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成因分析_经济增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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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经济整体实力大大增强,但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存在着发展水平差距明显的“三大经济地带”:东部发达地区、中部欠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注:东部发达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欠发达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不发达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其中数据不完全的西藏和宁夏不包括在西部计算中。)近年来,中国地区经济的这种不平衡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人们已从非国有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外商投资、区域间资本流动及地理位置等角度探寻地区差距形成的原因,而资本投入的地区差异尤其引人注意。[1][2]但是,本文与单纯从资本投入差异进行分析不同,我们综合考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探讨三者之间因果关系的地区差异,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地区经济差距的原因。

确实,伴随着地区经济不平衡的加剧,地区储蓄和投资规模的差异也呈扩大之势,但对单个地区而言,它的人均储蓄、人均投资和人均GDP(以1978年可比价计算)(注:本文所指储蓄均为国内储蓄,即国内生产总值与最终消费之差;投资是指固定资产投资;实际数据以1978年可比价计算,其中,人均GDP以国内生产总值缩减指数计算,储蓄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投资以固定资产投资平减指数计算。)却呈现出相似的增长态势,三者增长率的波动也都基本相同。其中,东部人均GDP从1980年的532.5元增加到2002年的2196.5元,年均增长率为6.4%。相应地,其人均储蓄从254.1元增加到1410.9元,人均投资也由100.9元增加到1003.3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7.7%和10.5%。同样,中部人均GDP、储蓄和投资也分别增长了213.6%、379.4%和618.7%,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1%、7.0%和8.9%。西部地区三者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0%、8.1%及8.2%。可见,各地区的GDP、储蓄和投资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否相同,则需要进行实证检验。而正确界定三者间的因果关系,不仅有助于分析地区经济差距的原因,也有利于制定中西部地区适合的发展政策。

传统经济理论把储蓄和投资增长看作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关于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间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如Delong,Summers[3][4];Attanusio

et.A1.;Agrawal;Cadoret;Podrecca等,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而且都是以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对象的,故其政策建议难以适应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国内现有的少量实证研究又都以全国整体为对象,没有从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性很大的实际出发来区分不同区域的经济状况,分析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且都没有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9][10]本文以中国地区经济系统为对象,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揭示储蓄增长、投资增长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综合分析造成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原因,并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

关于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现有理论,设定的假设往往过于严格,与经济实际不太适应。如假设S=I,在完全封闭的经济中可能成立,但在相对开放的经济中,由于资本流动使系统内储蓄难以等于其投资;又如假定储蓄为产出的固定比例,即储蓄率为常数,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差异,这一假设对正处于急速发展中的中国转轨经济不一定适合。因此,本文根据中国地区经济的实际,假设储蓄率不稳定并对这一假设作一定的修正,根据开放型小国经济系统特征(即资本可在地区间流动,但不能对市场上的资本价格施加显著影响),构建理论分析模型,探讨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

假设人口固定不变,资本不存在折旧,即有。由消费者追求效用最大化,有:

其中:ρ表示时间偏好率;效用函数为:

根据优化条件,可得消费增长率方程:

其中:γ=1/σ为跨期替代弹性系数;r为利率。

由于AK类模型能更好地刻画中国的经济增长[11],故假设产出是资本存量的函数,即人均产出函数为简单的AK模型:

其中:y=Y/L表示人均产出;k=K/L表示人均资本存量;A为资本边际产出率。

可见,当资本流动时,由于增加的储蓄可能流出,即系统内储蓄增长未必会引起投资增长。当然,如果内部储蓄几乎很少流出,则其储蓄增长也可引起投资增长。

本模型定义储蓄为产出用于消费和支付借贷资本成本后的剩余,即:

方程(7)表明,当消费增长与借贷资本的成本支出增长小于产出增长时,产出增长能引起同期的储蓄增长。

将方程(2)、(5)代入方程(7),有:

据方程(8)可知,投资增长可带动储蓄增长,但其作用取决于资本产出效率A,提高投资产出效率可增大投资对储蓄增长的作用。

由方程(9)可知,投资增长可带动产出增长,当然投资增长对产出增长的加速效应也取决于资本的边际产出效率。

因此,模型结论为:在资本流动的相对开放经济系统中,投资增长可引起产出增长,也可带动储蓄增长,是引起经济增长和储蓄增长的原因;产出增长会引起同期储蓄增长,但储蓄增长未必会拉动投资增长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即产出增长是储蓄增长的原因,但储蓄增长却未必是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原因。然而,如果经济系统内的储蓄很少流出,几乎都滞留在本系统内并形成本系统的投资,则其储蓄增长也可能转化为其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

三、实证研究方法及结果

尽管从全国整体角度看,我国还不属于完全开放型经济,但由于资本允许在全国各地区间流动,而且资本利率受到控制,地区经济系统比较符合开放型小国经济特征,因此,东、中、西部地区的储蓄、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间应存在模型所预测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检测,对中国三地区改革开放以来(1980-2002)的储蓄、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间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与上述理论结论相比较。

但是,变量的滞后期数、稳定性及变量间的协整关系会影响Granger检测结果的正确性,因此,必须先确定变量的最佳滞后期数,检验变量的稳定性和变量间协整关系的存在性。考虑到增长率变量的重要性,本文选择实际储蓄增长率、实际投资增长率及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作为实证研究的变量序列,应用AIC标准确定各变量的最佳滞后期数均为3,并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发现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I(1)。虽然变量为非稳定的单位根过程,但其线性组合却可能是稳定的,即变量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为此,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检验变量间协整关系的存在,结果见表1。

表1 Johansen协整关系的检验

注:1.下标e、c、w分别表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变量RGY、RGS、RGI分别表示GDP、储蓄、投资的实际增长率(按1978年可比价计算);3.*、**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5%和1%;4.根据《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等统计数据计算处理。

至此,可确定Granger检测方法:对没有协整关系的人实质实施阶段,国家已加大了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的投资支持力度。伴随着财政资金投入,大量的配套信贷资金和民间资本将有望跟进,中西部地区可能成为又一片投资开发的“热土”。因此,中西部地区应抓住这次难得的发展机遇,充分利用投资增长的动力,深化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改革,逐步建立并完善市场利益导向的投融资机制,提高效率,彻底摆脱发展的桎梏,走向与东部地区相似的良性循环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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