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理想与孙中山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从事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走上了探索社会主义（非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孙中山探索社会主义，固然与他当时受到西方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的冲击有关〔1〕，但同时亦与他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影响有关。本文拟就此作初步的探讨。
在中国古代，为了改变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一些仁人志士曾经上下求索过。但当他们无法找到改变现实的正确途径时，他们就只有凭空想象，对未来社会寄托幻想，幻想未来的社会将是一个美好与理想的世界。为追求这个美好与理想的世界，在中国古代就产生了大同理想。西汉初年，人们就假托孔子之口，抒发了著名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因为此说托名孔子，所以在以后的思想界影响极大。人们不仅将它作为抨击封建专制的依据，而且亦作为幻想未来社会的模式。到了中国近代，由于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尤其仍受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压迫，所以大同理想仍然吸引和影响着人们，人们也同样将它作为幻想未来社会的模式。孙中山亦不例外。孙中山当时目睹到封建“暴君专制之毒”，感到“刻骨难忍”，指出当时中国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3〕。这使他不得不向往中国古代所谓的“大同世界”。早在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以前，孙中山就“主张为‘大同主义’，……亦即‘世界大同主义’也”〔4〕。到了1924年3月9 日孙中山在民权主义演讲中仍然指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5〕总之，专制主义压迫的现实使孙中山十分向往中国古代所谓的“大同世界”。
但是，十九世界末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受大同理想的影响，除了上述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上仍然占有相当大的市场。虽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早已跨入了近代社会的门槛，西学亦早已在中国社会上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经过了千百年长期积淀而成为一定心理定势的中国传统文化到此时却仍然在社会上占有较大的市场。而孙中山正好出生在这个传统文化氛围里，并且在这个文化氛围里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他虽然受过欧风美雨的洗礼，是一个“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近代“先进的中国人”〔6〕，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因为效法西方而步入民族自卑甚至崇洋媚外的歧途，并没有因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而象当时中国某些留学生那样“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7〕；相反，孙中山在强调取法于西方文明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对西学不采取盲目崇拜的态度。他对此说道：“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所以中国“不能完全仿效欧美”，“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8〕。孙中山强调要适合中国的国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而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9〕，是“世界之诸民族”的共同走向〔10〕。所以，他主张继承这一思想。总之，当孙中山“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上仍然顽强地产生着影响，也对孙中山产生了影响，并使他吸收了其中的大同理想等因素。
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又直接地影响着孙中山探索社会主义。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论证。
一、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使孙中山对欧美的社会主义怀有亲切感，从而有助于他向往与欢迎欧美的社会主义，并走上了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社会革命运动逐渐兴起。正如1905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所指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11〕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学说更受到欧美各国人民的欢迎。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欧美诸国广泛流行，而一些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诸如法国路易·勃朗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拉萨尔的社会主义，俄国的民粹主义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美国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社会主义，等等，也在欧美社会占有一定的市场。孙中山对欧美这些社会主义“诸家学说”持同情与欢迎的立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位与时俱进的伟大民主革命家，而且还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对欧美的社会主义学说怀有一种亲切感。在孙中山看来，“欧西”“社会主义之学说”是“均产”或“平均社会生计”的一种理论〔12〕，而这种理论在中国历史上早就出现过：“考诸历史，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13〕。如中国古代的“大同主义”就与现在欧美的“社会主义”很有相通之处，甚至可以说，“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就是欧美现在所谓的“共产主义”〔14〕。总之，在孙中山看来，“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15〕。正因为这样，所以孙中山对欧美日益盛行的社会主义学说并不感到陌生，相反却怀有一种亲切感，这有助于他向往与欢迎欧美的社会主义。正如1903年12月17日他在《复某友人函》中所云：“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16〕孙中山在此基础上走上了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民主革命家。
二、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使孙中山更容易接受倡导“公有”的国家社会主义学说，并将“土地公有”与“资本公有”当成他的社会主义之真髓。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在从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已经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种种弊病，诸如“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贫富两极分化，少数大资本家操纵国家政权，政治腐败散漫，等等〔17〕，于是开始对“公有制”表示向往与欢迎。而与此同时他又受了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影响。他多次指出：“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18〕这促使他在探索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更容易接受倡导“公有”的国家社会主义学说。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指出：“准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即为国有，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 ” 〔19〕“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而收其利。”〔20〕孙中山主张“土地公有”与“资本公有”，并将此纳入了他的社会主义范畴，“当成‘社会主义之真髓’，其中实现土地公有的手段‘平均地权’”，当成他的社会主义之政策。他说道：“我国今日而言社会主义，主张土地公有，则规定地价及征收地价税之二法，实为社会主义之政策”；同时“社会主义之政策”还有“‘节制私人资本’以逐渐实现”“资本公有”〔21〕。虽然孙中山将“国有”、“公有”与“民有”这三者混成了一团，他并不知道，只有当国家政权被劳动人民所掌握，成为无产阶级政权时，“国有”才能成为“民有”、“公有”；但是，他当时能公开地提倡“公有”，主张实行“公有”的“国家社会主义，这无疑又是进步的，有助于当时的人们去追求一个合理与公正的社会。
三、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使孙中山更容易接受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人道主义，从而使他将人道主义当成他的社会主义之真髓。
孙中山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在从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本来就对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人道主义滋滋乐道。同时他又受到了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影响。他多次指出：“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22〕这有助于他欢迎与接受具有广泛“博爱”意义的西方人道主义。他认为，西方“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实为人类之福音”〔23〕。孙中山还将倡导“自由、平等、博爱”、具有广泛“博爱”意义的西方人道主义纳入他的社会主义范畴，认为它才是社会主义之真髓。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社会主义之国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24〕尽管在这里孙中山对社会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论述得比较空泛与抽象，但人们又不得不承认是孙中山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最早明确地将西方的人道主义同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既丰富了“社会主义”概念的内涵，又在当时有利于反封建专制，对中国思想界起启蒙作用。
四、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使孙中山一直向往“大同世界”，从而使他将“大同世界”当成他的社会主义之高级阶段。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在探索社会主义的时候，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了比较。他认为，“两相比较，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25〕。但由于他一直受了中国古代大同理想的影响，念念不忘“大同世界”，并认为“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社会很有相通之处，所以他将“共产主义”又理解成“大同主义”。1924年8月3日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26〕。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亦即“大同主义”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1912年10月14至16日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中就已经指出：“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其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27〕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仍然指出：“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以不用矣。”〔28〕孙中山将“大同世界”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这在当时有助于人们去追求一个理想与幸福的社会，从而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当然，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孙中山所谓未来的“大同之世”并不完全是复古，而是赋予了一些新的内容。如他的未来“大同之世”是建立在生产力相当发达、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因为他主张“开发其生产力”〔29〕，“图国家富强”，以使在未来的“大同之世”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30〕。再如五四以后孙中山还将未来的“大同之世”与苏俄新式共和国联系起来。1921年12月10日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中孙中山指出；“试观俄国新政府，彼之革命发生，尚在我后，其成绩较我为优。因其目的不在谋一人生活与一家生活，而在谋公众生活。如牛乳等精良食品，先给幼者，老病者次之，军人又次之，再后始及于普通人。又如贫民之无力入学者，国家须设法扶助，使得入学。此即所谓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以教以养，责在国家。大同世界，所以弃于小康者，俄国新政府之计划，庶几近之。”〔31〕孙中山并表示他的革命成功以后将要效法苏俄，也建立起这种“新国家”，“至于此时，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欧美而上之。”〔32〕这样，孙中山对未来的“大同之世”的设想开始由空泛、理想走向具体、现实。总之，孙中山继承了中国古代大同理想中的积极因素，又有所发展，赋予了新的内容。这在当时是可贵的。他不愧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者和与时俱进的民主革命家。
由上可见，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成了孙中山探索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有助于孙中山走上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与丰富他的社会主义学说，有助于孙中山为实现未来理想的“大同之世”而奋斗。
当然，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有助于孙中山探索社会主义，但孙中山在探索的这一过程中亦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如，孙中山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以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33〕而孙中山虽然主张要到达世界的大同，但是他并没有也不可能指出要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来到达世界的大同，相反他认为：“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无产专制便用不着。”〔34〕这表明孙中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也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此外，孙中山有时将未来理想社会“大同世界”与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等同起来，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大同世界”或“共产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35〕。其实，这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孙中山甚至有时还将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当成共产主义或大同主义，指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36〕这就混淆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尽管孙中山有这些不足之处，但人们不能否认当年孙中山继承了中国古代大同理想中的公有、平等等积极因素，并在他那个时代赋予了新的内容，将大同世界与苏俄新式共和国联系起来了，将大同世界当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且亦为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提供了借鉴与参考。毫无疑问，孙中山虽然是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但他探索社会主义，功不可没。
注释：
〔1〕参阅拙作：《社会主义思潮对早期国民党人的影响》， 《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2〕《礼运》、《礼记》。
〔3〕〔7〕〔11〕〔16〕《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 年8月第1版，第317、444、288—289、228页。
〔4〕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1版，第209页。
〔5〕〔8〕〔9〕〔14〕〔26〕〔34〕〔35〕〔36〕《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4月第1版，第262、320、394、394、355、392、394、355页。
〔6〕〔3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5月第3 版，第1406、1408页。
〔10〕《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第1版，第60页。
〔12〕〔13〕〔15〕〔19〕〔20〕〔21〕〔22〕〔23〕〔24〕〔25〕〔27〕〔29〕〔30〕《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7 月第1版，第506—507、507、507、521、523、521、510、510、523、508、524、322、508页。
〔17〕参见拙作：《孙中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
〔18〕〔28〕〔31〕〔32〕《孙中山全集》第6卷， 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36、39、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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