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真诚革命者的反躬自省和王明的诿过、倒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革命者论文,关键性论文,真诚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1年9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苏维埃运动（即土地革命）后期党的路线问题，检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以统一认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毛泽东于当年5月向在延安的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报告，又编印了被称为“党书”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关干调查研究的决定》等。在一系列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九月会议”召开。毛泽东后来评价说：“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整风也整不成”。〔1〕
出席“九月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在延安的毛泽东、任弼时、洛甫（张闻天）、王明（陈绍禹）、朱德、陈云、王稼祥、凯丰（何克全）、博占（秦邦宪）、邓发、康生；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杨尚昆、罗迈（李维汉）、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和彭真。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刘少奇和彭德怀分别在华中和华北抗日前线，没有出席会议。会议分为两个阶段：9月10日至12日为第一阶段，由毛泽东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与会者普遍发言，绝大多数同志联系实际，郑重地作自我批评，气氛生动活泼。之后，休会半个多月。29日至30日，为第二阶段，主要由苏维埃运动后期在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博占、张闻天和李维汉等进一步作自我批评。
一、毛泽东号召：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毛泽东报告指出：（一）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统治，和立三路线时的主观主义相比较，它的“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主观主义的领导人自称是“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切实际地提出任务，要求扩大红军一百万，进攻中心城市，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决战，数省胜利后就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二）“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虽非全国统治，但还带有“严重性”。现在的延安，学风上存在主观主义，党风上存在宗派主义，主要表现在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的来源有三：一是党内“左”的传统；二是受苏联德波林学派等的影响；三是中国社会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三）“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才能算实际的理论家。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为此，他强调：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时，要开展两条战线斗争。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事务主义；要实行学制改革，把过去脱离实际的一套彻底打碎。组织工作中要反对排外和排内的宗派主义；要讲组织路线，又要讲纪律，两者配合运用，反对闹独立性。要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决议。从整个事物中抽出来研究，先分析，后综合。毛泽东提出，中央政治局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第一等的业务”。为了使干部对反对主观主义有所认识，毛泽东主张“延安开一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要“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把犯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二、真诚的革命者反躬自省
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亲自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毛泽东报告后，临时中央负责人之一张闻天带头作自我批评。他在9月10日和29日的发言中，同意毛泽东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路线是错误的估计。他确认错误的特征是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些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发展到最高点。他检讨说：在莫斯科学习期间，他只学了一些马列主义的条文，回国后对苏区和红军的实际不了解，却写文章，作报告，代中央起草文件，规定军事战略，要苏区和红军实行，结果，到五次反“围剿”时根本塌台。他说：不了解实际，没有调查研究，夸夸其谈，粗枝大叶，似乎比别人高明，压倒一切人，这就转化为教条主义者。他建议，党的七大时，对主观主义的错误要彻底清算。不要掩盖，不要怕揭发自己，不要怕自己的光头给人家看。这对党对自己都有益处。他坦率地说：“宣传教育方面我要特别负责。过去共产国际把没有实际经验的干部提到中共中央机关，是一大损失”。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要补课。四个月之后，张闻天便去晋陕农村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下马观花”，历时长达一年余，表明了他以实际行动克服主观主义的决心。
接着发言的是博古。他是1931年“九·一八”以后临时中央的负责人，1934年1月五中全会后至遵义会议的中共中央总负责人。早在1940年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博古已经承认苏维埃运动后期政策上的“许多错误”他应“直接负责”。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检讨说：遵义会议时我是公开反对的，觉得仅说是军事上的错误说不通。西安事变以后，我才感到过去是政治路线错误。但方法上的错误还不认识。29日，他联系实际从思想方法上检讨说：1932年至1935年，是整个路线的错误，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以及革命发展不平衡性和长期性等方面都有不正确的理解，不能正确估计形势，过分估计敌人的动摇和崩溃，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把个别事物视为普遍现象。每次决议，总说形势比以前高涨，步步高升，以教条掩盖革命力量的真实发展，因此斗争第一，虽败犹荣，人为地强制地提高斗争要求；军事上冒险，对下级和群众强迫命令，对中间阶级不讲策略，看成是掩护国民党的反革命；组织上排挤打击不同意见的人，搞宗派成见。总之，不懂得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及其总和去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现实。主观主义是认识上的唯心论，方法上的机械论，轻视中国革命本身的经验，而把马列主义的词句和苏联的经验当作教条搬用。
王稼样在9月11日会上检讨说：我也是实际工作经验很少，在莫斯科学了一些理论，回国参加四中全会的。他认为四中全会反对立三路线，不过是以主观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以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实际上没有解决问题，以致后来又犯错误。遵义会议上解决了军事问题，后来又解决了政治上组织上的问题。中国党过去主观主义的传统很久，其根源除了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从莫斯科回来的人，没有实际经验，容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
9月12日，任弼时在发言中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认为不仅在党内而且在党外也将发生很大的影响。他追溯党的历史说：从有党以来的二十年看，思想上如果受主观主义统治，政治上的具体表现必然是“左”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有社会经验，但对革命不敢前进；李立三等缺乏社会常识，只是一味地前进。四中全会后是比过去高明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更充分地发展。主观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主观主义的领导脱离实际，规定了许多任务要人家来做。主观主义的领导者要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组织上必须用宗派主义来维护。他们否认过去的经验，又不愿与群众接近，便用宗派主义手段打击异己者。其中也有些是经验主义的主观主义，做过许多实际工作的狭隘经验论者，便是狭隘经验的主观主义。任弼时说：过去以为学了理论去做实际工作，就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真正的理论与实际联系，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认识客观规律；许多斗争经验的综合，从中找出规律，并加以运用，这便是理论与实际统一，便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党的毛主席、刘少奇同志，能根据实际情况，用辩证唯物论来解决工作问题，所以主观主义少些。《新民主主义论》，三三制政权，统一战线中的一打一拉政策，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任弼时检讨说：“在中央苏区时，自己毫无军事知识，却不尊重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意见，认为苏区以外也能打仗。毛主席反对本本主义，即是反对教条主义，我们当时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是错误的。”
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力求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学习提高。李维汉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他在立三路线时期和中央苏区时，都在中央担负过领导工作，积极执行了错误路线。他在会上检讨说，中央苏区时，反对“罗明路线”就是反对毛泽东，在江西反对邓、毛、谢、古〔2〕，所谓“江西的罗明路线”，就是因为他们执行了毛的路线。他认真听取同志们的意见，不止一次地作自我批评。年已65岁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也自觉地联系实际工作，检查主观主义。“皖南事变”后，边区经济十分困难，朱德、任弼时等主张用“官督民运”的办法，把边区的盐运销出去，以渡过困难。林老查阅了《延安府志》，认为运盐途中，“崎岖险隘，往返三千里，运载艰难”，群众有“赔折之苦”，“脚力之苦”和“伤民之苦”，引起一场争论。后来，鄜（富）县一位副区长鲁忠才，率14名壮劳力和28头强牲口，往返运盐一次，25天内每驮盐至少可赚25元。《解放日报》发表了《鲁忠才长征记》一文，以事实雄辩地结束了这场争论。毛泽东在文章的按语中写道：“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遍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这件事启发了林老，他在发言中说：“我在边区工作中也有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我不是洋教条，而是老教条，因袭陈旧的知识，缺乏创造性。过去儒学有汉学宋学之争，汉学一书多注，流入繁琐哲学，宋学先理后器，成为空想主义。”林老的发言，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追求真理的自觉性。
三、表“功”诿过的王明在事实面前的尴尬相
那末，对“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负有严重责任的工明，在会上表现如何呢？
9月10日，王明第一次发言。他首先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说：“毛主席报告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说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他说：“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接着他为自己评功摆好：“1930年反立三路线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时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洛在中央苏区时对毛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全会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等等，缺点仅仅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不了解蒋介石是（能）抗日的”，所以表示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这里丝毫没有涉及到他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关系，更不用说有什么错误了。12日，王明第二次发言。他抓住李维汉发言的一句话大作文章。李维汉表示，经过检查后，思想上放下包袱，觉得“轻松愉快”。这句话并无不妥，但王明咄咄逼人地指责他“不诚恳”，“不彻底”，说：“1932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罗迈认为轻松愉快，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改正错误的”。然后，他转移目标，凭着六大期间他担任翻译时知道的一些内情，随意指责，点了许多同志的名，这个是右派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唯独对他自己的错误讳莫如深。
尽管王明故作镇静，企图把水搅浑，会议没有受他的干扰。随着讨论的深入，会议对以下问题认识渐趋一致：一是1932至1935年，中央推行的是一条“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连王明也不能不在口头上表示“都同意了”。二是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思想根源上相同，二者在实践中相互依存。王稼祥、任弼时和张闻天发言中均认为经验主义也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态。29日的会议上，张闻天指出：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而相互利用。教条主义如无经验主义者，不能统治全党，经验主义者常作教条主义者的俘虏。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故能合作。三是刘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11日，陈云说：白区在过去十年工作中，自刘少奇、刘晓到白区后主观主义才开始改变，刘少奇批评了过去白区工作路线中的错误，他代表了正确路线。
与此同时，会上提出了新的重要问题，这就是这条机会主义路线始于何时，以什么为标志？如何估价党的四中全会？王明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与错误路线的关系等等。
如果说，王稼祥所说四中全会反立三路线不过是主观主义反主观主义，任弼时所说四中全会后主观主义反而比立三路线时“更加充分地发展了”，他们初步点出了这条错误路线的渊源，那么，会议的第二阶段，博古的发言说明了王明和这条错误路线的直接关系。博古说：错误路线从1931年9月20日中央发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这个文件起“大致即萌芽”，“已初具面貌”，因为文件中已经提出了要夺取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提出了和反革命“决战”，说“目前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说“急速发展的革命运动正在使不平衡逐渐走向平衡”。博古认为：这是四中全会后“第一个全般（盘）性的重要决议”，是王明赴莫斯科临行之前主持制定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央决定周恩来进江西苏区，王明则要求去莫斯科，所以，20日前后，在王明主持下解决了几件事：经远东局批准，成立了以博古为首的临时政治局；通过了上述决议和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决议。博古又说明：共产国际对这条路线“有些助上（长），否则没有那样的气和劲。国际代表没有纠正，而是批准”，王明在共产国际第十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也没有纠正，有些是助长”。
博古发言中列举的事实，推进了大家的认识：第一，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路线，会上连毛泽东也说是1932年至1935年，有时还使用“博古路线”的概念，这就有进一步追溯到四中全会和王明的“杰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必要；第二，由于“苏维埃后期”的起始时间限于1932年，所以王明在会上心安理得地置身事外，顾左右而表功，因为从1931年9月底以后，他安居在遥远的莫斯科。这一来，王明就陷于非常尴尬的困境。
四、王明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进攻
九月会议后，王明拒不认错，反而恼羞成怒，抵触情绪进一步发展，以致在10月8日的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发起进攻。
王明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难呢？究其原因，他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这年5月，日军5万，分三路向晋南、豫西中条山一带进攻。国民党有守军25万，但蒋介石却采用“滑头战法”，指示他的嫡系部队“避免正规战”，命令其河防守军隔着黄河“观战”，而要求八路军配合蒋的非嫡系部队去和来犯的日军拼杀。蒋采用“激将法”，一面散布八路军“游而不击”、“对日妥协”等流言蜚语，一面派人转告在重庆的周恩来，说“中条山一旦失守，华北完了，西北必跟着紧急，国际路线（指交通运输线）也将成问题”。中共在西北集有重兵，“希望十八集团军能对此有所表示”。与此同时，苏联驻华军事代表崔可夫，耽心日本北进，会影响苏联的安全，也敦促中共“配合行动，以得民心”。5月14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的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3〕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十天后，7月2日，日本内阁表明态度，在苏德战争中恪守中立。形势明朗后，毛泽东电告周恩来，要他答复崔可夫并转苏方：八路军“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苏方对此不满，以致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来电提出十五个问题，要中共中央答复，其中包括军事和国共关系等，如：中国共产党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法西斯德国继续进攻苏联的情况下，能在中日战场上积极从军事上打击日军，从而使日本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打击苏联等等，言辞颇含责备。10月4日和5日晚，毛泽东将国际来电送交王明，商量如何答复。7日晚，毛偕王稼祥、任弼时来到王明的住处共同商量。王明以为有机可乘，便滔滔不绝地提出许多原则问题，责难中共中央和毛泽东。
10月8日下午，书记处工作会议在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陈云、凯丰和李富春。王明第一个发言。他郑重声明：昨晚和毛泽东等“是随便谈的，今天我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他讲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关于时局。王明所谓时局，指的是国际来电提出的如何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他指责：“现在地方实力派、中央军对我们的关系都不好”，在反摩擦中，我们对地方实力派消灭过分，“这是妨碍统战的”；抗日期间，“应以民族敌人为主，我们应与国民党关系弄好，打主要敌人”。王明一不讲1939年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发起两次反共高潮的事实，二不讲顽固派在皖南屠杀新四军的“千古奇冤”，却责备党中央与国民党没有弄好关系，这无异是要党放弃自卫原则。国共关系不好的原因何在？王明认为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列举说：
——《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要完成反帝反封建。“我认为在目前统战时期……要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含混并举是不妥的”。
——《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要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未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是我们奋斗目标，今天打日本，我们还不希望国民党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这个问题要向蒋声明。”
——抗战期间“应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主要统战对象”，与国民党关系弄好。“我们承认是地方政府，承认国民党政府的领导。我们的政权应与国民党政权大同小异，现在实际上是小同大异。”
总之，王明的一系列指责，事涉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卫原则；要不要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民主共和国仅仅是宣传口号，还是在蒋介石日益走向法西斯化的过程中，我党代表人民争取民主权利的行动纲领。这都是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而王明要“大家考虑研究”的改善国共关系的蓝图，说到底，依旧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张。
第二，关于过去武汉的工作。王明说：我以为1937年12月会议和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路线是一致的，我与党中央也是一致的”。对武汉的工作，“我的总结，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在客观上形成半独立自主”，而“有错误”的“个别问题”，有的是别人的责任，如不同意《新华日报》发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文章；有的问题，如未经同意用中央的名义发表文件，以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和前方发指示性的电报等，他辩解说是“作风问题”，原因是“我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章做惯了”云云。他盛气凌人地冲着毛泽东说：“你是党的领袖，我的话对否，做结论权在你。”
王明的攻击理所当然遭到与会同志的反驳。
毛泽东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的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等待他慢慢地了解，直到现在还没有向国际报告过。毛澄清说：王明今天说的有些问题和昨晚不同，作了一些修改。昨晚他说，当前我们要和大资产阶级弄好关系，说《边区施政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好；而要与蒋介石弄好关系。批评我们的方针是错的，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对蒋介石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蒋介石对我们采取一打一拉的策略，我们要依靠无产阶级的自觉性，不能上他的当。所以，我曾多次说到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造成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来教育同志，而王明没有一次说到陈独秀主义的错误。
王明错误地以为季米特洛夫来电是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否定，王稼祥和任弼时不得不将国际对王明的若干看法告诉大家。王稼祥说：我没有听到共产国际说过中国党的政治路线不正确的话；相反，王明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时，你也不要担任。任弼时说：季米特洛夫对王明的考语是：“王明缺乏工作经验”，“王明有些滑头的样子”。在莫斯科期间，他默认自己是中国党的总书记。回国后确有“钦差大臣”的味道。王的主要问题便是个人突出，自以为是，对国共关系问题上有原则性的错误。
本来，王明在武汉时的错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已正面地从原则上阐明，并规定了组织纪律，事隔三年，他不但不认帐，反而要翻六中全会的案。毛泽东最后明确说：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为了明辨是非，书记处认为有必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请王明在会上把问题说清楚。
这时，王明托病退缩，拒不出席会议。一场由王明挑起的党内斗争，不到一个星期，他却临阵逃脱，出尔反尔，王明真是政治上的“滑头”。于是，10月13日，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应作一结论草案，提交党的七大形成正式结论。结论的要点，毛泽东建议：一要说明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结果更悲惨。二是，错误路线从1932年〔4〕开始到1935年，党的五中全会发展到最高峰。三要回顾我党二十年的历史。毛泽东认为：王明在四中全会上形式上是纠正立三路线，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并未克服立三路线。
为了推动整风学习，中央决定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全党成立高级学习组（又称研究组）。参加的人员包括中共中央、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或省委委员；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的某些职员和各高级学校的某些教员。“全国以三百人为限，其中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中央组组长毛泽东，副组长王稼祥，各地的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计划1942年春进入“深入研讨阶段”。
第二，成立两个专门委员会。一是清算过去历史的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五人组成，以毛为首。二是复查错误路线下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由陈云、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五人组成，以陈云为首。
第三，改革教育，成立以张闻天为首的教育委员会。12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适用于各地）。强调从干部的工作经验、文化水平的实际出发，分别成立研究组、学习组、文化补习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或政治社会常识、中国历史、中共党史或有关的现实知识；提倡“多读、多看、多研究、多注重其实际应用，而反对空洞的、形式的、所学非所用的学习方法”。
这一系列具体措施，是对以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为宗旨的整风运动的有力推动。
注释：
〔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3〕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1年5月14日。
〔4〕直到党的七大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核定第三次“左”倾路线，起自1931年9月临时中央成立，迄于1935年1月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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