士——立宪派的政治倾向，对清政府的存亡至关重要。
有的学者认为绅士本质上是反动的、保守的，他们只是为了不失去往日辉煌的地位才参与新政，并借新政的机会为自己争取甚至从前都没能得到的好处和利益。他们反对革命，反对进步，辛亥革命的失败，这些人要负主要的责任。[1l(P18)虽然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和中国台湾七十年代以前，学术界有着类似的观点，即立宪派是反对革命破坏革命的罪魁祸首之一。这一见解忽视了绅士在新政期间自身的转变，即新意识逐步渗入到他们的思想中。另一种见解是把新绅士定位为新兴资产阶级，带着赞美的眼光欣赏他们，欣赏他们务实的倾向和较为温和的政治态度，甚至因为重视他们就贬低革命派，从而忘记了他们后面的绅士尾巴和他们比较保守的政治倾向。
应该说，新绅士——立宪派是个矛盾着的社会集团，由于他们多数是由旧绅士转化而来，因此毫无疑问也带有旧绅士的保守性。但是在新政时期，绅士又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再加上新式工商业者和部分新知识分子的加入，使立宪派又有着进取性。同时，由于利益和思想意念的驱使，他们既拥戴清政府又不相信清政府，从而使他们在政治上常常犹疑不决，左右摇摆，（注：其中有些人有双重身份，既是立宪派，又是革命党。）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抛弃清政府。可以说，是新政和宪政改革培育了立宪派——新绅士，而立宪派最后又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之一。
二、新知识分子
晚清新政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推广新式教育。1904年初，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民教育的学制——癸卯学制正式颁行。1905年，已在中国实行上千年的科举制被废除，这以后，新教育发展更快。与此同时，半是政府号召半是社会自发，青年学子纷纷到日本留学。
由于新学堂的设立和留学运动，产生了一个在晚清和民国初极为活跃的社会阶层，他们就是新学堂的学生和留学生。1905年前后，留日学生人数竟达八千余人。[2]另外据清政府学部统计，1907年全国共有新学堂37888所，教员64470人，学生1024988人。[3]就人数来说，他们在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并不占很大比重，但是他们的活动能量远远大于一般人群。他们的活动给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们有的曾受过相当不错的传统教育，其中不少人曾考取秀才。进入二十世纪初，在清政府致力于新政、列强的侵略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他们抛弃了旧八股学问，而从事新知识的学习。他们受过传统的很大影响，但正在背离传统。与前文所分析的新绅士完全不同，新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以前没有的社会阶层。新知识分子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最活跃的一群。年轻人活跃、敏感、容易激动、容易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他们掌握的新知识在中国社会的各种人群中是最多的。
1903-1905年，新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转变的关键是影响深远的拒俄运动。在这以前，学生们大多是主张改革的梁启超的信徒，这以后，倾向革命的越来越多。中心人物是在日本的留学生和上海的新学堂里的教师、学生。
我们以湖南出身的黄兴、陈天华、宋教仁、浙江出身的蔡元培、章太炎和广东出身的汪精卫、胡汉民为例来分析这些倾向革命的新知识分子骨干人物的特点。
第一，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先学中学，后学西学，不少人曾考中过秀才。这与民国以后的新知识分子有一定区别。第二，他们的知识结构较新，是新教育的产物，他们不同于旧式士大夫，也不同于新绅士，容易接受新事物。第三，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与社会各阶层有较广泛的联系，这一点有别于1900年以前的孙中山和兴中会。第四，比起新绅士，他们年纪较轻，就这一点来说，他们也容易选择革命即激进方式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
新知识分子是在庚子以后沉重的外患特别是庚子事变的刺激和新政双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由新教育而产生，是新政造就的新人。他们是新的社会精英——即将取代传统绅士阶级的新的社会精英。新知识分子的思想核心和奋斗目标是民族主义，他们是中国新民族主义兴起的载体。这种民族主义是双重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当然不是用义和团的盲目排外的方式），希望中国摆脱落后和受欺辱的地位，进而反对以至试图推翻清朝的统治。（注：应该承认，新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不反对清王朝，他们参加列立宪派的行列，有些人甚至到清政府中任职。但是不能否认，他们的主流是民族主义，即反帝反满的双重民族主义。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反满（也即反对现存统治）的关系，是尚未充分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反满相当大程度来自反帝。也可以说，反帝强国是所有新知识分子的强烈愿望，而反满则是其中的大部分人的追求。）在他们的心目中，推翻了清王朝，由汉族人来领导国家，中国就可以转弱为强。其中一部分人认为，建立共和制国家是中国的唯一选择，但反帝反满也就是民族主义始终是他们的最主要特征。他们的成长，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一个阶段。（注：笔者以为，从整个近代中国看，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甲午战争以前还处于低级的或萌生的阶段，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是兴起阶段，北伐及大革命时代为成长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为高涨阶段。）他们是中国人民族意识兴起的载体。他们成了革命的主动者。在国外，他们主要集结在日本；在国内，他们主要集结在新学堂和新军。
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们不是资产阶级，与实业家们也没有多少联系。把黄兴、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邹容、杨毓麟等活跃的新知识分子与上海有影响的资本家祝大椿、朱志尧、虞洽卿、严信厚、孙多森、王一亭、朱葆三、徐润、曾铸、沈缦云等相比，两者缺少共同点。（注：沈缦云和王一亭在辛亥革命前夕加入同盟会并有所作为，但很难代表这整个阶层的动向。）
新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不全是思想意识的原因。他们的反满，与他们自身的处境、利益有一定关系。他们具备了社会精英的学识和能力，但他们大多没有绅士的资格，很难进入传统的上流社会。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政府也已不能通过给他们一个可能的仕宦前途的办法笼络他们或使他们为政府所用。（注：学部和商部等新机构成立后，有部分新知识分子进入这些部任职。）另一方面，晚清最后十年新教育和留学的发展极为迅速，但整个经济文化特别是现代经济的发展却没有给他们提供那么多相应的工作岗位。这一切，使新知识阶层很容易变成反现存体制的力量。
总之，八国联军侵华事件之后，清政府不能不推行新政；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不能不实行预备立宪。但是新政和立宪改革却带来了清政府决不希望的后果，那就是作为异己势力兴起的新绅士（多数人为立宪派）和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相当多的人为革命党）。
那么，就社会背景来说，新知识分子（革命党）与新绅士（立宪派）有什么共同点和区别？确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革命派也是新政的产物，这也是革命派与立宪派最大的共同点。同时，两者都希望社会和政治的改良。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持不同政见者。笔者以为，他们的不同之处有下面几个方面：第一，革命派拥有更多的新知识分子，主要是留学生和国内新学堂的学生（他们中间的部分人又加入新军），他们的知识结构比立宪派更新。或者说，革命党的主体不是“绅”，而是新型的“士”。第二，革命派中虽也有部分人有绅士身份，如蔡元培是进士，于右任是举人。但是相对来说，革命党人有绅士身份的较少，因此一般说来他们较立宪派的地位为低，也不像立宪派那样与政府有较多的联系。第三，立宪派年纪较大，中年人较多，而革命党人则多为二十岁左右的青年。这一切决定了革命党人比立宪派更容易接受激进的学说和思想，更愿意以激进的办法来改良社会和国家。
三、商人和新式企业家
1840年以前，中国还没有所谓现代机器工业，也无所谓现代经济。但是由于国土广阔，再加上天然河流构成的便利交通，商业活动却相对比较发达。这种发达还导致了传统金融业——钱庄和票号的产生。在传统所谓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结构中，商人在理论上处于最下层，但其实际的实力和影响力并非如此之低。不过商人要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一般须用他们的财力购买到官员的头衔、挤进绅士的行列才行。（注：笔者曾到山西乔家大院、王家大院、陈家大院等商人宅院参观，发现这些商人都捐有官衔，无一例外。这是这一情形的生动写照。）商人自己既没有具备足够影响的组织团体，也没有自己的政治意识，更无法向政府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买办的兴起。在中外贸易领域，在通商口岸城市，他们是活跃的一群。应该说，过去学术界把他们的形象描写得太坏了。（注：当然学术界的观点相当程度上来自政治家的概括。）实际上，正是这些买办率先投资创办中国人自己的近代企业，同时服务于李鸿章等创办的洋务企业，他们为现代经济在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些买办还在与西方人接触的过程中产生了改革思想并向国人进行宣传，郑观应就是突出的一例。他的所谓“商战”是部分转为民族企业家的买办的真实心态。
自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陆续有私人投资于近代企业。但是由于清政府不鼓励甚至限制不在政府控制下的私人投资，所以私人拥有的近代企业的规模数量和影响都很小。其实在农业以外的领域，实力雄厚、影响大的不是新兴工业家，而是商人。相信今天到山西参观晋商宅院的旅游者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些商人中，与现代新经济联系较多的是买办。而投资新式企业最踊跃的，也是这些买办。我们前面列举过祝大椿、朱志尧、虞洽卿、严信厚、孙多森、王一亭、朱葆三、徐润、曾铸、沈缦云，上述十人，除严信厚、孙多森、曾铸、沈缦云外，都是买办出身或至少当过买办。
到甲午战败以后，清政府逐渐采取鼓励私人资本的政策。1901年以后，更出台了多项奖励私人投资的措施。所以1895-1898年和1905-1908年，私人投资有两度较明显的发展。随着私营企业的成长，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地，商人阶层日益活跃。但是认真分析就可以发现，在这些活跃的商人中，真正的现代企业家并不多。这是因为直到清朝灭亡为止，现代经济成份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着很小的部分。1895年到1911年，整整16年中，国人创办的资本超过万元的近代民用企业只有490家，总投资额11131万元。而1910年一年的进出口总额，即达84400万海关两（进口46300万两，出口38100万两）。[4]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近代企业还包括了官方拥有和官方控制的企业在内，如果只算私营企业，就更少了。我们再比较一下财政收支。宣统二年，清政府试办财政预算，经过资政院修正公布的宣统三年预算岁入为30191万余两，岁出为29844万两。[5](P566)16年的总投资额尚远不及一年的财政收入，远不及一年的出口。当时的预算与实际财政运行状况有相当大的距离，但大体可以说明问题。这些数据说明现代经济只占全国经济的很小部分。
晚清新政时期，清政府鼓励各地商人创办商会，而受到清政府鼓励的商会成为新旧各类企业家的活动基地。有关晚清的商会，不少学者已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本文不准备多谈。但是，应该指出，第一，商会的成立及其活跃不是近代企业家意识或资产阶级意识成长的自然结果，而是清政府为发展民族企业而有意鼓励促成的；第二，除个别地方外，在商会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多不是工业家、银行家、新式矿主等真正的现代企业家，而是传统商人。[6](P74-77)再加上政府对商会有相当程度的控制，所以，很难说商会是真正的或完全的资产阶级的团体。
总的来说，清末商人和新式企业家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地区，但他们的力量还很小，政治上更是幼稚，构不成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而由于他们与新绅士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在政治上，他们只能做新绅士的尾巴。
四、北洋派及军人集团
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一样，清朝以军事征服起家。清朝前期，武力十分强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所依赖的八旗、绿营渐渐衰落，到了道光咸丰以后，八旗绿营这些所谓国家正式军队不仅不能抗御外敌，甚至无力镇压国内的反抗，于是湘淮军应运而生。随着湘淮军领袖担任地方督抚等要职，地方势力大大增强，中央势力衰薄，逐渐形成了历史上曾有过的所谓“内轻外重”局面。这种局面并非完全不可扭转，但是满族贵族的人才已远非清朝前期可比，所以，虽然明知这种内轻外重局面对王朝的统治不利，但清廷仍不得不重用汉大臣，尤其在地方上。
咸丰、同治和光绪前期，湘淮军领袖虽然权势很大，但他们大多是科举出身，本身基本是传统的士大夫，忠君观念对他们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在他们的心目中，清王朝与中国历史上的汉唐宋明各朝并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们对清朝并无异心，也不刻意培植自己的势力。而他们的存在，对清王朝的统治并不构成重大威胁。
但是，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时期就不同了。新政时期，围绕袁世凯形成了庞大的北洋政治军事集团，一个对清王朝可能有“异心”并构成一定威胁的集团。前面说过，咸丰、同治以后，满族贵族人才已大为没落，而在清最后十年的新政时期，满族贵族的人才更为凋零。应该说，几乎每一代王朝的末期，统治阶层都会人才（或者忠于最高统治者的人才）凋零，这是世袭君主专制制度决定的，并不只是清朝特有的现象。因此，清廷只能重用不那么可靠的汉大臣。自曾国藩先后出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以后，这两个职务几乎成了汉族官员的专利。晚清最后十年，地方高级官员之中，在新政上做出较大成绩的，也是汉族官员。袁世凯就是这样的“能臣”。（注：此处不是对袁世凯的全而评价，但无可否认，袁世凯具有极为突出的行政能力。）到1906年，袁世凯的职务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督办政务处）、督办电政（电报）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津镇铁路大臣、会办商约大臣、办理京旗练兵大臣、京汉铁路大臣。这些职务大多是有权有利的，并不是一般的虚衔。对于朝政，袁世凯的意见也举足轻重。如日俄战争时，清廷就是采纳了袁世凯的意见而直布局外中立；废除科举，也是采纳袁世凯和张之洞等地方官员的建议。所以，袁世凯的权势、实力和影响，实已超过从前带兵的曾国藩和李鸿章。
谈到袁世凯集团，人们一言以蔽之曰“军阀”。这话虽然不错，但如果片面强调袁世凯军阀的性质，则容易使人们忽视其庞大的复杂的利益集团的性质。实际上，袁世凯的势力是包含了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实权人物及文人谋士在内的军阀官僚集团，进一步说，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是在清末新政时期成长起来的对清政府具有离心趋向的利益集团。
我们对北洋派人物做一点初步的分析。
担任政府文职高级官员的有徐世昌、杨士骧、唐绍仪。
徐世昌与杨士骧都是进士出身，一个做到东三省总督，一个做到直隶总督，徐世昌甚至在袁世凯被罢免后还任职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唐绍仪的出身背景却大不一样，唐为容闳所带的留美幼童之一，由袁世凯逐渐提拔起来，由于熟悉国际和外交，可以协助袁世凯办理这些事务。但是唐在民国初年由于和同盟会接近而与袁世凯逐渐疏远。
文人谋士：杨士琦、杨度。
杨度中过举人，师事著名学者湘潭王闿运，研究“帝王之学”。后来却又成为留日学生中的佼佼者。杨度主张“金铁主义”，希望实行立宪。1907年归国，次年袁世凯与张之洞荐之于清廷，清廷命他在宪政编查倌行走，又在颐和园为清廷权贵讲解宪法。此后杨度逐渐成为袁世凯的谋土。
杨士琦，杨士骧之弟，举人。先在李鸿章手下任职，曾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李鸿章死后，袁世凯将杨氏兄弟请到北洋幕府。杨氏兄弟与庆亲王奕劻很熟，袁世凯与奕劻的联络和结盟，就得力于杨士琦的奔走联络。
理财和经济界：梁士诒、周学熙。
梁士诒，进士。科举出身的他却又于1903年参加清政府举行的经济特科考试，可见他有一定的新知识，据说梁士诒的成绩不错，但有人在慈禧太后面前说他是“梁头康足”，即与梁启超同姓，与康有为（康祖治）同名，因此没有被录取。当时任天津海关道的唐绍仪把他介绍给袁世凯，从此成为袁世凯集团的一员，1907年梁士诒担任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铁路提调，同年邮传部成立铁路总局，梁士诒为铁路总局局长，掌握了铁路大权，从而形成以梁士诒为首之交通系，成为袁世凯的经济支柱。
周学熙，两江总督周馥之子，举人。1902年，袁世凯委派周学熙筹办银元局，次年又让他办工艺局，从此开始了他的经济活动生涯，以后周学熙在直隶及北方地区办多家企业获得成功，以至时人将其与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
警察头子：赵秉钧。
赵秉钧，湘军出身，在直隶担任小吏。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创办巡警，命赵秉钧负责。以后袁世凯接收天津，警察事务也由赵负责。1905年清政府成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书，袁世凯推荐赵秉钧担任右侍郎。北京的警政实际上由赵秉钧一手负责，他还建立了一张特务网，监视各色人物，搜集情报，为袁世凯服务。
军事骨干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都是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只任教习等职，未得重用，袁世凯小站练兵起成为袁的部下和亲信。其他有淮军旧将，有袁原来的部属。
从以上罗列的这些人物我们可以看出，袁世凯集团的骨干既有旧文人，也有新留学生；武人既有军事学堂学生，也有旧军军官。从出身和教育背景来说，这些人有新也有旧，他们也同袁世凯一样，不新不旧，亦新亦旧。
北洋派不是新社会精英。他们是旧王朝衰落过程中产生的非新非旧的利益集团。这种利益集团和新的社会阶层是不同的，利益集团会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甚至消亡，新知识分子则不会。但是两者都不断削弱清政府，威胁它的存在。在中国历史上，王朝衰落的过程中常常会伴随着这种利益集团的发生和发展，而这种利益集团的发生和发展也是旧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东汉末年的军阀豪强割据，唐末的藩镇割据，都是这种情况。就北洋派来说，他们既不是新社会的缔造者，也不是旧王朝（清）的继承人。
五、清朝的灭亡
上述晚清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是国家（政府）促成的，而国家促成此种变化的动因还是列强侵略的刺激。下面即分析清末社会结构变化反过来对国家的影响——即清朝的灭亡和民国初年的政治形势。
一般说来，一个政权的存在，一种政治体制的存在，与社会的结构及各种政治利益集团的关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当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发生变化时，相应地，一个政权和政治体制也会发生变化。应该指出，清朝的灭亡不是一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注：如清朝自乾隆以后的逐步衰落特别是太平天国爆发以后的衰落，由于无力抵抗列强侵略、主权丧失而使清政府失去民心，新思想的输入使君主制失去法理的支撑等等因素。）但社会结构的变化的确是主要原因之一。
传统社会和政治体制依托的是士农工商所谓四民社会结构。士是社会的精英和领导者，他们是传统政治的统治基础。农工商作为基本的社会成员，一般他们服从或默认现存统治，只要现存政权能够给他们一个生存的起码环境，他们别无所求。在皇权的统治下，各阶层的利益和要求都能得到起码的满足。所以，迄鸦片战争为止清朝的统治基本是稳固的。但是晚清新出现的阶层和集团的政治背景、利益和政治要求与以前的社会阶层大不相同。
如前所述，作为王朝统治基础之一的绅士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绅土阶层兴起，他们从清王朝的完全支持者变成了清王朝的准平等合作者，他们强烈要求扩张他们的权势，如果清政府不让他们参与政权、在政治上给他们一席之地，他们就会走向清朝的对立面。事实上，当新绅士——立宪派速开国会也就是直接参与政权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特别是皇族内阁成立的时候，相当多的立宪派已因为失望而准备向革命靠拢。至于商人和新式企业家，在政治上是新绅士的附庸，他们的存在，加强了新绅士的力量。此外分散的旧派绅士，已日趋衰落，能量较小，已不能领导社会，而他们反对新政的一些活动只会削弱清政府的统治。新知识分子大部分人企图推翻清政府，不必细说。
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利益集团，他们本应是清王朝统治力量的一部分，但为了自身利益，这一集团可以支持清王朝，也可以背叛清王朝，甚至可以取而代之，就像许多朝代末期的利益集团那样。宣统年间他们与满族少壮亲贵的矛盾激化，革命爆发后，他们终于采取了取清王朝而代之——也是对这一集团最有利的策略。
以上三个社会阶层和集团，是主导政治变化的力量，清末民初的政治变动，主要是这三种力量活动的结果。
我们再对其他阶层做简单的分析。
农民人数最多，是当时变化最少的阶层。一般来说，在承平的年代，农民满足于现存秩序和现状。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继义和团失败之后，农民在政治上无大的表现。但是，晚清的战争赔款（甲午战争、庚子战争）以及新政所需的诸项经费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所以他们的不满情绪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再次明显增大。他们反对新政，反对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反对新政可能改变他们的生活。清政府存在的最后十年，农民小规模的反抗事件十分频繁，这些反抗同样削弱清王朝的统治。农民缺少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他们只是希望过一种平静时、小康的甚至只是简单维持生存的生活。对革命党的排满宣传，他们能够认同，但无论是同盟会——国民党的共和主义，还是新绅士——立宪派的君宪主义，他们都因为距离其生活太远而几乎是漠不关心。
政府官员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本应全力支持这个维持他们利益的清王朝。但是，清王朝存在的最后十年，政府中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已十分尖锐。尤其是宣统年间，除了袁世凯利益集团自成一体外，大多官员们对朝廷也已是离心离德，武昌起义爆发后，能够为清政府卖命抵抗革命至死的官员很少很少，与太平天国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这个变化了的社会里，几乎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政治诉求，而这些政治诉求又都不是以清政府的必须存在为前提。清政府成了各方矛盾的焦点，它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结构的变化，再加上整个社会心态的变化（普遍对清政府失望、不满，迫切希望改变中国落后和受欺辱的现状），足以使清政府垮台。可以说，清王朝是社会结构变化的最大牺牲品。
但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又远不足以建立一个新社会。以往我们都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其实以上这些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都不能算做真正的资产阶级，新绅士不是，新知识分子不是，北洋派及军人集团也不是。商人和新式企业家应该算是接近资产阶级了，可是他们的力量十分微弱，不足以构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阶级，他们不但不足以领导社会，连他们自己都要做别的阶层的尾巴。按照一般西方学者的说法，西方现代社会的中坚是中产阶级，而用中产阶级的标准衡量，上述新绅士、新知识分子、商人和新式企业家也远远不够。而且新绅士阶层明显是由旧社会的精英蜕变而来，在科举制不存的社会里他们将逐渐消亡。所有这几个阶层的理念、信仰和行为方式、组织能力以及对社会的影响，还远不能与现代中产阶级相比。不仅如此，终至1949年为止的近代中国社会，还是没有一个成熟的中产阶级。换句话说，辛亥革命后中国没有一个稳固的社会精英层。民国初社会长期动荡不定，从这里可以找到其原因。
收稿日期：2003-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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