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而言，要小心服务业比重过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_新兴服务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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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6)06-0001-06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持续较快增长，占GDP比重连年大幅上升。2012-2015年，服务业占GDP比重每年都上升1个百分点以上，4年累计上升6.2个百分点；2015年上升幅度更是高达2.4个百分点。服务业已成为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对实现结构优化和动力转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的连年大幅上升，符合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十三五”期间，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仍将进一步呈现上升趋势。但在未来几年内，服务业占比如果继续出现连年大幅上升的局面，由此可能形成的负面影响值得高度警惕。而且，这种局面持续时间越长，可能形成的负面影响将会越大。不宜长期盲目追求服务业占GDP比重像2012-2015年那样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要更加重视引导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和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培育服务业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提供新动力。

      一、近年来服务业持续快速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十二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持续快速发展，并成功实现“三级跳”：一是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二是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跃居首位。三是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之和，占GDP比重突破50%大关。2012-2015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分别快于GDP增速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0.8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增速1.0个百分点。到2015年第4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连续14个季度超过第二产业增速，连续15个季度超过GDP增速。服务业越来越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重要依托。同时，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持续优化，电子商务、服务外包、文化旅游、现代物流、工业设计、互联网金融等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跃升，成为推动制造业和农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的活跃力量。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品质化转变，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近年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明显增强，这与服务业引领经济发展的作用迅速凸显密切相关。

      二、服务业占比长期连年大幅上升①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近年来服务业占比连年大幅上升与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加大密切相关，服务业占比继续连年大幅上升不利于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

      当前，在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中，农业占GDP比重稳中有降，服务业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此消彼长。近年来，服务业占GDP比重的连年大幅上升，很大程度上与GDP、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长形势不好有关(见图1和表1)。在今后几年内，GDP、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如果长期沿袭“十二五”后期的增速下行趋势，将不利于支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实现。因此，不宜将服务业占GDP比重连年大幅上升作为我国服务业发展追求的目标。

      

      图1 近年来我国GDP及三次产业季度增加值同比增速的变化

      

      (二)从国内外经验看，服务业占比连年大幅上升往往伴随经济增速下行，工业增速和占GDP比重的下降容易导致GDP增长放缓

      通过对韩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研究发现，服务业占比上升幅度超过1个百分点的年份，经济增长率出现下滑的可能性明显增大。[1]如，在1981-2014年期间，韩国只有1989年、1992年和2001年服务业占比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但这三年经济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4.9、3.9和2.8个百分点。日本1992年、1993年、1994年、2001年和2009年服务业占比分别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其中只有1994年经济增速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其余四年分别下降2.5、0.6、1.9和4.5个百分点，2009年还在上年增速为-1%的基础上继续出现-5.5%的增长。德国只有1992年、1993年、1996年、2002和2009年服务业占比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这五年德国经济增速无一例外地出现下降，分别下降3.2、2.9、0.9、1.7和6.7个百分点，其中1993年和2009年均为负增长。法国只有2003年服务业占比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当年经济增速下滑到-0.6%，比上年下降2.2个百分点。美国在1998-2014年期间有2001年、2002年和2009年服务业占比分别较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其中2001年和2009年经济增速各较上年下降3.1个百分点，2002年较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通常，由于服务业抵御经济衰退的能力较强，经济失速尤其是制造业增速下降过快容易导致服务业占比提高幅度较大。而工业比重下降，往往是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重要原因。如，日本在1956-1973年期间，GNP年均增长10.2%，工业年均增长约12%；韩国1965-1985年经济年均增长9.1%，工业年均增长14.8%。但在工业化完成后，随着工业增速和比重的下降，GDP增长率逐步回落。[2]

      从国内看，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幅度超过1个百分点的年份，主要集中在1997-2002年及2012-2015年，这两个时间段我国分别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处于经济增速下行周期，投资增长乏力，出口萎缩或增速明显放缓，制造业发展困难加大。从数据看，这10年中有7年经济增速较上年下降，2年略有上升，1年持平。

      日本、德国、法国、韩国自1981年以来，美国自1998年以来尚无连续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的案例，我国也仅有1997-2002年和2012-2015年这两个阶段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连续6年和4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德国2009年服务业占比较上年提高2.5个百分点，但这是以经济增长-5.6%为代价的，且第二年服务业占比又较上年回落2.4个百分点。总体看，服务业占比大幅上升与经济增速下降同时出现是概率较大的事件。当前，在我国服务业占比已连续4年大幅上升的背景下，从2016年开始，我国再连续一、两年出现服务业占比大幅上升，每年较上年都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是有可能的。但如果从2016年开始再出现服务业占比连续三四年甚至更长时间大幅上升，将意味着我国经济下行持续时间过长，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三)服务业占比连年大幅上升很容易带来工业化“早熟”或过早“去工业化”问题，加剧服务业发展中泡沫化、低端化问题

      服务业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需要适应产业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需求扩张。服务业占GDP比重的上升，应是产业结构演进中的渐进现象，过犹不及。如果片面追求服务业占比较快上升，有可能导致工业化“早熟”或过早“去工业化”问题。近年来，部分拉美国家经济增长停滞，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背景下，第二产业占比达到峰值，较早开始去工业化进程。当前，巴西经济陷入危机，最重要的教训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巴西过早“去工业化”，使其经济发展失去重要的工业支撑。虽然巴西服务业占比攀升到70%，但经济增长停滞问题仍较突出，服务业低端化、泡沫化问题随之而来。在巴西去工业化后，由于工业的支撑和需求扩张较弱，生产性服务业难以发展，除金融业外，巴西服务业主要是商业零售、旅店餐饮等相对低端的行业。[3]片面追求服务业比重上升的负面影响，许多发达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近年来，美国推动再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为矫正长期去工业化带来的问题。

      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2010年我国服务业每万人实现增加值6.86亿元，高于第二产业每万人实现增加值6.76亿元的水平。2014年，服务业每万人实现增加值略升至7.95亿元，但已大幅低于第二产业每万人实现增加值11.47亿元的水平，服务业生产率虽然绝对上升，但相对于第二产业，则出现较大幅度下降。总体看，虽然服务业发展亮点频频，但在部分地区、部分服务业领域，产能过剩、同质竞争、粗放经营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问题日趋突出，利润下滑甚至亏损加重问题凸显。这在物流园区、文化街区、旅游景区甚至高端酒店等建设中，都有突出表现。因此，在我国服务业占比连年大幅上升的背景下，警惕服务业低端化、泡沫化并非危言耸听，至少应未雨绸缪。有人说，当前工业去产能任务总体较重，为缓解工业去产能带来的社会失业问题，可引导因工业去产能失去工作岗位者从事服务业。但随着服务业发展及其内部结构的优化升级，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将带动从业者专业素质、综合能力的要求相应提高。让大量因去产能在工业失去就业岗位的劳动者转行从事服务业，如果相关就业培训体系跟不上，必然加剧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强化服务业发展低端化及低端服务业发展的过度竞争问题。

      三、今后几年不宜盲目追求服务业占比每年都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

      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阶段，与发达国家甚至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仍存在较大差距。顺应产业结构演变的长期趋势，在今后几年内我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仍将呈现总体上升的趋势。但对今后几年乃至更长时期服务业占GDP比重的提高，不宜简单采取对“十二五”时期趋势外推的方法，更不能指望在较长时期服务业占GDP比重每年都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②。从国内外经验看，虽然服务业占GDP比重呈现长期上升的趋势，但这种上升过程也可能出现反复或波动。在未来几年内，特别是2017年之后出现个别年份服务业占GDP比重的下降，也是有可能的。基于前文分析，不宜长期追求服务业占GDP比重连年大幅提高，更不要指望“十三五”时期服务业占GDP比重像“十二五”时期那样提高6个百分点以上。做出这种判断，还有以下四方面依据。

      (一)服务业增长难以长期游离于整个经济增长的大势之外而“一枝独秀”，需要与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比翼双飞”

      当前，尽管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甚至仍在继续加大，但至少到2017年，最迟到2018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的趋势可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扭转，并进入经济增速适度回升的轨道。只要不出现大的政策选择失误，“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应不会一路持续较大幅度滑下去。待经济增速转入回升阶段时，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增速可望适度有所提高。这会对服务业占GDP比重的上升形成抑制效应。况且，在当前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服务业持续快速增长容易面临新增需求不足的困扰，这也会抑制其占比的上升。如，许多艰难维生的企业、处于去产能阶段的企业，往往很难有新增的生产性服务需求；甚至为了生存，许多企业的生产性服务需求首先面临萎缩或被压缩的命运。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持续以及去库存、去产能的展开，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的趋势很可能继续存在，这也会抑制生活性服务需求的扩张。

      (二)近年来部分服务业增长动力弱化或运行风险增加，也会抑制服务业占比上升

      近年来，新兴服务业迅速发展，成为服务业发展的亮点所在，但部分新兴服务业经历发展初期的“爆发式增长”后，监管的规范化、消费需求的理性化，都可能推动其由“超常规增长”向“常规增长”转变。如，2015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较上年增长31.6%，虽然增速仍然较快，但已较上年的49.7%下降18个百分点。201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已达10.6%，在国际上属于较高水平，较2013年增加2.7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部分新兴服务业的快速增长，是以传统服务业关店潮为代价的，全面判断其发展对服务业的影响，应对由其自身数据显示的增长绩效打些折扣。2015年第4季度服务业同比增长8.2%，较同年第3季度放缓0.4个百分点。可见，服务业增长动力弱化的问题已开始显现。培育服务业增长新动力，实现服务业持续快速增长，需要假以时日。

      (三)近年来服务业占比连年大幅上升与服务业价格水平的更快上涨密切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服务业占比大幅上升的可持续性

      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2012-2015年服务业占GDP比重共上升1.1个百分点，幅度并非很大，且明显低于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占比上升幅度(6.2个百分点)。但在“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的五年中，按不变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上升1.4个和1.3个百分点；按当年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上升1.6个和2.8个百分点。可见，价格因素对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的影响，“十二五”时期明显大于“十五”“十一五”时期。“十二五”时期，服务业价格水平的持续较快上涨，是推升服务业占比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服务业价格水平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对“十五”“十一五”时期服务业价格水平较低增幅的补偿性质。至少在最近几年内，这种补偿的空间很可能越来越小。如，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将会制约服务价格水平的更快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今后服务业占比大幅上升的可持续性。

      (四)要辩证看待经济发展与服务业占比上升的关系

      理论和国际经验表明，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或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工业占比上升到一定阶段后将会转入下降。但如果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未必都是服务业占比越高，经济越发达。以2014年为例，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和山东省的人均GDP分别为81 874元、73 002元、63 469元和60 879元，明显高于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分别为38 924元和29 252元)。但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省和山东省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7.0%、47.8%、49.0%和43.5%，均明显低于海南省和西藏自治区的服务业占比(分别为51.9%和53.5%)。同年，福建省、吉林省和陕西省的人均GDP分别高出海南省63.1%、28.9%和20.6%，但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却较海南省分别低12.3个、15.7个和14.9个百分点。2014年，江苏省苏州市人均GDP已突破2万美元，但其服务业占GDP比重仅为46.7%，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西藏自治区人均GDP不足苏州的1/4，服务业占GDP比重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4个百分点。可见，不能把特定地区在经济发展较低水平上的服务业高占比，同其他地区在经济发展较高阶段的服务业高占比混为一谈，更不能简单地把地区之间服务业占比的高低作为判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发展阶段的唯一依据。要防止因片面追求服务业高占比，而加剧服务业低端化、泡沫化问题。不顾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片面追求服务业发展规模和占比的提高，很容易稀释资源、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对服务业发展的支撑能力，降低服务业发展质量。

      四、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基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相对地位的迅速提升，服务业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在此背景下，要注意全面审视服务业占比连年大幅提升的影响，跳出片面追求服务业占比大幅提升的局限，把引导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促进服务业发展由片面追求数量和占比提升向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提升服务业功能转变。鉴于服务业往往是创新的依托，新兴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往往是创新的领跑者，要通过完善新兴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引导政策，培育服务业可持续发展环境，优化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机制，缓解当前服务业“低端过剩、高端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培育服务业引领创新的能力。要顺应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引导服务业由主要满足较低层次生产或生活服务需求的“补课型”增长，向更多满足中高端生产或生活服务需求的“选课型”增长转变；由增强服务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向增强服务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能力转变，培育多元化、可持续、可接力的经济增长动力和创新驱动能力。

      当前，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压力的加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迅速凸显，进一步提高了推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不考虑需求，而是要通过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促进有效供给的增加，提高供给对需求的动态适应、灵活反应和引领能力。在此方面，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都大有用武之地。如促进供求衔接，往往离不开服务业的载体或平台作用。推进要素市场、产权市场建设和加强人力资源服务，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内容。引导这些方面优质高效发展，可以通过促进要素结构优化升级和产权、要素优化重组，为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提供重要的基础动力。生活性服务业的优质高效发展，不但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还有利于引导消费方式转变，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新增长点，促进产业发展更好地实现由生产导向转向消费导向。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对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对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培育新的经济发展动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要结合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和优质高效发展，增强服务业与工业、农业乃至服务业自身融合发展的能力，更好地激发产业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带动产业提质增效和创新升级。

      ①为叙述简便，将服务业占GDP比重每年都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简称为服务业占比大幅上升。

      ②每年都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不同于平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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