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马兰奇改革传统奥运模式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哲学思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辨论文,必然性论文,哲学论文,奥运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人类社会的叠荡起伏，现代奥运也走过了其百年曲折发展历程。如今它已根深叶茂，成为“我们时代中最伟大的力量之一。”[1] 这一切应归功于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西班牙人萨马兰奇。当他1980年从第6任主席基拉宁手中接过权仗时，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正陷入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和挑战：超级大国间对奥运会的集团性抵制、“蒙特利尔陷阱”使得奥运申办门可罗雀、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对方运动员身份的相互指责等。这是“由于奥林匹克运动中积蓄已久的各种矛盾的发展，旧有的封闭式的奥林匹克运行机制已经无法维持。”[2] 在这种背景下，萨马兰奇以积极、务实的精神和非凡的魄力对奥运运作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对传统的奥运模式三原则——非政治化、非商业化和业余化进行了否定之否定，终于使得奥林匹克运动变封闭为开放，在短短10多年的时间内，不仅使奥林匹克运动摆脱了危机，而且使其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时代。但对于萨氏改革，评价并不一致。赞扬者多从奥运运行策略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是奥林匹克摆脱危机、适应社会变化的唯一选择；批评者多从传统理念出发，认为当今奥运异化加剧，萨氏改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褒扬和批评萨氏改革的不同观点均集中于奥林匹克运动实践的表面征象。不同的是，前者突出了奥运发展的主流，而后者则偏重于改革的连带负面倾向。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萨氏改革的历史必然性未予揭示，对于萨氏改革的思想底蕴缺乏剖析。
1 对封闭的奥运模式进行改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顾拜旦之所以复兴奥运，原因大抵有三：首先，他对古希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古希腊之奥林匹克无比推崇。这是其复兴奥运的情感基础；其次，是他投身体育运动实践10余年对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刻理解。这是其复兴奥运的实践基础；第三，是当时欧洲争端加剧，战争一触即发。他充满希望地认为：“既然古奥运会可以体现各城邦的共同性与和平理想，那么，用现代形式来复兴奥运会，使他成为世界性的运动会，能否促进人们友好共处和世界和平？”[3] 这是他复兴现代奥运的思想基础。这就决定了现代奥运凝聚着顾拜旦的两大目标：第一，政治目标——消除误解和偏见、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教育目标——培养身、心并完的崇高的人。而正是这些原因和目标规定着顾拜旦心中的奥运发展方向：它应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即非政治的——体现政治目标）、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即非商业的和业余的——体现教育目标），从而形成了我们称之为传统奥运模式的三原则（即非政治化原则、非商业化原则和非职业化原则）。顾拜旦之所以能成功地复兴现代奥运，根本原因是他所处的时代为现代奥运提供了复兴的历史机遇。表现在：第一，三大思想文化运动为奥林匹克运动扫除了思想障碍；第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新发展对体育提出了新需求；第三，资本主义教育改革确立了竞技运动的教育价值。由此可见，现代奥运的复兴是时代及与时代相适应的观念恰到好处的融合，在此背景下构建的奥运模式原则与观念和时代是和谐的。
但是，这种和谐逐渐被静态的奥运运作模式和动态的时代变化间的冲突所打破，奥林匹克也随着这种冲突的加深而逐渐出现全面的危机和挑战。萨马兰奇正是在这种危机和挑战达到高潮的背景下出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的当选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深刻政治、经济危机和挑战。因为：第一，由于前苏联在1979年出兵干涉阿富汗，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强烈不满，他们准备“不顾一切地搞垮莫斯科奥运会。”在1980年召开的第82届国际奥委会全会上，美国国务卿万斯代表美国政府发言时说：“我们今晚在这里聚会时，全世界都面临着对和平的威胁，这对奥林匹克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古代的奥运会在希腊艾利斯的城邦举行，他们为此缔结了神圣的‘天神停战协定’。在停战协定中，禁止对举办奥运会的城邦作战。我国政府认为一个国家正在进行着侵略战争并且拒绝听从世界各国要其停止侵略的要求时，在该国举行或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违背了奥林匹克的基本原则的。”而基拉宁当时的表态只表明了国际奥委会准备继续遵循非政治化的奥运原则，他说：“世界上的政治问题不应由体育团体承担，……我们只能祈求敌对双方的领导人能够走到一起来解决分歧以避免发生另一场灾难。”[4]其结果是大批国家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 使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二战后出现了又一次大倒退；第二，由于奥运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没有及时启动奥运商业化进程，造成蒙特利尔奥运会的巨额亏损，加之莫斯科奥运会高达90亿美元的投资，使得几乎再也没有国家愿意承办奥运会。这种被动局面使得基拉宁连任成为泡影。第三，萨马兰奇是西方人，受的是资本主义教育，但是他又曾任西班牙驻苏联大使，他比一般西方人更善于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因此，在竞选奥委会主席的人选中，他是唯一可同时被两大集团接受的人选，萨马兰奇的当选，一方面是当时的客观条件为其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际奥委会内部要求变革和希望凝聚力的呼声。历史选择了萨马兰奇，而萨马兰奇确实以其实际行动还奥林匹克运动一个令人振奋的奇迹。他上任伊始，便有计划地对奥运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放弃奥林匹克运动的非商业化原则，推进奥运商业化进程。支持和配合尤伯罗斯运用商业机制承办1984年的洛杉矾奥运会，当洛杉矶奥运会盈利2.15亿美元，显示了奥运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潜力时，他激动不已，亲自将只有那些为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国家领导人才能获得的奥林匹克金质奖章在亿万观众面前授予尤伯罗斯。尤伯罗斯取得的是一届奥运会的成功，而萨马兰奇赢得的是以后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对奥运会的竞相申办和奥林匹克运动发展所必须的滚滚财源；然后，局部放弃非政治化原则，积极与不同制度下的各国领导人展开对话和沟通，虽然他仍未能阻止苏联等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抵制洛杉矶奥运会，但政治对话机制为以后各届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打下良好基础。萨马兰奇认识到奥林匹克运动作为一项全球性的体育竞赛活动应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但是，国际奥委会必须与不同制度的国家进行积极对话和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政治干涉和介入奥运会这种不幸事件的发生。正如他1988年所讲的：“体育与竞技运动不可能如一些人所声称的独立于政治。它们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因此，也象其他所有人类活动一样受到社会的制约。我们必须与那些保证我们社会的发展与顺利运行岗位上的人们合作和讨论”；同时，为了促进奥运商业化进程，放弃非职业化原则，先在1980年删除奥林匹克宪章中的运动员参赛业余规定；接着在1981年第11届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上将运动员的奥运参赛权赋予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最后于1986～1989年期间，与国际足联、篮联、网联、马联、冰联、田联等组织达成允许其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协议。至此，萨马兰奇完成了对传统奥运模式进行辩证之否定的历史性变革。变革的突出变化便是奥林匹克运动摆脱了政治和财政危机、走上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要想深刻剖析萨马兰奇改革奥运的历史必然性，必须从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谈起。我们知道，最早对社会结构进行分型的是马克思，他从生产关系出发，将人类社会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六种社会形态。这种分型方法有助于揭示社会制度的本质；另外一种社会分型方法则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依据，把人类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三种形态。[5]从生产力上看， 顾拜旦所处的时代正是工业社会由蒸汽时代向电力时代过渡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以制造业和能源产业（即第二产业）为社会产业的主导，服务业尚处在从属地位。这决定了竞技体育的商业化和职业化程度较低，因此，顾拜旦提出的奥运非商业化和业余化原则是符合当时社会的客观现实的；再从政治上看，虽然马克思已形成了其共产主义学说，但其理想并未成为现实。当时仍是资本主义制度牢牢地控制世界，因此，那时并未有不同制度的政治之争，有的只是利益之争，即如何扩大势力范围、争夺殖民地。因此，顾拜旦的非政治化原则并未受到任何国家的质疑和反对。但是，其后不久，一切均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改变了世界格局，使得现代人类社会有了鲜明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好在当时只有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且其在二战以前也未进入奥运赛场，故非政治化原则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还不突出。而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阵营迅猛发展，并在各个领域内与资本主义阵营展开了激烈对抗，体育领域也不例外。因此，体育的政治色彩开始鲜明起来。不同社会阵营为了在奥运赛场战胜对方以体现自身制度的优越性，不惜在竞技体育方面投入广泛的人、才、物力，大大提高了运动成绩。同时，奥运赛场的政治化倾向也达到了高潮。但是，面对新的政治形势，历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仍以非政治化原则来运作奥运，结果只能是到处碰壁，其次，在人类社会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电力时代存在的时间较短，随着50年代末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形成与发展，人类社会逐渐开始进入信息社会。新的生产力形态，改变了社会的产业结构，服务业（第三产业）开始取代制造业成为社会的支柱产业。萨马兰奇前的历任国际奥委会领导人没有敏锐地觉察到社会生产力的新变化趋势，仍然以非商业化和非职业化来运行奥运，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竞技运动实践和奥林匹克运动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奥林匹克运动陷入全面的危机和挑战。而萨马兰奇的奥运新模式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奥运模式只有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奥林匹克才能不受挫折、才能发展壮大这一历史规律。正如各国奥委会总会主席马里奥·巴斯克斯·拉尼亚所说的：“萨马兰奇进行了一场革命，当然没有国际奥委会的支持他做不到这一点。今天仍然有许多国际奥委会委员同顾拜旦的想法一样，如果顾拜旦今天回到人间，也许他宁愿立刻死去。我们得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思考问题，因为顾拜旦是100年前的人。这就是萨马兰奇的开放性。”[6]
2 改革奥运模式体现了主、客观的内在统一
萨马兰奇对传统奥运模式进行的改革不仅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新变化对奥林匹克运动提出的必然要求，而且也反映了奥运模式应是主、客观内在统一的认识论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意识的反作用主要是指其能动性，正是此能动性激发和推动人类社会有目的地征服和改造物质世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诞生可以说是人类意识能动性的杰作之一，固然其诞生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但它首先是意识的产物。正是以顾拜旦为代表的现代奥运先驱者用其主观意识缔造了奥林匹克运动并使其成为客观存在，为了使这一客观存在按照其主观意愿发展，建构了奥运模式、确立了奥运原则。这些又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认识成果长期被国际奥委会遵循。前文我们已经论及顾拜旦的传统奥运模式体现了当时主客观的内在统一性，下面我们重点讨论动态中的主客观内在统一性问题。我们知道，如果某种主观意识性存在被看作人类认识的最高成果，那么，某种意义上我们便可将该认识成果作为真理来看待。真理的衡量标准唯有实践，而“实践不仅与人的认识有关，而且与人的实际利益相关，是人与环境世界的一种价值关系的体现。如果人们不是为了从客观世界中获取一定的价值作用，那么实践也就没有必要了。”[7]人与环境的价值关系是多方面的、变动不定的，这就造成了实践的多方面和变动不定。实践的这种特点，往往造成真理的实践标准的不确定性，为了表征真理，还须引入另一条准则——价值尺度。所谓价值尺度，就是选定与人的目前利益直接相关的实践作为衡量真理的标准。所以，真理的“最佳性”就是指真理符合人的利益需要、实践需要的最佳程度。这说明“真理具有可选择性和人择特点。 ”[8]概而言之，真理就是达到了最佳加工自在事物原料、最佳利用感知觉材料、最佳合乎实践、最佳合乎价值关系的思维认识成果。但是，真理的“最佳性”不是凝固不变的，这是因为：首先，实践在不断地发展，在实践中暴露出的自在事物性质在不断地变化；其次，随着实践和自在事物性质的变化，感知觉材料也要发生变化；再次，人与环境的价值关系也要随着实践与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因此，真理是多向度、历史地变化着的，这就进一步决定了认识的多元化和真理的非线性决定性。了解这一点非常关键，萨马兰奇的奥运改革关注了奥林匹克实践的动态变化、肯定了投身奥林匹克运动的人们的多元价值取向。他是站在推动奥林匹克运动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对奥运模式进行改革的，而不是采用机械决定论的认识观点，认为真理是唯一的。这样，当我们审视奥林匹克理念问题时，便使我们的认识脱离了封闭——逼近的轨迹而进入开放——建构的轨道。那种站在传统奥运理念抨击萨马兰奇改革的观点恰恰反映了认识客观性中的劣性，“人们把本来属于主观范畴内的东西客观化，这就失去了主体加工特征，成为客体固有的不可动摇之物，不存在错误、不能也不应更改。其结果必然大大阻碍认识的进一步发展。” [9]从这个意义上说，萨马兰奇的奥运改革是人类关于奥林匹克认识的一场革命，它反映了人类认识不仅要和客观实践相适应，而且还要不断探索和创新，敢于否定原来具有客观性但在新的实践面前失去客观性的旧认识甚至旧真理。这是人类认识中最可贵的品质——永不满足，它是推动人类认识向前发展的源泉所在。
3 动态概念取代静态观念
早在100多年前， 沃尔夫便提出了著名的“范畴对文化因素的依存性”的沃尔夫命题。这一课题的研究是从艺术史开始的，本世纪初，维也纳的艺术史家里格尔（Riegl ）发表了一篇反映罗马工艺美术的论文。他采用了一个“艺术的意图”的概念，原始艺术的非自然主义性质被认为不是缺少技巧或窍门的结果，而是不同于我们的艺术意图的表现，对逼真地再现自然不感兴趣。这个概念被沃林格（Worringer ）扩充了，他证明艺术风格和古典准则的迥然不同不是技术上无能的结果，而是由于艺术家有不同的世界观。这些理论推动了斯宾格勒将其扩充到包含认识范畴了，他认为，所谓先验，除包含一小部分人类普遍的、逻辑上的必要思维形式之外，也包含对整个人类并非普遍而必要、只涉及特定文明的思维形式。虽然，斯宾格勒并不反对逻辑的形式规律或经验的普适性，但他主张科学和哲学中先验内容的相对性。为了证明他的这一命题，他对古希腊的英雄阿波罗和近代西方英雄浮士德进行了对比。他认为古代阿波罗式的人的思维的原始符号是个人的物质、身体的存在；而西方浮士德式的人的思维的符合是无限的空间。因此，对希腊人而言，“空间”是无，因此其数学是可见量的理论，它的顶点是测量体积的方法和几何构造，而这些在西方数学中并不重要，在西方数学中，由无限空间的原始符号支配的数学顶峰是微分学、多维空间几何学，等等。这种思维取向的迥然而异形成了被一般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称这为“西方思维的动态特征和希腊的静态特征”的区别。这种区别鲜明地表现在物理学、历史学和心理学之中，如：对希腊物理学家而言，原子是小型的可塑体；对西方物理学家来说，它是能量的中心，向无限空间辐射作用。希腊物理学没有时间维度，这是因为那是静态物理学；西方物理学密切关注事件的时间过程，熵的概念可能是系统中最深刻的概念，西方的思维出于对时间的关心，进一步又特别重视历史，表现在时钟的支配性影响之中。同样明显的对照再一次表现在心灵的概念之中。静态的希腊心理学想象的是一个和谐的灵魂——肉体，它的“各部分”按柏拉图的说法是理性、感情和精神专注；动态的西方心理学想象的是一个灵魂空间，各种心理力在其中相互作用。正是这些差异在深刻地折射着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看到了”过去从未注意的新的方面，并使之成为现在注意和统觉的焦点，从而推动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10]顾拜旦生活在沃尔夫所处的时代，但上述纯属学术领域内的研究成果可能并未波及或影响到他。相反，深刻影响着他的却是古希腊的文化、历史和传统。因此，顾拜旦创立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观念体系是不可能体现西方思维动态特征下的必然开放性，相反，它体现了希腊静态思维特征下的必然封闭性。这一特点长期影响顾拜旦的继任者们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当今不少关注以及从事奥林匹克运动和研究的人们。正是存在于不少人思维中的静态特征使得其对萨马兰奇改革所体现的思维动态特征感到较难接受，特别面对伴随奥运改革而出现的奥林匹克异化加剧的现状，不少人表现出对奥林匹克运动前途的忧虑。其实，只要我们更换一下思维方式，问题便迎刃而解。首先，我们先把奥林匹克理想放在一边，而思考实现奥林匹克理想的前提是什么？回答应是奥林匹克存在并能发展。如果奥林匹克运动难以生存，那么，实现奥林匹克理想只能是一句空话；然后，思考一下当奥林匹克运动由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不同意识形态集团对其的不断干涉而不断陷入政治和财政危机致使其生存面临威胁时，应如何应对？是改革还是固守？答案唯有改革！最后，思考改革什么？是奥运模式还是奥运理想？回答只能是改革奥运模式。萨马兰奇改革的思维轨迹恰恰如此！但即使那些支持萨马兰奇改革的人们在看待其改革时，也多以务实来评价萨马兰奇。却很少有人考虑萨马兰奇务实的根源来自何处？——动态性思维及必然产生的新观念！这种动态观念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赢得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并使其更加深刻地融入当代社会和人们的生活，真正意义上成为当代社会一种宏大的文化现象。这种顾拜旦的理想，更是其历任继任者的追求。遗憾的是，萨马兰奇以前，没有人做到了这一点。原因是其思维的静态性。他们的思维在前人已确立的奥林匹克思想体系及在此基础上确立的奥运模式中无法自拔，即使奥林匹克运动陷入深刻危机之时，他们也没有考虑奥林匹克思想体系和运作模式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改革奥运模式，致使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出现波折、蒙受损失。
4 区别了信仰和主义
不可否认，长期以来，人们对奥林匹克思想体系的认同和向往使得奥林匹克变得庄严、神圣而使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的集中表现便是顾拜旦曾多次提及的奥林匹克主义。虽然，顾拜旦并未对奥林匹克主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而只是企望通过提出奥林匹克主义而使这项运动具有哲学基础和崇高的目标。但有人却有意抬高了奥林匹克主义，企图使之成为宗教。如第5 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曾言：“奥林匹克主义是现代的、真正的、激动人心的、强有力的、动态的20世纪的宗教。”[11]这种错误观点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一度陷入深刻危机的认识论根源。因为“宗教是指导人们社会、家庭生活及个人思想、言行的道德与法的规范汇集；它的内蕴决不仅仅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奇幻观念和虔诚态度，它是神圣的君权和威严的法律；既定的礼制；务须奉行的仪礼和献祭；不可违迕的禁忌和‘塔步’；神秘的巫术和愚蠢的迷信。”它通常“都是由杰出的宗教大师对当代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文明成果加工的成果，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宇宙学、社会学和人类学。”是“统摄、指导其它一切意识形式乃至社会心理的最高意识形式。”[12]宗教的显著特点之一便是其思想体系的绝对性和不可更违性。这是使宗教徒形成宗教感情、宗教态度和宗教行为的重要前提。如果承认奥林匹克主义是宗教，那么，奥林匹克思想体系便成为不可支援的静态之物。同时，它将完全超出人类社会文化现象这一范畴而成为一种“宇宙图式”。它必将有鲜明的政治目的和倾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宗教。如果如此，那无疑是对顾拜旦复兴奥林匹克所欲实现目标体系的背叛。
萨马兰奇在改革奥运模式的过程中，也发展了奥林匹克思想体系，集中表现在修订《奥林匹克宪章》特别是界定了奥林匹克主义的内涵。“奥林匹克主义是将身、心和精神方面的各种品质均衡地结合起来，并使之得到提高的一种人生哲学。它将体育运动与文化和教育融为一体。奥林匹克主义所要建立的生活方式是以奋斗中所体验到的乐趣、优秀榜样的教育价值和对一般伦理基本原则的推崇为依据的。”[13]通过这一论述，我们便可将奥林匹克主义定位于人生哲学，主要解决人生观问题，而非世界观的问题。这一界定与奥林匹克运动是当代社会中一种重要文化现象的地位是一致的。这一界定又自然而然地将奥林匹克运动纳入人类社会大的发展背景之中，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国家间、不同民族间团结、理解、宽容、交流的桥梁和纽带。从而为奥林匹克运动未来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生存根基，大大降低了发展风险。同时，为其进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既然奥林匹克运动要融入当代社会、既然奥林匹克运动旨在弘扬一种健康的人生哲学。那么，奥林匹克运动就应适应时代的发展，就要跟上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步伐。因此，奥运模式需要动态地依时代发展而变革，这种变革是实现奥林匹克主义的需要。
5 正确看待萨马兰奇改革中出现的问题
奥运改革进程的深入，使奥林匹克运动摆脱了长期困拢其发展的财政和政治危机，进入了前所未有的中兴时代。同时，一些新的问题又迫切地摆到了国际奥委会面前。随着奥运商业化的深化和职业体育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扩张，奥运异化现象加剧；兴奋剂泛滥、竞赛腐败、球场暴力、受贿丑闻等背离奥运精神的行为在分割着奥林匹克健康的机体，败坏着奥林匹克的良好形象。不少人将奥林匹克异化与萨马兰奇的奥运改革联系了起来，认为萨马兰奇的改革加剧了奥林匹克异化。这一认识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和客观。正确认识这一问题有两方面值得我们思索：第一，奥运异化是否与奥运商业化和职业化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翻开奥运史，不难发现，无论兴奋剂，还是各种竞赛腐败行为，各种球场暴力冲突，乃至各种形式的受贿行为，并不是产生于萨马兰奇改革期间，它们在奥运改革以前，有些甚至在古奥运时期便已存在。这说明奥运异化和奥运商业化、职业化间并未有因果关系；第二，为什么在奥运商业化和职业化后，奥运异化现象明显加剧？原因有二：一是在商业化和职业化的强化下，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运动员参赛动机、教练员执教动机和裁判员执法动机的新变化，他们中有些人抵御不了金钱与地位的诱惑，为一己之私而不惜践踏奥运精神。这说明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对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的奥林匹克的宣传和教育是相当迫切和紧迫的；二是萨马兰奇的改革使奥林匹克运动由封闭走向了开放。长期以来在封闭模式下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在新的形势下明显不适应，而适应新的开放模式的管理约束机制尚未形成。各种奥运异化现象正是钻了制度不健全的空子而大肆作乱。比如，兴奋剂问题之所以长期从根本上难以根除，原因虽说复杂，但关键是长期以来国际奥委会并未有在广泛征求医学专家、各单项国际体育联合会和各国奥委会的基础上，对兴奋剂作出一个明确的、操作性强且被大家广泛接受的定义；再如，举世瞩目的盐湖城冬奥会申办过程中部分国际奥委会委员受贿丑闻，它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际奥委会长期奉行的奥运申办城市遴选方法不合理且遴选过程缺乏严格的管理的约束机制所致。这说明在萨马兰奇改革为奥林匹克运动赢得广阔生存发展空间的今天，为了进一步保障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健康方向，必须进行奥林匹克组织管理制度的改革。目前国际奥委会已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正在着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6 结束语
萨马兰奇对奥运传统模式的改革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的一场革命。它不仅是传统奥运模式与人类社会动态发展冲突过程中的调和措施。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深刻的哲学底蕴。它适应了社会生产力的新变化对奥林匹克运动提出的新要求；它反映了奥运模式是主、客观内在统一的认识论规律；它折射了开放性的动态思维的光辉。虽然，其改革过程中奥运异化现象有所加剧，但这些是可以通过改革、完善制度和加强奥林匹克精神的宣传、教育加以有效抵御的。
收稿日期：1999-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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