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詩集傳》章句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句论文,朱熹论文,詩集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熹的《詩集傳》是宋代《詩經》學的重要著作。朱熹的“廢《序》說”、“淫詩說”、“六義說”等《詩經》學思想，在這部著作中得到集中體現，影響極爲深遠。除此以外，相對於漢唐經學的傳統說法，《詩集傳》在對《詩經》本文的分章斷句上也每有新見，更定頗多，很值得深入研究。
在《毛詩正義》中，每首詩末均標出此詩有若干章若干句。①孔穎達於《周南·關雎》詩末“《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下作疏云：
自古而有篇章之名，與詩體(吳案：據阮元校勘記改)俱興也。
“句”，則古者謂之爲“言”。
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
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篇者，遍也，言出情鋪，事明而遍者也。
章者積句所爲，不限句數也。以其作者陳事須有多少，章總一義，必須意盡而成故也。
篇之大小，隨章多少。
定本章句在篇後。
《六藝論》云：未有若今《傳訓》章句。明爲《傳訓》以來始辨章句，或毛氏即题，或在其後人，未能審也。②
孔穎達在此解釋了“字”、“句”、“章”、“篇”之統屬關係，並引鄭玄《六藝論》的内容，指出“爲《傳訓》以來始辨章句”，但是他並不確定《詩經》的章句究竟是毛公所分，抑或其後人所作。
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在《關雎》詩末章句下注云：“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後放此。”③則陸德明認爲毛公和鄭玄都劃分過《詩經》之章句。
本文僅據陸德明的說法，以《十三經注疏》中《毛詩正義》所載之章句爲毛鄭所分，與朱熹《詩集傳》所分之章句對勘，從而考察朱熹在《詩經》解讀上的某些特點。
本文分“分章”與“斷句”兩個部份進行論述，所引《詩經》原文，均以《詩集傳》所分章句爲準。又，清人夏炘著有《詩章句考》(附於其《讀詩札記》之後)④，不僅初步討論了朱熹與毛鄭章句之异同，亦涉及後人(如顧炎武)對《詩經》章句的劃分意見，可以參看。
一、分章
(一)毛鄭章句有异時的朱熹章句
按照陸德明的說法，《詩經》章句凡言“故言”者爲毛公所分，表示毛公與鄭玄章句有异。在《詩經》三百零五篇中，這種情况僅有三篇，分論如下：
1、《周南·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章)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二章)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三章)
毛公以爲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玄以爲五章，章四句。《詩集傳》同毛公。
吳案：《關雎》到底應該劃分爲三章還是五章，歷來意見並不統一。按照《毛傳》的解釋，則《關雎》首章叙后妃之德，次章叙求后妃而不得，末章叙既得之後之禮遇。鄭玄則認爲：《關雎》首章叙后妃之德化；二章叙后妃求賢女；三章叙后妃求賢女而不得之心情；四章叙后妃求得賢女，與之供荇菜於宗廟，行禮時堂上奏樂；末章進一步叙祭宗廟時庭中樂起。孔穎達在《毛詩正義》中采用了鄭玄的五章分法，並曲解《毛傳》以從《鄭箋》。他用五章結構解說《關雎序》“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⑤，孔穎達說：“則憂在進賢，下三章是也。不淫其色，首章上二句是也……無傷善之心言其能使善道全也，庸人好賢，則志有懈倦，中道而廢，則善心傷，后妃能寤寐而思之，反側而憂之，不得不已，未嘗懈倦，是其善道必全無傷缺之心，然則毛意無傷善之心，當謂三章是也。”⑥
而朱熹之所以采用毛氏章句，輔廣在《詩童子問》中闡述甚詳，他說：“《序》說所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即鄭氏意，而程子已辨之矣。然先生卒不改其說以從之者，蓋如陳氏之說，則不過是一事，后妃之德殆不止此。以是言《關雎》則其義狹矣，故不若從毛氏、匡氏之說爲廣且遠也。故先生又嘗語學者曰：‘不妬忌，是后妃之一節，《關雎》是論全體。’”⑦所謂“論全體”，即“首章既見后妃性情之正之一端，次章、三章又見詩人性情之正之全體，言全體者，始於憂思而終於歡樂也”。⑧朱熹認爲《毛傳》和匡衡的解釋將《關雎》上升到了“王化之基”的高度⑨，《關雎》不僅體現了后妃之德，同時更展現出王化從內而外、普施於衆的影響，這遠比鄭玄局限於對后妃德化之頌揚更爲深刻。
作爲理學家，朱熹有著强烈的正統觀念和尊王思想。他曾在《詩序辨說》中說，《關雎》“但其詩雖若專美大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以后妃爲主而不復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亦皆以爲后妃之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擁虛器以爲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並引曾鞏之說云：“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⑩朱熹認爲后妃之德實際上反映了文王之化，反映了修齊治平的政治理想，如果將《關雎》局限於后妃之德、將讚美局限於婦人，則是對理想政治和社會規律的歪曲。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朱熹采用了毛氏三章的分法，而摒棄了鄭玄之說。
如果抛開朱熹的理學思想，從分章釋義的角度來看，將《關雎》分爲三章，層次更加清晰，似乎更爲可取。然而將《關雎》分爲五章，則具有更規整的形式，或者說更貼近於民歌的純樸形式。至於說哪種章句更合理更接近事實，現在只能闕而毋論了。(11)
2、《大雅·思齊》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一章)
惠於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二章)
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三章)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四章)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五章)
毛公以爲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鄭玄以爲四章，章六句。《詩集傳》同毛公。
吳案：《思齊》乃歌頌文王聖德之詩，首章六句稱美文王有聖母賢妃之助，二章六句言文王順於先公，鬼神無尤，家齊而國治。接下來的十二句，進一步對文王之聖德作具體闡述，然而毛氏以爲當分三章章四句，鄭氏以爲當分二章章六句。朱熹從毛氏，《詩集傳》中說三章四句“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這是叙其自身修養。《詩集傳》說四章四句“言文王之德如此，故其大難雖不殄絕，而光大亦無玷缺。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這是叙文王之修養(也即聖德)在現實中的效果。《詩集傳》說五章四句“言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故一時人材皆得其所成就。蓋由其德純而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於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這是說文王之聖德的廣泛影響。朱熹依本《毛傳》，並結合自己的政治道德理論來闡釋這段內容，使這後十二句層層遞進，步驟分明。
輔廣在《詩童子問》中說：“此詩《毛傳》以爲四章章六句。故言以爲五章，後三章章四句。今從故言者，以四章、五章，兩章章首皆有一‘肆’字，而四章又有四個‘不’字，其意義又必如此而後宜故也。蓋緣後二章不用韻，故《毛傳》誤分之耳。”輔廣雖然誤將毛鄭章句顛倒，但是他從形式上指出朱熹章句之可取，即四五兩章章首皆有“肆”字，四章四個“不”字句相連，這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意義上都是比較規整的。
而鄭玄對此詩的解釋望文生訓、隨意成說，極不可取。如將“無射”解作“於六藝無射才者”，將“肆戎疾不殄”解作“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焉”，這都實在難於取信。因此也影響到後人對其章句的接受。
總之，朱熹采用《毛傳》章句而又自成一說，相比於鄭玄的章句來講更易爲人接受。
3、《大雅·行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幾。(一章)
肆筵設席，授幾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二章)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三章)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臺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四章)
毛公以爲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玄以爲八章，章四句。《詩集傳》以爲四章，章八句。
《詩集傳》於章句總結下云：“毛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毛首章以四句興二句，不成文理，二章又不協韻。鄭首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今正之如此。”
吳案：朱熹之所以捨毛鄭而重分章句。理由主要有二：
第一，從音韻上講。毛氏之第二章四句：“或肆之筵，或授之幾。肆筵設席，授幾有緝御”。按照《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下文簡稱《禮部韻略》)(12)，“筵”字屬平聲仙韻；“幾”字屬上聲旨韻；“席”字本屬入聲昔韻，朱熹認爲“叶祥勺反”，則屬入聲藥韻；“御”字本屬去聲御韻，朱熹認爲“叶魚駕反”，則屬去聲禡韻。無論是其本音還是叶音均不押韻。但是如果按照朱熹的章句，則“或肆之筵，或授之幾”屬於第一章。第一章之“履”、“爾”屬上聲紙韻，“體”、“泥”、“弟”屬於上聲薺韻，雖然《禮部韻略》標薺韻爲“獨用”，但是按照當時的詞韻，則旨、紙、薺三韻可互押，如此“或肆之筵，或授之幾”與前六句通讀無礙。
按照朱熹的章句，“肆筵設席，授幾有緝御”與“或獻或酢，洗爵奠斝”相連爲第二章，“酢”字屬於入聲鐸韻，與“席”所叶之藥韻可通押；“斝”字本屬上聲馬韻，朱熹以爲“叶居訝反”，則屬於去聲禡韻，又與“御”字所叶相同。(13)如此，則此四句交相爲韻。朱熹根據韻脚判定首章爲八句，可謂不移之論。雖然朱熹的叶音說並不科學，但無論如何，朱熹畢竟發現了本詩的押韻規律。王力先生在《詩經韻讀》中通過現代音韻學方法對《行葦》一詩所作之擬音與標韻也可證明，朱熹的章句劃分是正確的。(14)
第二，對於“興”之認識。朱熹對於六義之“興”有著比較明確而系統的認識。朱熹認爲“興”是由“起興句”和“承興句”兩個部份組成的，不管二者有無意義上的聯繫，但這兩個部份是必不可少的。朱熹在《詩集傳》中，爲每一章詩標出“賦、比、興”之體，除了《大雅·卷阿》第九章標爲“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可以勉强算爲例外，其餘標“興”之詩章均具有完整的“起興句”與“承興句”。(15)朱熹將《行葦》前四句“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看作是起興句，以興起後四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幾”。《朱子語類》中記載朱熹說：“以‘行葦’興‘兄弟’，‘勿踐履’是‘莫遠’意也。”(16)既然一二句興五六句，那麽三四句必不能無“承興句”，則“或肆之筵，或授之幾”作爲“承興句”屬於第一章自屬必然。因此朱熹在《詩集傳》中說：“故言敦彼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方體而葉泥泥矣；戚戚兄弟而莫遠具爾，則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幾矣。”毛氏以首章爲六句不合朱熹之“興”體，故朱熹不取。而鄭玄以每章爲四句，雖然在押韻上没有問題，但是其首章四句無“承興句”，更與朱熹對“興”之認識相衝突。因此，朱熹不得不捨毛鄭而自作章句。
按照朱熹的章句劃分，則此詩首章“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表達“殷勤篤厚之意”；二章“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三章“言既燕而射以爲樂”；卒章則“頌禱”祝壽。結構層次都比較清晰完整。朱熹從音韻與興體兩個角度出發，首先確定第一章爲八句無疑，而剩下之二十四句，分爲三章，每章之意義通貫順暢，儘管後人對於毛、鄭章句亦各有解說(17)，但均不如朱熹之說言之有據。
(二)毛鄭章句相同，朱熹章句不同
1、《邶風·簡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一章)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二章)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三章)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四章)
毛鄭以爲三章，章六句。《詩集傳》以爲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輔廣在《詩童子問》中云：“定爲四章，以韻可見。毛鄭不曉叶韻，故以爲三章。”
吳案：朱熹在第二章“俁”字下注云“疑矩反”，在“組”字下注云“音祖”。檢《禮部韻略》，“矩”、“舞”、“虎”、“祖”均屬上聲麌韻，則第二章句句押韻。而第一章之句末韻脚“處”則屬上聲語韻，按照當時的詞韻可與“舞”之麌韻通押。
朱熹在第三章“籥”字下注云“餘若反”，在“翟”字下注云“亭曆反，叶直角反”，在“赭”字下注云“音者，叶陟略反”。檢《禮部韻略》，“若”、“略”、“爵”屬入聲藥韻，“角”屬入聲覺韻，按照當時的詞韻，二韻亦可相通。(18)
如果按照毛鄭的分法，則“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二句當與“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四句同處一章，章內須换韻。而按照朱熹的注音及章句劃分，《簡兮》四章均一韻到底，這從韻讀上來說顯然比毛鄭的章句更爲和諧。
儘管朱熹的“叶音”說並不科學，但是他對《簡兮》一詩章句的重新劃分，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其實際韻讀情况。(19)
從釋義的角度來看，朱熹並没有突破毛、鄭、孔以來的舊說。但是朱熹將《簡兮》前十二句詩劃分爲三章，使“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和“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分作二章，客觀上使前三章形成總叙“萬舞”、分叙“武舞”和分叙“文舞”的整齊結構，這在後人看來也是比較合理的。(20)
2、《鄘風·載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一章)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二章)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稚且狂。(三章)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於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四章)
毛鄭以爲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詩集傳》以爲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詩集傳》於章句總結下云：事見《春秋傳》。舊說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爲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於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
輔廣在《詩童子問》中說：“二章章八句，重疊四句，只是一意，此又是一格。”
吳案：朱熹此處所謂“蘇氏”，指蘇轍。蘇轍在他所作的《詩集傳》中雖仍然因襲了毛鄭的章句，但是卻於其下注云：“或言四章，一章三章章六句，二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於大邦’，非今之四章故也。”(21)
據《左傳·襄公十九年》：“齊及晋平，盟於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於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杜預注曰：“四章曰：‘控於大邦，誰因誰極’。控，引也。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22)穆叔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於大邦，誰因誰極”，此句按照毛鄭的分章處於最後一章，即第五章，而非第四章，這明顯不合於《左傳》的記載。(23)同時，毛鄭之二三兩章，所叙略同。因此，朱熹采用蘇轍之說，合二三兩章爲一章，使原本之第五章變爲第四章，以與《左傳》記載相應。
然而清人陳奂指出：“凡《左傳》引詩例，如《野有死麕》、《緑衣》、《揚之水》、《七月》、《常棣》、《魚麗》、《鴻雁》、《節》、《小旻》、《巧言》、《隰桑》、《綿》末章皆稱卒章。”(24)《左傳》引《載馳》稱“四章”，則“控於大邦”句當屬詩之四章，另有卒章，即第五章於其下。因此，陳奂認爲“我行其野”以下八句當分爲二章，則《載馳》章句當爲一章六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王先謙、竹添光鴻等人亦作如此主張。(25)
對於《載馳》的分章問題，漢人服虔曾有比較詳細的論述，他說：“《載馳》五章，屬《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在禮，婦人父母既没，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26)所謂“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馳驅而唁之”這與“載馳載驅”以下六句之義相合；所謂“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與“既不我嘉”以下八句之義相合；所謂“許人尤之，遂賦三章”，正指“陟彼阿丘”以下六句；所謂“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與“我行其野”以下八句相合；所謂“以卒章非許人不聽”，則不知所指。(27)
因此，我以爲根據服虔的說法與《左傳》中的記載，《載馳》當有五章無疑，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載馳》恐怕是脫漏了第五章，而前四章當如朱熹所分，這樣方與各種文獻記載吻合不悖。
綜上所述，朱熹對於《載馳》的章句劃分，是采納了蘇轍之說，並與《左傳》中的記載相互印證，其意義在於將毛鄭所劃分的二三章歸併爲一章。然而朱熹未細考《左傳》引《詩》通例和服虔之說，矛盾並未完全解决。
3、《小雅·伐木》
伐木丁丁，烏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一章)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灑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二章)
伐木於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三章)
毛鄭以爲六章，章六句。《詩集傳》以爲三章，章十二句。
《詩集傳》於章句總結下云：劉氏曰：“此詩每章首輒云‘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爲三章。舊作六章誤矣。”今從其說正之。
吳案：《詩集傳》所謂“劉氏”，指劉敞，其說見於所著《七經小傳》。
孔穎達《毛詩正義》云：“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上二句是也；燕朋友，即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爲燕食說王，不得不召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舊也。”(28)按照孔穎達的說法，“諸父”、“諸舅”皆在第二章中，“兄弟無遠”在卒章中，則此詩當爲三章、章十二句而非六章、章六句。阮元也發現了這一問題，他在《毛詩正義》的校勘記中說：“《序》下標起止云‘《伐木》六章章六句’。《正義》又云：‘燕故舊……’與標起止不合。當是《正義》本自作三章、章十二句，《經注》本作六章、章六句者，其誤始於唐石經也。合併《經注》、《正義》時又誤改標起止耳。”(29)阮元認爲《伐木》應該是三章、章十二句，唐石經誤作六章、章六句。
朱熹雖然没有引孔疏爲據，但是他根據劉敞的意見，認爲應當以“伐木”二字爲分章標準，故分爲三章。這是符合《詩經》重章疊句的基本體式的，同時也與孔疏相合，其章句劃分無疑是正確的。
4、《大雅·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一章)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二章)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三章)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鼍鼓逢逢，蒙瞍奏公。(四章)
毛鄭以爲五章，章四句。《詩集傳》以爲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詩集傳》於章句總結下云，東萊呂氏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言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詞也。”
輔廣《詩童子問》中云：“東萊先生引楚椒舉之說爲證，只欲依毛鄭分章，恐不必然。古人引詩而斷章取義者多矣。且‘亟’、‘來’二字韻叶，而二章‘伏’、‘翯’、‘躍’三字韻亦叶，以韻與詩文考之，當爲四章明矣。”
吳案：朱熹所舉“東萊呂氏”語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靈臺》詩下，原作：“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由於呂祖謙采用了毛鄭章句，故稱“前三章”、“後二章”，但是朱熹將毛鄭之前三章並爲兩章，故舉呂氏語而改爲“前二章”，所涉及的詩篇內容是一致的。
輔廣所謂“東萊先生引楚椒舉之說爲證”，即《呂氏家塾讀詩記》於《靈臺》詩首章下所云：“毛鄭以此詩爲五章、章四句。或以爲前二章章六句，後二章章四句，於文義甚叶，若愈於毛鄭。今觀椒舉舉詩，止於‘麀鹿攸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若以首章爲章六句，則椒舉所引詩末二句在它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易以意改也。”《國語》中記載椒舉(即伍舉)引《靈臺》前八句詩勸誡楚靈王(30)，呂祖謙據此認爲，如果將《靈臺》分爲四章，則椒舉所引之七八二句就變爲第二章之開頭，截取失當，必不如此，因而《靈臺》章句應以毛鄭之五章、章四句爲準。呂祖謙還指出章句的劃分由來已久，不能輕易改動。
輔廣認爲“‘亟’、‘來’二字韻叶，而二章‘伏’、‘翯’、‘躍’三字韻亦叶”。然而按照朱熹的注音同時對照《禮部韻略》以及當時詞韻，“亟，居力反”，“來，叶六直反”，則二字同屬入聲職韻；“囿，叶音鬱”，“伏”未注音，則二字同屬入聲屋韻；“濯，直角反”，“翯，戶角反”，“沼，叶音灼”，“躍”未注音，則四字同屬入聲藥韻。職韻、屋韻、藥韻即使在詞韻中亦互不相通。因此，朱熹應該是認爲此詩五六句爲韻，七八句爲韻，九至十二句爲韻。輔廣稱“伏”、“翯”、“躍”三字韻叶，則是認爲七至十二句爲韻，不知何據。根據王力先生在《詩經韻讀》中爲《靈臺》所作擬音及標韻，則詩之二、四句押韻，屬耕部；五、六句亦押韻，是“職之通韻”；七、八句押韻，屬職部；九、十、十二句押韻，屬藥部。如此看來，毛鄭五六七八句劃爲一章的做法在聲韻上是没有問题的，甚至可以說比朱熹的章句更爲和諧。即使按照朱熹的“叶音”也是如此。輔廣利用音韻對朱熹章句作出的辯護顯然是不能成立的。
朱熹之所以如此分章，主要考慮的還是詩的意義。如果按照毛鄭的章句，那麽第二章“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中的前兩句在意義上屬於前一章，後兩句在意義上則屬於後一章，似乎割裂了詩意。因此朱熹截斷四句，使各歸上下二章，使得意義結構更爲規整。
漢代賈誼《新書·君道》中曾經引及此詩：“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皜皜，王在靈沼，於仭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於魚鱉，咸若攸樂，而况士民乎？”(31)賈誼所引正與朱熹所分相合，似可證明朱熹章句之可從。然而細考賈誼文義，其叙“靈臺”之事說明周文王得百姓愛敬，叙“靈囿”和“靈沼”之景說明周文王澤被禽獸、德化風行，賈誼引《詩》實以義爲從，很難說是因章句所限。清人王先謙引賈誼文爲據，以爲《魯詩》如此分章，恐怕是對賈誼本義的一種誤解。(32)
相反，《孟子·梁惠王上》中曾引此詩前十二句，趙岐於前四句下注云：“《詩·大雅·靈臺》之篇也。”則趙岐當以前四句爲分章所在。(33)加之前所舉呂祖謙指出的《國語》中椒舉引詩的例子，都可證明《靈臺》應當依毛鄭說分爲五章，而不能以爲四章。
此外，從詩歌的體式上來看，《靈臺》五六句“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與前四句意義銜接並重複“經始”、“庶民”四字，七八句“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又與下四句意義銜接，並重複“王在”、“麀鹿”四字，且七八句句式亦與十一、十二句的句式相同。這種體式明顯運用了所謂的“頂針”法，是一種古代韻文常見的修辭手段。《詩經》作爲樂歌，章句中字詞、句式的重疊亦相當普遍。毛鄭的章句劃分無疑更接近於《詩經》的本來面目，雖然朱熹非常重視《詩經》的樂歌性質，但是對於《靈臺》一詩的章句改定，顯然過於主觀，其結論是不可取的。
5、《大雅·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一章)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二章)
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冰，烏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三章)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斾，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四章)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五章)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獲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六章)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七章)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八章)
毛鄭以爲八章，首章十句，二章、三章八句，四章、五章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八章八句。《詩集傳》亦以爲八章，首章十句，二章八句，三章十句，四章八句，五章十句，六章八句，七章十句，八章八句。
《詩集傳》於章句總結下云：舊說第三章八句，第四章十句。今案：第三章當爲十句，第四章當爲八句。則去、呱、訏、路，音韻諧協，呱聲載路，文勢相貫。而此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間爲次。又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章首皆有“誕”字。
吳案：朱熹與毛鄭章句之別就在於“實覃實訏，厥聲載路”兩句的歸屬上，毛鄭以之爲第四章首，而朱熹以之爲第三章末。朱熹叙其分章緣由甚詳。其理由有三。
第一，從押韻的角度來看。朱熹認爲“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句句押韻。朱熹於“呱”、“訏”二字下均注“叶去聲”。檢《禮部韻略》，“去”屬去聲御韻，“呱”屬平聲“模”韻，“訏”屬平聲“虞”韻，二韻通用，相對應的去聲韻爲“遇”韻，“路”屬去聲“暮”韻，御、遇、暮三韻按照當時的詞韻可以互押。而且，“實覃實訏，厥聲載路”的下三句“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匐”屬入聲德韻，“嶷”和“食”均屬入聲職韻，二韻相通，但是與“訏”和“路”不能押韻，因此，“實覃實訏，厥聲載路”應屬第三章無疑。王力在《詩經韻讀》中指出，“去”、“呱”、“訏”、“路”爲“魚鐸通韻”，而“匐”、“嶷”和“食”均屬職部。顯然，朱熹的看法是正確的(當然，其叶音說並不準確)。
第二，從文義來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意義一貫，“厥聲載路”正是針對后稷的哭聲所作的形容，因此此二句應當屬於第三章。
第三，從詩章形式上來看。將“實覃實訏，厥聲載路”劃歸第三章，則從第二章至第七章每章都以“誕”字起首，而且整首詩十句八句相間，極爲規整。
朱熹對《生民》詩的章句劃分理由相當充分，後人多從其說。
6、《大雅·瞻印》
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一章)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二章)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三章)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四章)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吊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五章)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六章)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七章)
毛鄭以爲七章，首章、二章、七章章十句，三章、四章、五章、六章章八句。《詩集傳》以爲七章，首章、三章、七章章十句，二章、四章、五章、六章章八句。
吳案：朱熹與毛鄭的區別就在於“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兩句的歸屬。毛鄭以爲二句當屬第二章，孔穎達《毛詩正義》於第二章下云：“上八句言王之爲惡皆由婦人，下二句謂婦人之言不可聽用。若謂智多謀慮之丈夫，則興成人之城國。若爲智多謀慮之婦人，則傾敗人之城國。婦言是用，國必滅亡。王何故用婦人之言，爲此大惡，故疾之也。”(34)而朱熹則以爲二句當屬第三章，《詩集傳》於第三章下注云：“言男子正位乎外，爲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無義爲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美之哲婦，而反爲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爲禍亂之梯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朱熹以“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二句爲第三章之總說，而毛鄭孔則以爲第二章之總結。
清人夏炘在《詩章句考》中說：“二章八句，言削黜刑罰之不當。三章十句言婦人內寺之是聽。界畫分明，截然不紊，若以哲夫成城二句上屬二章，則二章爲畫蛇之安足，而三章亦立言之無序矣。”夏炘此說言之成理。《瞻印》三章全言“婦寺”爲亂，與“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二句正相表裏，當處於一章爲宜。清人方玉潤以爲“哲夫哲婦”二句“健句挺接極有力”，則是從文學角度肯定了二句應歸屬於第三章。
又，呂祖謙在《呂氏家塾讀詩記》中對《瞻印》一詩的章句劃分與朱熹同，呂祖謙於第三章下引王氏語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於詩末章句總結下云：“章句從毛鄭，分章從王氏。”(35)可見，朱熹對於“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兩句的解釋與劃分實際上是采用了王安石的意見。
7、《魯頌·閟宮》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灾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稚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一章)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於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二章)
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旗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後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三章)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此下當脫一句，如“鐘鼓喤喤”之類)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四章)
公車千乘，朱英绿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黄頭臺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五章)
泰山岩岩，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六章)
保有
繹，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七章)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黄髮兒齒。(八章)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九章)
毛鄭以爲八章，首章十七句，二章十二句，三章三十八句，四章十七句，五章六章章八句，七章八章章十句。《詩集傳》以爲九章，前五章章十七句(第四章脫一句)，六章七章章八句，八章九章章十句。
《詩集傳》於章句總結下云：內第四章脫一句。舊說八章……多寡不均，雜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吳案：《閟宮》一詩共一百二十句，是《詩經》中篇幅最長的一篇。關於《閟宮》的章句，歷來說者不同。除了毛鄭的分法。還有蘇轍《詩集傳》分爲九章，一章、四章章九句，二章八句，三章十二句，五章十一句，六章十八句，七章十七句，八章二十六句，九章十句。范處義《詩補傳》(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分爲十二章，首章十七句，二章十二句，三章、五章、六章、七章、八章章九句，四章十一句，九章十章章八句，十一章十二章十句，范處義還說：“是詩本八章。斷以文義，當分爲十二章。句之多寡不必拘，其體則賦也。”王質《詩總聞》分爲十三章，首章七句，二章、四章、六章、十二章、十三章章十句，三章、五章章十一句，七章、九章、十章、十一章章八句，八章九句。宋元之際，如王柏、金履祥、吳澄等人都開始懷疑《閟宮》有錯簡，並對詩句順序作出調整。
按照朱熹的章句，“一章專言后稷以見魯人所自出；二章言先王創業、周公輔之，以見魯國所由始；三章言僖公繼魯公之序，能修郊廟之祭以致福；四章美其祭祀而祝其受福；五章美其武功而祝其受福；六章、七章以土宇充斥爲僖公最大之福；八章以諸福畢至爲僖公全備之福；九章乃言作廟，則述今日所以頌之之由也”。(36)而毛鄭則是將朱熹之第二章末五句“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與朱熹之第三、四兩章合併在一起爲一章，其內容主要是叙述魯國受封之經過以及僖公繼承爵位、致敬於廟的情景。無論毛鄭還是朱熹都可自圓其說，很難說哪種分法更好。因此，范處義所云極是，“句之多寡不必拘，其體則賦也”。如果采取疑是從古的原則，恐怕還是應以時間在先的毛鄭章句爲準。清人夏炘在《詩章句考》一文《閟宮》條下云：“朱子分九章……血脉連貫，界限分明。鄭康成《周禮序》所謂‘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者也。嗚呼，蔑以加矣！”這種說法實在有些誇張了。
另外，朱熹認爲第四章有脫句的看法也並無明確證據，只可備一說而已。
(三)朱熹采取與毛鄭相同的章句，同時提出不同見解
1、《小雅·車攻》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一章)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二章)
之子於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於敖。(三章)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四章)
决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五章)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六章)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七章)
之子於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八章)
毛鄭以爲八章，章四句。《詩集傳》同，但是於章句總結下云：“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吳案：朱熹在《詩集傳》中認爲，此詩“首章泛言將往東都也”；二章“言將往狩於圃田也”；三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四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五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六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七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八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元人劉瑾在《詩傳通釋》中對朱熹所提出的章句解釋說：“愚按：五章、六章通言其田獵射御；七章、八章通言其始終整肅；而且音韻各相諧叶，故疑其當以八句成章。以此推之，則合首章、二章八句，通言車馬盛備將往東都圃田之地。合三章、四章八句，通言天子諸侯來會東都之事，總爲四章章八句也。”(37)
劉瑾的解釋是比較符合朱熹之意的。不過這種章句劃分並無確鑿的根據，並不能證明毛鄭章句有誤，因此朱熹仍然采用舊說，僅存疑問而已。
2、《小雅·沔水》
沔彼流水，朝宗於海。
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一章)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迹，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二章)
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三章)
毛鄭以爲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詩集傳》同，但是於章句總結下云：“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吳案：《沔水》一詩，前二章均有“沔彼流水……彼飛隼……”四句，惟第三章無“沔彼流水……”二句，故朱熹以爲此詩有脫句。從形式上來說，朱熹的觀點頗有道理，但是缺乏相應的文獻證據，因此朱熹依然采用舊說，亦僅存疑而已。
後世以發明《詩集傳》爲主的著作，如輔廣的《詩童子問》、劉瑾的《詩傳通釋》、朱公遷的《詩經疏義會通》等書均對朱熹所提出的脫句疑問付之闕如。明人何楷在《詩經世本古義》中甚至說：“朱子疑卒章脫前兩句，謂當作三章章八句，此大屬蛇足。豐氏本便添兩句，其偽妄可笑甚矣。”(38)這是以朱熹之疑爲多餘了。然而並非没有人支持朱熹的意見。清人方玉潤在《詩經原始》中雖然不同意朱熹以《沔水》爲“憂亂之詩”的觀點，但卻說“此詩必有所指，特錯簡耳。况卒章亦脫二句，則此中不能無誤也”(39)，則方氏直以朱熹脫句之疑爲事實矣。
(附)《小雅·雨無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一章)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二章)
如何昊天，碎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三章)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四章)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五章)
維曰於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六章)
謂爾遷於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七章)
毛鄭以爲七章，一章、二章章十句，三章、四章章八句，五、六、七章章六句。《詩集傳》同，但是朱熹於章句總結下云：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异，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暬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爲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吳案：劉安世提出，《雨無正》，《韓詩》作《雨無極》，且比《毛詩》首章多出“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兩句。朱熹則據此詩之章句辨其非例。然而，《詩經》每章之句數並非皆兩兩相合，因此朱熹亦不能作斷然之論。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中於此詩下引董氏(董逌)語云：“《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則董氏所見之《韓詩》與劉氏所見亦不同。據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簡《孔子詩論》，《雨無正》之篇題正做“《雨無政》”，與董氏所云相合。劉安世所見《韓詩》异文，其真實性確實值得懷疑。
二、斷句
(一)《小雅·魚麗》
魚麗於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一章)
魚麗於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二章)
魚麗於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三章)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四章)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五章)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六章)
毛鄭以爲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詩集傳》同。但是對於“君子有酒旨且多”的斷句有所不同。
毛公於此句無注。《鄭箋》則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則是於“旨”字下斷句。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君子有酒旨”下注“絕句”，於“且多”下注云：“此二字爲句。後章放此，异此讀則非。”(40)陸德明明確指出此句當讀爲“君子有酒旨，且多”，並且後二章亦當如此斷句。
孔穎達《毛詩正義》則云：“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旨美且魚復衆多。”則孔氏以爲當於“酒”下斷句。朱熹采用了孔穎達的說法，呂祖謙在《呂氏家塾讀詩記》中引朱熹的話說：“舊說‘君子有酒旨’爲句，‘且多’爲句，非是。當以‘有酒’爲句，‘旨且多’爲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罶、酒，鯊、多亦隔句協韻也”，《詩集傳》於第一章下注亦云：“旨且多，旨而又多也”。可見，朱熹主張將此句讀爲“君子有酒，旨且多”，下二章也同樣。
王力在《詩經韻讀》中對《魚麗》的擬音與標韻驗證了朱熹“隔句協韻”之說。從聲韻上看，朱熹的斷句是比較恰當的。
(二)《大雅·生民》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一章)
此詩之分章問題上文已經討論，此處則詳論“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之斷句問題。歷來斷法有二。其一爲“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持此論者，如《爾雅·釋訓》，其引詩作“履帝武敏”(41)，又如唐虞世南《北堂書抄》，其卷一《誕載三》中引詩亦作“履帝武敏”。(42)《毛傳》云：“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也。止，福禄所止也。”顯然，《毛傳》也是以“履帝武敏”爲句。
第二種斷法於“歆”字後點斷，讀爲“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東漢王逸作《楚辭章句》，於“及前王之踵武”句下引詩已作“履帝武敏歆”。(43)唐賈公彥在《周禮注疏》以及《儀禮注疏》中引詩亦作“履帝武敏歆”。(44)孔穎達《毛詩正義》於此句采用《毛傳》的說法，但是如何斷句並不明顯。檢孔穎達於《禮記·祭法》首段“祖文王而宗武王”句下爲鄭玄注所作之疏，其引詩亦作“履帝武敏歆”(45)，則孔穎達應該也采取了此種斷法。歷代文獻中以“履帝武敏歆”斷句最爲常見。
朱熹對此句的斷法經歷了一個轉變過程。《呂氏家塾讀詩記》於《生民》首章所引《爾雅》文下復引朱熹語曰：“朱氏曰：以‘敏’字繫於‘履帝武’之下，則‘歆’字加於‘攸介攸止’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朱熹在爲《讀詩記》所作之《序》中說：“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呂祖謙所引朱熹語是朱熹早期的觀點，有不少內容已經不見於今傳本《詩集傳》(包括宋刻二十卷本和其他版本)，此處即是一例。據此，朱熹早年是反對《毛傳》的斷法的，認爲其文理不通。
但是，在宋刻二十卷本《詩集傳》中，朱熹於“敏”字下注“叶母鄙反”，“歆”字下未注音，則是將“敏”視爲韻脚。在本章詩中，朱熹於“祀”字下注“叶養裏反”，“子”子下注“叶獎履反”。檢《禮部韻略》，“裏”、“止”屬上聲止韻，“履”、“鄙”屬上聲旨韻，二韻相通，可以互押，則“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四句爲韻。《朱子語類》記載朱熹曾說：“‘敏’字當爲絕句。蓋作母鄙反，叶上韻耳”，輔廣引詩問朱熹時，亦以“履帝武敏”爲句。(46)可見，朱熹後來從聲韻的角度出發，還是采取了《毛傳》的斷句方法。朱杰人校點之《詩集傳》(《朱子全書》第一册)，依然於“歆”字斷句，這是不符合朱熹之意的。
(三)《周頌·天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毛鄭以爲一章七句。宋刻二十卷本《詩集傳》作“一章八句”，而實爲七句，當屬誤刻。
此詩之問題在於“彼徂矣岐有夷之行”一句的斷法。《鄭箋》釋此句曰：“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顯然鄭玄將此句斷爲“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劉向《說苑》卷一“齊宣王謂尹文”一段中引詩作“岐有夷之行”。後世學者多從之。
歐陽修作《詩本義》，於此詩下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者，徂，往也。謂大王自豳往遷岐，夷其險阻而行，言艱難也。故其下言戒子孫保之也。鄭謂‘彼作矣’爲作宮室，又云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皆非也。”歐陽修將“夷”字解爲動詞，似乎將此句斷爲“彼徂矣岐，有夷之行”。
朱熹則於“彼徂矣岐”下注云：“沈括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岨者岐’。今按彼書‘岨’但作‘徂’，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爲‘往’。獨‘矣’字正作‘者’，如沈氏說。然其注末復云‘岐雖阻僻’，則似又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所據，故今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
沈括《夢溪筆談》卷十四云“《朱浮傳》作‘彼岨者岐有夷之行’”(47)，此實爲《後漢書·西南夷列傳·莋都夷傳》中所引，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唐李賢注引《韓詩薛君傳》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48)韓愈《琴操十首·岐山操》中有“彼岐有岨”句。(49)
雖然這些材料並没能證明“徂”字有作“岨”的异文，但是朱熹根據《韓詩薛君章句》“岐道阻險”之解釋與韓愈“彼岐有岨”之詩，認爲此“徂”字當作“岨”。《詩集傳》於詩末注中徑舉“岨”字，其注云：“岨，險僻之意也。夷，平。行，路也……於是彼險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朱熹於“岐”字下絕句，就是因爲將“徂”解釋作“岨”，同時將“夷之行”解釋爲平易之道路而非佼易之政治。朱熹的這種解釋，很可能受到了歐陽修的影響。
然而，以“徂”爲“岨”，畢竟没有可靠的文獻依據，因而宋人黄震說：“晦庵又以下句之‘岐’字綴‘彼徂矣’，共四字爲句，而云‘彼徂矣岐’，恐無關大義。但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自相對，今以‘岐’字綴‘徂矣’之下，恐驚俗也。”(50)黄震云“恐無關大義”，實未解朱熹用心。朱熹解詩務求平易，將“岐有夷之行”當作大王之美政，在朱熹看來是深文附會之說，他的斷句和解釋就是爲了驅除這種影響。但是，黄震云“彼作矣”、“彼徂矣”相對爲文則頗中朱熹之要害，云“恐驚俗也”亦可見朱熹之說並不能爲學者廣泛接受。
此處之斷句恐以舊說爲是。
(四)《周頌·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蹺蹺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毛鄭以爲一章九句。《詩集傳》作一章八句。其分歧就在於“實維爾公允師”句到底應該爲一句還是兩句。
孔穎達《毛詩正義》於《酌序》下作疏，疏前標有“酌九句”，阮元校勘記云：“閩本、明監本、毛本同。案，此不誤。浦鏜云：八誤九，章末並同。非也。讀以‘實唯(吳案：原文即作“唯”)爾公’爲一句，‘允師’爲一句，唐石經亦云九句也。”(51)元人梁益在《詩傳旁通》卷十三《酌》詩下也說：“古注本‘實維爾公句允師句’一章九句。今通爲一句，故一章八句。”(52)
可見，唐以前，“實維爾公允師”作兩句，之後漸合作一句，朱熹即采用一句的斷法。朱熹對此句之解釋與毛鄭舊說相同，此不贅述。
三、小結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朱熹對於《詩經》章句的修訂有如下三個特點：
第一，朱熹注重對於音韻的分析和詩篇誦讀的和諧，這成爲朱熹劃分章節甚至理解詩義的一個重要依據，他曾說：“看《詩》，須並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整齊。又更略知叶韻所由來，甚善。”(53)而注重音韻的和諧，則是建立在對於《詩經》樂歌本質的認識基礎上的，朱熹說：“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卻從旁聽之。其話有未通者，略檢注解看，卻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脉所在。”“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屈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54)朱熹對於音韻的重視和對於涵咏本文的强調，都體現出他試圖與儒家經典直接建立聯繫，以期在新的理學環境下重建經學系統的努力。
第二，朱熹注重詩義的貫通與結構的規整。儘管朱熹在訓詁上大量采納了漢唐經學的成果，但是在以篇章爲單位的詩義的理解上卻往往別出己見。相比於漢唐經學舊說，朱熹更傾向於將詩義條理化、系統化，並以此爲標準對於《詩經》章句作出檢查。如果說朱熹對於音韻的注重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詩經》的樂歌本質、體現出一種歷史眼光的話，那麽這種層次分明、結構規整的釋義則可以說是對《詩經》樂歌性質的一種背離，其理學思想往往於此處發揮。
第三，朱熹極爲重視文獻依據。朱熹解詩，一方面强調天理人情的自然感發，另一方面則注重對於前人意見的吸納以及文獻證據的采集。儘管朱熹之考證並不十分精審，但是其態度之嚴謹卻毋庸置疑。
朱熹的《詩經》學思想，以“廢《序》說”、“淫詩說”和“六義說”爲主幹，這些內容嚴格地說只關乎對詩義的理解，並未涉及對於《詩經》本文的改動。然而，朱熹對於《詩經》章句的修訂(包括對於錯簡、脫文的懷疑)，直接變動了《詩經》本文。儘管朱熹的目的在於重新建立理學背景下的經學系統，但是這種大膽的疑經舉動，仍不能不說是極具魄力的。
注释：
①吳案：《十三經注疏》所載《毛詩正義》中，詩篇章句均在詩末。但是孔穎達在《關雎》詩末章句下云：“定本章句在篇後”，則證明《正義》所標之章句當在詩前。《毛詩正義》於每篇詩首之《序》下作疏，均先舉本詩章句，亦可證其章句本在詩前。陳奂作《詩毛氏傳疏》(北京：中國書店，1984年)即移至詩前。此處據《十三經注疏》中《毛詩正義》而言。《毛詩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年。下引同。
②《十三經注疏》，274頁。
③同上。
④《叢書集成三編》本。
⑤《詩序》有大小之分。宋以前，以“《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爲“《關雎》序”，也即“《小序》”；自“風，風也”至“是《關雎》之義也”爲“《大序》”。宋以後，以朱熹爲代表，多認爲自“詩者，志之所之也”至“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爲“《大序》”，其餘爲“《小序》”。本文采用朱熹的分法。
⑥見孔穎達《毛詩正義》“是《關雎》之義也”下注，《十三經注疏》，273頁。
⑦參見輔廣《詩童子問》卷一《關雎》“一章”下所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所謂“陳氏之說”指陳傅良引鄭玄說解《關雎》。
⑧同上，卷一《關雎》“章句”下所言。
⑨《毛傳》說：“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見《十三經注疏》，273頁。匡衡說：“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後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見朱熹《詩集傳》之《關雎》詩後所引。朱熹《詩集傳》，《四部叢刊三編》本。
⑩見《詩序》下“關雎后妃之德也”下朱熹《詩序辨說》的内容。《詩序》(附朱熹《詩序辨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1)陰法魯先生在《〈詩經〉樂章中的“亂”》一文中指出：《論語·泰伯》中“《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就是指《關雎》的第三章“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這個樂章洋溢著歡樂熱烈的情緒，樂曲的旋律節奏，當然比歌詞還要複雜得多，“琴瑟友之”、“鐘鼓樂之”，這樣的歌詞也要求有洋洋盈耳的器樂伴奏。按照陰先生的觀點，從音樂的角度來看，似乎也應當以分爲三章爲是。然而對於“關雎之亂”的解釋迄今仍爲疑案，而且古樂已亡，頗難論定。引於此處，姑備一說。陰氏論文見《陰法魯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431頁。
(12)據《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所載，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六月丙申，“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所修《禮部韻略》頒行……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混聲及重疊出字，皆於本字下解注之”。據《四庫提要》，丁度之《禮部韻略》“著爲令式，迄南宋之末不改”，而《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則是在丁氏《禮部韻略》基礎上歷經宋人增補而成，增補內容下至於理宗朝。《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既爲國家科舉之依據，時間上又與朱熹生活的時代相近，因此本文以其爲基礎考察朱熹對於詩韻的分析。同時，《詩集傳》中對於韻脚所注音(或叶音)，據《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往往不能通押，顯然朱熹是采用了當時通行的詞韻來認識《詩經》中的韻讀的，因此本文同時也依據唐作藩先生所著《音韻學教程》中所載清人戈載的《詞林正韻》的歸部情况對相關內容進行分析(下文簡稱“詞韻”)。《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唐作藩：《音韻學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13)按照《禮部韻略》，“斝”字本有去聲禡韻之讀音，但是意爲“尊”而非“爵”，《行葦》中“斝”字作“爵”解，故讀爲上聲馬韻。禡從馬爲聲，只是聲調不同，朱熹於此亦注叶音，可見他認爲《詩經》押韻時聲調亦必須一致。
(14)參見王力：《詩經韻讀·楚辭韻讀》，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321頁。
(15)關於朱熹對於“興”的認識，以及對《詩集傳》中“興”詩之統計，本人另有論文論述，此不贅述。
(16)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八十，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2078頁。
(17)主毛氏者，參見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六。主鄭氏者，參見孔穎達：《毛詩正義》卷十七，《十三經注疏》，534頁。
(18)關於朱熹的反切注音問題，參看王力：《朱熹反切考》，載《龍蟲並雕齋文集》第三册，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19)參見王力先生《詩經韻讀》中對《簡兮》一詩的分章與標韻，157頁。
(20)參見方玉潤撰、李先耕點校：《詩經原始》，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141頁。
(21)蘇轍：《詩集傳》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2)《十三經注疏》，1969頁。個別字依阮元校勘記改訂。
(23)孔穎達曾經竭力爲毛鄭辯護。他在《左傳·襄公十九年》的疏中說：“‘控於大邦’乃是《載馳》五章，而云四章者，文十三年，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義取‘控於大邦’，意在五章而並賦四章，彼注已云‘四章以下’，故於此略之。”孔穎達所提到的“文十三年”云云，指《左傳·文公十三年》“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杜預注云：“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十三經注疏》，1853頁)杜、孔之說與《左傳》通例不合，牽强而難以取信。
(24)陳奂：《詩毛氏傳疏·載馳》。
(25)參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載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264頁。竹添光鴻的意見，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文公十三年》“子家賦《載馳》之四章”下所引，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599頁。
(26)孔穎達：《毛詩正義》《載馳序》下疏中說引，孔穎達對服虔說有解釋，亦極牽强不可信從，《十三經注疏》，320頁。
(27)陳奂認爲服虔所謂“以卒章非許人不聽”即是“不如我思之義，爲五章，四章、五章雖錯綜言之，而分章固自不誤”，則陳奂以爲“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於大邦，誰因誰極”爲第四章，“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爲卒章。然而服虔明說“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顯然“無我有尤”句當在第四章，“我遂往”與最後一句“不如我所之”亦相合。陳奂固守《毛傳》，解“不如我所之”爲“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不以“之”爲“去、往”。陳氏之說與服虔之義不合，難以信從。
(28)《十三經注疏》，410頁。
(29)參見阮元爲“《伐木》六章章六句”所作校勘記，《十三經注疏》，414頁。
(30)參見《國語·楚語上》“靈王爲章華之臺”一段。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496頁。
(31)賈誼：《新書》卷七《君道》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2)參見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靈臺》首章下所注，862頁。
(33)參見《十三經注疏·孟子注疏》，2665頁。
(34)《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瞻印》，577頁。
(35)此據《四部叢刊續編》本。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呂氏家塾讀詩記》書前《姓氏》，《讀詩記》所引有兩王氏，即“臨川王氏”(王安石)和“長樂王氏”(王晦)。凡引王安石語均曰“王氏”，引王晦語則曰“長樂王氏”。
(36)朱公遷：《詩經疏義會通》卷二十《閟宮》章句總結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7)劉瑾：《詩傳通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8)何楷：《詩經世本古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9)方玉潤：《詩經原始》，374頁。
(40)陸德明撰、黄焯斷句：《經典釋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76頁。
(41)《爾雅注疏》卷四，《十三經注疏》，2591頁。
(4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3)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9頁。
(44)見《周禮·春官·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句下疏，《十三經注疏》，789頁。《儀禮·喪服》“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段下之疏，《十三經注疏》，1106頁。
(45)《十三經注疏》，1587頁。
(46)《朱子語類》卷八十一，2129、2130頁。
(47)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8)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2855頁。
(49)韓愈著、錢仲聯集釋：《韓昌黎詩繫年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161頁。
(50)《黄氏日抄》卷四《讀毛詩》“彼徂矣”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1)《十三經注疏》，607頁。
(52)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3)《朱子語類》卷八十，2083頁。
(54)同上，2083、20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