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一个现代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宏观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6）01—0036—07
国内外经济学界对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特别是经济危机理论）的解释大致可分为四种：一是以杜冈（1913）、希法亭（1994）为代表的“比例失调论”，认为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产生于生产部门间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比例失调；二是以卢森堡（1951）和斯威齐（1997）等人为代表的“消费不足论”，主张经济危机产生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跟不上产品的过度供给；三是以多布（1962）和曼德尔（1975）等人为代表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将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使资本家的投资活动缩减甚至停止，从而引发危机；四是以宇野弘藏（Uno,1980）和伊藤诚（Itoh,1980）等人为代表的“劳动力短缺理论”，主张过度的资本积累导致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挤占了资本家的利润空间，使资本家的利润率降至低于利息率的水平，导致投资缩减和经济危机。
上述解释虽然结论迥异，但它们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它们都依据马克思的某个具体论点来解释经济危机。二是它们的研究对象均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将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最终理论目的。这两大特点决定了它们对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解释有以下不足：第一，它们的理论依据仅仅是马克思的某个具体论点，因此只能解释有限的宏观经济现象，而对其他同样存在的现象无法解释，难以建立首尾一致的理论体系。第二，它们仅仅把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理论目的，因此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意义，不在它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这就决定了它们难以提出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政策含义。要避免上述不足，就必须建立涵盖上述各种因素的、首尾一致而且能够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这正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的现代阐释
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再生产理论，二是经济危机理论。这两个方面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理论结构上看，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对研究经济危机具有基础性作用。根据《资本论》第2卷第3篇中社会再生产的均衡条件公式，在简单或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只要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以及各个部门之间，能够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则宏观经济中的供给、需求均衡就会实现。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这个均衡条件是Ⅰ（v＋Δv＋m／x）＝Ⅱ（c＋Δc）。从均衡条件又可以分别引申出若干派生条件。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论证了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均衡的条件。但这个均衡条件的意义与新古典经济学正好相反。在新古典的理论框架中，经济变量的自发作用能够自动地产生趋向均衡点的力量，因此均衡点代表了“稳定”均衡；而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变量相互作用产生的却是偏离均衡点的力量。马克思明确指出：“在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1](P558) 也就是说，马克思体系中的均衡点并不具有稳定均衡的含义。
从这种不稳定的“均衡条件”出发，可以很自然地引申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不过，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尽管与再生产理论联系密切，但二者的联系却仅仅表现为一些零散的论述，未能形成体系。我们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对其进行总结：首先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理解为从社会再生产均衡条件出发进行的推论，这些推论都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其次，用几何图形清晰地表述马克思的全部宏观经济学体系。具体来看，本文将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总结为以下三个推论：
推论一：社会再生产均衡条件的破坏意味着比例失调。在社会再生产的均衡条件下，两大部类之间和各个部门之间，需要保持合适的比例关系。而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出现，意味着社会再生产的均衡条件遭到了破坏，这时必然出现两大部类之间和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也就是说，马克思体系中的“非均衡”状态不仅仅是总量上的非均衡，而且是结构上的非均衡，即包含了部类、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因素。而且在马克思的体系中，比例失调的非均衡状态还包含以下两个特点：第一，比例失调是经常性的，即均衡状态不是稳定均衡，而是经常容易遭到破坏的；第二，从比例失调状态恢复到均衡状态，需要“强制性”地进行平衡，这说明实现均衡的过程可能伴随着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马克思指出：“各个领域中使用资本的比例固然通过一个经常的过程达到平衡，但是这个过程的经常性本身，正是以它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进行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调为前提”。[2](P562)
在马克思的体系中，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并不意味着两大部类内部的非均衡现象是相互独立的。也就是说，如果第Ⅰ部类的产品出现了供过于求（即投资需求不足），则我们不能说它与第Ⅱ部类产品的供过于求（即消费需求不足）无关。这一点与凯恩斯主义有明显区别。在凯恩斯那里，消费取决于消费倾向和收入，投资取决于利率和资本边际效率；二者取决于不同的因素，因此可视为是相互独立的。马克思的这种独特观点可以归结为推论二。
推论二：消费需求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之间有因果关系。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消费与投资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曾经用棉布生产为例指出，某些主要消费品的生产过剩，会通过产业链条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普遍性的生产过剩。马克思写道：“棉布再生产的这种停滞还影响一批别的生产者：纺纱者、棉花种植业者、纱锭和织机的生产者、铁和煤的生产者等等。所有这些人的再生产同样都要遭到破坏，因为棉布的再生产是他们进行再生产的条件”。[2](P597) 因此，棉布之类的消费品过剩将导致所有上游产业的生产过剩。这样，当解释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时，就不能不考虑上下游产业的关系问题。而如果考虑到这层关系，则投资需求不足就需要从消费品生产中找原因。根据马克思所说的上述产业链关系，上游产业生产规模是由下游消费品行业的生产规模决定的。如果出现了消费需求不足，则消费品的过剩将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使产业链条上的所有上游行业陷入生产过剩之中，与生产过剩相随的是各个产业利润率的下降甚至是亏损。而上游产业的生产过剩，意味着生产资料过剩，从需求的角度看就是投资需求不足。可见，生产过剩的传递是通过社会再生产链条进行的，其顺序是消费资料→生产资料。所以，我们可以说消费需求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如果推论二成立，则消费需求不足将引发投资需求不足，使全社会出现生产过剩。但此时还需要解释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对于这个问题，“消费不足论”的代表人物卢森堡认为：“（剩余价值实现的——引者注）困难在于，为了进行积累，资本家要把部分未被消费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以扩大生产，由此而增加的产品就给购买者提出了难题：资本家不需要消费它们，而工人们没有能力消费它们”。[3](P143) 应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它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依据，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4](P548) 不过，这种说法有一个问题：假定过度供给和工人的贫困确实能导致消费不足，并通过上下游的产业链关系导致投资需求不足，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什么那些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会把自己的供给规模扩大到过剩的程度？须知，如果消费需求或投资需求长期不振，则厂商必然会从各种市场价格信号上得知这一信息，从而不会将生产长期维持在供过于求的水平；同时，假如厂商知道他的商品已经过剩，他完全可以将资本转移至其他产业以回避风险，从而使市场供给减少，最终重新实现供给、需求的均衡，这也是市场机制资源配置功能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需求不足”就不应该出现。所以，仅仅考虑消费不足因素，是难以解释生产过剩的形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引入马克思在经济危机理论中一再强调的信用关系因素，我们将马克思在这方面的思想总结为推论三。
推论三：信用关系创造的虚假需求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掩盖再生产条件遭到破坏的信息。这个推论意味着，市场经济中存在信息不完全的因素，而这个因素是信用关系造成的。在马克思体系中，信用包括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这两种信用形式可以通过资本家之间的赊购赊销、银行资本与职能资本之间的借贷关系等方式，为支付手段短缺的资本家提供支持。不过与此同时，信用却在为经济危机准备条件。首先，繁荣时期的信用扩张可能使供给扩大到超过需求的水平。在繁荣时期，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厂商也力求扩大供给以满足需求增长，但如果加入信用扩张因素，则所有的厂商和销售商都可以通过信用增加自己的支付手段和购买力，从而在上下游产业的厂商之间、厂商与销售商之间“创造”出大量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虚假需求。如果厂商依据包含“信用创造的需求”的虚假市场信号进行扩大再生产，则供给增长将超过需求增长，形成事实上的生产过剩，再生产的均衡条件将遭到破坏。马克思对此曾指出：“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4](P546) 不过，这种形式的生产过剩将不会立即以爆发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相反，在信用的支持下它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只要信用关系不发生破裂，厂商就可以继续依据虚假市场信号扩大生产规模。显然，此时信用关系创造的虚假需求掩盖了再生产条件遭到破坏的信息，并传递出了错误的市场信号。由于错误市场信号的引导，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将会把生产规模维持在供过于求水平。
除信用所创造的虚假需求之外，商业投机也对虚假需求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繁荣时期需求旺盛，商品价格有所上升，因此投机性交易和对商品的囤积将会因为对未来价格继续上升的预期而出现。投机性的囤积通过减少商品供给加剧了价格上升，因此它可以在生产实际上已经过剩的情况下，继续刺激生产的增长。这种商业投机也是在信用的支持下进行的。马克思指出：“提高价格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暂时从市场上撤走一部分供给，所以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增加。为了支付买进的商品而不卖出商品，就要通过商业的‘票据业务’获得货币”。[4](P583)
但是，这种情况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由于信用支持的供给增长超过了真实的市场需求，所以有一部分商品将注定成为过剩商品。尽管在信用支持下，一定时期内这些过剩商品资本的周转可以保持顺畅，但一旦信用出现收缩，则由信用票据支撑的虚假需求就会消失，从而使厂商大量“以需定产”的商品供给成为过剩商品。马克思就此指出：“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4](P554—555) 而信用是不可能永远持续扩张的，商业银行为了维持资产的流动性，或者中央银行为了避免恶性通货膨胀，迟早会紧缩银根。一旦银根紧缩，则信用和商业投机创造的虚假需求将消失，大量商品因供过于求而滞销，商品的价格和厂商的利润率将大幅下降，厂商将难以按期偿还贷款或清算汇票，导致一系列企业破产；这又会迫使银行或企业为避免风险而进一步收缩信用，马克思指出：“要求现金支付，对赊售小心谨慎，是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崩溃之后的那个阶段所特有的现象”。[4](P547) 这将导致更多的企业破产。这就形成了一个从繁荣到萧条的经济周期。不过，信用只是给“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提供了有利条件，若没有厂商不断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欲望，仅仅信用的扩张和收缩并不会导致经济周期。
把推论二与推论三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解释生产过剩的形成。信用和商业投机制造了虚假的消费需求，消费品厂商因此将生产规模维持在供过于求水平；一旦信用收缩，则厂商的消费品生产出现过剩，出现消费需求不足；消费品的过剩又将通过社会再生产链条传递到上游产业，使各行业均发生生产过剩。另一方面，上游的投资品行业本身也存在信用和商业投机创造的虚假需求。当信用收缩时，投资品行业本身的虚假需求也将消失，这将加剧投资品行业的生产过剩。由于这时的生产过剩是全局性的，即所有行业都已出现过剩资本和过剩商品，厂商已来不及转移资本了，因此也就无法重新实现供给、需求的均衡。只有危机和萧条阶段之后，厂商的大量积压存货和过剩资本逐渐消散时，才有可能通过转移资本、固定资本更新、调整生产规模重新实现均衡。上述均衡条件和三个推论的内部联系，可以用简单的几何图形清晰地表述出来（见图1）。
图1 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
在图1中，假定（a）图中的E[,c]点、（c）图中的E[,I]点，分别代表了第Ⅱ部类（消费品）和第Ⅰ部类（投资品）的社会再生产均衡条件；（b）图中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A点代表了社会再生产均衡条件下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d）图中的E[,0]点则代表了符合社会再生产均衡条件的借贷资本市场均衡，均衡利率为r[,0]。如果企业不满足于均衡条件下的利润而试图继续扩大再生产，而这种扩张冲动又得到了信用创造的虚假需求的支撑，则宏观经济的所有变量都会偏离均衡条件，产生以下三种情况：1.（a）和（c）中的消费品产量和投资品产量通过（b）中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互相联系，其中消费品生产规模对于上游的投资品市场规模起决定作用。2.在信用扩张的支撑下，第Ⅰ、Ⅱ部类的需求曲线分别从I[,D]和C[,D]向上移动到I′[,D]和C′[,D]，即产生了虚假需求。虚假需求诱使企业提供的产量分别由均衡条件下的I[,1]和C[,1]增加到I[,2]和C[,2]，而这个产量其实是供过于求的。同时，企业将通过资本积累使生产可能性曲线向上移动，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由A点移至B点，形成比例失调。3.企业扩大再生产或商业投机的冲动加大了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使借贷资本需求曲线L[,D]向上移动到L′[,D]，信用规模因此由均衡条件下的L[,1]增至L[,2]，即产生了信用扩张， 信用扩张支撑了两大部类的虚假需求。借贷资本需求的增加导致利率不断上升，当升至最高点（例如r[,1]）后，银行和企业将被迫紧缩信用，从而发生危机，即高利息率将是繁荣的结束和危机的开始，因此马克思指出：“利息的提高与繁荣到周期的下一阶段的过渡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4](P404) 信用紧缩后因虚假需求消失，两大部类的需求曲线将强制性地回到均衡水平，结果产生了C[,2] －C[,1]的过剩消费品和I[,2]－I[,1]的过剩投资品；同时，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也会强制性地由B点回到A点，结果产生了B－A的过剩资本。强制性地恢复平衡之后，利率回落到均衡的r[,0]，此时开始了以再生产不活跃为特征的萧条阶段，因此“低的利息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4](P404) 只有到企业出清存货、偿清债务，而且过剩资本因折旧报废而消散的时候，才有可能经济复苏并开始下一循环。
二、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
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不仅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有现实意义。从上述体系出发，我们可以推论出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
1.货币政策。教科书中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表示为M↑→i↓→I↑→Y↑。即货币当局通过扩张货币供应量，导致市场利率下降，刺激投资支出和增加国民收入。该过程完成之后，净效应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体系出发来考察这个著名的传导机制，将会发现它难以实现。我们已经指出，经济衰退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厂商在繁荣时期依照信用创造的虚假需求来决定生产规模。在信用收缩之后，由于虚假需求消失，厂商的过剩资本难以转移，过剩商品难以销售，因此发生危机。而在危机期间，根本不存在资本不足的情况，相反，厂商的大量过剩资本和商品，已经使得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商品滞销。马克思指出：“如果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生产资本的缺乏造成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生产资本是过剩了”。[4](P547) 这时生产资本已经过剩，若投资者还继续投资，则资本过剩和商品过剩势必更加严重。即使在利率下降的条件下，投资者也将遭到新的亏损，因此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投资对利率的弹性将会相当低。可见，在衰退时期按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复苏，是难以实现的。
但这并不等于货币政策无效。从马克思体系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货币政策的另一条传导机制。我们已经指出，由于衰退时期的信用紧缩导致虚假需求消失，许多企业将因为销售困难而不能按期偿还债务，导致企业破产；而这又迫使银行和企业为避免风险进一步收缩信用，导致更多企业销售困难甚至破产。可见，这个连锁反应的重要环节之一是衰退时期缺乏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危机期间，接受贷款是为了支付，而不是为了购买，是为了结束旧的交易，而不是为了开始新的交易”。[4](P520) 而要缓解衰退，显然需要增加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马克思对此指出：“只要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4](P585) 若中央银行通过扩张货币供应量增加了厂商的支付手段，则将有利于厂商出清存货、偿还债务，避免不利的连锁反应；同时，厂商的资金流动性增加。这不但避免了企业破产，而且增加了企业进一步资本积累的能力，因此具备了增加投资的可能性。上述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以表现为：信用扩张→厂商出清存货或偿还债务→厂商资金流动性增加→破产减少或投资能力增加。依照这条货币政策传导路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经济复苏。
2.财政政策。在凯恩斯主义那里， 财政政策是通过政府变动税收和支出的乘数效应来实现的。而从马克思体系出发，我们发现对财政政策也应重新理解：第一，政府支出不仅有乘数效应，而且投资及其引致的消费会吸收厂商的过剩商品，增加厂商的支付手段，有利于厂商出清存货和偿还债务。这个效应是被凯恩斯体系所忽视的。第二，凯恩斯主义没有明确区分衰退的“危机”和“萧条”时期，因此难以把握财政政策的时机。在马克思那里，“危机”是指繁荣刚刚崩溃的阶段，此时信用紧缩导致支付手段奇缺，利率大幅度提高；而“萧条”是指“危机”过后的再生产停滞阶段，此时生产已停止下降，但过剩资本和过剩商品仍然存在，因此企业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减少，利率下降。如果在“危机”阶段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则政府支出增加将增加货币交易需求，从而提高利率。我们已经指出，危机期间本来已经缺乏支付手段，此时利率提高必将加剧支付手段的短缺，阻碍厂商出清存货和偿还债务，从而加剧衰退。这可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挤出效应”。只有在“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才能避免上述副作用。
3.产业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有利于厂商出清存货和偿还债务， 但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衰退时期是同时存在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的，过剩商品出清之后，过剩资本仍然存在。若资本过剩，则厂商即使出清存货、偿清债务，投资仍然会亏损。换句话说，这只是解决了“积压存货”和“资金紧张”问题，而没有解决“开工不足”问题。此时若不采取其他措施，而继续扩张货币供应量，则由于过剩资本而导致的投资乏力，有可能出现“滞胀”。而如果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坐等过剩资本的折旧和报废，则衰退持续时间就会延长。对于过剩资本问题，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他指出：“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1](P191) “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1](P207) 危机之后的固定资本更新，将增加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并进而增加消费需求，这就可以解决资本过剩引起的投资乏力问题，这有些类似于乘数效应。政府若采取以下政策，将有助于企业的固定资本更新：第一，加速原有固定资本的折旧，刺激企业固定资本更新。第二，对资本投向新兴产业的创业期实行税收优惠等扶持政策。由于新兴产业不存在过剩资本问题，对此类产业的投资不仅可以起到与固定资本更新同样的作用，而且不需以淘汰原有资本为代价。可见，从马克思体系出发，某种形式的产业政策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
下面我们将通过分析我国宏观调控实践，比较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解释力。1997—2002年，我国政府自觉实行了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按照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来评价政策效果，我们将发现并不令人满意（见表1）。
表1 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效果
年份 1997
19981999200020012002
货币供应量M[,2](亿元)90995 104499 119898 134610 158302 185007
一年期存款利率(%)5.67
3.782.252.252.251.98
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亿元)
1019.5 1387.7 2116.6 2094.9 2510.6 3143.0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0.8-2.6-3.0-1.5-0.8-1.3
企业实收资本增长率(%)10.0
0.1 8.6 13.79.9 8.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3）有关数据整理。
从表1可以看出，6年间我国货币供应量增加了2.4倍，名义利率下调了3.69 个百分点，财政基本建设支出约增加了3倍，但在此期间物价指数仍然持续负增长；代表企业投资增长的企业实收资本增长率则在多数年份呈下降趋势。可见，从凯恩斯主义政策传导机制来看，尽管不能说政策无效，但效果确实不是很理想。但如果我们从马克思主义角度出发来考察，同样的政策其效果将完全不同（见表2）。
表2 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效果
年份1997 19981999200020012002
货币供应量M[,2](亿元)
90995104499 119898 134610 158302 186007
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亿元) 1019.5
1387.7 2116.6 2094.9 2510.6 3143.0
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
63.9463.74
61.83
60.81
58.97
58.72
产品销售率(%)
95.3196.52
97.15
97.67
97.68
98.02
流动资产年周转次数- 1.411.471.621.661.80
资料来源：同表1
从表2可以看出，上述6年尽管经济不景气，但我国工业企业普遍出现了负债率下降、产销率上升、流动资产周转加快等局面。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结果，即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有利于厂商出清存货、偿还债务、增强资金流动性，净效果将是企业投资能力增强。所以，2003年开始我国投资的大幅度上升，从凯恩斯主义来看是突然的和难以理解的，而从马克思主义来看则正是多年扩张性政策的累积效果，因此是水到渠成的。这说明，对我国宏观经济来说，马克思体系比凯恩斯体系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本文将散见于马克思著作中宏观经济思想的零部件，以逻辑一致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并利用几何图形进行了重新表述。这个重新表述的体系基本上涵盖了马克思强调过的各种因素。作者认为，这样的做法不但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学，而且有利于马克思体系同其他理论体系的对话。而通过这样的对话，我们将会发现马克思体系相对于凯恩斯体系具有更强的现实解释力。
［收稿日期］2005—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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