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可持续发展：国际教育反贫困研究的内在逻辑与中国意义

吴晓蓉¹范小梅²

(1.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2.成都大学 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0106)

摘 要： 1950年以来的国际反贫困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侧重内涵分析和指标建构的前理论时期，侧重理论探索与生成的理论化时期，以及关注主体互动和要素互动的后理论时期。本文以贫困内部主体、贫困外部主体和反贫困要素互动为基本线索，凝练出对“人的可持续发展”的关注，是构成国际教育反贫困研究理论生成、主题多元、模型建构、路径探索的内在逻辑，并由此探究其对我国教育反贫困研究与实践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教育反贫困；内在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反贫困、脱贫工作，围绕贫困人口生存、生活与发展问题，提出以“精准反贫困”“教育反贫困”“健康反贫困”等途径，实现2020年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宏伟目标。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要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坚持精准反贫困、精准脱贫”“注重反贫困同扶志、扶智相结合”“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借此背景，总结反贫困经验与问题，探寻深层反贫困规律与机理，成为学术研究的现实命题。本文拟通过梳理国际反贫困研究历史，探寻其理论发展与现实路径的内在逻辑，为我国新时代“脱贫攻坚”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依据。

一、国际反贫困研究的历史演进

若以理论为线索，国际反贫困研究大体可分为前理论研究、理论化研究和后理论研究三类。三者虽然进程上有所重叠，但在起始时间上依然存在显著时序性，依次为20世纪50年代、20世纪60年代、20世纪90年代。

(一)以内涵分析和指标建构为主的前理论时期

1950年代前后的反贫困研究，以经济学领域为主，主要围绕贫困内涵展开。如“贫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因果累积”“贫困陷阱”等，均是经济学视角的诠释与解读。上述概念，将贫困等同为纯经济学语境的低收入，继而在“穷”与“更穷”之间建构因果联系，未能充分认识到贫困现象的发展性和复杂性。但类似研究为20世纪60年代后的代际贫困、贫困传递、贫困代际传递、贫困循环等贫困理论生成，提供了研究积累。(1) Del Portillo Carlota, “Poverty, Self-Concept, and Health: Experiences of Latinas,” Women &Health 12, no.3/4(1987)：229；Hagith R. Shlonsky, “Continuity in Poverty along Family Line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Cycle of Poverty,” Human Relations 37, no.6(1984): 455-471；Charles V. Willie, “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 no.1(1969)：5-15. 从“穷”到“更穷”的线性传递，既发生于国家或地区，也存在于贫困者群体。对贫困者而言，贫困既表现为缺乏基本生活资料和发展资源，亦表现为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2) 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M].王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观点，虽脱胎于经济或物质贫困，却又明显比前者思虑周全。基于贫困内涵的拓展，如何在更广泛的视野中认识贫困，成为新的研究主题。借此背景，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开始陆续关注贫困标准和贫困测度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国际开发署提出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 PQLI)。该指数旨在用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识字率三项指标对生活质量进行评测。(3) D. M. Morris, Measuring 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ld ’s Poverty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79). 1990年联合国计划发展署建构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以预期寿命、人均识字率和人均GDP的指数为变量，对人类贫困进行测度。此后，国际反贫困实践开始同时采用PQLI和HDI量度贫困。2007年牛津大学“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PHI)提出多维贫困概念，并逐步明确多维贫困识别、加总和分解方法。(4) Alkire Sabina, “Foster James. Understandings and Misunderstanding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 no.9(2011):289-314.多维贫困指数(MPI)由此日渐成熟，并逐步发展成多维贫困理论。该理论强调从“收入、教育、社会保障和住房条件”四个维度进行测度。(5) Ibid；Takashi Oshio and Mari Kan，“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Health：Evidence from a Nationwide Survey in Jap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 , no.13(2014):128.

本实验研究中考察了在相同的流动相情况下，流动相不同的pH值，其分别为4.0、4.5、5.0时，氯霉素的提取状况，不同的pH提取效果见图3、图4、图5。

贫困内涵的延伸和贫困测量指标的明确，表明贫困与经济、社会、教育等的联系日益复杂，人们对贫困问题的关注，愈发以人的生存、可持续发展、可持续能力获得等为取向。这为进一步认识贫困继而帮助人们走出贫困提供了现实路径。

(二)以理论建构为主的理论化时期

若将贫困内涵与评价指标的确立视为反贫困研究的基础，那么解读复杂的贫困现实，并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则成为反贫困理论建构的先行经验。国际反贫困研究早期的理论建构，与两个重要理论密切相关：

二是地方政府对反贫困政策、项目的具体执行。除宏观政策外，国家在反贫困上的回应形式还包括援助项目，前者往往通过后者呈现。国家希望通过政策和项目，将不同需求的贫困群体纳入扶持范围，以便更好地关注贫困群体的需求和反贫困进展，进而对国家整体发展做出调控。比如，巴西经验是“将社会政策置于国家发展战略核心地位”，以“家庭津贴项目”和“‘没有绝对贫困的巴西’计划”为国家反贫困政策代表。于前者，每增加1BRL(巴雷亚尔，巴西货币单位)投入，就会产生1.44BRL的GDP提升；于后者，国家角色在“积极识别贫困者”“将公众服务精确投入到最穷地区”“国家技术教育与就业机会项目”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21) Luis Ignacio Lula da Silva, “What are the Politics of Poverty?” Development Co -operation Report ,(2013)：81-86.。尼日利亚的研究从反面证实了国家政策项目在反贫困中的重要性。研究推断，2015年该国无法实现联合国“千年计划”(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 MDG)确定的贫困率从54.4%降到21.4%的反贫困目标，是因为其国家政策项目无法提供足够支持(22) Ernest Simeon O. Odior,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Educ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Implications for Achieving the MDGs in Nigeria 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icro-Simulation Analysis,” Asi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view 4, no.2(2014):150-172.。

一是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人的主体性觉醒和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经济价值的挖掘，人力资本理论开始萌芽。该理论认为，因应社会经济总体发展诉求，须关注人的可发展性，健康和教育作为主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形式，理应得到重视。该理论主要贡献在于，将对贫困问题的关注，从物质投入中抽离出来，转向人及其所附着的资本价值，这为反贫困研究提供了适切的理论支撑。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人力资本理论者认为，教育与健康之间是上下位关系，即教育可以影响人的健康水平，(6) John Mirowsky and Catharine E. Ross, “Education, Personal Control, Lifestyle and Health: A Human Capital Hypothesis,” Research on Aging 20, no.4(1998):415-449.人力资本理论也因其得到拓展。

二是多维贫困理论。多维贫困理论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理念，其以理论姿态登场是在21世纪初。该理论主张：从收入、教育、社会保障和住房条件四个维度，对贫困进行测度。(7) Takashi Oshio and Mari Kan,“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Health：Evidence from a Nationwide Survey in Jap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 13,(2014):128.这四个维度与反贫困研究提出的四要素有显著重合，且密切关联。2000年以来的研究倾向于认为，教育对收入和住房条件影响越来越显著，进而间接影响健康。(8) Blanca Zuluaga Diaz, “Different Impact Channels of Education on Poverty,” Estud Gerenc 26, no.114(2010):13-37.同时，教育、收入、住房条件及其他隐性要素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也越来越复杂，并显著、密切地影响着个体健康水平。(9) Bruce G. Link and Jo C., “Phelan. Social Conditions as Fundamental Causes of Diseas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 no.35(1995), extra issue: s80-s94；Jo C. Phelan and Bruce G. Link, “Parisa Tehranifar. Social Conditions as Fundamental Caouses of Health Inequalities：Theory,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no.51(2010),Extra Issue：s28-s40.

综上，国际反贫困研究以个案研究、对比研究、归纳分析、实证研究、质性研究等形式，逐渐明确了三大研究主题：一是通过关注贫困内涵、指标与理论，分析贫困问题发展和反贫困实践进展；二是通过关注贫困易感人群，明确贫困内部主体及其互动；三是通过关注国家-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三方关系，审视反贫困与脱贫的内在相关性。细究国际社会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不同研究人员的相关研究，不难总结出，对贫困与反贫困群体及其二者互动的持续关注，构成国际反贫困研究的内在逻辑(图2)。该逻辑由两个过程、三个层面构成：

(三)以理论应用与修正为主的后理论时期

20世纪60年代中期，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贝克(Gary S.Becker)，通过分析教育的社会回报和个人回报，凸显了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体发展的显著影响，教育和健康也由此成为反贫困研究关注重点。(10) 西奥多·S·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M].吴珠华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西奥多·S·舒尔茨.人力资本——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梁小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的理论与实证分析[M].郭虹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囿于多元化的利益驱动，无论是规约体系的制度化构建，抑或是惩处措施的强化细化，均不足以消弭自媒体舆论监督权对审判权规约作用的越界行为。为彻底消除自媒体舆论监督权对审判权运行的不当干扰，相应的司法救济措施势在必行。

后理论时期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两方面：

其次是三个层次，即表层、中层与里层。表层为操作层，主要涉及反贫困关联主体和要素，包括教育和健康、国家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儿童和女性。中层是表层的概念化，将教育和健康概念化为反贫困要素，将国家、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概念化为贫困外部主体，将儿童和女性概念化为贫困内部主体。反贫困要素是贫困内部主体和贫困外部主体互动的载体。里层是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理念层，这是国际反贫困研究的基本前提，也是贯穿所有反贫困研究的主线。

（二）病理变化 剖检见腹腔有少量黄色或淡红色腹水，浆膜表面有出血斑点。剖检变化主要发生在肝脏，肝脏色黄肿大，质脆，严重的有灰黄色坏死灶，小叶中心出血和间质明显增生，质地变硬，胆囊萎缩，胆汁少而浓。大腿前和肩下区的皮下肌肉内发生出血，其他部位也常见肌肉出血，胃底弥漫性出血，有的出现溃疡，肠道有出血性炎症，胃肠道中有血凝块，肾脏肿胀，苍白或淡黄色，全身淋巴结肿胀，充血。脾脏通常无变化 ，心外膜和心内膜有明显出血，脂肪黄染，有时结肠浆膜呈胶样浸润，通过对临床症状和剖检病理变化的分析，初步怀疑是霉玉米引起的黄曲霉素中毒。再做实验室诊断。

综上可见，理论生发并非孤立的过程，其中伴随着理论形成所需要的必然要素和主体互动。至此，我们就梳理出以贫困内涵、贫困指标、贫困理论与反贫困理论为主题，以始于贫困问题、终于贫困问题为理念的反贫困研究历史历程(图1)。该进程表明，国际反贫困研究的内在逻辑在于对“人可发展性”的持续关注与重视。

二、人的可持续发展在国际反贫困研究主题中逐渐明确

国际反贫困研究历史演进显示，反贫困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其一，教育与健康成为反贫困研究核心主题；其二，强调扶贫主体的反贫困作用；其三，呼吁关注贫困主体及其发展。这意味着，国际反贫困研究，对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隐到显、从边缘到核心的历史演变。下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一) 教育与健康成为反贫困研究核心主题

儿童贫困与家庭贫困的关系，往往基于贫困儿童是“生而贫困”者的既定事实。儿童往往与其所在家庭和社区邻里的贫困状态之间存在深度联结。(27) Hirodazu Yoshikawa et al.，“The Effect of Poverty on the Mental, Emotional，and Behavior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Youth”, American Psychologist 67, no.4(2012):272-284；Ma.Teresa G. Tuason, “Those Who Were Born Poor: A Qualitative Study of Philippine Poverty,” Qualitative Psychology I (S ), (2013):95-115.认知发展方面的研究认为，家庭贫困对儿童和青少年精神、情感、行为等方面的健康起决定性作用(28) Hirodazu Yoshikawa et al., “The Effect of Poverty on the Mental, Emotional，and Behavioral Health of Children and Youth,” American Psychologist 67, no.4(2012): 272-284.。因此，如果家庭有足够收入(不包括童工的收入)，是不会将孩子送去工作的(29) Gitanjali Dutta, “Child Labor in Vietnam: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Poverty, Returns to Education, Labor Mobility and Credit Constraint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2002). 。但温饱需求总是凌驾于认知需求之上，极度贫困家庭也可能让儿童中断学业，出去工作。贫困社区对贫困儿童的影响与贫困家庭类似，菲律宾的研究发现，“远离贫困者圈子和接受教育是实验组成功的关键因素，因为无法向上流动的人，其共同之处在于深受贫困文化影响却又无力挣脱”(30) Ma. Teresa G. Tuason, “Those Who Were Born Poor: A Qualitative Study of Philippine Poverty,” Qualitative Psychology I (S ), (2013):95-115.。然而，不论是认知发展欠佳，还是辍学务工，一旦儿童放弃人力资本累积，贫困的强化和传递便成为必然，从这个角度看，儿童贫困是弱势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主因。(31) Kee-Lee Chou et al., “Trends in Child Poverty in Hong Kong Immigrant Famili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 no.117(2014):811-825.

贫困儿童存活状况是健康与贫困关系研究的一大主题。研究认为，儿童健康欠佳乃至早夭，是导致贫困的要因。若无适当的国家政策干预，健康欠佳的事实，会进一步加剧贫困(11) Vesna Leskosek,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The Indicators for Mearing the Impact of Poverty on Health,” Zdravstveno Varstvo 51, no.1(2012):21-32.，即“因病致贫”。另一方面，“因贫致病”的观点认为：在影响健康的诸多因素中，贫困表现最为显著，它是影响健康的“结构性问题”。如贫困儿童通常营养不良、居住条件差、无法享有合适的医疗服务、受教育机会(包括终身教育)缺乏等，这些均可能降低其收入，导致其无业或失业，最终致其被主流社会排斥，并加剧贫困。(12) Ibid. 除了身体上的不健康，贫困还会影响个体认知发展，导致抑郁、困顿、焦虑等精神疾患。(13) Takashi Oshio and Mari Kan,“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Health：Evidence from a Nationwide Survey in Jap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 13,(2014):128.

相对于健康对贫困影响的绝对性和无条件性，教育对贫困的影响是相对的，它以一定的发展水平为前提。知识与技能在经济发展中的占比越大，教育对发展和反贫困的价值越易于凸显。因为受过教育的人具备更好的谋生潜能，更易于保证生活质量，从而不容易被社会边缘化。(14) Christiana Kayinwaye, “Assessment of National Policy on Educ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Poverty Eradiation in Nigeria,”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Sciences , no.7(2014):31-47.当教育与健康共同成为谋生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时，便意味着，如果没有良好教育提供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即便有健康的身体，也依然可能陷入贫困，而教育作用于贫困的机制就是通过赋予家庭人口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使之获得工作机会和收入，进而缓解贫困(15) 西奥多·S·舒尔茨.人力资本——教育和研究的作用[M].梁小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随着对人的价值的透视和对人的“经济性”生产能力的挖掘，人力资本理论获得进一步发展。在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新人力资本理论将人力资本范畴从物质性人力资本的一维分析，拓展到物质性人力资本、非物质性人力资本及生活习惯的三维视角。在广义人力资本概念构思下，健康被纳入教育视野(16) John Mirowsky amd Catharine E. Ross, “Education, Personal Control, Lifestyle and Health: A Human Capital Hypothesis,” Research on Aging 20, no.4(1998):415-449.，这导致教育与健康的关系被纳入教育与贫困的关系之下。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与健康是人力资本发挥价值的前提。但在罗丝等人的新人力资本理论下，教育与健康的并列关系被解构，健康从教育之侧移到教育之下，教育由此成为决定健康、收入、住房等生活状态指标的上位概念。在此意义看，新人力资本理论突破了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与贫困互动机制的关注，通过探寻教育与健康的互动，思考人类社会如何在发展和反贫的二维演进中，充分发挥教育价值。

(二)强调扶贫主体的反贫困作用

人类社会时空界限的弱化，让反贫困成为一个兼具经济性与政治性的人类事件。国家为一切合理诉求提供佑护与支持。由此，无论奉行何种体制，贫困现状的改变都离不开国家领导和参与。研究表明，国家在反贫困中的领导角色，往往通过三种方式呈现：

陈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其重点项目奥特生物全国奶牛养殖监测系统，通过监测和采集奶牛活动信息，揭示出奶牛发情信息准确率高达97%以上，产品已在全国300家养殖场推广。

首先是国家反贫困政策的宏观支持。“全世界的政府(国家)都面临着让生活更美好的挑战，政府往往通过政策施以回应”。(17) Christiana Kayinwaye, “Assessment of National Policy on Educ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Poverty Eradiation in Nigeria,” 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Sciences 7, (2014):31-47.国家政策需各级政府配合执行。国家权利被不同程度地分配到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由此获得一定的政策话语权。因此，反贫困政策成效，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还取决于地方政府发展偏好。巴基斯坦经验表明，流向教育、健康、法律和制度建设的政府投入，其反贫困成效最显著。(18) Nabeela Asghar et al.,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pending on Poverty Reduction: Evidence from Pakistan 1972-2008,”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6, no.3(2012):845-853. 但也有研究发现，世界贫困人口主要来自传统农业型国家或地区，因此，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群体而言，更恰切的反贫困投入应面向农业发展领域(19) Ibid.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验亦表明，更新农业生产技术，培养新型农业人才，提高农业生产率(20) Abdelhafidh Dhrifi,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What Role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4, no.1(2014):131-149.可以更好地发挥农业的反贫困价值，但农业技术更新与农业人才培养需要教育参与其中。由此，流向农业的反贫困投入中，有一部分将继续流向教育。可见，一方面，宏观反贫困政策是反贫困行动的有力杠杆，但另一方面，政策制定与执行受地方政府发展偏好影响。

图书馆的本质在于文化的传承，在于以文化服务开民智，而非在于单纯的信息存储。在我国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努力完善文化治理体系的环境下，图书馆应该明确自身定位，以文化治理作为深化职能的导向，发挥自身在社会教育方面的优势，为未成年人提供优质的阅读资源，并与出版社、学校、社会组织等合作，建立多方协同的文化治理格局，引领全民阅读新风潮。

从问卷的调查数据来看，庐山西海的游客主要集中于庐山西海及周边地区，省内外的游客较少，这也是影响庐山西海客源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非政府组织(NGO)与地方政府的互动。虽然政策与项目的联系均离不开地方政府参与，但除国家和地方政府以外，NGO在反贫困中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加纳反贫困NGO与政府关系方面的研究发现，二者关系有四种表现：表面-猜疑型接触关系、象征性合作关系、敌友关系、方便-谨慎型合作关系，研究由此认为，政府与NGO的关系是动态、复杂和多维的，总体上并非建设型关系。(23) Justice Nyigmah Bawole and Farhad Hossain, “Marriage of the Unwilling? The Paradox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NGO Relations in Ghana,”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ird -Sector Research 26, (2015):2061-2083.导致这种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的均衡发展目标、地方政府发展偏好、NGO“入场困境”三者之间存在隐性张力。(24) Fengshi Wu and Kin-Man Chan, “Graduated Control and Beyond：the Evolving Government-NGO relations,” Chinese Perspective , no.3(2012):9-17；郭占峰.被动性“入场”与依附性“运作”——对一个国际NGO在中国工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1)：51-60；孙飞宇等.“生产”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以一个NGO的反贫困困境为例[J].社会，2016,(1)：151-185.NGO不论是草根抑或外来，进入目标地区后便置身于一个特定的经济社会场域，就必须服从该场域的文化理念、制度框架、社会环境，(25) 郭占峰.被动性“入场”与依附性“运作”——对一个国际NGO在中国工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1)：51-60. 为较好地开展反贫困工作，NGO需要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政策解读、关系周旋与文化适应中来，这与其反贫困理念和效率预设产生冲突，甚至背道而驰。由此，很多国家出现NGO中途退出的情况也就不难解释了。

(三)呼吁关注贫困主体及其发展

儿童和女性是贫困易感人群。(26) Christiana Kayinwaye, “Assessment of National Policy on Educ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Poverty Eradiation in Nigeria,”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al Sciences , no.7(2014):31-47.他们既是贫困内部主体，亦是参与式反贫困的参与主体。二者的贫困与家庭贫困不无关联。

尽管国际反贫困研究中不乏对交通、农业、气候、心理等反贫困要素的关注，但教育和健康被证实是最主要的反贫困要素。因为教育、健康与贫困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反贫困相关主体提供了参与通道与互动平台。

借此追问，到底什么样的家庭，贫困到需要儿童提前介入谋生，以致儿童无法持续接受教育积累人力资本？研究表明，贫困家庭存在共性。在英国，5%处于“极度贫困”(贫困中的贫困)状态儿童，家庭均存在如父母失业、父母残疾、父母文化程度偏低、父母生育了多个子女(4个以上)、来自少数族裔等问题；(32) Monica Magadi,“Risk Factors for Severe Child Poverty in the UK,”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9, no.2(2010)：297-316.在美国，20%左右贫困儿童来自有一个成年人全职、全时工作的家庭；56%左右贫困儿童来自有一个成年人兼职或只工作半年的家庭；其余贫困儿童，则主要来自所有成年人均已年迈、残疾、是学生(12%)、失业(10%)的家庭。(33) Sheila Zedlewski et al., “Estimating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Poverty Reduction Policie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29, no.2(2009):387-400.可见，在收入不足的共性下，贫困家庭成年人能否充分、有效进入劳动力市场，是贫困家庭脱贫的主要途径。

女性贫困与家庭贫困传递的关系，也极其显著。如前所述，成年人能否较好就业进而获得稳定收入并让家人住进良好的社区，对家庭健康、居住条件、子女发展等的影响最为显著。(34) Blanca Zuluaga Diaz, “Different Impact Channels of Education on Poverty”,estud .gerenc 24,no.114(2010)：13-37.研究认为，基于女性在家庭代际传递中的影响最具穿透力，女性教育对解除贫困传递或许更有效(35) Pajarita Charles and Kathleen Mullan Harris, “Promise I Can Keep: Why Poor Women Put Motherhood before Marriage,” Social Forces 84, no.2(2005):1304-1305.。然而，世界银行2005年调查却显示，世界8.61亿文盲人口中，8.47亿来自发展中国家，2/3是女性。(36)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www.worldbank.org/data/wdi2005/wditext/Section2_1.htm. 这意味着，从女性教育角度推进反贫困，是有益的尝试。其机理有二：一方面，制度层面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奉行男权的国家，女性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这导致女性易感贫困。教育可以改变女性，赋予其能力，通过打破被束于家庭或隔离于决策的“传统”排他性循环，让她们走上社会，在男性力所不逮的领域发挥价值。(37) Hoon Eng Khoo, “Educate girls, Ericate Poverty: A Mutually Reinforcing Goal,” UN Chronicle , no.1(2010): 37-39.对女童的教育，亦可阻止针对女性/女童的性别歧视和文化偏见，使其在与童婚、割礼等陋习斗争时更有利、有力。(38) Shahnaz Rashil and Joseph Cyrian, “Impact of Poverty on Women: A Worldwide Overview,” Nice Research Journal IV, (2011):85-109.不难看出，突破男尊女卑的制度桎梏是以教育消解女性贫困的潜在要求。另一方面，家庭发展视角的研究则认为，女性(包括女孩)是通常意义上的首席儿童看护者，(39) Pajarita Charles and Kathleen Mullan Harris, “Promise I Can Keep: Why Poor Women Put Motherhood before Marriage,” Social Forces 84, no.2 (2005):1304-1305.教育在提高个体获取合适营养的能力(40) Blanca Zuluaga Diaz, “Different Impact Channels of Education on Poverty,” Estud .Gerenc 26, no.114 (2010):13-37.、培养个体基本的识字、计算能力(41) Pervez Zamurrad Janjua and Usman Ahmed Kamal,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Income in Poverty Alleviation：A Cross-Country Analysis,” The Lahore Journal of Economics 16, no.1(2011):143-172.、促进儿童认知发展和行为养成(42) Jessica F. Harding, “Increases in Maternal Education and Low-Income Children’s Cognitive and Behavioral Outcomes,” Develpmental Psychology 51, no.5(2015):583-599.等方面的成效，往往借由女性体现得更充分。这些教育成效以女性为载体，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绝对数量儿童的生长和生存状态，进而决定家庭未来几代人健康状况和生存能力的正向提升，这种正向提升意味着贫困循环链条的瓦解。

三、人的可持续发展成为贯穿国际教育反贫困研究的内在逻辑

国际反贫困研究历史演进的梳理，以及国际教育反贫困研究主题的提炼显示：无论是反贫困效果，还是防止返贫，均取决于人的可持续发展。人的可持续发展，也由此成为国际反贫困研究的重点领域，更成为贯穿国际教育反贫困研究的内在逻辑。

(一) 何谓人的可持续发展

人的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在于，人是发展诉求与发展动力的结合体。若发展诉求得不到满足，发展动力则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减损。而要满足人的发展诉求，须仰赖健康、教育、住房、农业、气候、环境等要素。然而，贫困广度越大、程度越深，反贫困难度越大，过程越复杂，因此在反贫困要素上会存在优先级，最切近生存的项目最优先。如前所述，在反贫困项目上，健康是基础要素，这是由人的发展需要的层次决定的。只有当健康(包括饮食、住房、安全等)无虞时，主体才会考虑如何生活得更好。不论从研究数量，还是从研究影响看，教育都成为位于健康之后最受关注的反贫困要素。借此，教育与健康从不同层次影响着人的可发展性。更重要的是，教育与健康既是人发展的手段，也是人发展的目的。

(二)人的可持续发展维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一书中指出，可持续性是“个人和社会在当地及全球层面采取负责任的行为，争取实现人人共享的更美好的未来，让社会正义和环境管理指导社会经济发展”。(4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12. 该界定从宏观层面关注到了个体和人类未来发展，且直指个人精神界定、社会担当。但对许多健康堪忧、营养不良、教育水平低下、知识和技能缺乏、劳动力和适应变化能力低下的贫困人群而言，可能无法达到，甚至都意识不到。因为这部分人的可持续性发展，还停留与局限在以可持续生计能力获得为主的层面。故国际反贫困相关研究首先关注的是人的可持续生计问题。只有解决了人的可持续生计才有探讨其他问题的基本前提与可能。

最先直接对可持续生计予以概念阐述的是斯库恩斯。他指出：可持续生计应包括创造工作时间；减少贫困；幸福感和能力；适应性、脆弱性和恢复力；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可持续性五个方面。他结合生计内涵(就业、减少贫困)和可持续性全面解释可持续生计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舒尔茨认为小农也有自我发展能力，但这种能力不能全靠自身能力，需政府支持和帮助。(44)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厄普霍夫提出“受援性自立”概念，认为农村发展及农民生计改善的主要资源，还在农民自身，建议通过政府的外在力量，将“农村贫困者的勤劳、智慧、自力更生和潜在能力有地调动起来”，(45) 诺曼·厄普霍夫.成功之源——对第三世界国家农村发展经验的总结[M].汪立华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并特别指出，外在力量不能代替农民自身的创业精神和责任，农村贫困者在过去的生存策略选择中，已表现出了很高的智慧。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举办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明确提出“可持续生计观念”，认为“可持续生计”是“具备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需的充足的食品，与现金储备量以及流动量”。1992年钱伯斯等人把“能力”因素加入该观念。(46) Chambers R. and Conway G.,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IDS Discussion Paper 296. Brighton, England: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2.1992年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将此概念引入行动议程，主张将稳定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主要目标。1995年哥本哈根社会发展世界峰会和北京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进一步强调了可持续生计对减贫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意义。

2000年英国国际发展机构(DFID)在《可持续生计指南》中指出：“生计”包括人们为了谋生所需要的能力、资产(物质和社会)以及所从事的活动。能力、资产和活动被认为是生计的三大基础内容。实质上，完整的生计包括：能力、资产和维持生活的活动，能应对压力和打击并从中能恢复过来，方能提高自身能力和资产，做到不损害自然资源，唯如此，才具有可持续性。这意味着，生计内容强调整体性、多维性，并强调不能单纯以收入为唯一判断依据。其中，能力是指贫困者摆脱生存脆弱性、根除贫困以及生活自我持续的改善能力。

(三)人的可发展性成为国际反贫困研究基本框架的核心要素

在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40多年里，国际反贫困研究既注重理论建构，也强调理论修订与完善。作为反贫困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理论和多维贫困理论的生发与演绎，较全面地体现了该发展趋势。

首先是两个过程。一是逻辑建构过程，涉及逻辑框架的生成与累积。人力资本理论对健康与贫困以及二者关系的审视，对多维贫困理论对能力与权利的追问，为形成反贫困研究的基本逻辑提供了兼具历时性和共时性特征的经验支持。二是逻辑求证过程，涉及逻辑框架的论证与修正，既面向实践，亦指导实践。如参与式反贫困理论建构中的“赋权”，在实践层面表现为贫困主体与反贫困主体围绕如何真正脱贫的深刻互动。

二是强调贫困主体态度对反贫困效果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多维贫困理论，一直伴随着对贫困群体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的关注。能力/权利贫困是依托于发展体制与反贫困机制的概念范畴。贫困主体的诉求传递到体制顶端后，才能被赋权。因此，主体内互动和主体间互动是多维贫困理论运行的前提。主体互动研究由此成为多维贫困理论产生以来的另一重要反贫困研究主题。

一是强调教育与健康的反贫困意义。20世纪90年代，罗丝(Catharine E. Ross)等人通过分析教育对健康的影响，强化了教育对个体发展的根本性作用。上述研究对教育及其作用的关注，在反贫困研究中产生了引领作用。此后，教育被作为一种以健康为前提、却又比健康影响更重要的反贫困要素。

四、国际教育反贫困研究的中国意义

国际反贫困研究立足人类生存大计，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关注了贫困主体、反贫困主体、反贫困要素等问题，其核心是基于人的可发展性，关注贫困者个人的可持续发展。这为总结中国反贫困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提供了理论与实践借鉴价值。

(一)以政策项目作为教育反贫困的制度基础

国家教育政策和项目的现实意义，在于以反贫困为杠杆，对教育反贫困现状进行评价与调控，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反贫困。国家和地方政府需改进反贫困模式，逐渐从“把贫困问题化约为经济—技术问题”和“改善自然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扶持产业发展”的反贫困模式，转向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主要指向的反贫困模式。在区分贫困对象(儿童贫困、女性贫困、老人贫困)基础上分类施策，从根本上体现与践行“精准”原则，将人的可持续发展，尤其可持续生计能力的获得，放在首位。教育反贫困政策的实施就是一例。

随着我国畜牧业惠农政策的普及，具有生产专业化、品种专一化的养殖合作社日渐增加，山地牧场逐步被广大养殖户利用，云南省文山州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自治州，平均海拔1470米，属于典型的高原山区，拥有丰富的草山资源，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逐步落实，养殖合作社在扩大养殖规模、提高出栏率的生产过程中，如何利用现代化的管理技术，才能产出优质合格的产品，获取较高的经济效益。

这是6个月至2岁的幼儿特有的疾病，是由疱疹病毒引起的，潜伏期10余天。患过幼儿急疹后有终身免疫力，大部分的宝宝都会在2岁之前发病，如果2岁之前未发病，以后也不会发病。

乡村中农业的发展一直被认为是乡村经济中的重要一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共列出包含乡村振兴战略在内的影响党和国家发展的七项战略，这足以见得党与国家对乡村发展的高度重视[3]。因为乡村振兴战略不仅关系到乡村发展，还关系到国家总体的发展。乡村振兴的首要前提就是乡村产业振兴，产业振兴关系到我国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分离、贫富差距明显、国家整体素质提升等问题，也关系到我国是否能实现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当然，乡村的发展必然要有与当地特色相结合的发达兴旺的产业做支撑，只有结合乡村实际现状，大力发展乡村产业，才能提高居民收入，提升乡村幸福感和发达程度。

人的能力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本身，更是国家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典方式之一。由此要求我国反贫困的制度设计，清楚健康且受过教育的人，才既是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也是长效反贫困，阻止返贫困的重要路径。重视人基本能力的培养，强调人的可持续发展，当成为反贫困政策制定的核心思想。自1994 年国务院制定和发布《“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进一步加强对贫困地区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帮助劳动力转移就业，做好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统筹工作以来，我国先后发布教育反贫困、教育脱贫相关政策，为切实履行“以教育反贫困”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由于我国教育发展基础薄弱，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因缺乏分析、挖掘、整合地区资源优势的能力，借外力助推与反贫困者居多，这最终导致了“久扶难脱”“常扶常贫”“返贫较多”等问题。由此，关注人与区域社会的内生发展，注重可持续生计能力的获得、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等，逐渐得到反贫困主体广泛关注，教育也由此成为解决反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

(二)以贫困主体有效参与作为教育反贫困的成效保障

现实表明，我国教育反贫困实践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遭遇了返贫率高、社会排斥和政府负担过重、援助依赖等社会问题，由此，内生发展和可持续生计能力的培育，逐渐得到重视。国际反贫困研究及实践也表明，人的内生发展和可持续生计能力均建立在人的可发展性基础之上。各国反贫困模式的共性，也主要体现在人的可发展性、有效的主体参与、反贫困要素的价值发挥等方面，这些都是反贫困研究内在逻辑的主要构成，在不同程度上彰显了一种反贫困生态。在长期反贫困实践中，个体行为与国家行为的互动，会潜移默化成一种特定的反贫困生态，良性的反贫困生态是反贫困实践成效的有力保证。调研发现，在当前反贫困实践中，反贫困干部对贫困者的诟病，往往集中体现于其参与反贫困的形式。他们认为，相当一部分贫困者往往以“消极在场”而非“主动走心”的形式对待地方政府的反贫困，这严重破坏了反贫困生态，侵蚀了反贫困实践成效。

The physical improvement also shows in his tuition.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ovel,Buck is described as“he would have known that trouble was brewing”if he read newspaper.(11)but before Thornton was killed by the Indians,Buck“was oppressed with a senseof calamity happening”.(118)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培养更多具有创新能力、适应时代要求的体育人才,是当前体育专业教学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实验教学是体育基础理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动手能力等的有效途径，在体育专业建设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到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创新实验教学内容,加强实验教学手段,探索实验室建设、管理的新模式,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与水平,对实验室的科学发展具有积极意义[1-4].

因此，立足国际反贫困研究内在逻辑，汲取中国古代“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的朴素发展智慧，结合当代最新反贫困理论，总结并提炼适用于中国反贫困攻坚现状的贫困主体参与模式，充分调动贫困者的主体性和主动性，可能是未来反贫困实践与理论的新方向。

(三)以教育赋能作为教育反贫困的主要策略

扶贫也好，脱贫也罢，最需要解决的是永久性脱贫，即防止或减少返贫现象的发生。我国当前教育扶贫与教育精准扶贫，既要解决脱贫问题，更要防止返贫问题。要解决返贫问题，最根本的，还是要仰赖人的可发展性，发展教育是培养和释放人的可发展性的最佳途径。不论是国际研究经验、还是本土发展智慧均表明，教育具有其他反贫困要素所不具备的反贫困价值。如何让贫困者怀揣积极、心存志向、态度积极、行动有效，一方面，需要政府层面的政策引导、行动支持；另一方面，需要考虑教育赋能，尤其从教育收益的结构性层面，考虑教育作用的结构性。即教育对不同贫困主体生产、生活的不同作用，或作用程度的不同，或教育对基于不同生产方式和体制的不同部门、不同人群收入的不同影响。提升教育扶贫、脱贫效果，借此改变贫困家庭的教育决策、教育投入，愿意给予孩子教育的机会成本和教育支出。而教育反贫困的本质，在于通过赋予贫困者知识、技能等生产性人力资本，以及习惯、视野、资源、信念等综合性人力资本，从根本上匡正、培育、凸显、强化其作为人的可发展性，从而实现长效性反贫困。

当然，在借鉴国际经验，总结本土实践的同时，也需结合我国理论与实践，注意以下问题：一是教育回报困惑的问题。就回报形式言，教育回报可分为经济性回报和非经济性回报两类；就回报性质言，教育回报有显性回报(职业、收入)和隐性回报(知识、能力、视野、认知)；就回报时间言，有及时回报和非及时回报。虽然并非所有的教育投入者，都会考虑或关心教育回报。但就贫困群体而言，教育回报是他们首先且必须考虑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他们对教育的态度、教育期望与教育行为。“读书无用论”“新读书无用论”均属教育回报范畴的话题。教育反贫困政策，还须在解教育回报之惑上花功夫。二是教育反贫困功能的边界问题。教育反贫困面临的实践困境；教育在反贫困问题上能为与不能为的理性辨析；以及教育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反贫困等问题，都要求理性思考，教育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以及能从哪些方面去反贫困。缺乏对此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探究，将影响教育反贫困功能的切实发挥，也容易招致教育不能反贫困之诟病；三是教育反贫困与其他反贫困方略如何协调互补。即使教育反贫困很重要，依然有必要清楚，教育反贫困只是我国多维反贫困系统中的重要维度之一。该维度如何与多维反贫困中的其他维度协调互动，功能互补，继而最大化的发挥教育反贫困功能，也是提升教育反贫困成效需着力解决的问题。

到2020年，随着反贫困攻坚战深入推进，我国深度贫困地区贫困问题的顽固性可能会越来越突出，这考验着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智慧。要彻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有必要借鉴国际教育反贫困研究的内在逻辑，从微观、宏观、中观三个方面着手，立足人的可持续发展诉求，加强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与策应力度，使二者有效统合于中观层面的本土反贫困实践，落实于贫困者层面的主动参与，关注贫困主体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可持续生计能力的获得，从根本上保障教育反贫困成效，防止或杜绝返贫困。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Educ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ts Inspiration to China

WU Xiao-rong¹ FAN Xiao-mei²

(1.Center for Studies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Minorities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 400715；2.Research Center of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Chengdu ,Sichuan , 610106)

Abstract :By combi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poverty alleviation since 1950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research in this area successively experienced three periods: the pre-theoretical period focusing on connotation analysis and index construction, the theoretical period focusing on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formation, and the post-theoretical period focusing on subject interaction and element interaction. With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ubjects of poverty and the interaction of anti-poverty elements as the basic clue,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attention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s the inherent logic of the theory formation, subject diversity, model construction, and path explor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educ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t further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to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s in educ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Inherent logic

收稿日期： 2018-12-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互联网经济下少数民族特困地区扶贫脱贫扶贫脱贫模式创新研究”(17XMZ031)；教育部民族教育发展中心全国民族教育研究重大课题“三区三州”特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特殊困难与对策研究(ZXZD18002)；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攀登计划重大培育项目“西南贫困地区教育扶贫脱贫扶贫脱贫困境调查研究”(2017ZDPY05)

作者简介： 吴晓蓉，四川苍溪人，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研究领域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人类学、教育与社会发展；范小梅，湖北沙洋人，成都大学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讲师，研究领域为教育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 G6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519(2019)04-0080-10

DOI ：10.14138/j.1001-4519.2019.04.008010

标签：可持续发展论文;  教育反贫困论文;  内在逻辑论文;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论文;  成都大学统筹城乡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