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现状述评_经济学论文

非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现状述评_经济学论文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现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不对称论文,现状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针对“不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概念展开的信息经济学特定领域的研究,是近年来信息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过程中争议频发的焦点。

一、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内涵的界定及形成背景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asymmetric infonomics)是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前提下,研究交易关系和契约安排的理论,是以不对称信息特殊视角对信息、经济相关问题展开分析的理论成果。正是不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才使得以信息为基础的决策更加符合实际,从而使信息如何改变经济参与者的决策环境进而影响其经济行为的分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以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为前提取得的理论研究成果,形成了当代最富特色的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在国外,早已有学者直接将该领域的研究称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如Ian.Molho的《信息经济学》著作。而在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则一直被习惯称为信息经济学、微观信息经济学等,直至近一二年才有少量的研究直接以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名之。鉴于在最新的研究文献中,已经出现了一个新词“infonomics”,专门用来指代信息经济学,因此,笔者主张以“asymmetric infonomics”指代不对称信息经济学。

1919年,信息经济学启蒙思想最早出自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资本的性质》关于“知识的增长构成财富的主要来源”的论述中。1921年弗兰克·奈特(F.H.Knight)《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的出版,使信息经济思想得以以较为完整的形式呈现在经济学的殿堂之中,为后来的信息经济学家们点燃了第一支明烛。奈特发现“信息是一种主要的商品”,并对不确定性做了开拓性的研究,这之后,不确定性概念及其分析方式导致了经济学知识乃至经济学分支体系的重大发展,其中之一就是“信息经济学”(Information Economics)的诞生。20世纪60年代,赫伯特·西蒙(H.A.Simon)、肯尼思·阿罗(K.Arrow)等一批欧美经济学家率先对传统经济学的“充分(完全)信息假定”提出质疑。70年代,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威廉·维克里(Willian Vickery)、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ss)、杰克·赫什雷弗(J.Hirshleifer)、格罗斯曼(S.J.Grossman)、乔治·斯蒂格勒(C.J.Stigler)等知名学者均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实践中发现,行为者拥有的信息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其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而这将严重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并经常导致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这一发现构成了信息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针对“不对称信息”概念展开的信息经济学研究正式兴起。从此出发,不对称信息经济学逐渐形成了包括信息形式及效用、委托代理理论与激励机制设计、不利选择与道德风险、市场信号模型、团队理论、搜寻与价格离散、拍卖与投标、最优税制理论以及信息资源配置等内容在内的微观分析基础。

二、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的微观基础

1.信息形式及效用研究

信息经济学中的信息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参加者的市场知识与经济环境中的时间状态(主客观不确定性)之间概率性建构的知识差。对信息形式的探讨,最早出自肯尼思·阿罗在1957年发表的《统计和经济决策》与《决策理论和运筹学》两篇经典论文当中。阿罗认为是经济行为过程中存在的连续时间、计算时间和累积时间,形成了连续信息、计算信息和累积信息三个基本概念,不仅如此,阿罗还对三种信息形式的不同效用及它们对决策过程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三种形式的信息都具备使用不可分割和难以被独占的明显特征,而这构成了信息产生规模经济的基础。

虽然经济环境中的信息主要以连续信息、计算信息和累积信息的形式存在,但是当市场参与者出现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中时,市场信息则一般表现为同质信息与异质信息、公共信息与私人信息、完全信息与不完全信息、对称信息与不对称信息四种基本形式。其中,同质信息(homogenous information)和异质信息(hoterogeneous information)的存在导致经济代理人之间出现信息差别,而信息差别是市场贸易的先决条件之一。公共信息(public information)导致市场支配力,却又可能因为数量的增加而破坏市场交易从而降低市场运行效率。私人信息(private information)如果在某个时点上优于公共信息,则其具备信息优势(information lead),反之,则处于信息劣势。信息优、劣势的对比构成了最基本的信息非对称,阿罗揭示了信息优、劣势方在资源配置中分别所处的有利和不利地位。不完全信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则是对完全信息(complete information)理想状态与经济现实对比的反思与否定。雅各布·马尔萨克(Jacob Marschak,1949)最早对此展开分析。勒姆特(M.Nermuth)也为其进行了精确的数学描述,用“信息结构”一词来描述经济决策利用信息的复杂分布及其与决策的对应关系。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85)又进一步将不完全信息经济分析模型划分为九种。不完全信息概念提出的重要意义不仅局限于对传统经济学理论假设的否定,更在于它为不对称信息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并进一步推动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将不对称信息透视方法引入传统经济分析、劳动管理和产业组织以及公共经济学领域等都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崭新进展。不对称信息的确定模型和标准模型,正在被广泛地应用于越来越多的领域。

2.委托代理理论与激励机制设计

Ross(1973)最早提出了委托人、代理人一词。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主要研究“如何设计一个补偿系统(一个契约)来驱动代理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行动”,委托代理关系泛指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其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代理人(agent),另一方为委托人(principal)。委托人和代理人间的利益不一致及信息不对称是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一般原因。而这又是委托代理理论成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核心问题的原因,因为几乎全部的学科领域问题都可以囊括在委托代理的分析框架之内,这也可从以下几方面问题的说明中得到证实。

1996年度诺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1974、1975、1976)用“分布函数的参数化法”和著名的“一阶化”方法建立了标准的委托代理模型。模型抓住委托人与代理人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一基本前提,即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的行动,而只能观测到其行动的结果,但结果却又受到行动和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委托人在最优化其期望效用函数时,必须面对来自代理人的两个约束:一是参与约束;二是激励相容约束。该模型有两个基本结论:(1)在任何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及激励相容条件而使委托人的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激励机制或契约中,代理人必须承担部分风险;(2)如果代理人是风险中性(Risk-neutral)者,则可通过使其承受完全风险的方法达到最优激励的结果。但是,如果委托人一旦可以对产出做出贡献,则代理人的风险中性就不会带来最优结果;而且如果通过信息系统的建立,委托人能够部分观测代理人的行为,则完全可以通过监督行为来弥补某些人由于不能分享剩余而丧失的积极性,其结果是一项剩余分享的合同可能劣于一方单独索取剩余的合同。

尽管激励机制的设计一直居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核心,但按照阿罗的观点(1968,1973),委托代理关系的信任才是构成市场经济的灵魂。然而,信任度的提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又因为以严格的数学假定和严密的逻辑推理来建立的委托代理模型实际上是以牺牲理论的现实应用性为代价的,因此委托代理理论确实还存在着无法回避的问题和缺陷。如在标准模型的技术处理上,模型采用了一阶化方法,因此无法保证在局部极值时得出整体极值。为此,Grossman和Hart(1983)提出了“成本——利益法”,把委托人问题分解成代理人采取不同行为时的成本和利益两部分,这样,对于代理人的任何行为,委托人相应都可以制定一个最优报酬机制。

3.不利选择与道德风险

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是委托代理框架下由于信息非对称导致市场失灵的两种典型形式:

不利选择(adverse selection)也称逆向选择。尽管经济学家们很早就认识到不利选择能干预市场的有效运行,然而对其开创性的研究真正起始于2001年度诺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的“柠檬理论(lemon theory)”。阿克洛夫不仅解释了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出现缺乏效率均衡的原因,还进一步分析了买方和卖方的数量以及风险态度对均衡的影响。其研究表明,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况下,不利选择会导致市场上出现格雷欣法则(Gresham' s law)所描述的“劣品驱逐良品”现象,这时,市场机制所实现的均衡可能是无效率的均衡。1976年,阿克洛夫提出可以通过“显示性”信息的传递,解决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难题,避免市场上不利选择行为的发生。此后,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1977、1980)、斯蒂格利茨和韦尔斯(Wells,1981)分别给出了不利选择的一般理论和资本配置领域中不利选择的具体理论。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也译作败德行为。激励是解决道德风险问题的首要途径,其中显性激励机制(Explicit incentive mechanism)是解决单次委托代理关系的静态模型,隐性激励机制(Implicit incentive mechanism)包括声誉模型(Reputation model)、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s)等是解决多次重复委托代理关系的动态模型。然而上述模型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单次静态模型显然不能满足现实动态发展的需要;声誉模型和棘轮效应对激励机制的影响又正好相反,前者根据代理人过去的业绩推断代理人的经营能力将强化激励机制,后者根据代理人过去业绩推断企业的内在生产率将弱化激励机制,造成二者局限性的原因在于这里忽略了相对业绩比较的保险功能。锦标制度(Rank-order tournaments)是相对业绩比较的一种特殊形式。莱瑟(Lazear)和罗森(Rosen)(1981)证明,当代理人业绩相关时,锦标制度是有效的;霍姆斯特姆(Bengt Holmstrom,1982)进一步指出,如果将代理人的相对排序和绝对业绩结合起来使用,委托人可进一步改进效率。索洛(Solow,1979)、夏皮罗(Shapiro)和斯蒂格利茨(1984)等还从效率工资的角度探讨了委托人对代理人的最优监督问题,另外,也有部分学者建立激励工资模型解释监督问题。尽管代理人的道德风险是道德风险问题的主题,但在代理人业绩度量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且代理人有可能无法证实委托人的观测值条件下,也可能产生委托人的道德风险问题。马尔科森激励合同模型(1984)是用于解决该类道德风险问题的有效方法。

4.市场信号理论

市场信号理论主要包括信号传递和信号甄别两大方面。1974年,斯彭斯开创性地研究了将教育水平作为“信号传递”的手段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作用,分析了市场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个体如何通过“信号传递”将信息可信地传递给处于信息劣势的个体以实现有效率的市场均衡,从而成功地开拓了信号传递理论研究领域,他的劳动力市场模型亦成为信号传递理论最经典的模型。赖利(Riley,1979)最早从经验上检验了斯彭斯的信号传递模型。他认为,信号在工人的生产力难以测定的经济部门是最重要的,因为在这里工资和教育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对雇员的生产力了解得越多,工资和教育的相关关系会变得越弱。1977年,罗斯资本结构信号传递模型从信息不对称角度回答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一直为经济学界所关注的企业资本结构决定因素问题。1982年,米尔格罗姆(Milgrom)和罗伯茨(Roberts)提出著名的垄断限价模型(Limit pricing model),第一个将斯彭斯信号传递模型成功地应用于产业组织理论。1987年,Cho和Kreps提出了信号传递对策得到唯一均衡的直观标准(Intuitive Criterion);Mailath则刻画了信号传递对策存在分离均衡的充分条件,考虑了私人信息服从某个连续分布的情况。

信号甄别模型研究是由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和斯蒂格利茨于1976年开创的,他们研究的是保险市场的私有信息问题。根据他们的研究,在信息甄别模型中,均衡是指存在一组合同和一个选择规则,使得每一类型的雇员在所有可选择的合同中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合同,并且结果只存在唯一的分离均衡。这主要因为在信号传递模型中存在非均衡路径,且非均衡路径上的后验概率具有任意性从而对应于不同的后验概率出现不同的均衡。然而后验概率对于信息劣势方先行动的信息甄别模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5.团队理论

团队理论50年代由雅各布·马尔萨克创立,70年代由马尔萨克和拉德纳共同发展。有人称它是不确定条件下个人决策理论与对策论之间的中间地带。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团队(Team)指的就是一组独立地选择各自的努力水平,创造一个共同产出的代理人。在团队中,每个代理人对产出的边际贡献依赖于其他代理人的努力是无法独立观测的。阿尔钦(Alchian)和德姆塞茨(Demsetz,1972)认为,团队工作将导致个人的偷懒行为或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令委托人为监督者且使其成为剩余索取者(Residual claimant)以保持其监督积极性。但霍姆斯特姆(1982)却认为,团队工作中的偷懒问题可以通过一定的激励机制来解决,委托人的作用并不是监督团队中的每个人而是打破预算平衡(Breaking budget),使激励机制得以发挥作用,而且只有团队规模很大且委托人代理人都面临初始财富约束的时候,委托人对风险厌恶(Risk-aversion)型代理人的监督才是重要的。

此外,麦克阿斐(McAfee)和麦克米伦(McMillan,1991)、伊腾(1991)都建立了不同的团队理论模型。前者取得了与霍姆斯特姆大致相同的观点,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监督的作用是约束委托人自己而不是代理人。后者则考虑了与上述模型正好相反的问题,因为在伊腾模型中,没有像绝大多数团队理论那样假定团队是外生的,他认为,代理人之间的策略依存(互补或替代)以及代理人对不同工作的态度,是决定团队是否最优的两个主要因素。

6.信息搜寻理论

信息搜寻理论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最早形成的基本理论之一。1961年,斯蒂格勒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完全信息假定,提出了信息搜寻(Searching)概念。他认为,经济行为主体掌握的初始经济信息是有限的,是不完全信息,这就决定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主体要做出最优决策,必须对相关信息进行搜寻,而信息搜寻是需要成本的。把信息与成本、产出联系起来,提出搜寻概念及其理论方法,是斯蒂格勒对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重要贡献。斯蒂格勒还在后来出版的《价格理论》第14章中进一步细化了他对信息搜寻理论的探索。进入七、八十年代搜寻理论经过萨洛普(S.Salop,1977)、戴蒙德(P.Diamond,1984)和马肯南(C.J.Mckenna,1986)等人的研究得到系统的发展。就目前研究成果来看,搜寻理论由两种相互独立的体系组成:一是以斯蒂格勒和马肯南为代表,侧重研究搜寻技术及经济结果,理论成果一般不与一般均衡论相衔接;二是以罗斯柴尔德、萨洛普和戴蒙德为代表,注重从一般均衡角度对搜寻活动的均衡条件进行分析。搜寻理论涉及领域已完全超出市场价格、市场均衡等理论范畴,正日益深入到信息分析、管理决策、产品营销等众多实际操作领域为揭示现象找寻思路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7.拍卖与投标

维克里拍卖法(Vickery Auction)也称第二投标法,是1996年度诺奖获得者威廉·维克里最有影响的理论贡献。他首开信息经济学拍卖研究之先河,分析了唯一的不可分割的标的物卖给潜在竞买者时,会出现的不同拍卖类型。只要允许标金最高 (低)的中标者以第二高(低)的标金金额支付,就完全能够构造出一种可以规避信息不对称负效率的有效制度安排。因为这一安排存在着对所有局中人可能的不合作或背叛串谋的诱惑或激励。据杨春学(1997)等人的研究,维克里拍卖法至少存在四方面的重大影响:(1)使拍卖理论成为可以操作的规则,极大地完善了拍卖制度;(2)第一个系统明确地描述激励相容概念,并将之用于分析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如何实现帕累托最优;(3)启发克拉克、格罗夫斯和伯格,形成“克拉克-格罗夫斯机制(Clark-Groves mechanism)”;(4)给约翰·海萨尼(Harsanyi)以启示,使其提出了著名的海萨尼转换(Harsanyi transformation),从而解决了不完全信息博弈的均衡解问题。

8.最优税制理论

对最优税制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平等、确定、便利、最少征收成本四原则,但是对基础问题集中、直接的分析则直至70年代初期才开始,而其中最卓越的开拓者便是1996年度诺奖的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最优税收理论的核心是公平和效率,斯特恩(Stern)曾形象地将其描述为“馅饼大小和分配间的经典替代”。实际上,最优所得税最初的研究却对效率采取了完全忽略的态度。埃奇沃思(Edgeworth)提出,当个人的边际牺牲相等时(纵向公平原则),社会效用损失最小,这就意味着最大边际税率为100%。效率的损失可能使政府的收入反而低于课征低税率的收入。

1946年,维克里建立了以所得税来平衡效率和公平的模式,他认为,累进税影响个人的工作积极性并提出一系列改进建议。他提出“累积平均化(Cumulative Averaging)”,指出所得税对于日期而言应是中性的,从而消除纳税人为避税而改变交易日期的动机。维克里最优税制模式后经莫里斯的发展和完善并将其推延到了其他领域。

1971年,莫里斯在考虑了劳动能力分布状态、政府最大化收益、劳动者最大化效用,以及无不确定性、无外部性等一系列严格假定的基础上,研究了不对称信息条件下非线性所得税的最优化问题。其价值在于它以特定方式抓住了税制设计问题的性质。此外,莫里斯还根据他所建立的模型,计算出完整的最优所得税率表。从政策目的上看,莫里斯模型表明所得税实际上并非一个缩小不平等差距的有效工具。

1976年,斯特恩提出了最优线性所得税模型,对最优所得税制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

9.格罗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

格罗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Grossman Stiglitz Paradox,1980)证明,市场价格体系并非能够常常反映市场供求,尤其是在受到不利选择和道德风险影响的条件下,形成的市场价格更可能是虚假经济信号或市场信息的反映,而这必然会错误地引导市场参与者的投资和生产方向以及消费者的消费偏好。该悖论以不对称的信息结构为前提基础,从信息的角度揭示了市场参与者如何受市场价格体系的影响,又如何影响价格体系在传递信息方面的功能,从而为我们研究和观察价格体系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角度和理论基础。不过,Jackson(1991)认为该悖论来源于完全竞争性市场假设(交易者是价格接受者)。他认为,在交易者为风险中性且数量有限的策略模型中,其他交易者对信息搜集行为的信念会促使交易者去承担信息搜集成本,因此悖论在贝叶斯纳什均衡中并不会出现。

三、不对称信息经济学评析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进展是信息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这可为信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迎来新的契机。理论的创新必将更好地应用于实践,发挥更大的理论指导作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实践当中,迫切要求发展成熟、诚信的市场经济,真正解决某些领域存在的市场效率低下甚至市场失灵问题,而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可以为问题的解决提供全新的思路和部分有益的政策指导。学科的学术价值可以从以下至少三个方面的创新中得到阐释:

1.方法论的创新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在坚持传统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上,把学科吸收的最新分析方法与传统方法相结合,从而实现了方法论的突破。这表现在均衡分析法、建模法、归纳法、演绎法、定量分析法等经济学普遍适用的方法,同样适用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同时,冯·诺依曼(J.vo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car Morgenstern)创立的预期效用原理、杰拉德·德布鲁(Gerard Debreu)创立的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选择理论以及博弈论(game theory)等均被作为学科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合著的《对策论和经济行为》在数学形式上为经济推理建立了严密的科学标准,并通过最小最大定理的证明,将凸性分析引入经济理论范畴,使凸性成为公认的基本数学概念之一,并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发展确立了一种重要的数学方法论。在阿罗的论文当中,我们都能找出这种数学分析的科学标准提供的牢固基础。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理论不仅将人们的选择行为置于真实的不确定环境之下,而且还将信息与不确定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博弈分析的研究模式更是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决策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方法论支撑。一个形象有趣的比喻说,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不过博弈论是方法论导向的,信息经济学是问题导向的。1994年Eric Rasmusen在《博弈论与信息:博弈论引论》一书中具体讨论了名誉、道德风险、不利选择和信号理论以及这些理论在谈判、行动、定价、市场进入和产业组织行为中的应用,实现了博弈论与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精彩结合。尽管近年来,作为博弈论核心概念的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分析方法不断遭遇挑战和质疑,但其有效性是不容置疑的,这完全可为防止集体背离纳什均衡(CPNE)、进化稳定策略(ESS)等纳什均衡概念的成功拓展所证实。

2.基本假设的创新

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主要着眼于经济活动中的信息因素,其核心是用不完全信息替代完全信息、不对称信息替代对称信息,对传统经济学前提假设的质疑使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必然地成为一种新奇的透视角度与方法。基本假设的创新,催生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特定角度和领域的确认与限定,这不仅更有利于提升理论探讨的针对性与有效性,而且可以更好地为指导信息经济实践、推动信息社会发展服务。不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是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决策分析的重要基础,是学科有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方面,尤其是涵盖上述所有理论问题的共同理论出发点。毋庸赘言,针对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亟待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以不对称信息经济学概括特定领域的主题,这不仅有助于研究方向的明确,而且能更准确地反映学科的研究实质与特色。

3.研究主题的创新

这首先体现于对学科微观基础构成的概括分析。其中,委托代理理论与激励机制设计、不利选择与道德风险、市场信号理论构成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主流核心领域,而信息形式及效用、团队理论、搜寻与价格离散、拍卖与投标、最优税制理论以及信息资源配置理论等构成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非主流非核心领域。然而无论是哪一部分内容,都是将不对称信息概念引入经济决策分析所取得的新进展,都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学科领域的崭新主题,这不仅是作为学术探讨的理论尝试,更是作为寻求现实问题解答的有力工具。这完全可从近年来已有多位学者因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基础性贡献而斩获诺奖中得到证明。

其次,这种创新的价值还体现在它对其他学科领域的积极影响上。如以其对福利经济学研究的启示为例,美国著名福利经济学家西托夫斯基(T.de Scitovsky,1990)对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经济行为的分析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指出,由于市场信息表现出偏重于卖方的偏好分布,这种买卖双方间的信息不对称将导致不对称市场的竞争,由此引发所谓“非价格竞争”。在他看来,垄断竞争不是一种减少福利的市场不完备性而是创造福利的一个因素,非价格在此起到关键作用。因为买方信息不足一般导致需求的价格弹性很低,而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却通常很高,于是非价格垄断便成为有利可图的经济行为。

当然,任何理论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不对称信息经济学也存在着缺陷与不足,而这正是学科未来发展的空间与方向。阿罗在《信息经济学》中文版序言中说,“本书的论文是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分别撰写的,它们的演变过程为读者揭示了信息经济领域里研究重点的转变。”从阿罗的这段论述中,我们不难体会,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同其他任何理论一样,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本文所做的理论评述仅仅是迄今为止学科发展的回顾与总结。展望未来,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定会与时俱进,迸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标签:;  ;  ;  ;  ;  ;  ;  

非对称信息经济学研究现状述评_经济学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