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年后论文,大陆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6-0057-10
新中国建立后，除个别人物外，第一代现代新儒家大多留在了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学术界感兴趣的主要是冯友兰、贺麟、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人的新儒学思想，而对他们1949年后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则关注不够，至今尚未有这方面的专论发表。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
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对自己过去的新理学思想和中国哲学史研究进行了认真的自我反省，先后写出了《〈新理学〉底自我检讨》[1]、《从〈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说到新旧哲学底区别》[2]、《过去哲学史工作底自我批判》[3]等一些自我批判文章和《四十年的回顾》[4]一书。在这些文章和著作中，他对自己以前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全面反省和否定，同时明确表示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先后出版了两册《中国哲学史新编》、三本《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以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等书，用冯友兰自己在《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中的话说，这些书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写成的[5]。
另一位现代新儒家的重镇贺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仅放弃了现代新儒家的学术立场，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晚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岱年在《我所认识的贺麟先生》一文中写道：“五十年代，中国的一些哲学家，如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汤用彤先生和贺麟先生，都站到唯物主义一边，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方法重新考虑学术上的种种问题，这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6]
一些学者尤其是海外的一些学者认为，冯友兰、贺麟之所以放弃他们原来的学术思想而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迫于外在的压力，同时也说明他们的人格有问题，在外力的压迫下没有坚持住起码的道德底线，采取了“迎合当局”的实用主义态度。对于此种观点，笔者很难认同。
冯友兰、贺麟学术思想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中国建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以及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并由此放弃了原来的学术思想，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冯友兰为例。1951年6月30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底奇绩》一文，写道新中国成立虽然还不到两年，但做了很多大事：“在朝鲜我们的志愿军打败了自命为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帝国主义者底号称最精锐的部队。西藏回到了我们的民族大家庭。几百万人治淮，从根本上解决多少年来的水灾旱灾问题。在中国过去历史上，与此相类的事，只要有一件，就算‘丰功伟烈’‘惊天动地’的了。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有一件与此相类的事，就会弄到‘民不聊生’。可是我们现在呢？各种的大事同时进行，而公私事业，又是一天一天地繁荣；人民的生活，也是一天一天地提高”。他认为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应用马克思主义底真理于中国社会，那就是，照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社会底规律，解决中国底问题”取得的胜利。[7]1953年6月12日，他又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人民一百年来梦想底实现》一文，写道：“1838年林则徐担任了广东禁烟抗英的任务。当时著名的作家龚自珍送他一篇文章，希望他在两年之内，打退英国的侵略，‘使中国十八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可是与他的希望相反，从那个时候起，人民一直在国外国内敌人越来越残酷的剥削压迫下过日子，物力越来越空虚，人民的生活越来越不安定。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了中国，人民掌握了政权，仅只三四年的时间，创造了奇绩……实现了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梦想”。[7](p.455)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梦想的实现，对于像冯友兰这样经历过晚清和民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来说，引起的思想震撼是可想而知的。这正如冯友兰的女儿钟璞在谈及父亲思想的变化时所讲的那样：“除了客观形势使然，也有自觉成分。这个自觉成分最主要的原因是爱国。他有着对祖国对中国文化的深沉广博的爱。这种爱不是对哪个时代、哪个政权，而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对自己的生存空间，对自己的父母之邦的一种感情，如同遗传因子传下来，成为血肉。近百年来，我们的国家屡曾丧权辱国，已经到了国不成国民不成民的地步。经过这样的历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巨吼怎能不让人割舍一切”！[8]
除上述原因外，促使冯友兰、贺麟学术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还有两个。
一是参加建国初期的土改对他们思想的影响。1950年初，冯友兰和他夫人参加了北京郊区的土地改革。尽管时间不长(一个半月左右)，但用他自己的话讲，“在我的一生中，是很有意义的”。[7](p.403)它不仅使冯友兰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农村的新变化，“受两千多年封建的土地制度压迫的农民，经过土改，在经济上解放了。解放了以后，农民在经济上政治上翻身了，封建的土地制度对于农业生产的束缚也解除了。农民的生产情绪也提高了”，[7](p.415)而且也使冯友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初步的理解：“在一个多月的工作中，我了解了一个哲学名词：‘具体的共相’。这个名词是海格尔哲学系统中的一个名词，表示辩证法中的一个要义，照我向来的习惯看，这一个名词是自相矛盾的。是共相就不可能是具体，是具体就不可能是共相。在土改工作划分阶级的时候，每一个与土地有关的人都给他一个阶级成分。或是地主，或是贫农等等。有些人是地主，可是每一个地主的特殊情形都不相同。有许多人是贫农，可是每一个贫农的特殊情况都不相同。这样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共相。具体的共相，就是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也就是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了。了解了这个名词，我开始了解我以前的哲学思想的偏差。马列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则注重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这个启示，对于我有很大的重要性”。[7](pp.407～408)所以，不久之后他在《〈新理学〉底自我检讨》一文中写道：他以前不承认自己的新理学是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但经过土改的实践发现，自己的新理学确实是“唯心论底一种”。他又说：他以前的哲学思想“不合于辩证唯物论的根本之点，在于辩证唯物论底精神与方法，注重在事物中的对立底统一”，而他以前的“哲学思想底精神与方法，注重在事物中的统一底对立”[7](pp.925,929)。后来在他所写的一些自我批判的文章中，又多次提到参加土改对他的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是促使自己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贺麟参加的是陕西的土改。1951年4月2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参加土改引起的思想变化：参加土改运动的实践，使自己开始认识到过去总认为唯物论只注重看得见摸得着的表面物质现象、而不能深入事物本质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土改的实践证明：“愈是深入农村，深入群众，深入事物和社会的底层，并深入参加实际的斗争，便愈能了解事物的本质、核心和典型”。参加土改使他认识到的另一个错误，是自己原来认为唯物论有些骛外，只注重改造外在世界，改造物质环境，而不向内用力以求自我改造和思想改造。但当自己发现马列主义者最注重宣传、教育和学习，把搞通思想改造思想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后，又以为唯物论者一方面重改造思想一方面又重改造世界，不是自相矛盾就是陷于二元论，或者表面是唯物论而骨子里是唯心论。然而在这次土改工作中，自己发现“唯物论乃是注重由反映事实掌握情况以搞通思想，向群众学习，通过群众的智慧来搞通自己的思想或耐心地有步骤有层次地搞通群众的思想，并通过社会的实践与斗争以搞通思想，也就是在改造世界的斗争过程中以改造个人和群众的思想。反之，离开事实，离开社会实践与斗争，离开群众，而只是从书本以搞通或改造个人的思想，并过分夸大个人思想的力量，就是唯心论”。[9]
二是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对他们思想的作用。建国初期，为了帮助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转变思想，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文化教育界开展了一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其目的是要解决立场和态度问题。这场运动的内容大致包括两个部分。其一是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使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能够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根本上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的界线。为此，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在《毛泽东选集》出版之前，先后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毛泽东的两部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并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这两部哲学著作(也称之为“两论”)的热潮。冯友兰、贺麟也不例外，对“两论”进行了认真的学习。1951年3月，冯友兰还在《新建设》第3卷第6期上发表了《〈实践论〉——马列主义底发展与中国传统哲学问题底解决》一文，集中地表述了他学习“两论”尤其是《实践论》的收获，并以《实践论》的基本观点为指导，对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的各种学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批判。尽管对《实践论》基本观点的运用显得有些生硬和不准确，但它是冯友兰系统接受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开始，对于其学术思想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其二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使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中，清除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以及其他种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和观念的影响，转变其思想和立场。作为旧社会过来的著名学者，冯友兰和贺麟理所当然地参加了运动，不仅接受过别人的批评，也进行过自我批判。
以上我们分析了1949年后冯友兰、贺麟学术思想发生变化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他们放弃自己原来的学术思想、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一种主动或理性的选择。正因为如此，尽管到了晚年，由于思想解放和极“左”流毒的被清除，他们对自己1949年以前的学术思想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样予以全面的否定和批判，而是实事求是地加以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接受则没有改变，始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指南。在写于1980年8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自序》中，冯友兰在讲述了他建国以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经历、体会和经验教训后明确宣布，他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不等于依傍马克思主义，更不是抄写马克思主义”。[5](p.4)冯友兰的学生、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在评价《中国哲学史新编》时指出：“《新编》对于冯先生来说，可以认为是他把自己的哲学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打破多年来陈陈相因的旧成说，提出自己的创见”。[10]可以看出，“晚年的冯先生更加坚信唯物主义，思想也更加成熟”。[11]几乎与冯友兰同时，贺麟在1981年6月4日的一次讲话中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我发现有的唯心主义没有理想，有的唯物主义而有理想。理想而不唯心，唯物而有理想，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主张实事求是的哲学”。又说：“我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感召和熏陶下，经历过多年学习哲学史，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理性辩证法体系后，才逐渐转为信服和赞成这样一种承先启后、精深博大、有实践基础、有高尚理想、有强大力量的辩证唯物论”。[12]
由此可见，那种认为冯友兰和贺麟在50年代是迫于外在压力而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到晚年当外在压力不存在时便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和冯友兰、贺麟一样，新中国建立后的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尤其是土地改革引起的农村翻天覆地的变化，使梁漱溟的思想发生了一些转变。1951年10月，他在全国政协商一届三次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承认“自己在生活态度上在思想上很有毛病，很有缺点”，并表示从今以后“要学习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以改造我自己”。[13]不久，他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的文章，公开“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诚恳地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阶级观点和唯物观点，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13](p.857)梁漱溟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此后，他确实花了不少时间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尤其是毛泽东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理解。但总的来看，他的思想有变化，可变化不大；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知半解。梁漱溟晚年也承认：“我之学习马列著作，并以此改造自己的思想是后于许多人的，且反反复复，困难重重。至今对若干问题，仍然是一知半解”。[14]
为什么梁漱溟没有发生像冯友兰、贺麟那样的思想转变呢？分析起来有两个原因：
第一，冯友兰和贺麟虽然在1949年前没有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冯友兰，早在30年代初就认真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①，并在《新事论》等论著中，借鉴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解释过历史、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原因。所以张岱年在谈到冯友兰的学术思想的转变时便认为，在冯友兰的早期思想中已包含着转向唯物主义的内在契机。[15]贺麟长期治黑格尔哲学，对于黑格尔的理性辩证法深有研究和体会。受其影响，在40年代的著作中，他强调理性与理想的统一，并认为只有唯心主义哲学才能够实现这种统一。但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对于真正达到了对于理性或精神之具体性的认识和体悟的哲学家来说，所谓‘心’‘物’之间也就不会存在截然的界线”[16]。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冯友兰还是贺麟，都没有公开批评过马克思主义。梁漱溟则不同，早在1921年他演讲和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就对刚传入中国不久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提出过批评，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像历史唯物论所说的那样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而是由“精神”决定的。进入30年代后，他更明确地表示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欧洲近代社会的产物，只适用于欧洲，而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国情与欧洲不同，具有自己的特殊性。[17]从此，强调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就成了梁漱溟思考一切中国社会和学术问题的出发点，就是到了1949年后，他的这一认识也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第二，冯友兰和贺麟是科班出身的哲学家，他们的一生都是在哲学教学和哲学研究中度过的，深厚的理论素养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因此，他们对建国初期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参加土改时的所见、所闻和所感，能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理论分析，从而促成了学术思想的变化。但和上述两人不同，梁漱溟没有上过大学，不是科班出身的哲学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学问是在实践中“误撞误碰”出来的，加上受其父亲巨川先生“学以致用”思想的影响，梁漱溟一生都“喜欢行动而不甘于空谈”，对“唯心”“唯物”、“形上”“形下”这类与中国现实问题关系不那么直接的纯哲学问题兴趣不大。这是他虽然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一知半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可以用“吸取、利用与儒化”这六个字加以概括。
所谓“吸取”，也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检讨或修正以前自己的一些错误认识。比如，他以前是否认中国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但现在他通过观察和学习，虽然仍然认为中国缺乏阶级，但同时也承认自己过于强调了中国缺乏阶级的一面，而没有认识到缺乏并不等于没有的一面，更没有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及阶级斗争对解决中国问题所起的作用。在《两年来我有了哪些转变》一文中，梁漱溟就非常诚恳地写道：自己过去一直反对中国共产党以阶级眼光观察中国社会，以阶级斗争解决中国问题，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事实使自己“觉悟到尽管中国社会有缺乏阶级的事实，仍然要本着阶级观点来把握它，才有办法”，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稳定政权，之所以能把分散的农民团结起来，其原因就在于共产党善于从事“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眼前的事实即是其征验”。[13](pp.860,865)不久在《我的努力与反省》的长文中，他又承认自己以往的错误，“就在我片面强调‘缺乏阶级’‘不成两面’之时又忽忘其可能有发展变化”，把乡村看成是“整个的”，而没有看到内部存在的阶级与阶级矛盾。[13](pp.1004,1011)后来他又多次作过反省。如在一篇写于1970年以前的“提纲”中，梁漱溟就对自己“过去强调乡村外面的矛盾——乡村的破坏——而轻视内部的矛盾——轻视阶级矛盾”作过检讨。[18]
所谓“利用”，也就是“借取”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或词汇来包装或说明自己的思想，用梁漱溟本人的话说，是“借取”马克思、毛泽东的话来讲他自己的话。[19]梁漱溟“利用”马克思主义最典型的例子，是在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人心与人生》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尤其是毛泽东提出的“自觉的能动性”思想的“借取”。《人心与人生》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人心”。梁漱溟认为，人类要认识自己，先必认识人心。那么，怎样才能认识人心呢？梁漱溟指出，要认识人心，可以读读《毛泽东选集》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文。在这两文中，毛泽东提出了“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基本特征，并举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之三点以言用兵，而其要归于主动。“实则此三点者，非即人心之所以为人心乎？用兵要归于争取主动，同样地，整个人生亦正是要归于争取主动而已。盖人生大道即在实践乎人心之理，非有他也”。[19](p.539)故此，梁漱溟在对“人心”进行界定时便“借取”了毛泽东所举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这三个概念，并“从此三点入手”，对“人心”之所以为“人心”进行了分析。实质上，梁漱溟所讲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不仅不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相反还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的色彩。用他自己的话说：“吾书言人心，将从知识引入超知识、反知识，亦即从科学归到形而上学，从现实生活上起作用的人心归到宇宙本体”。[19](pp.538～539)他虽然从毛泽东“自觉的能动性”一词中借用了“自觉”的概念，但他所讲的“自觉”，是一种独知、自知、不自欺的内心活动，为“无私的感情之所寄焉”，虽人人具有，但其表现又因人因时有强弱明暗显隐之种种不同。“自觉”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不能不使人想起孟子的“良知”说。梁漱溟自己就承认：“我这里所说人心内蕴之自觉，其在中国古人即所谓‘良知’，又或云‘独知’者是已”。[19](p.655)
所谓“儒化”，也就是用他本人的思想，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革命胜利和建设成就，用梁漱溟的话说，是“谬托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著作)之名，却贩卖了自己的思想见解”。[19](p.520)比如，在他于新中国成立后写成的第一部著作《中国建国之路》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贡献是实现了除台湾以外的全国统一，结束了自民初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分裂局面；第二大贡献是把团体生活引进到中国来，从而医治好了中国文化的致命伤——团体生活的缺乏；第三大贡献是“透出了人心”。而他在这里所说的“人心”，即他后来在《人心与人生》一书所说的“人心”，也就是他的新儒家的文化心理学。他指出，共产党所以能使“人心”得以“透出”，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出于斗争的需要引进了团体生活，以代替伦理旧组织，从而使中国人民的自觉主动性得到很大提高。而共产党之所以能引进团体生活，原因就在于“二千五百年来一直在‘非宗教的’文化启导着中国人心”这一“无形可见的好条件”供利用。对此，他解释道：人类文化莫不以宗教开其端，中国也是如此，但后来因为孔子总是启发人的理性自觉，绝没有独断的准则给别人去依循，到孟子更强调“义不在外”，于是形成了“非宗教的”文化特征。中国文化的这一特征“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一强大团体之形成是其无形的好条件”。因为共产党所倡导的“无产阶级那种精神或心理，却正是中国人所早成为好尚的东西——仁与义”。[19](p.404)这样，经梁漱溟的解释，共产党的贡献便是实践了他的新儒家的文化心理学，无产阶级的精神与中国传统的“仁与义”是一物而二名。
最能说明梁漱溟“儒化”马克思主义的是他的《中国——理性之国》一书。在他看来，“中国今日在世界上能有其特殊表见”，绝非偶然，而“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20]他写作该书的目的，就是要对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做出解答，同时探讨中国文化对未来的共产主义文化有何贡献。就第一个问题而言，他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应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工业国家，但事实上社会主义却在中国这样一个几乎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国家建立起来，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究其原因：第一，是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得法，重视“人心”而非重视“人身”，使人类创造力得到了大发挥、大表现；第二，是由于中国是一“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国家，而社会主义就实质而言是“出自人类理性的贯彻”，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相通之处，因而容易在中国取得成功。至于第二个问题，他指出，当未来人类社会从目前资本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后，必须解决人们在大小集体中如何协作共营和自觉自律这两大难题，而“中国社会传统的伦理本位主义”和“中国古人所好讲的礼乐”将有助于这两大难题的圆满解决。[20](pp.291～295)所以，表面上如有的人所批评的那样，梁漱溟在为共产党和毛泽东“唱赞歌”，但实际上他在依据自己的文化理论和思想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以能取得成功的原因，具有鲜明的儒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倾向。在他的笔下，当代中国社会是历史中国的延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品质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致性、相容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过是新时期的儒家思想而已。
和冯友兰、贺麟不同，熊十力从来都没有宣布过要放弃自己的学术思想，更没有表示过要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梁漱溟，他始终没有对自己过去的思想进行过检讨，更没有表示过要接受所谓的思想改造。相反，“他表示，他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他熊十力了”，[21]并且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先后有《与友人〈论张江陵〉》、《与友人论六经》以及《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新儒学论著的撰写和出版。尽管在这些论著中，他使用了大量的流行术语，并着意对中国古代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发掘，以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当性，但他的学术思想则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还是唯心主义的。这正如张岱年所指出的那样：“解放以后，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对待唯物主义的态度不尽相同。熊十力先生表示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还要坚持他自己的‘新唯识论’”。[6](p.41)
和熊十力一样，马一浮在新中国建立后虽然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担任过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公职，但在学术思想上仍然坚持自己的传统观点，没有做过任何的自我反省或检讨。
熊十力和马一浮在1949年以后之所以还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而没有像冯友兰、贺麟甚至梁漱溟那样接受或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概而言之有两个原因：
第一，他们与中共上层关系密切，得到了他们的保护。中共“四老”之一的董必武是熊十力的湖北籍同乡，又都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两人年纪相仿，关系非同一般，尽管当时董必武身居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要职，但和熊十力则以兄弟相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正当熊十力为去(美国、香港或台湾)留(大陆)举棋不定之时，是董必武和郭沫若的联名电报使他下定了留的决心，后来又是在董必武的邀请和亲自安排下来到北京。到北京后，董必武又为其找房、搬家和安排工作。除董必武外，熊十力和郭沫若的关系也非一般人可比。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就建立了深厚友谊。熊十力到北京后，郭沫若本来希望他到自己任院长的中国科学院工作，但熊十力还是想重操旧业，到北京大学当只领工资不上课的教授。熊十力虽然没有进中国科学院，然而只要他有困难，郭沫若总是尽力帮助解决。因不适应北京的气候，1954年熊十力南迁上海与长子世菩居住。到上海后，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又成了他的好朋友，帮他解决住房、工作等困难。当时有一些人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将唯心主义和思想反动划上等号，因而不敢接近熊十力，即使有学术问题也不敢向他求教。陈毅知道这一情况后，便在一次会议上公开号召人们不要怕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有学术问题应大胆地请教熊十力。不久在给熊十力的复信中他又明确指出：“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修养，政府均应予以照顾和协助。毛主席和党的政策如是订定，甚为合理，我人所应遵办者也。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希望熊十力对此不必顾虑，继续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研究和写作。[22]周恩来对熊十力也非常尊敬，熊十力每次从上海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从1956年起熊十力连任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周恩来都要亲自过问他坐什么车、住什么房间，就连挂什么窗帘比较适合都要给工作人员交待清楚。他还经常请熊十力吃饭，自己花钱给熊十力买书。马一浮和陈毅的关系非常要好。1952年4月，陈毅曾专程到马一浮居住的杭州蒋庄拜访。拜访那天，陈毅特意穿了件旧式学者的长褂，以示对马一浮的敬重。正是在陈毅的邀请下，马一浮改变了终身不仕的初衷，先后担任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文史馆首任馆长、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周恩来对马一浮也非常敬重，1957年在陪同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到杭州参观访问时，曾专程到蒋庄看望马一浮，并和他一起合影留念，称他为“中国现代唯一的理学家”。马一浮每次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周恩来都像对待熊十力那样细心安排。为了使马一浮能安度晚年，周恩来曾多次指示浙江省领导从各方面给予照顾。1963年是马一浮80生辰，在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特批一万元专款作为马一浮的生活保障。正因为有董必武、郭沫若、陈毅尤其是周恩来的保护和关照，熊十力和马一浮没有像大多数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样被要求参加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也没有被要求参加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更没有被点名(或不点名)批判过和要求他们进行过自我批判，相反，熊十力在董必武的关照下还先后出版了好几部新儒学著作。这与冯友兰、贺麟甚至梁漱溟不同。冯友兰和贺麟在中共上层中几乎没有朋友。梁漱溟曾经和毛泽东有过亲密交往，但自1953年的那场关于农民地位的冲突后，他和毛泽东再也没有单独见过面。此后，毛泽东不仅没有保护过他，相反还发动过批判他的唯心主义思想的运动。
第二，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不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熊十力和马一浮虽然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受人尊敬的著名学者，但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影响力不仅不如胡适、梁漱溟那样显赫，甚至也不能与冯友兰、贺麟等人相提并论，他们的影响仅限于十分狭小的学术圈内，对于同时代的中国人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来说，很少有人知道或者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就更不用说他们的学术思想了。这也是他们不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所重点关注对象的原因之一。这与冯友兰和贺麟不同，冯、贺二人都是大学的名教授，有一大批的追随者，客观上讲，他们如果还坚持和宣传原来的学术思想，就会“毒害”广大学生，产生不好的社会影响，因此他们非放弃原来的学术思想而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不可，否则就不可能在运动中过关。建国初期的思想改造运动，对象虽然是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但其重点则是大学教师，这场运动首先就是从北京大学搞起来的。经过思想改造，那些没有改造好的大学教师，亦即没有放弃自己的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大学教师，都先后调离了高校，即使没有调离高校的，也改行不再给大学生上课了。在这一点上，梁漱溟与熊十力、马一浮类似，这也是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上和作为大学教师的冯友兰、贺麟存在着一定差别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熊十力、马一浮虽然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学术思想而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但这并不表明他们的思想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对他们思想上的触动同样是巨大的，他们不仅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1964年底，熊十力列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听取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他为报告中摘引的毛泽东关于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之关系的论述所触动，并反复学习，认真体会，最后写成《广大深远、精细正确——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读后感》的心得札记，请董必武阅后转呈毛泽东和周恩来。从这篇札记中可以看出，熊十力对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他在给董必武的信中写道：周总理的报告中，“有一处云‘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云云，这段文义，力觉得有其甚深与宏富无尽的含蓄。但初看一二次，却于‘必然王国’尚未得确解，反复多次，始认为是指客观存在的‘大自然’而言。自然界的一切都变动不居，易言之，他们都是瞬瞬舍其旧而新生，永无终止……而凡物之变动皆有规律，断未有紊乱无则之动也”。[22](p.855)
对于熊十力思想上的这一变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为了帮助他进步，周恩来自己花钱买了更适合老人阅读的线装大字本《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四本哲学著作以及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书，请董必武转送给熊十力。董必武回信中称赞熊十力“好学深思，度越流辈”，并鼓励他“如有兴趣”认真“阅览”这些书，“当能理解毛主席哲学之始末也”。并且表示：“兄之治哲学之本背景，不仅弟理解，吾党之士亦多能理解也”。[22](pp.857～858)除了自己写信外，董必武还要自己的秘书写信给熊十力的儿子熊世菩，希望世菩能“帮助”父亲进步。信中写道：周恩来和董必武都认为“熊老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此次对总理报告体会很深，是一证明。熊老若能把研究唯心主义哲学的精神，转向研究唯物主义哲学，那一定是了不起的。你我都是党员，应帮助熊老向这方面发展”。不久，董必武的秘书再次给熊世菩去信，说对熊十力的哲学背景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有了解，这次熊十力在认真学习了周总理的报告后“思想大有转变”，这是好事，但希望他不要急，“慢慢来”。信中还告诉世菩，他父亲“以前的信，已转总理看过，并打印转送陈毅副总理、郭老阅过”。②
但遗憾的是，此后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熊十力还没来得及认真阅读周恩来送给他的著作，也没来得及像董必武、周恩来所希望的那样进一步向唯物主义方向转化，便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这既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当代中国学术的不幸。几乎与熊十力同时，马一浮也因“四人帮”的迫害而与世长辞。
注释：
①冯友兰在1950年发表的《〈新理学〉底自我检讨》一文中写道：“1933年，我在英国住了半年，看了一些共产主义书。历史唯物论帮助我解决了中西文化问题。在抗战期间，我所写的《新事论》那本书，就是这时期底思想底结晶。照现在看起来，当时对于历史唯物论的了解，是很不够的。但是自1933年起，我一直相信马、恩的历史唯物论是正确的”。《光明日报》1950年10月8日。
②以上内容转引自宋志明著《熊十力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08、2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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