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拉萨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以《哥达纲领批判》为据论文

马克思对拉萨尔国家学说的批判-以《哥达纲领批判》为据论文

马克思对拉萨尔国家学说的批判
——以《哥达纲领批判》为据

马 敏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摘 要: 《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晚年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的一部重要文本。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不仅从经济层面出发,科学区分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两大发展阶段;而且还从国家的本质、国家的职能、国家的归宿以及国家与其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出发,全面批判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国家学说。完美呈现马克思对拉萨尔机会主义国家学说批判的面貌,对于我们当下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科学性、历史性以及当代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拉萨尔;国家本质;国家职能;国家归宿

《哥达纲领批判》作为马克思晚年构筑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一部重要文本,科学呈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以及具体的社会经济分配制度。然而,目前学界对这一文本的研究,大多将注意力放置于对其社会公平思想和经济分配理论的研究,鲜见有学者去碰触其国家学说。事实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除了阐释其社会公平思想和经济分配理论之外,还重点关注了拉萨尔机会主义者的国家学说,并立足于国家的本质、国家的职能、国家的归宿以及国家与其构筑诸要素之间的关系四个层面,对拉萨尔机会主义者的国家学说进行了系统批判,建构了其科学的国家观。因此,只有全面呈现马克思与拉萨尔机会主义者在国家学说层面的内在差异,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建构逻辑以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科学性、历史性与当代性。

一、对拉萨尔国家本质观的批判

对国家本质的认识,是理解国家学说的最核心要素。马克思主要从国家构筑的基础和国家的阶级实质两个层面出发,系统批判拉萨尔的国家本质观。

4. 孵化器竞争压力都比较大。调查显示,有13家孵化器企业感受到来自其他孵化器企业很激烈的竞争压力;有11家孵化器企业表示能感受到来自其他孵化器企业的压力,但竞争不算过于激烈,还是比较理性温和;只有一家自我感觉超级棒,完全没有感受到其他孵化器企业的压力。可见,整体来看,孵化器受到的竞争压力比较大。

首先,在国家的构筑基础层面。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拉萨尔“不把现存社会(包括任何未来的社会)当作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作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作一种具备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1]。拉萨尔把国家构筑的基础建立于精神基础之上,认为国家在本质上是普遍精神的自我体现,是真正的道德本质和崇高使命的实现。与拉萨尔不同,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顺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一种必然性结果,是一种依附于社会结构的存在物。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社会历史发展到某一特定阶段的产物,是用于消灭阶级隔阂的机器,是统治阶级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它构筑的基础在于客观的社会现实,而不是人的精神或意识。

其次,在国家的阶级实质层面。关于国家的阶级实质,拉萨尔认为,国家的阶级实质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共和国,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统治服务。马克思不认可拉萨尔的这种认识,他从拉萨尔关于民主的认识出发展开批判。他认为,拉萨尔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是拉萨尔机会主义者打着“和平和合法”的旗号糊弄人民,利用“联合会”分裂工人运动,依靠普鲁士政府解决困境的手段,是一种庸俗的民主观,这种民主“把民主共和国看作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2]显然,在马克思看来,拉萨尔国家阶级实质的认识与无产阶级的宗旨是完全相悖的,他所提倡的依靠国家帮助建立新的制度,实际上并不能解救工人阶级于水火。马克思指出,国家在本质上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对于无产阶级本身,想要获得解放和取得革命的胜利,就需要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

其二,马克思对拉萨尔错误认识的批判。马克思看清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的本性,他认识到国家就是阶级分化的结果,产生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列宁也曾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7]国家是在阶级矛盾无可协调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力量。无产阶级只有与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并通过阶级斗争颠覆现存阶级的统治,变革现有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自身解放。同样,民主也存在着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民主是国家的一种形式。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这便导致了民主和专政、暴力总是相伴而生的。

二、对拉萨尔国家职能观的批判

国家的本质决定国家的职能,国家的职能是国家本质的体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从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两个层面出发对拉萨尔的国家职能观进行批判。

其一,拉萨尔对阶级和民主的错误认识。拉萨尔指出,工人阶级,除他本身之外的所有阶级皆是反动的一派。他反对无产阶级与其他任何阶级的联合来实现专制统治的覆灭。因此,他竭力把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农民推向了资产阶级。基于此,拉萨尔否认了国家在实行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国家是超越于阶级层面的,国家的自主性并不受任何阶级的制约。他从“自由的人民国家”出发,主张“阶级调和论”。他在《工人读本》中宣称,他“唤起的是一个普遍的、民主的、人民的运动,但绝不是阶级运动”;这一运动“包含一切阶级的真正利益”,号召社会各阶级“和解”“团结”和“仁爱”,造成“阶级调和的伟大事实”,“造成一切人的统治”。[6]事实上,拉萨尔坚决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的这种观点是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一种掩护,是一种具有虚假和妥协性质的“民主”。《哥达纲领批判》提到整个哥达纲领中充斥着民主的喧嚣,实际上却阳奉阴违地宣扬着拉萨尔派对民主奇迹和国家的忠顺信仰。例如,所谓的将“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在现实中却面临着人民大众没有话语权、“人民当权”的民主内涵也没有真正体现的局面,因此这种“民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应当是:在阶级社会中,对剥削阶级实行专政,对广大人民群众实行民主。

总之,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国家政治职能还是经济职能的发挥,统治阶级都应把自己的利益当成社会的共同利益,为多数民众考虑。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

其次,马克思对拉萨尔国家经济职能的批判。实行经济调整是国家职能的另一个方面。对于国家经济职能,拉萨尔提出了分配决定论。在拉萨尔看来,无论是“铁的工资规律”“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普选权的获得还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建立,都是立足于分配决定论的基础之上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永恒的,不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只需改变分配方式,能够实现“公平的分配”就可以。但事实上,这种分配决定论违背了社会再生产和总生产分配原理。现实中,工人所得只是资本家所获利润的一部分,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将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这实际上意味着,所谓的“公平的分配”是对工人的变相剥削,工人的生存受制于多方条件的束缚。可见,分配决定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

综上可知,马克思与拉萨尔关于国家最终归宿问题的认识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拉萨尔看来,国家只不过是一个永恒存在的单纯的管理机构,它将永远存在;而马克思则认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后,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国家将最终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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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拉萨尔对国家政治职能的认识,马克思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来探讨国家的政治职能,他认为,国家的政治职能是针对多数人的,它包括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国家的阶级性决定了一切政治活动的开展都是依据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直言不讳地提到,颠覆现存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唯一方法便是阶级斗争下的暴力革命,共产党人赞成反对现存制度的一切运动。他们要想进行政治统治,就必须团结工人阶级通过革命颠覆资产阶级政权,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和经济根底,从而使自己升级为统治阶级。在此之后,国家便可实行社会管理的政治职能,即在政府的主持和法律的保障下,通过制定、颁布社会政策和法规,组织、协调、监督、控制社会各个环节,以此来维护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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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拉萨尔国家归宿观的批判

针对国家的最终归宿问题,拉萨尔认为国家的建立依赖于普鲁士政府,国家的最后形式只能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不同意拉萨尔的认识,并对拉萨尔的国家归宿观进行了系统批判。

基于国家本质和国家职能的探讨,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拉萨尔国家与其构筑要素阶级、民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批判,明确指出拉萨尔对阶级和民主的错误理解。

其次,马克思对拉萨尔的国家最终走向进行了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者把国家视为可以依赖的对象,认为国家永久存在并不会消亡。因为在他看来,国家是“保卫文明永恒的圣火”。马克思则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在经历过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以后,还将经历初级和高级两个发展阶段。在初级阶段,国家依然存在,不过此时的国家仅仅负责简单的管理;到了高级阶段,国家将走向消亡。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经指出“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但是这种消亡是与掌握国家政权的人的利益相矛盾的,它绝不可能在掌握国家权力的人的手中实现。只有等到经济高度发展,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国家管理,社会不再需要通过阶级来获得发展的时候,国家才会不再需要这种用于阶级的特殊力量,最终走向消亡。

通过对区域、起始结束时间选择,显示该段时间本区域机井的用水记录或指定具体机井查询该机井在这段时间的用水记录。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从公平分配的概念、社会总产品的扣除、平等权利的指代等角度,对拉萨尔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首先阐释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和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然后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这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因此,社会的分配方式只能是按劳分配。虽然这种方式仍然属带有不平等性质的“资产阶级权利”,但是相比于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方式对多数人而言是相对公平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体力与脑力劳动的对立消失、劳动成为生活的需要,这时,就可以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以此来克服平等的权利分配下带来的弊端,完成从按生产产品分配到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转向,实现国家经济的调整,真正做到为多数人服务。

四、对拉萨尔国家与其构筑诸要素之间关系的批判

首先,马克思对拉萨尔的国家最后形式进行了批判。拉萨尔认为依靠“国家帮助”,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就可以实现工人解放。在此基础上,拉萨尔机会主义者不断争取资产阶级下的“民主”要求。他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庸俗的民主主义,自始至终都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影响。因此,在他的这种诉求下,国家的最终形式必将是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不同意这种认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千年王国,它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现的,它将经历初级和高级两个发展阶段。

首先,马克思对拉萨尔国家政治职能的批判。在国家的政治职能层面,拉萨尔认为,国家的政治职能在于为少数的统治阶级服务,也即为普鲁士政府服务。工人为了摆脱贫穷,依靠国家在政治职能方面进行局部调整,因此劳动群众的贫困不是由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造成的,而是由“铁的工资规律”造成的,废除这一规律的“唯一道路”,便是“通过国家帮助促进并发展自由的个体的工人合作社。”[4]于是,工人为消除贫困,便需要通过普鲁士政府的帮助等来完成工人权利的实现。如此一来,便出现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工人依靠着致使它贫困的政府而生存。

在“出海”方面,虽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五建就参与了援建阿尔巴尼亚、越南化肥厂的工作,但此时的“出海”可是要“真刀实枪”地在海外市场拼搏一番。

总之,在对国家本质的理解上,拉萨尔立足于国家建构的精神基础,提出了以精神、道德、自由为基础的六点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民主诉求,把国家的本质理解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而马克思则立足于国家建构的社会现实基础,把国家的本质理解为无产阶级专政。

综上可知,在马克思看来,在国家产生之初,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其产生之后,它是顺应社会发展的产物,脱离于社会并居于社会之上;在其走向消亡之时,它的覆灭将造成民主的消亡。

五、对拉萨尔国家学说批判的反思

科学呈现马克思晚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国家学说的批判,对于我们当下全面认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辨明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驿站是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的连接点,是社情民意上传下达的重要渠道,担负着收集群众意愿、解决群众困难问题的重要职责。”永济市委组织部部长卫增辉说。

一方面,有利于全面认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和走向如何,马克思依据当时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的现实状况,为我们规划了宏伟的蓝图。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未来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这一社会具备如下特征:第一,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第二,私有制不复存在,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实现公有;第三,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消失;第四,国家的消亡;第五,实现“自由人联合体”。此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借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进一步丰富充实了上述思想,并对部分观点作了重要修正,比如强调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不能混用,将社会主义视作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明确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按需分配原则只有在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实现。同时,他也指出国家在政治上处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时不能消亡,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思想不仅克服了拉萨尔机会主义的种种缺陷,还为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前提。

另一方面,有利于辨明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拉萨尔关于民主的认识和主张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来源之一,马克思在同拉萨尔的斗争中,分辨出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不同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两个方面。从意识形态角度而言,民主社会主义是在资产阶级掌握统治权的基础上,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阶级调和,希望通过社会改良、议会选举等形式为无产阶级取得一些话语权;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社会制度而言,拉萨尔所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建立的国家具备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相反,马克思所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总而言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拉萨尔国家学说的批判,对于我们当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划清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科学性、历史性与当代性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2.

[2]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4.

[3]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2.

[4] 马克思,恩格斯.论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29.

[5]韩云川.《共产党宣言》再解读[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111.

[6] 马克思,恩格斯.论拉萨尔和拉萨尔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35.

[7]中共中央党校编写小组.《国家与革命》提要和注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

Marx’s Critique of Lazar’s Theory of the State——Based on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MA Min
(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0,China)

Abstract: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is an important text of Marx’s criticism of Lazar’s opportunism in his later years.In this work,Marx not only scientifically distinguishes the two major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future communist society from the economic level,but also comprehensively proceeds from the nature of the state,the functions of the state,the fate of the stat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its constituent elements.Lazar's opportunistic state theory is criticized.Perfect presentation of Marx's criticism of Lazar's opportunistic state theo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our current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scientificity,historicity and contemporary nature of Marxist state theory.

Key words: Marx;Lazar;national nature;national function;national destiny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7864(2019)04-0076-04

doi: 10.3969/j.issn.1671-7864.2019.04.023

收稿日期: 2019-01-17

作者简介: 马敏(1997—),女,山西介休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责任编辑 孟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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