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化观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的文化观，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和推动着中国社会主义总体文化的发展。认真研究和学习毛泽东文化思想，正确理解和掌握它的基本观点和文化研究方法，对于我们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依据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唯物辩证原理，论述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①。毛泽东对文化的这一科学表述，包含了这么几层意思：第一，毛泽东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是与社会经济基础及政治制度相对应的精神文化特别是指其意识形态，它构成人类的全部生活方式。一般来说，人们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看，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的统一体系，即器物的层面，制度的层面和思想、精神的层面。在这三个层面中，器物层面是基础。进而，在器物的层面基础上发展出制度的和思想、精神的层面。这三个层面相互制约、相互渗透，构成一个运动着的社会整体。从狭义的文化概念来看，它指精神文化，即广义文化中的精神层面，或指其社会形态而言。毛泽东把它限定在“观念形态”的框架内，指的是精神文化或精神文明，其中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诸方面。毛泽东的这一限定，有利于我们从社会整体结构中划分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文化作为社会结构中的观念形态的层面，与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相结合，形成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因此，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同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的关系，就是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
第二，毛泽东的科学表述说明了作为思想、精神层面的文化，在特定的社会形态中，道德是由特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决定的。是适应当时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文化的最本质的规定看，它是对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文化的变迁，基础在经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归根到底，经济是最后决定的力量。因此，文化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对经济的绝对依赖性：“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③。只有从经济的发展，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才能真正认识文化的本质。
第三，一定形态的文化一旦形成，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即服务于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这是因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以后，又具有其自身运动的特殊发展规律，以及对经济和政治起作用的能力。这就是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亦即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反作用。它表现为一定的观念、意识、精神、思想、心理状态和心理素质等，并由此影响和制约着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活动，从而引起不同的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结果，与经济必然性一起，形成历史发展的交互作用。当然，文化与经济政治的交互作用中，文化的作用是第二性的，只是影响和决定历史发展中的某些特殊性的方面，这种作用“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④。历史发展的本质，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
第四，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一定形态的文化也是具体的历史的，并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发展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和发展。如作为精神文化核心的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阶级中就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封建时代的爱国主义，本质上是家庭主义的扩大，是忠于封建王朝的封建主义意识的表现。鸦片战争以后，爱国主义逐步带上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时代特色，并逐步把反帝同反封制结合起来。到了“五四”运动之后，不仅自觉的把反帝反封结合起来，而且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结合起来，成为打上新时代烙印的爱国主义。这个变化的过程，都可以从该时代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中得到说明。
毛泽东关于文化的科学表述，唯物地揭示了整个文化的政治属性和阶级本质，准确地阐明了文化的形成、文化的发展变化同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密切联系，以及文化在整个社会变革中所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
二、依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主体论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体。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人的创造品。人是文化的主体、创造者。但是，在无产阶级以前的时代，文化是由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所垄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似乎文化也是由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创造的。毛泽东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谁是文化创造主体的问题作出了最根本的判定：“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⑤。从而揭示出：第一，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的主体应属于人民大众。唯物史观认为，一方面，人民群众是文化创造活动所赖以依存的物质基础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所从事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既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又为人类从事政治、科学、文化事业等一切社会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又是精神文化产品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生产实践，提供了一切精神财富的源泉，文化艺术是劳动人民生活和实践直接形象的反映。因此，人民群众是精神文化的直接参与者和创造者。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人民大众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的主体应是人民大众。但是，文化的创造者并不等于文化的占有者，传播者。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从文化艺术对历史实践过程的描述和反映来看：“中国的历史甚多，而小说如《说唐》、《水浒》、《说岳》等，都是看过的，昔人的思想，多偏袒统治者及地主阶级。”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⑥。传统文化作为反映当时统治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并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来说，一直被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所垄断，是属于统治阶级即地主阶级的。“种田的为什么就没有人去赞颂呢？”就是因为“写书的人都不是种田的人”⑦。农民创造的文化并没有直接反映出农民的愿望和利益，相反却一方面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丧失了政治经济权利；另一方面，又受到产生于封建宗法制度基础的文化思想的禁锢，形成宗法意识形态和小农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毛泽东提出，农民革命有两个目标：一是政治经济上翻身，一是思想文化上解放，只有从文化思想上批判和摧毁传统思想与制度，投身于自我翻身的政治经济斗争实践
，才能把为统治者和剥削阶级所垄断的文化还给人民大众，创立属于农民自己的文化。
第二，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主人，文化应反映主体的活动。毛泽东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世界是人民的世界，历史是人民的历史。这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从认识论上来讲，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文化只有反映主体的活动，才能从总体上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面貌，从历史唯物主义来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文化必须努力表现人民群众，才能直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应该写成帝王将相的历史，而应该写成一部农民革命史，人民大众革命斗争史。毛泽东对文学艺术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表示出极其厌恶，而对表现农民起义的戏剧《逼上梁山》给予高度的赞扬。从文化的人民主体论出发，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⑧。革命文艺，作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把自己的主要力量用于表现人民大众这个主体的生活和斗争，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描写出人民群众作为世界历史创造者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和理想，描写出他们的衣食住行、生活命运、痛苦欢乐等等，以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
第三，文化发展的性质和方向，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历史的自身原因，工农兵大众还仅仅是文化的接受者。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群众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在毛泽东文化思想的指导下，工农兵成为文化的主体，即既是文化接受的主体，又是创造实践的主体。从文化和民众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⑨。革命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是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也是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过去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的舞台为人民大众的形象所代替，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以及反映和歌颂人民大众的优秀作品，特别是表现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实践，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帮助群众推动历史前进。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文化（在这里，主要指文学艺术）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首先，实现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方向的唯一途径，就是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到社会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要根据社会实际生活进行创作。毛泽东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⑩。只有深入到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才能真正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把握时代精神的本质，“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11)。其次，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就要解决“如何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用人民大众自己的需求，所便于接受的东西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从人民大众的基础上提高，沿着人民大众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普及和提高两者的关系，就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实行专门家与普及工作者结合等一系列方针和措施。这些方针和措施至今仍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再次，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就必须采取他们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毛泽东指出，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革命的思想文化宣传要为“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2)，“形成中国老百姓们喜闻乐见的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13)。毛泽东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14)。因
此，文化工作者在创作中必须要坚持民族化与大众化、艺术性与通俗性、雅文化与俗文化、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统一，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统一；既是中国的，又必须是现代的，既有民族特色，又合世界潮流，既借鉴传统形式，又学习外国方法等等。同时，毛泽东还指出，文化工作中的两项任务是：“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人民群众”(15)。
第四，对人民的态度如何是文化评判价值取向的标准。毛泽东强调指出：文化工作者创作出来的作品只有表现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肯定人民群众中的正确主张和要求，歌颂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高度积极性和主动创造性，满足人民群众健康的文化生活需要，才是“够资格”的，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离开人民群众这一文化评判主体，就没有科学的正确的标准可言。
三、依据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和党对文化思想领域的领导权思想
第一，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其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明确指出：“当代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属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16)。无产阶级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17)。在这里，共产主义思想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理论基础，一经传入中国，与中国的国情和需要相结合，就深深地植入中国的政治、经济之中而成为中国社会发展须臾不可缺少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指导，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新文化。
第二，文化思想领域的领导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18)。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思想领域，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必然会去占领，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对无产阶级思想的任何削弱和淡化，都会导致资产阶级思想的泛滥。因此，加强还是淡化党对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领导是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第三，创造性地提出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也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贯彻“双百”方针，在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其目的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最大可能地繁荣文艺，发展科学，不断满足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帮助人民群众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前进。当然，实行“双百”方针，必须是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立场上，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宗旨出发，而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分辩“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在“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19)。从而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坚持了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无产阶级政党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领导权。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
四、依据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原理，建立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方法论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根据于一定的经济基础，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所派生的。但意识形态本身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有其自身的能动性和独特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揭示了意识形态的一般的社会根源，指出它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20)。每一特定的意识形态，都是适应当时一定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同时，它和以往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彼此隔绝、毫无联系的。每一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形式，都同以往时代的思想成果有着或多或少的历史继承关系，使其沿着历史的转变持续向前发展。一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无不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根据意识形态发展的这一辩证法则，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21)。同时，毛泽东又强调“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22)。从而建立了他们的继承、借鉴、批判、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方法论。
首先，继承和借鉴是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必要条件。历史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辩证发展的过程。每一时代的社会文化，虽然以各时代的现实斗争作为自己必不可少的“源”，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地去反映自己的时代；但却离不开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不能不以已往的文化知识作为自己的必要资料，不能不以前人的思想成果作为自己的“流”，踏着前人的遗迹前进。只是凡人留传下来的，包括外国传过来的经验和智慧，只要有利于后人实践斗争需要的，都会被后人吸收过来，作为形成自己文化的素材和原料。这种前后继承的关系，实际上是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同时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毛泽东从中国近代文化运动的实际出发，认真总结了在建设新文化过程中留下的经验和教训，针对各种错误倾向与片面观点，在明确肯定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之精华的基础上，强调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3)。这就清楚的告诉人们在无产阶级新文化建设过程中，决不能抛开原有的文化基础而主观地、唯心地去凭空创造，必须辩证对待、充分利用原有文化遗产中优秀的成份，以适应于经济与政治变革的需要，在人类现有文化成就的基础上，建设起超越前人的灿烂雄伟的文化新大厦。
其次，正确处理批判与继承、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是无产阶级文化工作者对待文化遗产必须具有的科学态度。无产阶级是一切优秀文化遗产的当然继承者。但是，这种继承和借鉴，是批判的继承和借鉴。毛泽东指出：对待中国历史我们是要尊重的，“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24)。又说，对于传统文化我们是要继承的，然而这个继承“有文野之分，精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因为这个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对待外国文化，也应该采取“批判继承”的原则。这个批判是“扬弃”，既被克服又被保留，即被否定又被肯定，在肯定中有所否定。那种“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25)。历史总是一分为二的，它既留下有真理性的有用的东西，也会带来不适用的错误的、有害的东西。这就要求我们对文化遗产既不能肯定一切，也不能否定一切。对于真理性的有用的成份，我们要继承，对于错误的有害的成份，我们要批判它。只批判不继承是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只继承不批判是肯定一切的复古主义。两种片面性都不符合历史的辩证法。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26)。这段精辟的论述，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在处理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方法和原则。按照这个方法和原则对方化遗产进行分析，就是要依据人民的革命实践去进行科学的检验，去断定其文化遗产的政治作用和科学地位。
再次，批判继承和借鉴的目的全在于创新。毛泽东所强调的批判地吸收，集中到一点就是为了创新。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要求有无产阶级的文化体系来服务，但一切文化遗产自身却不能直接起这种作用，有时甚至会起相反的作用。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创立自己的文化体系。然而，无产阶级要创立自己独立的文化体系，如前所述，又不能事必躬亲，不能把人类认识的历史重演一遍。因而又要对一切优秀文化遗产进行继承。不继承就不能创新，不创新也谈不上继承。这就是说，只有把那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今天的崭新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让以往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毛泽东以五四运动为例，谈了两种继承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它继承的是五四运动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革命批判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因而也就把中国的文化向前推进了一步；一种是对五四运动积极因素的反对和对消极因素的继承，又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走向资产阶级的道路。毛泽东在肯定五四运动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积极意义之后，还着重指出：“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需费很大的气力，这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27)。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的继承发展线索的分析，对我们今天具体认识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和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新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只有遵守这个原则，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对文化遗产有区别、有选择、有目的地进行批判、吸收，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再经过提炼和升华，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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