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城市化：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 时代特征及其启示 ——基于“进城意愿—进城能力—价值引力”的分析框架

王向阳

摘要 “县域城市化”是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化实践的鲜明特征。既有“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化研究难以对当前丰富的农民工城市化实践做出有效解释。引入“行动主义”视角，基于“进城意愿—进城能力—价值引力”的分析表明：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城市生活面向突出，赋予其强烈的进城意愿；以代际支持为基础的家庭积累则决定其是否具备支付城市化成本的进城能力；加之家乡观念这一价值伦理作用，共同锁定了新生代农民工县域城市化这一实践路径。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县域社会产业基础单薄，内生决定了其“强消费、弱生产”、“保障水平低、代际依赖强”等内生困境，优化路径正在于：一是大力招商引资，有效提升城市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二是坚持底线思维，建设乡村社会，积极为在村村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并充分保障返乡农民工群体和进城失败农民工群体返乡退路。乡村社会的战略性价值和基础性地位要求我们必须审慎对待当前较为激进的农村改革思路。

关键词 县域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意愿；进城能力；家乡观念

引 言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流动人口主要有以下两大群体构成，他们分别是：一是城市白领群体，尤其以大学毕业生群体为主，多在城市正规经济领域从事较为体面的白领工作，工资待遇尚可，社会保障健全，工作之初，积累有限，不得不忍受一段时间的“北漂”、“南漂”之苦，工作若干年后，他们中的多数将选择在适宜自身发展的大中城市实现城市化，当然，也有小部分选择在家乡所在地市或县城长期发展；二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有限，面对城市中高端职位体系时就业竞争力不强，劳动力自身特征内在匹配产业结构中低端制造业或服务业领域工作岗位，难以在大中城市获得高质量稳定工作并体面安居，流动性突出，构成了当前我国大流动时代流动人口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88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有1.72亿人，本地农民工有1.16亿人[注]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2月28日。 ，也即意味着占比约60%的1.72亿农民工群体属于跨省务工，构成了农民工群体这一流动人口群体中的主流人群。根据观察，值得一提的是，农民工群体目前已经发生明显分化，以6070后群体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工群体正在逐步退出外部劳动力市场、适时选择返乡工作或生活，以8090后群体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民工群体已全面进入劳动力市场，00后群体部分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遵照学界共识，笔者将“80后、90后、00后”群体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据悉，目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农民工总量中占比已超过60%，成为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上绝对的主力军。有基于此，笔者的问题意识在于：对于以809000后群体为典型代表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当农村生活已非这一群体长远生活预期的优先选择，他们又将在哪里安居？究竟是什么因素以及如何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化选择？

服装是人类外表的一部分，有研究表明，服装与一个人的自尊感和心理的安定感有着密切联系。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发展，单位中攀 比之风日甚，家庭富裕的员工在着装上追求名牌，这使得家庭经济并不富裕的员工明显感到了压力，因而产生自卑感。而整齐划一的馆服一方面消除了部分馆员因服装而产生的不快和自卑感，从而更有利于身心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家庭条件富裕的馆员，则消除了其强烈的家庭优越感，从客观上杜绝了攀比之风，使馆员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平等，馆员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服务读者上，而不是穿衣打扮上。

一、既有研究与分析框架

(一)既有研究：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化研究

梳理既有关于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化的研究，《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组指出，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主要是指户籍身份在农村，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依靠工资收人生活的劳动力，农民工虽然进入了城市，但没有融人城市；离开了农村，但仍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造成农民工受到不公平待遇和难以融入城市的制度性障碍。[注] 《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民工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总报告》，《改革》2009年第2期，第5-27页。 谭策天、何文同样认为，户籍歧视直接降低了城市化率，并通过相同人口规模下更多城市的形成间接降低了城市化率[注] 谭策天、何文：《户籍歧视、城市体系与城市化——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南开经济研究》2009年第1期，第46-65页。 。张红霞、江立华则进一步敏锐地看到，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化的经济驱动型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给付型需要错位，国家推进人口城市化的强意志与地方政府的弱反应形成反差，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存在矛盾，破解关键在于要以“共享”为理念，彻底清除体制机制性障碍，重构农民工的城市权利；以“主体性”为依归，尊重农民工的市民化选择[注] 张红霞、江立华：《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共生与错位》，《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54-62页。 。丁静认为，城乡二元发展模式下的城市化，在政策价值观上将农业转移人口视为生产要素，是城乡二元区隔政策的调节性工具，结果导致城市化不是“人”的城市化，而仅仅是“物”的城市化。新型城市化必须矫正这种政策偏差，尊重市场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注] 丁静：《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及其优化》，《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第122-129页。 杨宜勇、魏义方以政策问题(户籍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政策、住房政策、选举政策等)探讨为重点梳理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相关机制和政策，并深入剖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阻力来源与内容即政策因素[注] 杨宜勇、魏义方：《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政策机制研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3期，第70-81页。 。同时，既有研究对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等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如刘守英、王一鸽就极富洞见地指出，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的“离土—出村—又回村”这一流动路径，新生代农民工多是“离土—出村—不回村”，并在历史分析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城乡中国”来理解转型中国的结构形态，同时指出任何基于“乡土中国”或“城市中国”的公共政策都不利于中国完成伟大的转型[注] 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第128-146页。 。

以上研究，笔者称之为“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农民工城市化研究，其核心观点在于：农民工城市化的主要障碍在于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关键正在于及时、充分、彻底地改革这一体制机制设计。甚至在部分学者看来，以户籍制度为载体的城乡二元体制，在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不平等、人的城市化滞后等问题逐渐凸显的同时，致使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并极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注] 宁晶、严洁：《城市化下的户口转变与农民工公平感》，《兰州学刊》2018年第3期，第185-196页。 。既有研究对农民工群体城市化过程中的制度性因素做出了充分挖掘并分析，为我们考察这一议题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积累、尤其是政策知识背景，但却仍难以解释这样一个实践问题：为什么在统一的制度内容框架下，农民工群体当中的一部分可以顺利实现城市化，而相当一部分却无法顺利融入城市、甚至家乡所在市区或县城？尤其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在共享大体相同的政策框架这一大背景下，他们将选择在哪里居住生活？很显然，制度因素难以解释亿万农民工群体丰富的城市化实践，农民工群体高度复杂的城市化过程呼唤更有解释力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有基于此，我们将目光转向了城市化的主体本身——农民工群体，同时引入“行动主义”视角，并以此来构建可对农民工群体丰富而复杂的城市化实践做出有效解释的分析框架。

魏不回答，盯着库面，落下的雨在水幕上交替激起无数的水泡，生存破灭也在瞬间交替，“该死的雨！”他恨恨地诅咒。

(二)分析框架

基于“进城意愿—进城能力—价值引力”的分析框架，勾勒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生成机制、内生困境及其优化路径，进而反思农村生活功能价值及当前农村改革若干思路，是本文研究目标所在。参见本文分析框架图1：

根据调研观察，对农民工群体而言，面对外在的制度体系之外，城市化实践过程内在包括以下三个问题：一是返乡，还是进城？即主观上生活预期和生活面向在城还是在乡。二是是否有能力进城？即客观上农民工家庭积累是否足以支付因进城而产生的城市化成本。三是在既具备进城意愿、也拥有进城能力的情况下，究竟应该选择哪座城市安居生活呢？是什么因素以及如何在影响农民工群体城市化过程中的目标城市选择？有基于此，笔者引入了“行动主义”视角，通过梳理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化路径与意义世界、劳动力结构性特征与外部机会结构、家庭性质与家庭积累等，分别提出“生活面向”、“家庭积累”与“家乡观念”三个关键词，分别对应其“进城意愿”、“进城能力”与“价值引力”，进而建构起解释农民工群体城市化的分析框架。鉴于本文主要研究对象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因此，下文主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展开。

图 1本文分析框架图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一是讨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选择及其生成路径；二是讨论以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县域城市化为典型代表的产业缺失型县域城市化的内生困境；三是在梳理新生代农民工结构性流动特征基础上，提出城乡社会建设的若干思路建议，并在城乡关系视角下进一步反思农村社会功能价值；四是对全文作出小结并对当前以土地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若干思路进行讨论。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县域城市化

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化路径主要受以下三项基础性变量影响：一是生活面向决定进城意愿，即主观上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进城；二是家庭积累决定进城能力，即客观上是否具备支付城市化成本的经济能力，且以家庭积累能力为基础产生城市化分化；三是家乡观念锁定城市化区位选择，换言之，可供选择的同一层次的城市化区域选择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何以选择家乡所在地的市县城市呢？接下来，笔者拟结合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结构性特征来具体论证县域城市化的生成路径。在分析论证之前，笔者有必要对“县域城市化”这一概念做出交待。所谓“县域城市化”，主要指以流动人口为主体、以家乡所在县(市)为目的地的农民市民化过程及模式。何以如此呢？

(一)生活面向：以城市生活为导向，进城意愿强烈

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最大差异在于其以城市生活为导向的生活面向，何以如此呢？对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以6070后群体为主，多数均有在村务农生产经验，在村生活经历丰富，村庄社会关系嵌套深厚，对农村生活抱有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强烈情感，村庄生活面向突出。因此，在打工经济兴起后，尤其是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多数农民工群体仍然遵循了“离土—出村——再回村”的流动路径。而反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目前以8090后群体为主，缺少在村务农经历，多数人遵循着从学校到城市或工厂的社会化路径，村庄生活经历有限，社会关系嵌套不深，对村庄生活感情相对单薄，更缺少深刻的人生体验和情感期待，加之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生活意味着更加便捷的购物环境、更高水平的教育条件、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更加热闹新奇的城市生活等，城市生活本身代表了更加美好的生活，因此对城市生活充满期待。

质言之，与老一代农民工群体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绝多数人对城市生活充满期待，呈现出了“离土、出村、不回村”[注] 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第128-146页。 的流动路径。因此，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生活面向突出，以城市生活为导向的进城意愿也较为积极强烈。既然进城意愿强烈，那是否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可以较为随意地到层次规模不一的城市自由落户呢？当然不。何以如此呢？

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生活面向为其提供了强烈的进城意愿，全家务工经商的家庭积累为其提供了坚实的进城经济基础，问题恰恰在于：当一二线大中城市越来越难以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供充分的城市化条件时，是否意味着其可以在众多市县中任意选择呢？根据笔者观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多选择在家乡所在县市选择就近城市化，笔者称之为“县域城市化”，何以如此呢？众所周知，家乡观念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基因，在面对如此众多的中小城市可供选择之时，对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整个农民工群体而言，选择经济社会文化契合度最高的本地县城，往往成为其最常见的逻辑行为。笔者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农民工群体集中流入区域做农民工专题调研时，经常听到当地来自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朋友这样介绍：

进城能力由家庭积累决定；家庭积累主要取决于家庭劳动力数量及其职业收益。对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而言，受教育程度有限，多在中低端制造业或服务业多从事电子厂、纺织厂等工厂流水线工作或当保安、送快递、开滴滴等城市生活服务业。从整体上看，他们一般处于城市就业体系的中下游，工资待遇有限，这是由我国产业结构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和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不高、技术积累有限等劳动力结构性特征共同锁定的结构性位置[注] 邵敏、武鹏：《出口贸易、人力资本与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兼议我国产业和贸易的升级》，《管理世界》2019年第3期，第99-113页。 。中低端就业这一结构性特征，内在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工作稳定性较差，社会保障一般，工资待遇不高，加之近几年大中城市房价攀升较快，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形成了坚韧厚实的城市化的“市场壁垒”。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不论是新老农民工群体，还是都市白领群体，能否顺利实现城市化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价值能否支付得起城市化成本，而不在于政策因素。因此，不经分析却一味简单地将农民工群体城市化的障碍归咎于政府政策因素，显然是不合适的。

众所周知，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生活面向只是解决了进城意愿问题，而最终能否实现顺利城市化，关键在于：客观上是否具备支付城市化成本的进城能力。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进城成本究竟由谁来支付呢？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注]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166页。 的社会，家庭伦理是我们的家庭价值底色，农村家庭尤甚，子女进城，城市化成本一般由代际合力支付，即家庭积累。如此，是否意味着所有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均可顺利实现城市化呢？如果不能，那究竟哪些群体可以顺利进城呢？对于具备支付城市化成本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究竟是留在大中城市生活，还是县域社会定居呢？

一般认为，盗窃罪的行为手段具有“秘密性”，此处的“秘密性”有主观和客观之分。主观上的秘密性是指行为人自我主观认为窃取行为不为外界所知道;客观上的秘密性是指在秘密空间状态下行为人的偷窃行为不为他人所知晓。无论是“主观秘密性”还是“客观秘密性”，只要符合一种就满足秘密性的要求。［6］盗窃行为的秘密性指的是行为人破坏受害者对于财物的原占有关系，从而建立起行为人对财物的新的控制支配关系，这一过程具有隐秘性，不为被害人所知悉。

校园贷，又称校园网贷，是指一些网络贷款平台面向在校大学生开展的贷款业务[1]．在需求的驱动下，各种校园贷平台开始蓬勃发展，但校园贷引发的悲剧也不在少数，无力偿款跳楼、校园裸贷和刷单被骗等现象不断出现．国家相关部门已经逐渐关注校园贷问题，各部门也相继发布条例要求对网贷行业增强监督管理．

换言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化的实践窗口不在其务工经商地点的大中城市，而在城市化成本较低的中小城市或家乡所在地市或县域社会。如此，那究竟哪些群体可以顺利实现城市化呢？根据劳动力数量及其职业收益来看，当前，随着打工经济的普遍化，我国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就外出打工而言，单个劳动力市场价值差别不大，即单位时间劳动力市场价格相当[注] 王向阳：《婚备竞赛:共识、策略与行动——理解华北农村婚恋压力的一个中观机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20-28页。 。作为家庭积累主要来源的劳动力收益差异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数量多寡，即家庭人口结构越完整，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积累能力越强；二是劳动力职业收益高低，一般而言，经商收益一般高于务工收入。有基于此，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家庭人口结构完整、劳动力数量多的务工经商户，往往成为当地城市化能力最强的家庭，越有可能优先实现城市化。

(三)以家乡观念为价值引力的区位锁定

(二)以家庭积累为基础的进城能力

“这里(东莞)也是农村，只是工厂比较多而已，我们来这里主要是为了挣钱；大城市房价那么高，你能买得起？况且我们学历又低，又找不到什么好工作，在城市留不下来的；但是回自己家乡买房还是没问题的，现在小孩上学都要进城的，而且父母也在老家！”(访谈记录：GDDD20181011)

对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县域社会而言，多以第一产业及其相关加工业为主，二三产业发育有限，产业基础一般，难以为当地农民工群体提供充沛的就业机会，因此方才促使当地中青年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或经商，珠三角、长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和北京、郑州、武汉等大中城市或省会城市往往成为其人口净流入地区，由此也就形塑了当地中青年人外流、中老年人在村的留守型社会秩序[注] 王向阳：《当前留守型农村基层党建的困境与出路——基于湖北F村基层党建实践的考察》，《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第109-115页。 。换言之，产业基础一般的中西部传统农区县域社会，就业机会不足，生产性弱，“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为了更好地生活，倒逼当地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不得不选择外出务工经商。

此外，家乡所在地的县城，一来既可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化生活的想象，二来可以允许其维系和家乡父母亲人、亲戚朋友、父老乡亲等社会资本的有效链接；三是在村庄生活的中老年父母可以较为灵活地为在城市生活的年轻子女提供米面油、瓜娃蔬菜、带娃上学等代际支持，有力支持子代家庭更好地在城市生活。有基于此，家乡观念这一文化底色锁定的以家乡所在县城为载体的县域城市化，往往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最有可能的最终落脚点。

简而言之，对广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城市生活面向赋予其强烈的城市化动力，家庭积累奠定其实现城市化的经济基础，家乡观念则最终锁定其以家乡县城为载体的县域城市化实践模式。

三、产业缺失型县域城市化的内生困境

据笔者观察，县域城市化典型表现如下：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老年人在村庄退养生活，县城房屋长年闲置浪费现象较为普遍。何以如此呢？众所周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是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特有的实践产物，背后根源在于当地产业结构不足以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笔者称之为“产业缺失型”县域城市化，主要指当地县域经济社会第一产业发达，二三产业发育有限，且难有发展空间。在产业基础缺失的县域城市化实践中，究竟存在哪些内生困境呢？

(一)弱生产，强消费

第五条 危改房选址应选择安全地段。对于可能发生滑坡、崩塌、地陷、地裂、泥石流、洪水、山洪等灾害的地段应采取技术措施处理。

从土地买卖优先权原则的演变历史来看，优先权原则的内容、对象及适用范围也在不断调整，不同地区在习惯的实践上也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区别。土地买卖优先权原则主要依据血缘或地缘关系，强调成员之间的互助与团结，体现乡村社会的统一性与有序性[2]。优先权原则的存在与实践强化了近邻共享关系，有助于乡村社会中的行动者将土地等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5]。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北农村，虽然每个村或多或少都有一部分土地为外人所拥有，但总体上各村内部成员仍然控制着绝大部分土地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业经营主体在维持乡村社会秩序中的主体作用[6]，土地优先权的实践对巩固村庄的共同体属性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近些年，随着婚姻市场竞争加剧、撤点并校政策实施、生活观念转变等因素综合作用，新生代农民工的县域城市化成为社会主流，但问题恰恰在于：进城买房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婚姻要价、教育资格、生活消费等功能需求，唯独缺少了就业驱动这一经济基础，由此形塑了当地以“强消费—弱生产”为典型特征的县域城市化特征。

综上所述，对于占比绝大多数的广大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而言，县域城市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化的主流模式，但囿于中西部县域经济天然的产业基础薄弱、经济机会稀缺这一结构性特征，内生存在“强消费、弱生产”、“高期待、低保障”、“倒逼代际支持介入”等一系列衍生特征。由此要求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并正确看待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县域城市化问题。

(二)高期待与低保障不匹配，代际依赖性强

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几乎人人均具有城市化生活的向往与期待，但却未必人人都具备城市化的能力与机会。城市生活面向赋予了这一群体强烈的进城期待，代际支持下的家庭积累也多承担了一次性城市化成本，即进城买房，但问题恰恰在于：在缺少产业基础支撑的县域城市化生活过程中，进城买房只是顺利实现城市化生活的基础与前提；除此之外，柴米油盐、瓜果蔬菜等日常性城市生活成本由谁以及如何支付呢？社会保障这一制度性城市化成本又当由谁来负担？

对中西部广大一般农业型地区而言，作为年轻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城后，短时间来看，由于其常年在外务工经商，也许并不存在日常性城市生活成本问题，但鉴于我国农民工群体劳动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健全以及地方政府财政能力有限，即使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其社会保障水平也往往比较低、甚至根本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水平低下这一政策实践因素，内在蕴藏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化道路的内生危机：新生代农民工退出外部劳动力市场后生活怎么办？一旦新生代农民工返回或退回县城生活，在县域社会难以为其提供合适工作机会时，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必将倒逼其作出选择：如果选择在城生活，势必对在村生活的父母的代际支持提出了更多要求；如若选择返乡生活，则意味着在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情况下我国县域城市化面临一定的不稳定性及风险。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化成本及其支付情况，参见表1：

表 1城市化成本支付一览表

时空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人们对于时空的感受却是有着主观色彩的。想象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是芥子纳须弥，是刹那见始终。这构建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心理空间。我们在阅读古典诗词中，必须清楚认知时空的作用，这样才能深刻把握作品复杂丰富的内涵，洞悉古典诗词的情感韵味。

四、县域城市化的优化路径

由上可知，当前广大中西部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主体的、产业缺失型县域城市化内生困境在于：一是城市化人群消费有余而生产不足；二是城市化人群对城市生活期待很高，但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且代际依赖性强。亟须改变，建议如下：

(一)招商引资，增加就业并有效提升社会保障水平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县域城市化已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的鲜明特征和主流趋势，但其致命缺陷在于产业基础一般且不足以为当地人提供充分就业机会，进而倒逼其外出务工经商，由此形塑了“在外生产、返乡消费”的生产与消费相分离的城市化格局。此外，也正是由于产业基础缺失，致使绝大多数地方政府税源有限，包括基本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难以为辖区内城乡居民提供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如欲改变这一局面，客观上要求地方政府立足本地特点，充分开动脑筋，大力招商引资，发展适宜本地特点、契合本地资源禀赋的特色优势产业，一来为当地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二来为地方政府创造更多的财政收入，进而为当地城市化人群提供更高水平的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此提升县域城市化生活质量。

(二)坚持底线思维，充分重视乡村建设，维系乡村社会基本生产生活秩序

在招商引资工作大有改观、就业机会空前丰富、社会保障水平较高之前，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一是城市生活难以为全部的农业转移人口即城市化人群提供稳定生活预期，进而产生因缺少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县域城市化人群极有可能出现“进城又返乡”的循环往复现象；二是顺利实现县域城市化的新生代农民工仅占新生代农民工总量的一部分，还有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在重复着父辈的脚步，即年轻时外出务工经商，年老时返回村庄退养生活；平常外出务工经商，春节过年返乡生活；年轻人外出务工经商，老年父母在村留守生活[注] 贺雪峰：《论农村宅基地中的资源冗余》，《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7页。 。因此，在县域城市化之外，也就意味着还有一个广阔的农村社会需要好好建设，以此作为没有能力进城或进城失败且为数不少的农民工群体的退路。根据人口学家测算，我国人口顶峰将出现在2030年前后，届时人口总量将达到约15亿人口，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可达到70%左右，由此也就意味着仍将至少有4.5亿常住人口在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注] 陈锡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5-12页。 。除此之外，数以亿计的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也和乡村社会保持着密切关联，因此我们必须为在村人口以及将来可能的返乡人口群体提供基本的生产生活秩序，以保障其基本生产生活。

有基于此，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宅基地制度实践，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宅基地资格权，以充分保障在村村民及将来可能的返乡人口确实无“后顾之忧”，因此，不宜过早对农民家庭宅基地进行彻底拆除复垦，否则极有可能拆出社会矛盾，更为未来埋下风险，这是一笔涉及长远的政治社会账，不能只盯着眼前以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为导向的经济账；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同时加大农村水电路等基本公共设施投入，进一步优化人居生活环境，为最绝大多数的在村村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也正如贺雪峰在《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中所言：农民有退路，中国才有出路！[注] 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5-18页。

综上所述，产业缺失型县域城市化的优化路径有二：一是大力招商引资，考虑有二，一为当地劳动力提供充分就业机会，二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财源、进而为当地居民提供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二是充分认识乡村社会的功能价值，搞好乡村建设，为当地在村人口以及将来可能的返乡人口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

五、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在充分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结构性特征基础上，基于“进城意愿—进城能力—价值引力”这一分析框架，本文提出了“县域城市化是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论断。研究表明：相比老一代农民工群体，新一代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面向突出，进城意愿强烈；基于代际支持、家庭积累的进城能力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化的重要经济基础，部分家庭人口结构完整、劳动力数量较多及其职业收益可观的新生代农民工将优先顺利实现城市化；家乡观念这一价值伦理进一步锁定其城市化区位选择。有基于此，“县域城市化”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化实践的普遍选择。鉴于广大中西部一般农业型地区产业基础薄弱，经济机会稀薄，县域城市化消费有余而生产不足，加之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倒逼代际支持介入的同时，也蕴含了一定的城市化风险。因此，一方面要求地方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争取为县域城市化人群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客观上也要求各地地方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并高度重视在国家发展战略意义上建设好乡村社会的重要性，为在村人口以及将来可能返乡的城市化人口提供基本生产生活秩序，尤其是要加大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优化人居环境，同时要以充分的战略思维来最大限度地保护最绝大多数农民工群体的返乡权，而不宜机械僵化地采取“彻底决绝地断掉农民退路”这一较为激进的改革思路。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当前以土地市场化为取向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图以“产权再造”[注] 刘守英：《分析土地问题的角度》，《学海》2017年第3期，第39-45页。 的方式赋予宅基地更加完整的产权，并通过城乡土地增减挂钩政策来推动农民家庭宅基地彻底退出并复垦。众所周知，对于绝大多数农民家庭而言，在相当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不种地，但却不能没有稳定的房屋居住，尤其是在城市社会尚且没有能力为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群体提供稳定的就业、体面的收入以及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盲目推动农民工群体进城，等同于将目前保护性“城乡二元结构”人为转化为“城市内二元结构”[注] 陈文琼、刘建平：《就近半城市化与去城市两级分化》，《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第104-113页。 。城市二元结构的出现，相当于原先低成本却具有基本保障的农村结构平移到了城市社会，基本社会保障一般或缺失，关键是生活成本较高，一来影响进城农民生活质量，生活获得感并不高，尊严感极差；二来进城人口生活没有保障，极有可能铤而走险，首当其冲的是城市白领、原著居民等其他群体，进而严重影响城市其他居民群体正常工作生活；三来产生恶劣的城市管理问题和严重的城市社会风险，并最终极有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社会风险。有基于此，县域城市化的趋势值得认真分析，没有发展战略上的清醒，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就容易误入歧途，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农村建设和土地改革的若干思路需要从战略意义上充分认识并慎重对待！

选取2016年3～9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上海一院临床医学院外科行手术切除的结肠癌组织标本和癌旁组织，共计20例。其中男性9例，女性11例，患者年龄47～74岁,平均年龄61.5岁。患者在手术前均未接受过药物及放疗化疗处理。手术标本切下后，迅速将组织分离，无菌生理盐水冲洗2遍后，用4%多聚甲醛固定，另外取部分组织标本装于冻存管中置于液氮中速冻,置入-80℃冰箱冷冻保存备用。本实验中标本的病理诊断由我院病理科高年资医生阅片诊断明确。本研究南京医科大学附属上海一院临床医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样本采集均获得患者本人及其家属的同意并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County Urbaniz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of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nd Its Enlighten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Willingness to Enter the City —the Ability to Enter the City —Value Gravitation ”

Wang Xiangyang

Abstract ：“County urbanization” i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urbanization practice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The study of urba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ism” is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current urbanization practices of migrant workers. Introducing the “activism”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willingness to enter the city - ability to enter the city - value gravity”, it shows that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urban life is prominent and gives them a strong willingness to enter the city; The basic family accumulation determines whether it has the ability to pay for urbanization. The value ethical role of the concept of hometown has jointly locked the practice path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iz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general agricultural areas, the social industrial base of the county is thin, and endogenous determines its endogenous dilemma such as “strong consumption, weak production”,“low level of protection, and strong intergenerational dependence”.The optimization path is in: First, vigorously attract investment.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urban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second, adhere to the bottom line thinking, build a rural society, actively provide basic production and living order for villagers in the village and fully guarantee the retur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migrant workers who have failed in the city to return home. The strategic value and basic status of rural society requires us to be cautious about the current more radical ideas of rural reform.

Key words : county urbanization;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willingness to enter the city; ability to enter the city; concept of hometown

作者简介： 王向阳，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三治’协同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CZZ03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8BDJ076)；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博士论文奖学金项目。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08-0158-11

责任编辑： 尚卓玛

标签：县域城市化论文;  新生代农民工论文;  进城意愿论文;  进城能力论文;  家乡观念论文;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